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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7年，我顺利通过文革后的首次高考，跨入东北师范大学的校门。济济一堂的学子，多为文革十年积累的精英，无不踌躇满志，很多同学不满足于按部就班的中外通史“八大块”教学安排，刚刚进入二年级，就开始有意识地专注于某些研究领域，像现在的硕士研究生一样，选择研究方向。当年的东北师大历史系显赫一时，有一批非同凡响的学者，如世界古典文明研究的林志纯，世界中世纪史研究的朱寰，明清史研究的李洵，以及美国史研究的丁则民。同学们无不期盼得到这些名师的垂青，以投其门下，得到点拨与提携。 命运之神很快眷顾到我的头上。1979年，中国美国史研究会在武汉大学成立，出任副理事长的丁则民教授回校之后，立即在历史系组建美国史研究室，发起诸多研究活动，翌年又在七七级、七八级学生中组建美国史研究小组。我自然第一批报名参加，另有现在南京大学-约翰斯﹒霍普金斯中美文化研究中心任教的任东来教授，部分外语系的同学闻讯也来加盟。紧接着，我们近水楼台，在第一时间购买到美国史研究会组织编写的第一部学术论文集。丁先生牵头组织了系列性学术讲座等很多学术活动，印象较深的有正值盛年的田锡国的重新评价美国重建，年轻教师王群的1812-14年第二次英美战争新论等。我直接参与的则是《美国史译丛》的编写工作。这是丁先生在中国美国史研究会首倡的一项工作，他身体力行，承担创刊号编辑工作，其内容有论文和著述，美国史研究动态，美国历史学家简介，关于重建资料介绍等。我与另一同学合作翻译美国著名历史学家弗雷德里克﹒杰克逊﹒特纳辞条，译自International Encyclopedia of the Social Science。借翻译的机会，我有了第一次与丁先生单独面谈的机会。当时先生除了解答我翻译中遇到的问题外，还顺手从书架上取下一本美国历史教科书，选一段让我读，并口头翻译大概意思。记得那段的标题是Stirring of the Revolt，翻译似乎还算顺利，但因平时口语训练少，读得磕磕巴巴，连不成句，一时满脸是汗。丁先生未予置评，但我直到今天还清楚地记得他当时的目光，有几分审视，也有几分期许。那道目光，深深地刻在我的脑海中，后来在学习和工作中经常浮现，往往会产生莫名的紧张和紧迫的感觉。后来看到印刷成册的《译丛》，感觉沉甸甸的，因为这是我学习美国史的第一个印成铅字的成果，中国美国史研究会的名字在我心中也日益清晰起来。1982年初，丁先生受国家教委委托，与北京大学的马克垚、南开大学的杨生茂组成中国历史学教授访问团出访欧洲部分高校。出行前，丁先生做了认真准备。他专门撰写Frederick Jackson Turner’s Frontier Hypothesis and American Foreign  olicy英文论文，署名RuebinZemin Ding以与欧洲学术同行交流。他让我帮忙校对打字错误。先生的论文很长，相当于我们现在用的A3纸，十几页。我反复校对，只找到几个打字错误。但看着这些整整齐齐如行云流水般的文字，颇有几分神圣的感觉，当时曾憧憬：如果有一天我能写出这样的文章来，该有多好！丁先生去欧洲期间，师母暂回北京，把家里钥匙交给我，委托我代管。那段时间我最大的享受是放肆地浏览先生家里的英文藏书，虽然只是看看标题和目录而已，但纷然杂陈的美国历史似乎活生生地呈现在我的眼前。我不仅参加美国史研究小组，而且还能登堂入室，直接面见丁教授，聆听其教诲，令其他同学羡慕不已。有意无意之中，美国史研究已成了我学术追求的不二选择。 毕业前夕，我毫不犹豫地报考了丁先生为导师的世界地区、国别史专业、研究方向美国史的研究生。临考试前听说报名者居然多达48人，似乎也没有感到畏缩。后来，这个专业通过全校录取线的考生很多，丁老师原计划招两名，破例扩招为四名，其余还有数位优秀考生推荐到其他学校，有两位被北京师范大学录取，由河北师范学院的黄德禄作为北师大兼职教授指导（有关情况可参见黄安年博客“记丁则民先生来北师大主持美国史硕士学位论文答辩（1984）”http://blog.sciencenet.cn/home.php?mod=space&uid=415&do=blog&id=310005）。