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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年岁首，按照历年习惯，给著名历史学家常金仓先生通一个电话。然而，令我万万没有想到的，龙年到来前的一个多月，63岁的常先生竟已默默地走了。一时，说不出内心复杂的心情。斯人已去，风范永存。在中国史学界，常先生的大名，早已如雷贯耳，然不少人并未真正见过这位在茫茫人海中普通得再也不能普通的大学者。正是常先生的博大，才使我真正认清了自己的渺小，仅凭这一点，常先生永远是我可亲可敬的恩师。 常先生大我19岁，无论从年龄，还是出道，常先生都高我一辈。1986年常先生师从先秦史一代宗师金景芳先生攻读博士学位，同一年，我考取河南大学历史系读本科。大学期间，对于中国第一批史学博士，崇拜有加。由于业师唐嘉弘先生常在我面前谈及金老学问人生，自然地谈到金门弟子，如吕绍刚、陈恩林、谢维扬、葛志毅和常先生等。1992年9月，我有幸师从唐嘉弘先生习先秦史，在生活极其艰辛的情况下，我常以常先生为榜样，努力克服种种困难，圆满完成学业。1995年7月我顺利考取南开大学中国古代史专业博士研究生，师从著名历史学家朱凤瀚教授。期间，曾慕常先生大名，一度欲到常先生曾工作过的山西师范大学历史系任教，理由很简单，在这里，我可以接受另一位名师的指导，激励自己进步。然从同门李广民师兄处获悉，常先生已调离山西师范大学，加盟陕西师范大学历史系，只好作罢。后朱凤瀚师建议我给赵世超校长联系，能否到陕西师范大学工作，可是由于种种原因，未能成行。读博期间，曾去信想向常先生讨要一本其在博士论文基础上出版的专著《周代礼俗研究》，不久，常先生回信，很客气地告知，书数量不多，已经送完。但没有令我遗憾，常先生竟将其博士论文的打印稿托人带到南开大学，敬佩心情，油然而生。在我博士毕业前，同门商国君教授、袁林教授先后到达陕西师大，加上赵世超教授、王晖教授、张懋镕教授等，陕西师大人才济济，学者如林，先秦史学科名声大振，陕西师大很快成为中国先秦史研究队伍“西北军”主力，与孟世凯教授戏言的“东北军”、“川军”、“中原豫军”等形成匹敌之势。常先生也由于科研成果卓著，荣列陕西师范大学中国古代史专业博士生导师。2000年初，我第一次走进陕西师范大学校园，专程拜访常先生，这是我和常先生第一次见面。常先生谦逊和蔼，谈笑风生，气氛极为和谐。记得在场的袁林兄不怎么喝酒，来自东北的国君兄虽然烟一支接一支地抽，却并未喝出东北人的酒量，剩下的就只有我和常先生不断碰杯，大有相见恨晚之感。 第二年，我告别河北师范大学回到母校河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工作。2002年9月，继我的博士学位论文《西周王朝经营四土研究》之后，我的第二本个人专著《中国早期国家结构研究》由人民出版社出版。之前，我曾积极联系学界名师如邹逸麟、詹子庆等先生作序，但都因种种原因未果。当时时间紧迫，正值酷暑季节，早已联系好的金门弟子谢维扬先生由于电脑故障，一拖再拖，而一直不会使用电脑且正承担西北大学重要合作项目的常先生不仅顺利答应，而且利用假期一下子写出了9000多字。很快，常先生打来电话，谦虚地说：“时间仓促，水平有限，写得不好，觉得不妥，可以不用。”凝聚我数年心血的小书，得到了常先生的充分鼓励和肯定，感激之情，一时难于言表。常先生盛赞拙书“是一项很有文化意味而且切近实用的工作”，“在他的书中有意避开了一些理论上浑身是口都难以讲清的纠结，他只想用事实来证明他的认识体系，这种对20世纪引入西方社会科学理论带来的消极后果保持警惕的态度比起那些对此充满盲目性的人来说不知高明了多少”。我从常先生的序中学到了很多在课本上永远学不到的东西。只记得当年唐嘉弘先生讲述师从史学大师徐中舒先生四十年的切身感受：“耳濡目染，涵泳熏习，开拓眼界，潜心求索，奠定了科学治学方法的基础，进一步培育实事求是的优良学风及朴实待人接物的人生观”，此时我一下子从常先生那里找到了真实的感觉。 2004年6月，由中国先秦史学会主办、大连大学承办的“首届东周文明学术研讨会”上，我第二次见到常先生。当时常先生已任职辽宁师范大学历史文化旅游学院教授。与会的还有李学勤、吴荣曾、孟世凯、詹子庆等学界大老和葛志毅、吕文郁、袁林、杨英杰、赵伯雄、商国君、裘士京、叶文宪等“年轻”一点的学者，更有当年还绝对可以称得上年轻的田广林、刘志虎、赵玉宝、许兆昌、朱红林、杨朝明等教授。