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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诗人海涅在谈到德国哲学家康德时，不无揶揄地说:“康德的生活史是难于叙述的，因为他既没有生活，又没有历史。”康德性格刻板，作风谨严，一生如白水平淡，确实缺乏吊人胃口的故事，他终身未娶，极其守时，行止合乎礼仪、法度，简直无懈可击。康德是优等公民，并非传奇人物，他的书信、言谈远不如英国的约翰生博士那么风趣诙谐，逗人捧腹。 拜时代之赐，二十世纪中国的哲学家寥若晨星，屈指可数，“生逢社会大动荡、政局大动乱、思想大动摇的时代”，他们忽左忽右，载浮载沉，即便如此，他们的生活史和心灵史同样难于叙述，原因相当复杂。比如，我们要审慎地评判三松堂主冯友兰的学术生涯，就绝非一件轻而易举的事情。 冯先生曾说过“哲学是人类精神的反思”，他还说过“哲学与科学的区别在于前者求好，而后者求真”。诚然，反思极其必要，求好和求真永无尽期。一个堪称中国学术界最高标杆的人物无疑是极佳的样本，值得后人去审视和裁量。 一、“思入风云变态中” 大学者金岳霖曾下过一个断言:“中国哲学家的哲学是其人的传记。”这无疑是从知行合一的角度去立论的。冯友兰也认为，哲学不是初级阶段的科学，不是“关于自然知识和社会知识的概括和总结”，它是人类精神的反思，对于实际无所肯定，也无所否定，它不能增进人们对于实际的知识，但能提高人的精神境界;一个哲学家要身体力行;所作的不应当是口耳之学;追求内圣外王之道是中国哲学的终极目标。 对于胡适早年极力倡导的“充分世界化”和陈序经拼命鼓吹的“全盘西化”，冯友兰持不同意见，认为妄自菲薄不利于中国文化的传承。他对弟子李中华说:“中国传统文化是不能丢的，这是我们中国值得骄傲的一点家底。中国有四千多年的历史，但到近代衰败了，有人甚至连这点家底也不要了，这是败家子。”他还打趣道，陈序经倡导的“全盘西化”若要实现，除非黄皮肤能够变成白皮肤，黑眼珠能够变成蓝眼珠。中西文化“一致而百虑，殊途而同归”倒是完全可能的，强求一律反而是庸人自扰。 诸子百家的学说是一座巨型的“露天富矿”，冯友兰挥镐其间，收获良多。比如他讲“道法自然”的老庄哲学，就有独特的见解，劈头第一件事就是将“自然”与“自然界”严格区分开来，他认为老庄的“自然”指的是“无为”和“真”，与之相对立的是“人为”和“伪”，因此他将老庄的“自然”理解为不事人工雕琢的“自然而然”，此解新意盎然。 中国现代三位哲学家皆为中西合璧，但配方各异:熊十力由佛转儒，兼受柏格森生命哲学的影响，其哲学体系乃是中局为九，西局为一;金岳霖受希腊古典哲学影响至深，逻辑缜密，对中国古典哲学的精义亦深有参悟，其哲学体系是中局为一，西局为九;冯友兰前期受西方实用主义熏陶，后期获马克思主义灌顶，而且数十年涵泳于中国古典哲学的长河之中，真正打通了东方哲学与西方哲学之间坚厚的隔墙，其哲学体系乃是中西各半的五五波。 冯友兰和金岳霖是清华哲学系和北大哲学系的镇系双宝，两人既属同事，又为益友，在学术上各有所长，亦各有所短。冯友兰曾在自序中回忆他们在抗战初期的迁徙途中发奋著述的情景，作了一番有趣的比较: 我们两人互相看稿子，也互相影响。他对我的影响在于逻辑分析方面，我对于他的影响在于“发思古之幽情”方面。……他曾经说，我们两个人互有短长。