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序经的大学校长生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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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世纪三十年代初，中国知识界围绕“全盘西化”问题展开大论争，岭南大学青年教师陈序经（1903—1967年）持激进的全盘西化立场，一时间名声大噪，世人对之诟病者多，公开赞同者少，而内心予以理解者似也不在少数。实则那场笔战，只是陈序经亮相学术界之始，此后他北上任职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西南联大时期担任法商学院院长，乃联大院长中最年轻的一位。如今已成“美谈”的关于他宁肯不做院长也不肯按规定加入国民党一事，显露出这位学人的鲜明个性。他终其一生未加入任何党派，即使1949年后他颇得赏识器重，即使友人力劝他加入民主党派，他却始终保持无党派人士身份。他平生也未涉足宗教团体，大学时代为了回避加入基督教，毅然离开在学两年的沪江大学而转入复旦大学，后来他出掌具有教会背景的岭南大学，竟成为该校创办以来首位无教籍的校长。陈序经的“清高”自守，加之他的敢言和“优容雅量”，颇赢得高级知识分子的好感和信赖。在其生命的最后二十年里，他先后出任岭南大学校长、中山大学副校长、暨南大学校长和南开大学副校长，被赞誉为新旧政权交替之际“难得的大学校长”。亦因如此，为极左的政治氛围所不容，以致由波峰跌入浪底，终于消失在“史无前例”的大劫难之中。
一
1948年8月，陈序经正式出任广州岭南大学校长（初为代理），时年四十五岁。此前，他任职天津南开大学已近十四年之久，担任着国立南开的教务长、经济研究所所长和政治经济学院院长等要职。可以说，在何廉、方显廷两位教授相继离开后，陈序经愈加成为张伯苓校长倚重的中坚力量。有分析说，张伯苓甚至考虑在自己（因出任考试院长）不得兼任校长的情况下由陈序经接任，这一推测也并非毫无根据。可是，张伯苓几经权衡之后，同意且催促陈序经返回岭南就任校长一职，明显与“南开本位”不符，可能而有力的解释只能是：时局使然。尽管后人记述此事时，大多有意无意地淡化这个显而易见的背景因素，但细加观察则不难作出推论。国共两党武力逐鹿中原，平津高校隐然成为“第二战线”，办学读书均非其时。岭南大学董事会的再三邀聘，终于促使陈序经在大变局到来前夕，结束他的南开生涯，返乡办学，竟在一个特殊时期使原本平平的岭南大学骤然“灵光一现”，却是他本人未曾料想到的。
陈序经，海南文昌人，当时籍属广东。早年跟随父亲到南洋经商，后返回内地上学，大学毕业后赴美留学，获伊利诺伊大学博士学位，随即短期游学欧洲，回国后最初任教的学校就是岭南大学。陈序经治学领域宽泛，其中对于南洋各国历史和华侨问题一直关注，他本人在东南亚华侨中也颇具声誉。因此，岭南大学董事会在前任校长李应林业已任职十年要求“休假”之后，物色到陈序经这样一位与岭大有渊源的本乡留美学者，可谓恰得其人。岭南大学成立于1888年，创办人乃美国基督教长老会牧师，在纽约设有“岭南大学基金会”，属于私人捐募性质，因而岭南作为一所教会大学却不归属任何固定教派。1927年依照国民政府有关规定，岭南改由国人自办，钟荣光先生出任首位华人校长。历史上该校为躲避战祸，曾经自广州迁澳门、香港等地，战后再回到广州康乐园。其时，已发展成为具有文、理、农、工、医、商等学院的综合性大学。陈序经接手的就是这样一所建校较早、历史繁复、亦中亦西、地处岭表南端、出入国门顺畅的私立高等学府。
