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曲学以阿世，伏清白以死直——忆严北溟先生
ERSONNAME productid="严北溟" w:st="on">严北溟ERSONNAME>先生是我所敬重的老师之一。80多年的坎坷人生铸就了他光明磊落、刚正不阿、谦虚谨慎的性格，为我们树立了一代宗师的风范。>>
1949年严先生作为国民党谈判代表团成员之一，起义后，周恩来总理安排下，由董必武亲笔写信给时任复旦大学校务委员会主任（即校长）张志让推荐他来复旦工作；先在经济系任教，1958年转到哲学系。当时正值“大跃进”时期，哲学系三届学生和部分教师都被下放到浙江海宁农村劳动一年。严先生和其他几位留校的教授来到海宁看望大家，在汇报大会上热情赋诗赞扬和鼓励大家，还和我们参加了一些劳动和访问农民的活动。>>
海宁回来后即1959年起ERSONNAME productid="严" w:st="on">严ERSONNAME>先生担任我们第一届学生的中国哲学史和佛教哲学的课程，成为哲学系这两门课程教学和科研的奠基人，培养了一批在国内外享有盛誉的专家。>>
然而，就是这样一位德学双馨、直道而行的教授，并没有受到应有的注重和待遇。某些领导总摆脱不了视他为“起义人员”的印象，政治上和学术上不信任、不放心、不公正的对待他。1959年苏联留学生基达连柯（即日后的苏联远东研究所所长、苏中（后为俄中）友协主席）在复旦哲学系学中国哲学史，主要是严先生指导却没有导师的名分。同样1960年哲学系第一届研究生，也是学中国哲学史的由严先生指导，导师的名分也不是他。但严先生不计较这些，丝毫没有影响他对每一位研究生、留学生认真负责的指导、言传身教地帮带，至今他许多成名成家的弟子对这位恩师无不感激称颂，而他总是谦虚谨慎。
对严先生的不公平待遇、屈辱和迫害到“文革”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先是被关进“牛棚”、挨打、批斗，进而又以“历史反革命”和“现行反革命”的罪名被关进监狱。最为荒唐可笑的是所谓“现行反革命”的罪名竟是几块手上的老茧皮。
原来“文革”中工宣队、红卫兵在抄严先生家时发现一个小纸包里面放着几小块从手上剪下的老茧皮。严先生解放前从未参加过体力劳动，来复旦多次下乡劳动时间长了手上磨成了茧子，他把这看成思想改造的收获与见证，不舍得丢掉就作为纪念留作珍藏。然而当时的工宣队不这样看，他们把这看作是对抗毛泽东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方针的罪证，是企图等待以后反攻倒算的证据。不容严先生分说就给戴上了“现行反革命”的帽子，押进了提篮桥监狱。事后还将此事编成故事在校内外广泛宣传，影响非常恶劣。
严先生所遭受的这些残酷迫害平反后，他并没有耿耿于怀，相反，对于打过他、悔辱过他的学生他都宽宏大量，不予追究，照样全身心地投入教学与科研中去。
在学术上，严先生敢于坚持真理，不畏极左思潮的压力。他一直重视儒学的研究，认为孔子的仁爱思想在当时具有进步意义并影响到我国民族文化心理结构和历史特征的形成。但这些思想在极左年代自然会遭到批判、迫害。“文革”期间还把他作为“尊孔派”的代表押到山东曲阜批斗，但他仍然坚持自己的观点，决不屈服于恶势力。他对自己如此，对别人也是如此，这一点我本人深有体会。1983年6月我带领几位研究生在桂林参加“现代自然科学与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研讨会”，以集体的名义发表一篇题为“关于认识论的几点意见”（草稿）的发言稿，目的无非是想用现代自然科学的成就充实和发展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然而就是这样一份很正常、很正当、无可非议的发言，竟遭到某些所谓“权威”学者的批判，罪名是否定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反映论。事情引起从上到下各级领导的重视，相关的研究生被办学习班“接受教育”，本人则在党内一而再、再而三的接受批评、作检查。就是在这种“风雨如晦、鸡鸣不已”的时日，严先生偕夫人来我家看我，没谈我受批评的事，只是一次很平常的师生情谊往来。可是在这个时候又会有谁登门拜访我这个犯错误正在检查的人呢？我很感动，从此每年春节我都上门给他们拜年，而他们又会在随后的几日再来我家回访，直到他们不能行动止。
严先生一生不诱于誉，不恐于诽，高风亮节，逊志时敏；他去世时我曾挽一联表示悼念，今书于此也算是对先生一生的概括：
博而笃志 专而笃精 无曲学以阿世
柔亦不茹 刚以不吐 伏清白以死直
注：《汉书·辕固传》：“公孙子，务正学以少言，无曲学以阿世。”
《诗经·大雅·烝民》：“维仲甫柔亦不茹，刚以不吐；不侮矜寡，不畏强御。”
《离骚》：“伏清白以死直兮，固前圣之所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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