他的长处是能把很简单的事情说得很复杂，我的长处是能把很复杂的事情说得很简单。 他们同属于分析派，冯友兰是分析之后再综合，金岳霖则是综合之后再分析。 从昆明西南联大毕业的学生可能是中国自有大学以来成才率最高的，其中有两位诺贝尔物理学奖的获得者，有各个学科的重镇，他们对西南联大的感恩之殷，对西南联大教授的崇敬之深，见诸文字，往往动人。郑敏写过一篇《“芝生，到什么境界了”》的回忆文章，对业师冯友兰的描写颇为传神: 一位留有长髯的长者，穿着灰蓝色的长袍。走在昆明西南联大校舍的土径上，两侧都是一排排铁皮为顶、有窗无玻璃的平房，时间约在1942年。这就是二战时期闻名世界的中国最高学府——昆明西南联合大学。那位长者正走向路边的一间教室;我和我的一位同窗远远跟在我们的老师、哲学家冯友兰教授的后面，也朝着那间教室走去，在那里“人生哲学”将展开它层层的境界。 正在这时，从垂直的另一条小径走来一位身材高高的、戴着一副墨镜、将风衣搭在肩上、穿着西裤衬衫的学者。只听那位学者问道:“芝生，到什么境界了?”回答说:“到了天地境界了。”于是两位教授大笑，擦肩而过，各自去上课了。那位戴墨镜的教授是当时刚从美国回来不久的金岳霖教授，先生患目疾，常戴墨镜。这两位教授是世界哲学智慧天空中的两颗灿星，在国内外都深受哲学界同行的敬仰。 冯友兰提出的四重境界依次为自然境界、功利境界、道德境界、天地境界。自然境界是指人知其行为只有生物直觉，功利境界指人知其行为是满足自己的私欲，道德境界指人知其行为是利他的，天地境界指人知其行为有超越社会和时代为天地立心的意义。冯先生著书立说，将天地境界看得最重，其他皆可丢，此说不可废。“人们大多知道自己在社会中的地位，却不知道自己在宇宙中的地位”，那些蝇营狗苟、浑浑噩噩的人读到这句究竟至极的哲语，或许会打个冷噤和寒栗吧。天地境界既贯通了作为中国哲学精华的道德哲学，也包罗了为中国之所短而为西方之所长的科学精神。达到天地境界的人能够“养吾浩然之气”，能够度越有无，勘破生死，较之道德境界中人“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不仅觉解更高，知善的能力更强，行善的意志更坚，而且所作所为也更高明，如孔子所说的“造次必于是，颠沛必于是”，因此“为天地立心”的自觉不会中断，宏愿也不会落空。 1946年3月，杜国庠在《群众周刊》十一卷一期上发表《玄虚不是人生的道路——再评冯友兰〈新原道〉》，直斥冯友兰的哲学是“帮闲哲学”，他认为冯友兰提出的“圣人最宜于做王”的说法“势将助纣为虐，而误尽天下苍生”，“冯氏这种宇宙人生观教人安分守己，勿以贫贱得失介意，‘即其所居之位，乐其日用之常'，一样地可以做到圣人，便是在精神上麻醉被压迫者，而松懈其斗志，直接地替压迫者维持其腐败残酷的统治，间接地阻碍社会的革新”。上纲上线的政治批判已经超越学理的范畴。数年后，冯友兰的这类“待遇”还将不断升级，他的抗击打能力真不是常人可以比拼的。 1949年，冯友兰与夫人任载坤主动报名参加京郊卢沟桥的土地改革。在零下十多摄氏度的凛冽寒冬，这位高级知识分子到农家访贫问苦，乐此不疲。返回清华大学后，他撰写了《参加土改的收获》一文，校正了自己的哲学思想:“马列主义注重共相与具体的结合，一般与个别的结合;而我以前的哲学思想注重共相与具体的分离，一般与个别的分离。这个启示，对于我有很大的重要性。”这也成为了冯友兰哲学体系转变的起点，由“理在事先”转变为“理在事中”。 