仔细算来，陈序经担任校长近四年时间，前十四个月尚在国民党治下，1949年10月中旬广州解放，至1952年院系调整岭南大学被解散，后一阶段的两年半则已是新中国初期。在“改朝换代”过程中，为了维持学校的正常运转，陈序经先后与国共双方政要打交道，此类活动乃“事务性接触”，并不涉及所谓归属之类。广州作为国民党政府在大陆的最后一个政治中心，有段时间政要云集，其中亦不乏向本地文教人士示好者。蒋介石、何应钦或邀宴或要求来校园暂住，陈序经均巧妙地加以回避和婉拒。但是为了营救被捕的岭大农学院长李沛文，他不得不求助于朱家骅，终于奏效。中共进入广东初期，执掌粤省文教工作的是著名学者杜国庠，陈序经对之尊敬有加，并与广州市长朱光将军以及杨东莼等领导人合作融洽。不过，当军管会查出学校出纳处违规存有金条，欲拘捕相关职员时，陈序经却挺身而出，表示：“他是出纳员，我是校长，要逮捕，就逮捕我。”肃反期间，校内地下室发现枪支，一时间风声鹤唳，陈序经调查后行文陈情：枪支为以前学生军训时所用，多为一战时旧物，已锈蚀为废弃物云云，一场风波得以化解。
其实，美国基金会对岭南大学提供的资金资助，往往换成金条以求保值，为了避开当时国内严重的通货膨胀，学校用金条到香港兑换港币以发放教职员的薪酬。这种“优越性”是否构成陈序经成功吸引一批北方学者战乱之际来岭南“栖身”的一个因素，如今恐怕已无从查考。可以肯定的是，陈校长的人望，他的诚恳与平易，他的积极主动，再配合岭南大学的“硬件”设施，以及时人对于局势的各自判断，形成了众贤汇集岭表的难得一见之景观。
二
当年岭南大学的学生、后来成为中国科学院院士的卢永根先生，在一篇纪念陈序经校长的文章中写道：“正当中国人民解放军解放北平后挥师南下的时候，不少名教授和学者对党的政策存在疑虑而纷纷南下，准备经香港转往台湾或外国。就在这个时候，陈校长毫不动摇地坚守岗位，以自身的行动和礼贤下士的风范，把一批来自北方的名教授罗致到岭大，说服他们留下来，使他们成为广州解放后的学科带头人。广东省的多数一级教授就是这样来的，在医科领域尤为明显。”
所谓北方的医学专家，实际上主要来自北京协和医学院，关键人物是著名的放射医学专家谢志光教授。陈序经出任岭大校长刚刚两个月，就利用回天津办事的机会，数次赶赴北平拜访谢志光，恳切相邀，几次相谈后，谢欣然应允，并带来一批协和的名医，诸如秦光煜、陈国祯、陈耀真、毛文书、白恩施、许锦世、周寿恺、司徒展等教授。他们南下任教岭大医学院，谢志光出任院长，使得该机构盛极一时，雄踞海内。外科专家司徒展晚年在美国撰文忆述：“岭大医学院开办在各学院之后，自1948年声誉骤然公认为全国当时最佳者。附属教学之孙逸仙博士纪念医院在此之前，每月亏达五千元港币，自谢院长上任后，虽医药诊疗费与从前一样，每月收入盈余由数千元起，六个月内增至数万元港币，其他各学院经费皆不充足，全靠医学院盈余补充，于是其他学院可能继续添聘国内著名教授，岭南大学竟成全国最完善大学之一”。办好一所大学的医学院，乃陈序经的夙愿，还在战后南开复校时，他就主张创建医学院，限于条件未能如愿，而今岭大医科的兴盛，应是他办学最得意之举。
不仅如此，陈序经还聘请到陈寅恪、姜立夫、王力、陶葆楷、张纯明、吴大业、陈永龄、容庚、梁方仲等多位各学科的著名学者来岭南大学任教，大大提升了学校的师资水平。数学大家姜立夫长期担任南开大学教授，与陈序经有同事之谊，他本来已经到了台湾，但不适应那里的生活，陈序经遂邀他来岭大，设立数学系，请他做系主任。陈序经与陈寅恪相识于1934年，两人共同参加一个在南京举行的会议，会后北返列车中相谈甚欢，后来又在西南联大共事，彼此相知渐深。陈寅恪与胡适同机飞离北平后，一路南来，事先与陈序经联系，表示愿来岭南大学“避风”，陈序经复电欢迎，随即电汇一笔充足路费，寅恪先生如约抵穗，而其家人却到了香港。正在进退两难之际，陈校长亲自赴港劝说调解，终于将陈家接回康乐园妥为安置，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即在此度过。语言学家王力离开清华进入中山大学，不久接受陈序经校长的热情相邀，也来到岭大，担任文学院长并在校务问题上多有建言和翊赞。