据说当年全国美国史研究方向录取的考生不过十几名。可以说，考取这个专业，学术生命就与美国史研究紧紧连在了一起。 在这种激烈竞争中脱颖而出的这几位果然不可小觑。来自昆明师范学院的游恒（现在美国The Risk Management Association任信息中心主任），北京知青，该校历史系七七级的高材生，学习成绩一直稳居榜首；哈尔滨师范大学的黄仁伟（现任上海社会科学院副院长、研究员），上海知青，机敏过人，研究生考试总成绩全校第一，其中专业课高达98分，当时在判卷现场引起轰动；来自牡丹江师范学院的卞历南（现任美国Auburn University历史系副教授），年轻气盛，刚满21岁，可能是全国当届研究生中最年轻的，尽管如此年轻，却已发表了一篇评价门罗宣言的论文。有享誉全国的名师指导，又有出类拔萃的同窗为伴，我的学术生涯处在一个高起点上。 丁先生在我们几个人身上，投入了相当多精力和时间。他没有给我们开设美国通史，而是进行专题讲授，分别是美国近代史专题、美国现代史专题。开始时我们有些愕然，以为是先生谦虚，后来发现，这是先生的一贯风格。他一再告诫我们，自己没有搞清楚的问题，不写，也不讲。系统讲通史，时机还不成熟，不如通过分专题重点讲授，可以使问题更加深入，透彻，实际效果更好。入学不久，我们有了一点学术积累和心得，便按耐不住，撰写成文，要拿出去投稿，但都在先生那里被枪毙掉了。先生对我们写的论文，包括后来的学位论文和《美国通史》第三卷，字数都有严格限制，不许超出。这样，势必要求字斟句酌，精益求精，无形中强化了我们的研究能力和严谨的治学态度。这和今天过分追求数量、粗制滥造发论文的情况形成鲜明的对照。在具体讲授时，采用Seminar方式，这是丁先生反复倡导的，当年他在美国读书时就修过几门这样的课。由于当时有关美国历史的中文论著非常少，因此只能啃英文原著，丁先生在这方面指导我们恰恰游刃有余，因此我们的基本功比较扎实，这着实令其他专业研究生羡慕。后来我到美国读博士时，在读书的速度和理解力方面与美国学生几乎不相上下，完全得益于这些训练。为避免“师傅带徒弟”的弊端，丁先生与同在美国留学过的吉林大学经济系刘传炎教授商定，双方学生互选课程。他的三位研究生来东北师大听丁老师的美国历史课，我们去吉林大学听刘教授的美国经济课，互相承认学分，这可能是比较早的校际互选课。同时，他还请本系的王贵正教授讲授一个专题，罗斯福新政。王老师为此曾准备了整整一个学期，可见其重视程度。第二年，先生吸收我们参与编写《美国通史》第三卷、即《美国内战与镀金时代》。后来，这分别成为我们硕士学位论文的选题。而对于我，更成为我此后学术研究的专攻领域。此外，结合美国教授讲学，每人承担两次口译，全面锻炼我们的英文能力；结合外汇购书，锻炼我们查询资料、熟悉学术史的能力。入学不久，恰逢中国美国史研究会在苏州召开第三届年会，丁先生带黄仁伟和我参加。我平生第一次参加这样的学术会议，非常兴奋，更重要的是，看到了很多仰慕已久的学者专家，格外亲切。 在丁先生门下攻读硕士学位和参与撰写《美国内战与镀金时代》，也使我与美国城市史结下了不解之缘。在构思《美国内战与镀金时代》时，丁先生一再强调，这一时期的美国，成为一个工业化强国，也是城市发展的黄金时期，如果没有城市的内容，那么这段历史就是不完整的。因此他在章节安排上，专门留一章写城市。应该说，丁先生是非常有眼光的。但是，当时城市史是一个很陌生的研究课题，白手起家，可资参考和借鉴的东西很少，难度可想而知，所以没人愿做这个费力不讨好的工作。其他章节很快就“名花有主”，这一章阴差阳错地落到我的头上。然而，当我经过初期摸索和尝试后，却发现，这既是一个空白研究领域，也是一块尚待开垦的处女地，有很多有价值的题目可以探讨，充满诱惑力和挑战。结果，这件事对我来说，可谓塞翁失马，成为我学术生涯的一个转折点；在丁先生那里，则是他推动美国史研究战略布局有前瞻性的重要举措。