身在台湾的“玄学鬼”张君劢显然对冯友兰的变化不以为然，他的《一封不寄的信——责冯友兰》刊于台北《民主中国》一卷一期，这封信公开质疑冯友兰推翻自己的固有学说、服膺马列主义，是别有所图，以哲学为资生之具，而非以它为安心立命的准则，将心和理分割为二，“将心一关看得太轻而将在外者看得太重”。张君劢忽略形势而谈学理，在一个安全地带无妨打开天窗，若在风暴眼中，在核反应炉里，不知几人可以站稳脚跟。何况冯友兰自居于“天地境界”，对一切人间学说无所肯定（他的曲学阿世故意表现为超逾常情常理的愚蠢，何尝不是存心反弹回去的戏弄），张君劢站在“道德境界”谴责他，彼亦一是非，此亦一是非，等于野鹤与夜莺隔空对话，根本讲不到一块儿。 1956年，全国掀起“向科学进军”的热潮，一些学术带头人干劲倍增，豪情万丈。冯友兰年过花甲，同样跃跃欲试。他找到北大副校长江隆基，表示自己是“家有万贯，膝下无子”，意思是他有博大精深的学问，却没有学术接班人，他要择英才而教之。 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冯友兰除了书斋治学，也关心社会问题。他曾对孙长江教授（《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主要作者之一）说:资本主义是封建主义的天敌，中国因缺这一天敌，所以把封建主义搬过来了。他认为各种潜滋默长的不正之风都是脓疮，用西医的手术切除只能治标，用中医的清血疗法方可治本。一言以蔽之:“关键在于提高社会的道德水平，提高人的精神境界。”在冯友兰的四重境界里，人们普遍泥足深陷于功利境界，“众人熙熙，皆为利来;众人攘攘，皆为利往”，他们几乎无法梦见道德境界和天地境界。 很多时候，冯友兰左右不讨好，对此他有清醒的认识:“我经常想起儒家经典《诗经》中的两句话:‘周虽旧邦，其命维新。'就现在来说，中国就是旧邦而有新命，新命就是现代化。我的努力是保持旧邦的同一性和个性，而又同时促进实现新命。我有时强调这一面，有时强调另一面。右翼人士赞扬我保持旧邦同一性和个性的努力，而谴责我促进新命的努力。左翼人士欣赏我促进实现新命的努力，而谴责我保持旧邦同一性和个性的努力。我理解他们的思想，既听取赞扬，也听取谴责。赞扬和谴责可以彼此抵消。我按照自己的判断继续前进。”冯友兰的这番表白证明他已避免偏执，合乎中行，确实找到了“极高明而道中庸”的平衡点，若非如此，他不可能立定脚跟，铆足心劲，在生命的最后几年依然焚膏继晷，完成《中国哲学史新编》。 学者李慎之在《融贯中西通释古今——纪念冯友兰先生》一文中这样评论道:“他的知识最广博，鉴别最精当，介绍最系统，解释最明白。……冯先生可超而不可越，意思是，后人完全可能，而且也应当胜过冯先生，但是却不能绕过冯先生。绕过冯先生，不但必然要多费力气，而且容易走弯路而难于深入堂奥。……平心而论，与冯先生并世诸贤，对中国哲学钻研之深，考证之细，析理之精，不无可与冯先生比肩者在，但是，能开广大法门为后学接引者，却无人能代替冯先生。尤其是因为这是一个中西交会，古今转变，中国人对西学所知甚少而对中学又几乎忘掉了的时代。” 诚然，在冯友兰身上，良知和思辨高度统一，思辨使他深刻，良知使他痛苦。此外，懦弱使他扭曲，活络则使他纠结，大抵也是不错的。 二、“修辞立其诚” 儒家特别强调一个“诚”字，《中庸》道是“不诚无物”，又道是“君子以诚之为贵”，《周易·乾文言》更强调述作者要“修辞立其诚”。 