人们赞誉陈序经“不但是个学者，而且是个很有远见、很有组织能力、很能团结人的教育家”。他的办学能力突出表现在“识才”与“容才”这两点上。凡遇稍有资历的教师前来求职，他首先要了解该教师是长期从事学术工作，还是以谋官做官为主，对于后者，他认为必不能专心致志于教学，十之八九必婉谢。而对于所聘教师的学术经历、治学特点及教育背景等，他几乎烂熟于心，每每提及，如数家珍。识才不易，容才更难。居高位或具有权力资源之人，能够真正做到“不忌才”实属难得。陈序经对于教授学者们，不搞宗派，不分留学还是未留过学，只要有才学者，他都很敬重，亦即人们常言的兼容并蓄。曾在岭南大学任教的法学家端木正评述道：“陈校长和知识分子交朋友，最成功的道理就是能尊重人。他说过，他当教务长也好，当校长也好，从来不到教室去听教授讲课，不去检查教学。他说，每位教授在我决定下聘书的时候，已经是相信他的教学水平，不能等他教了几年书，还去检查他。如果我不信任他，就不请他。”
三
像多数旧时大学一样，岭南大学的行政系统精干而富于实效。校长之下设教务长、总务长，分管教学事务和日常庶务，校长有秘书一名，负责文书和联络。各院系负责人均为专职教授。陈序经主政时，学校最高决策层通常为五人：校长、教务总务二长及文学院、理学院的院长。校长对董事会负责，掌有人事、财务的绝对支配权。陈序经勇于决断，也善于听取各方面的意见。他常常用电话或登门访问方式与相关教职员商讨决策方案，简捷而精准，效率很高。他聘用冯秉铨、任锐麟两位岭大资深教授分任教务长、总务长，前者乃哈佛博士、电子物理学家，口才好，善交际，教学方法高明，深受校内中外师生佩服；后者是三十年代即来岭大任教的加拿大华侨、神学博士，曾经兼任广东国际红十字救灾会工作，忠于职守，富有才干，社会活动能力强。此二人在陈校长短暂而光耀的岭大办学生涯中作用重大。
还有一个人不能不提及，他是岭南大学理学院院长、美国教授富伦先生。岭大成立之初，外国教师居多，以后逐年减少，至陈序经掌校时仅十余人，其中主要是美籍教师。在陈序经看来，富伦乃外籍教授中最有真才实学者，他还是美国基金会在校内的代表。对于新校长的若干举措，富伦不仅理解，而且支持配合，二人间的友谊与日俱增。且看1949年6月，即陈序经履职将满一年时，富伦向美国基金理事会提交的一份报告：
陈校长1948年8月1日就职。从那时起：1、在他的领导下学校平稳过渡，没有发生任何不满现象。2、他设法得到中国政府的资助，去年没有发生透支现象，而且还有点结余以便应付以后可能出现的紧急情况。3、他重新组织了医学院，它的教职工队伍绝对被视为在中国最有实力的。4、他还加强了其他学院，特别是文学院，吸引了国内外享有声誉的学者。5、他增进了校园的学术气氛，在许多方面超过了战前的水平。6、虽然他不是位基督徒，但他本人和学校的基督教目标及特点都得到广东各教会机构前所未有的信任。7、他逐步加强了大学的中国人队伍，同美国人一道参与学校的管理和决策。8、他服从校董会的领导，校董会如今非常信任学校领导班子，而一年前却不是这样。9、在政治动荡之际，他处事不惊，使得全体师生能面对变迁保持平静，令人赞不绝口，而广东一些人却惶惶不可终日。
“富伦报告”透露出美方对于新任校长的满意和赞赏程度，其中所列各项基本上是客观信实的，特别对新校长处乱不惊的气度与“一些人的惶惶不安”作了对比。内中“设法得到中国政府的资助”一节，显然是指陈序经向当时的国民政府寻求办学经费资助的努力，关于此事的细节，在已刊行的有关陈序经出版物中未见载述。国民政府对于私立大学曾有相当力度的资助，但在兵败如山倒的局势下，能有多大余力顾及“硕果仅存”的高等学府，实在是个疑问。不过，陈序经作为商人之子，当然具备一个大学校长“跑经费”的能力，意外地有所斩获，也未可知。事实上，他在金融界颇有一些朋友，为了办学而筹措资金，还是有人愿意设法相助或慷慨解囊的。据说，当年陈序经只身北上南开，得到张伯苓欣赏，最初是缘于协助解决了一笔迫在眉睫的经费难题。办好一所大学，需要能力全面的校长，他无疑是一个能者。