19世纪后期美国城市发展的突出现象是中西部城市借助工业化的推动，后来居上，重要性和典型性都很明显，于是我选定中西部城市撰写硕士学位论文，后来这篇论文受到《世界历史》编辑部的青睐，刊用在1986年第6期。三年后，《历史研究》又发表我的“富有生机的美国城市经理制”一文。这两篇论文，是我在美国城市史研究方面的奠基之作。其间在美国读书，我有意选取和城市史研究有关课程，如统计学和政治学系的城市政治等，强化了我的研究能力。及至1990年完成我的博士学位论文“美国西部城市与西部开发”时，在美国城市史方面有了更多的想法和尝试，并带动了很多学者关注乃至加盟这个研究领域。令我感动的是，丁先生也在百忙中抽出时间，选取美国城市史的几个选题深入研究，并撰写论文发表。我觉得，他是在以另一种方式鼓励和支持我。到今天，美国城市史研究已成一个“显学”，研究成果一度出现井喷局面。北京大学王希教授在采访我时曾提到，在美国史学界，城市史研究在上世纪60年代方出现兴盛局面，而其后不过20年时间，我便步步紧追，并有所斩获，何以至此？我的答案是：有名师指点。 如果说在治学方面师生相承，我们有幸得到丁先生的真传，那么，在个人利益和国家需要的关系方面，丁先生更为我们做出了表率。他早年负笈美国读书，于1949年在University of Washington获得历史学硕士学位时，恰好新中国成立，他毅然放弃攻读博士的机会，回国效力。这已是一段佳话。想不到，40年后，我竟面临同样的选择。我在1984年底完成研究生学业后，和卞历南一起留校任教，继续陪伴在丁先生左右。两年后我获得美国Southern Illinois University的助教奖学金，到该校攻读博士学位。由于有丁先生指导下三年学习的基础，我很快适应那里的学习和工作环境，所修课程得到全A成绩。学业顺风顺水，又有该校助教奖学金这份“铁饭碗”和妻子陪伴左右，我继续留在那里完成学业，本是情理之中的事。但丁先生最初以为我作为在职教师是去该校属于进修，而不是读学位，因此，他一直盼望我会在一年或两年内能回到他身边，配合他的工作。丁先生先后给我写过五封信，前几封详细介绍研究所（1987年美国史研究室扩展为美国史研究所）的工作，后几封则一再希望我尽早回国。他在信中恳切地告诉我，由于身边没有得力助手，他承担的《美国通史》第三卷一直没有完稿（我另有专文描述，见“写书、做学问、做人”，《史学月刊》2004年第3期），同时又申请到国家教委的重点项目“美国西部开发史研究”，也难以如期展开。这种出于工作需要的误解，我完全能够理解、甚至佩服。其实，我虽然人在美国，但心中时时牵挂着东北师大的美国史研究和我的导师，割舍不下。在我出国不久，东北师范大学就获得了世界近现代史博士学位授权，丁先生在美国史研究方向招收博士生。放眼望去，在全国范围内，拥有美国史研究方向博士学位授权的除东北师范大学外，当时只有中国社会科学院、南开大学以及美国史相关研究方向（如中山大学的中美关系史）等。没有这种授权点的学校，即使有一些知名学者坐镇，也难以顺利发展和传承学业。丁先生耗尽毕生心血创建的这个平台，我们作为嫡传弟子有责任和义务维护。考虑再三，我最后放弃在望的博士学位，于1988年秋偕妻子回到母校，回到丁先生身边。这个举动，从大处说，是爱国，说的具体些，是师生的情分，是东北师范大学来之不易的美国史研究平台的吸引。当年11月17日《光明日报》在第一版用四分之一篇幅、以“放弃美国优厚待遇、王旭回国担当教学科研重任”为题介绍我的回国事迹。我读到这篇报道时，几乎没有想到自己，脑海中浮现的反倒是当年丁先生风尘仆仆、辗转回到新中国为国效力的场景。 屈指算来，从最初加入美国史研究小组开始追随丁先生，到后来在他指导下完成硕士、博士学业，再后来留校辅佐他，直至1998年调往厦门大学，前后近20年时间。可以说，在丁先生的所有学生中，我与丁先生交往时间最长，是最幸运的。这段经历，正值我学术道路的入门和起步阶段，高起点使我终生受益。而今，先生远离我们而去已十年有余，但我们的思念之情丝毫未减。先生的照片高挂在我们美国史研究所的办公室里，一直在静静地陪伴着我们，也倾听着我们的思念。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