起步总是艰难的。新中国成立之初，百废待兴，有一段时间，清华大学发不出工资，教授们很不满，推举冯友兰做“催薪代表”，冯友兰很生气，办学的人倒变成了讨饭的乞丐了。植物学家吴征镒委婉地劝导冯友兰，这是个思想问题。冯友兰更是又好气又好笑，这明明是个揭不开锅的经济问题，“我当时心里想，我搞了几十年哲学，还不知道什么是思想?后来才知道，解放以后所谓的思想，和以前所谓的思想并不完全一样”。当然，接踵而至的思想改造使冯友兰彻底领教了脱胎换骨的厉害。 时代的洪流滚滚向前，冯友兰纵然做不了手把红旗立涛头的弄潮儿，他也不甘心与泥沙腐木一道被席卷而走。尽管他恪守“君子绝交，不出恶声”的老规矩，不骂台湾，“对共产党面降心不降”，但他仍向那些得风气之先的学者看齐，给毛泽东写信表态，大意是说:他过去讲封建哲学，帮了国民党的忙，现在决心改造思想，学习马克思主义，打算在五年之内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重新撰写一部《中国哲学史》。几天之内这封信就得到回音，主要内容如下:“我们是欢迎人们进步的。像你这样的人，过去犯过错误，现在准备改正错误，如果能实践，那是好的。也不必急于求效，可以慢慢地改，总以采取老实态度为宜。”毛泽东向来怀疑知识分子（尤其是大知识分子）不老实，并非针对个人。冯友兰读完这封回信，心里难免产生了抵触情绪:“我当时想，什么是老实态度?我有什么不老实?”后来，他渐渐揣摩明白了怎样的态度才算是“老实态度”，不说大话、空话、假话、废话还在其次，关键是“不能落伍”。他对张岱年说:“近代以来，许多先进人物不能跟着时代走，晚年落伍了，如康有为、严复都是如此。只有两个人一直跟着时代走，一个是孙中山，一个是鲁迅。我们一定要努力随着时代前进。”可是冯友兰大步流星也不管用，他仍然迷了路，掉了队，而且越拉距离越远。 1952年，“三反”运动之后，清华大学开始紧锣密鼓地改造教职员工的思想。人人过关，人人洗澡。所谓“洗澡”不是洗干净身体的脏污，而是洗干净思想的积垢，具体做法是面对群众作思想检查，然后由群众指名道姓地批判。按照群众的人数多寡，美其名为“大澡盆”、“中澡盆”和“小澡盆”。冯友兰已在清华文学院范围内作过几次思想检查，有些教师摩拳擦掌，声嘶力竭，批判冯友兰曾被蒋介石聘为家庭教师，是一贯为国民党效犬马之劳的“御用文人”。有一位曾做过学生领袖、受过牢狱之灾的教师讲得更具体，也更有杀伤力，他说:“我们关在集中营里，其他的书都不准读，唯一的一本就是冯友兰的《新理学》。”那种群情激愤的阵仗确实太吓人了。校领导不肯轻易饶过冯友兰这样的“钉子户”，认为他“问题严重”、“不老实交代”，试图蒙混过关。 有一天下午，金岳霖和周礼全去看望冯友兰，安慰和鼓劲的话说了一皮箩，临到惜别时，金岳霖用激动的语气对老友冯友兰说:“芝生，你问题严重啊!你一定要好好检查，才能得到群众的谅解。”冯友兰嗫嚅着说:“是，是，是，我问题严重，问题严重……”言毕，两位白发苍苍的老书生紧紧拥抱，涕泪齐下。其后，冯友兰在群众面前作检查，一张口就泣不成声，群众看什么?主要是看态度，只有触及灵魂了，才能赢得热烈的掌声，被施加精神暴力的可怜的表演者才能顺利过关。 1957年，全国学界围绕吴晗发表在《前线》上的文章《古为今用》展开讨论，名义上叫做“批判地继承”，实则宗旨早已确定不拔，那就是“学术为政治服务，学术为现实服务”。有人质疑批判太多，继承太少，这种论调立刻遭到围攻。