1950年夏，朝鲜战争爆发，抗美援朝随后开始，反美浪潮汹涌而至，岭南大学的外籍教师纷纷离去。富伦是最后一批撤离的美国教授，离别康乐园之际，陈序经一人前来送别，向这位合作办学的朋友表示一份个人之间的惜别之情。此时，岭南大学前景暗淡，中央教育部已经召开了“全国处理接受美国津贴的高等学校会议”，真正的“社会变迁”才刚刚开始。
四
当初有些人动议，将岭南大学迁往香港，遭校长陈序经否定。他的理由是，如此完善的一个大学迁移异地，谈何容易！而内心则认为，国民党腐败失去江山，取而代之的共产党应当有希望。抗战时期陈序经在南京、重庆曾见到过周恩来，那是些与南开有关的偶然场合，他对这位中共领袖的印象并不差。江山易主之后，他拥护人民政府，与粤省主政者也建立起融洽关系。但是，他担任岭南大学校长的后半段，总的感觉是危机四伏，精神压抑。除了“思想改造”的政治压力外，过去办学的一些有效做法如今却行不通了，他自述：“政府命令停止使用外币，本校若是使用了是违背政府命令。校长是学校负责人，做了违法事情，坐牢或任何处分，校长是最先一个。假使不用外币，教职员工的生活又必有了很多困难：有段时间人民币从五百元兑换一港币贬至五六千元兑换一港币。私立学校校长在经济上无办法，就做不下去”。私立学校的生存空间越来越小，本来生龙活虎的陈校长也愈加无可奈何。他甚至后悔自己离开南开而来岭南的选择，在一份“检查”中他写道：“我曾经将这个意思向杜（国庠）厅长说，他劝我勉为其难做下去”，“可是在精神上，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我始终是感觉到痛苦”。
1952年春，大规模的“院系调整”拉开帷幕，岭南大学与其他十余所具有外国教会背景的大学一并被取消。岭大取消校名后被并入中山大学，其原有的医、农、工、法、经济各学科被调整出去，只有文、理二科进入新的中山大学，而康乐园变为中大新址。对于如此“大动作”的学科调整，陈序经内心不无保留，但他配合此项工作的进行，并无外在的抵触。就个人而言，他得到解脱，终于一身轻松了。从这时开始到1956年的四年间，陈序经没有担任任何实质性的行政职务，被安排到中山大学历史系做一名研究教授。此时，他所从事的社会学、政治学以及“文化学”，通通当做“资产阶级文化”学科已被取消了，研究历史乃唯一选择。好在他对古匈奴史、东南亚各国史、西南少数民族史等均有兴趣和学术积累，默默耕耘成为他这四年间的主色调。
有统计显示，自1952至1966年间，陈序经撰写书稿约二百五十万字，计有《东南亚古史研究》八种、《匈奴史稿》、《西双版纳历史释补》及《中西交通史稿》等。其中，东南亚古史的七种由香港《大公报》社分别印行数百册，作为赠阅本内部发行（至于他这些著作的正式出版，已是其身后之事）。作为一项参照，从1928年到1952年，他的各类写作字数总计也不过约三百万字。在“树欲静而风不止”的五、六十年代，取得如此成果，其勤奋与毅力令人感慨唏嘘不已。据其家人介绍，他养成了早睡而凌晨四时起来写作的习惯，多年不辍，即使日间肩负繁杂公务亦是如此。
上世纪五十年代中期，陈序经与陈寅恪、姜立夫等人被评为中山大学一级教授，多为“岭大旧人”。当时校内曾有人质疑陈序经的学术造诣。客观地讲，陈先生治学领域宽泛，似乎不很符合人们认同的学术专精标准。他的博士论文属政治学题目，任教高校则以社会学立身，在南开经济研究所，他从事工业化社会调查课题，终非严格意义的经济学家，在西南联大自创“文化学”，著作刊行而争议不断。难能可贵的是，他即使兼任校长，也不废自身学术追求。著名的明代经济史家梁方仲先生站出来解疑：“我原以为陈序经只是校长之才，但最近读到他撰写的历史，可以肯定地说，他在学术上的功底无可非议。”
海外报章对陈序经离开校长职位长期“赋闲”有过失实报道，一些朋友于是劝他出国另谋出路，国民党人士也来信鼓动他“脱离铁幕”。对此，陈序经平静处之，他自信没有加入过国民党，平生教书办学，从未涉足任何政治活动，共产党不会难为自己，因而仍在康乐园安心作学术研究。问题在于，陈序经虽无“官职”，但威望与影响仍在，原岭南大学的教授们乐于与他接近，听取他的意见，甚至有一稍嫌夸张的说法：陈寅恪惟陈序经之言是听。如此一来，已经实行党委制的大学权力机制，感觉遇到了挑战，必欲“纠正”之。1955年前后在任的那位学校书记，用一种暴君的姿态对待高校知识分子，以致连“有涵养”的陈序经私下抱怨：有的人不仅要用脚踩在你的身上，而且还要用脚踩在你的鼻子上！