这是我第一次参加中国先秦史学会的盛会，结识了不少新朋友。吃饭时，没想到在中国先秦史学界喝酒一点也不知名的常先生，竟然和我连续碰杯，似乎在一种谈笑有鸿儒的气氛中，把各种烦恼忘得一干二净。当时没有告知常先生，由于意想不到的原因，我到河南大学工作不久，就想离开，后来常先生还是从别人处知道我已到湘潭大学工作，并知道我当年破格聘为教授。虽然期间没有通信和通电，但我知道常先生一直在默默地关注着他的这位未及门弟子的学术发展，并不断寄托着一位可亲可敬的长者的关心和厚望。此后不久，令我再次没想到的，常先生似乎没有忘记当年我索书的遗憾。2004年11月，常先生的在《周代礼俗研究》收入《金景芳师传学者文库》第一辑，由黑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不久就收到了常先生寄来的大作，书的扉页上有常先生“书灿同志指正”的亲笔签名。收到常先生大著的片刻，似乎时间一下子退回到了数年前。认真拜读常先生的大著，我的眼眶一下子湿润了。2005年10月，常先生的《二十世纪古史研究反思录》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书中竟然将《周书灿博士〈中国早期国家结构研究〉序》一文只字未动地收录进去，后来，学术界不少朋友未曾看到过我的《中国早期国家结构研究》一书，竟因常先生的大著知道中国先秦史界还有一个叫周书灿的年轻人，从某种意义上，是常先生替我和我的小书扬了名。 2006年8月，我调入苏州大学社会学院工作。此前，已知道常先生是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领导小组专家组成员，但正因为出于对常先生学术品格的敬重，多年来申请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屡败屡战的我，从未有向常先生言及过自己申报课题的任何信息。2007年6月，我突然接到常先生的电话，通话时间很短，仅简单几个字：“祝贺你，《中国早期四土经营与民族整合》申报成功！”事实上，当时连有没有入围，自己一点都不清楚，当听到常先生的电话，我竟然不相信是真的，后来我给苏州大学人文社科处林萍同志去电话，说我申报的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初评通过了，林萍纠正说，不是初评，是终审。一下子，才相信自己多年来苦苦努力的的目标一下子成了现实。2011年9月，小书《中国早期四土经营与民族整合》由合肥工业大学出版社出版，10月份匆匆一起寄给田广林教授，没想到田兄出差在外，久久未归，我自己准确地算了一下日期，常先生接到我的小书，时隔不到一个月竟离人们而去。前不久，我正准备将自己的另一本小书《七雄并立——战国前期的“国际”格局》再次寄上，可得到的却是常先生已悄无声息地走了。然可以告慰常先生的，前不久，我收到了来自辽宁师范大学历史文化旅游学院的精致聘书，被正式聘为辽宁师范大学中国古代史专业博士生导师，面对姗姗来迟的博士生导师头衔，两行眼泪止不住再次湿润了眼眶。 常先生默默地走了，走的很平静，因为他是一位默默无闻的学者。2011年11月21日，常先生去世的第二天，辽宁师范大学历史文化与旅游文化学院网页上发布讣告：“常金仓先生的逝世是我院的重大损失，我们对常金仓先生的去世深表哀悼。”2011年11月25日，辽宁师范大学历史文化旅游学院举行常金仓教授追思会， 与会师生深情回忆了与常先生相识、相知及共事的点点滴滴，高度评价了常先生的人品学识、道德文章，表达了对常金仓先生的深切缅怀，该院网页上同时发布辽宁师范大学党委书记曲庆彪、校长韩增林沉痛悼念史学大师常金仓教授的消息。校领导对常先生的学术人生用“品节清和 学养深湛”八个字作出了崇高的评价。常先生默默地走了，人们不会忘记，常先生从事学术研究三十年，术业专精，新见迭出，尝集中思考中国史学的解困问题，探索文化人类学与历史学的结合，对古代史学研究具有很强的反思和批判精神，独辟蹊径，创论中国史学的重心必须由关注“事件”转移到关注“现象”，形成了独特的史学理论体系。常先生泽被大江南北，长城内外，培育桃李，无以数计。常门后学将永远铭记常师的教诲，用“品节清和 学养深湛”激励自己，不断进取，为中国的学术教育事业做出贡献。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