冯友兰觉得有些话如鲠在喉，不吐不快，他在会上发言，大意是:“我看不少哲学命题或概念，若从其具体意义来看，可继承的则少;若从其抽象的意义来看，可继承的则多。例如‘忠'这个概念，过去提倡‘忠于君'，当然不能继承;现在改为‘忠于国'、‘忠于党'，为何不可以继承?因为忠之所以为忠，或叫诚诚恳恳，或叫死心塌地，或叫矢志不渝，总有其抽象的含义，这些抽象的含义，我看是可以继承的。”他还说:“‘人皆可以为尧舜'，其具体意义是讲人人都可以成为圣人，其抽象意义则是讲‘行行出状元'。当今是社会主义，这句话的具体意义无法继承，抽象意义是可以继承的。”冯友兰的发言并未脱离主题范畴跑野马，可谓存心帮忙，却仍旧无法过关，被左派学者深文周纳，谓之“抽象继承法”，狠狠揪住不放，集中火力猛批了一段时间。 遭此无妄之灾，冯友兰并未气沮，反而自我解嘲，戏称自己是“臭豆腐”，闻起来臭，吃起来香。他深知自己的“光荣任务”就是在学界和文化界树立一个鲜明的对立面，给广大批判者提供一个活生生的靶子。毛泽东怀疑他不老实，也不算怀疑错了，他在历次政治运动中冲浪，总能巧妙过关，没被惊涛狂澜吞没，没点秘诀是不行的。 1957年，全国宣传会议散会时，毛泽东握着冯友兰的手说:“好好地鸣吧，百家争鸣，你就是一家嘛。你写的东西我都看。”换了别人，受此激励，可能会忘乎所以，猛打猛冲。冯友兰这回倒是预留了一个心眼，在“大鸣大放”热火朝天的关口，他管住了自己的嘴巴和笔头。校方引蛇出洞，一再启发他“放炮”，他迫不得已，提了两条不痛不痒的意见:一是1952年院系调整后，清华哲学系和法学系并入了北大，但图书资料一直没过来，有书者无用，用书者没有，这样不好;二是他在北大的住所太小，书籍无处摆放，只好塞进床底，查阅不便，翻检不易，影响工作。这两条意见并不构成打右派的硬条件，他幸运地逃过一劫。 然而冯友兰逃得过初一，又岂能逃过十五。北大哲学系一度以极左之酷烈闻名遐迩，“文化大革命”的“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即是该系高人的杰作，将北大哲学系称为“极左流毒的头号重灾区”，一点也不为过。“文革”期间，在北大哲学系所在地的南北阁附近，学生经常能遇见一位年过古稀的老先生，他不是在那儿漫步遐想，而是戴着大口罩，垂首躬腰打扫地上的落叶和垃圾，明显有些吃力。高音喇叭中正播放红卫兵炮轰火烧这位“资产阶级反动的学术权威”的批判文章。开批斗会时，红卫兵发现冯友兰总是露出“苏格拉底式的微笑”，责问他为何要显出一副如此鄙夷不屑的表情，冯先生的回答是:“我的脸形天生就是这样的。”哲学系有一位全国著名的“才子”关锋，人如其名，他的笔头比关公的青龙偃月刀更锋利，批判冯友兰是关某的拿手好戏，有时他在教室发难，使冯先生的《中国哲学史》课堂变成火药味十足的批判会场，各种与学术无关的诘难层出不穷。 在《论中国传统文化》的演讲中，冯友兰说过这样的话:“真正的仁人，是个拼命的人，遇到紧要关头，宁可牺牲自己的生命。这个时候，个人的生死就不在话下了。”然而“千古艰难唯一死”，真能视死如归的人毕竟是极少数。文学家老舍自杀了，翻译家傅雷自杀了，历史学家翦伯赞也自杀了，哲人就是哲人，冯友兰居然能在前史未有的奇诡时代处之泰然，每天吃饱穿暖，养足精神，听由发落。他为何能在无比强大的政治压力下不自杀，不发疯，也不沉默?心法是“见侮不辱”，他逾越了道德境界中最难逾越的绊马索——“士可杀不可辱”的耻辱感。 当年，冯友兰所住的燕南园的房子里强行掺入五户人家，红卫兵锁掉他的卧室，使他拿不出换季的衣服，深夜去开批斗会，只能在单衣之上罩一个麻袋。有一段时间，他被关在“黑帮大院”（北大外文楼）隔离审查。每天早晨，冯友兰的夫人任载坤都要坐在办公楼前面的台阶上眺望几眼，看他是否排队出来吃早饭，只有见到了他的身影，确定他平平安安，没有“因故暴亡”，整天才能放心。那个石台基被冯先生取名为“望夫石”。即使身处厄运之中，明知“写得越多，犯罪越大，多写多犯罪，少写少犯罪，不写不犯罪”，冯先生也仍然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时间潜心酝酿《中国哲学史新编》。蜗居斗室，他不以为苦;女儿戴上“冯友兰的女儿”的纸糊高帽，他也不以为羞。在“文革”期间，冯友兰的长髯被勒令剃除，这是众多损失中最微小的一笔，但对冯友兰的形象而言，此举无疑包含了颠覆之意。 冯友兰大难不死，很可能得益于毛泽东有意无意间讲过的那句话（大意是，我们研究唯心主义还得请教冯友兰）。十年后，他回归宁谧的思考王国，在《中国哲学史新编》第七册中冷静客观地评判毛泽东“立下了别人所不能立的功绩，也犯下了别人所不能犯的错误”，需要的就不只是勇气的辅翼，也需要理性的驰援。 在中国，读书人的道德勇气往往体现于“不惜以今日之我否定昨日之我”，总认为旧我不佳，新我才好。蘧伯玉是卫国的贤人，是孔子的莫逆之交，古人交口称道他的就是“行年五十而知四十九年之非”。以自我否定来实现自我救赎和自我提升，这是读书人的笨法子，有时候还真是管用的。 荀子曰:“言而当，知也;默而当，亦知也。”这个“知”同于智慧的“智”。言论离不开环境的支持。北宋的大臣勇于极言劝谏，是因为宋太祖早就立定了“不杀大臣”的规矩，业已去除了“游戏”中最危险的环节，大臣心知肚明，纵然诤谏不受待理，甚至惹得皇帝老儿震怒，顶多也只是被贬谪到穷荒之地，这还不失为一件博名于朝、获誉于野的好事。但换个险恶的环境就未必然了，批鳞直谏的人很可能家破人亡，死无葬身之地。“百士之诺诺，不如一士之谔谔”，说来容易，真要做那百不得一的谔谔者，单有勇气仍然远远不够。当环境不许一个人沉默时，会发生怎样的事情?巴金在《真话集》吐露过这样的心声:“有一点是可以明确的:表态，说空话，说假话，起初别人说，后来自己跟着别人说，再后来是自己同别人一起说。起初自己还怀疑这可能是假话，不肯表态，但是一个会一个会开下去，我终于感觉必须丢掉‘独立思考'这个‘包袱'，才能‘轻装前进'，因为我已在不知不觉中给改造过来了。”他在《探索集》中还有更锥心的忏悔:“我相信过假话，我传播过假话，我不曾跟假话作过斗争。别人‘高举'，我‘紧跟'，别人抬出‘神明'，我就低首膜拜。——我甚至愚蠢到愿意钻进魔术箱变‘脱胎换骨的戏法'。”这证明，冯友兰“顺着说”的表现不是孤立的，而是普遍的，是知识分子为生存而实行的自救行为。政治高于一切，绝对不容许任何人冒犯。若不自戕肉体，就必须炮烙精神，没有第三条道路容许选择。冯友兰之所以深受责难，是因为他是哲学家，是学界领袖，这道有害无益的“光环”使他的表现被加倍放大，受到时人和后人更多的质疑。 “以冯先生平生陈义之高、任道之重，海内外不能无微辞。虽然如此，回想那天昏地暗，狂风暴雨挟排山倒海之势以来的岁月里，举神州八亿之众，能不盲目苟同而孤明独照者，屈指能有几人?不少行辈年龄小于冯先生，精神体力强于冯先生，政治经验深于冯先生的共产党员，因为忍受不了而诉诸一死，其遗书遗言，甚至骨肉知交也不能辨析其真意，我们又何能求全责备于一个血气已衰的八十老翁?何况先生在此以前的二十年来一贯勉力于自我改造，一贯诚心地接受批判，也一贯努力想‘阐旧邦以辅新命'。对横逆之来，除了‘物来而顺应'外，实在也很难有别的选择。更何况冯先生后来处境之特殊，已特殊到‘中国一人'的地步，可谓‘蒲轮安车在其左，刀锯鼎镬在其右'。冯先生的选择不是不可以理解的。”作为过来人，领教过一道同风、万喙息响的左祸之酷，李慎之洞悉中国知识分子的痛苦和悲哀，这番话于恕道之中多存悲悯，乃是仁者之言。冯友兰宁为伏生而不为辕固生，在天丧斯文之际，巧护中国哲学的火种，其功德绝对不是喙尖嘴硬者所能梦见的。 在《三松堂自序》中，冯友兰公开作了检讨:“总觉得毛主席党中央一定比我对。……没有把所有观点放在平等地位来考察。……在被改造的同时得到吹捧，而有欣幸之心，更加努力‘进步'。这一部分思想就是哗众取宠了。”他还表示自己当初服从政治需要，在批林批孔运动中完全超出学术思想的范畴，身处立言的困境，所言非所知，所知非所言，顺从上面的意旨，从尊孔尊儒转变为批孔批儒，没能做到“修辞立其诚”，深感内疚。至于受命担任梁效大批判组顾问，则是迫不得已，为声名所累。《咏史》二十五首之一赞美武则天“则天敢于做皇帝，亘古中华一女雄”，被外界误读为专拍江青的马屁，则是始料未及。更有甚者，冯友兰作自寿诗，末尾两句为“愿奋一支笔，奔走在马前”，明明是向毛泽东表忠心，却被人误会他急于充当江青的马前卒，理由是江青喜欢骑马。“四人帮”被捕之后，在北京和外省流传过一个笑话:冯友兰受到妻子的责怪，“天都要亮了，还在炕上尿了一泡!”笑话的意思无须解释，人人明白。应该说，这类涂抹对冯友兰的形象颇具毁损的功效，他比别人晚几年才平反，可见官方也有过疑虑。 同样是曲学阿世，相比某些死不忏悔的“文化大师”，冯友兰的人格并不猥琐，还很光明。在《中国哲学史新编》的自序中，他郑重表示:“经过两次折腾，我得到了一些教训……路是要自己走的，道理是要自己认识的，学术上的结论是要靠自己的研究得来的。……吸取了过去的经验教训，我决定在继续写《新编》的时候，只写自己在现有的马克思主义水平上对于中国哲学和文化的理解和体会，不依傍别人!”这个“别人”，也许是意有所指的。学者若不能独立思考，自出机杼，其学术价值将等于零，甚至等于负数，这样的“学者”多了，岂止是学术界的灾难和悲哀，也是汉民族的灾难和悲哀。综观冯友兰的后半生，他是蒙在鼓里的局内人，“不知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他是哲学家，却并未独具慧眼，而只能与世浮沉，与时俯仰，在“文革”期间写下那些认识水平偏低的诗文，着实令人遗憾。 在《三松堂自序》中，读者仍不难看到冯友兰头脑被束缚的情形。1985年7月下旬，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刘敬坤在致冯友兰的信中指出《自序》的舛误，特别对其中“在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以后，蒋介石和重庆的一些人觉得重庆的那个小朝廷似乎也可以偏安下去”一段文字深致不满和质疑，认为当时的国民政府是坚持抗战到底的中国唯一合法政府，《自序》所言不仅失实，而且有损中华民族的自尊心和自豪感，这说明“你老人家脑子里装的仍然是那个他老人家的极左的大为有害的一大堆破烂”。刘敬坤的言辞相当不客气。 二战时期，德国哲学家海德格尔的附庸献媚和助纣为虐难逃世人（包括他的学生）的严词谴责，“思想内的瑕疵”和“不道德”是其罪状。这也向世人昭示了一个事实:哲学家的定力和判断力并不值得轻信，他们的思想是气态的，而不是固态的。 冯友兰尝言:“宗教使人信，哲学使人知。”金岳霖尝言:“哲学只是概念的游戏。”如此看来，“知”有多种，“游戏”有多样，拘于形迹未免太拙。传统读书人都渴望从“我注六经”臻于“六经注我”的境界，怎么个注法?那就是“八仙过海，各显神通”，视乎悟性高低和个性强弱而定。中国的知识分子恒在“知道分子”的低刻度上横盘，缺乏上升动力，就因为这种“知”的变数太大，“道”的出口太少，大家都被“八卦阵”绕晕了头。 何况在一个禁锢甚严的时代，哲学家也是凡人，举世皆浊，岂能独清?干净身子敌不过泥潭没顶。众人皆醉，岂能独醒?好酒量敌不过烈酒超多。独清和独醒适足以招致灭顶之灾。具有自由意志的孙悟空跳不出如来佛的手掌心，哲人又岂能跳出特定时代的巨灵之掌?一个一个的“他”如同糠粒，弱不禁风，微不足道。当容纳“异端”的土壤完全消失，尼采、克尔凯郭尔的孤独气质也会“绕树三匝，无枝可栖”。 苏格拉底尝言:“人生若不诉诸批判之反思，那生命就没有意义了。”反思是必要的，宽恕也是必要的。子贡说:“君子之过也，如日月之食焉。过也，人皆见之;更也，人皆仰之。”正应了这句话，在生命的最后十年，冯友兰将昔日被迫迁变的道术作了否定之否定，他这样做，比任何忏悔都更彻底。从这一点看来，智者的长寿也不是完全没有好处的。 季羡林悼念冯友兰，用“晚节善终，大节不亏”八字总结，这是知人之言，也是恕人之论，非仁者莫能为。中国人讲求气节和操守，可以讲到六亲不认的程度，尤其是今人对古人、晚生对前辈，更是“执法如山”。诚然，“因人废言”事小，“以理杀人”（戴东原语）事大，那些站在道德制高点上行使斩决权的人又有几个经得起考量? 三、“海阔天空我自飞” 大智大仁者为天地立心，这“心”该是朗如日月的良心才好，以良知良能而立之。 1990年7月，冯友兰完成《中国哲学史新编》的最后一卷，由于关涉当代人物的思想，尤其是毛泽东思想，作者独出己见，采用的并不是官方标准的解说词，此卷极其敏感，出版也被延后。完成这项浩大的学术工程后，冯友兰如释重负，感到十分欣慰，他在《三松堂自序》中剖白了自己的心曲: 我的老妻任载坤在1977年去世的时候，我写了一副对联:“同荣辱，共安危，出入相扶持，碧落黄泉君先去;斩名关，破利索，俯仰无愧怍，海阔天空我自飞。”在那个时候，我开始认识到名利之所以为束缚，“我自飞”之所以为自由。在写本册“总结”的时候，我真感觉到“海阔天空我自飞”的自由了。……我写“总结”的时候，我确是照我所见到的写的。并且对朋友们说:“如果有人不以为然，因之不能出版，吾其为王船山矣。”船山在深山中著书数百卷，没有人为他出版;几百年以后，终于出版了，此所谓“文章自有命，不仗史笔垂”。 入于老境而意志颓唐，这是许多高龄者的共相，但冯友兰自有其独异于众的殊相，八十岁他才开始动手写《中国哲学史新编》，九十五岁（仙逝之前半年）底于完工，将许多人的担心化整为零。1983年，冯友兰八十八岁，他的自寿联仍笔歌墨舞，生趣盎然: 何止于米?相期以茶; 胸怀四化，寄意三松。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