五
1956年对于陈序经来说是个转折点，先是评为一级教授，后被国务院任命为中山大学副校长，还做了全国政协委员和广东省政协常委。这一变化，与那段时间知识分子整体处境的改善有关。据传，主政广东的陶铸某次进京汇报工作，周恩来总理特别提起广东有一位能聘到一级教授、善于团结高级知识分子的教育家陈序经，应当向他学习知人善任的本领。后来，陶铸与陈序经几乎结为莫逆之交。还有一个背景不可忽略：东南亚华侨筹建新加坡南洋大学，在全球杰出的华人学者中物色校长人选，陈序经被选中的呼声很高，反映出他在华侨社会的声誉和影响。此事对中共高层不可能没有触动，陶铸就曾专程询问陈序经的态度，陈表示自己无意于此。
再次担任校长（副职），陈序经意识到自己是十几所被解散的私立（教会）大学校长中唯一被重新启用者（辅仁之陈垣先生另当别论），但此刻履行职责的情形与以前主持岭大时已明显不同。上有党委会，负责思想政治和干部人事，各位正副校长各有分工，职责范围明确具体，只要各安其职即可，全不似私立校长独自当家的劳顿与风险。陈序经分管基建、房管和卫生，几年间增建了体育馆（临时会堂）、生物楼，还扩建了学校医务室。他上任刚刚几个月，“帮助党整风”的大鸣大放就紧锣密鼓地开始了。
上世纪三、四十年代，知识界围绕“全盘西化”、乡村建设与工业化以及大学教育诸问题展开论争，陈序经一向以“敢言”、“好辩”闻于世，颇有所谓“一士谔谔”之概。可是在1957年“鸣放”时，他却显得比较谨慎，发言很迟，那篇发言记录稿《我的几点意见》6月间发表在《南方日报》时，与“事情正在起变化”的事态转折已非常接近了。他的发言温和含蓄，但也不失锋芒。其中谈到：高校内泛政治化现象严重，学术与政治不分，许多党员用搞政治运动的经验，硬套到高等教育上；许多党员做事往往不讲法律和制度，一些干部与其说是违法乱纪，不如说是无法无纪。他在发言中也强调，高校如果不要党的领导，是很难想象的，问题不在于要不要党的领导，而在于如何领导。曾有报纸点名批评这个发言，而陈序经在“反右”运动中竟安然无事。
粤省政治区位特殊，从清代中后期的“十三洋行”，到现代的毗邻港澳（台），加之沿海侨乡居多，流动性与开放性明显。其主政者需要灵活应对，为官也就比较开明。当年陶铸肯于善待陈寅恪、陈序经等人，显示出他过人的眼界和气魄。1958年，为适应华侨子弟的入学要求，新暨南大学在广州成立，陶铸以中共中南局第一书记兼广东省委第一书记身份而亲自兼任该校校长。其间，他多次访晤陈序经，探询办学方策。经过几年草创，学校初具规模。1962年底，陶铸执意卸去兼任的校长一职，坚请陈序经接任。这样，年近花甲的陈序经便开始了一段暨大校长生涯。
自1963年至翌年上半年，作为暨南大学校长，陈序经主要致力于两件事：一是提高教学和学术水平，二是建设校园。他筹划自外校调入一批骨干教师，几经努力，仅小有所获，社会组织形态已然变化，过往的成功经验如今难以奏效。他秉持教育管理要有“优容雅量”的想法，亲自登门造访暨大每一位教授，亲自接待返乡来校探访的侨生家长。他虚怀若谷平易近人，对教职员工从不摆校长架子，每每清晨乘小车远道来校，途中遇有本校人员必定招呼上车，以至校长的乘用车被称作“小巴士”。他在任期间，暨南大学作为一个特例，成立了校董事会，廖承志为董事会主席，成员包括费彝民、王宽诚、何贤等海内外知名人士。陈序经的“亲和力”不仅在校内大行其道，也不断扩延到海外人士中，无论相识与不相识，人们愿意与他商谈各类办学事宜。在不长的时间里，学校增设外贸系、东南亚研究所，筹办医学院，增加图书仪器，扩大海外学术交流，华侨子弟回祖国读书的人数明显增多。
陈序经办暨南大学有声有色，本来是与国与民的大好事，但在极左年代里，却无意中犯了政治上的大忌。还在他上任暨大校长之初，上边即有责难声：“为什么找一个党外人士做正校长？”
六
1964年6月，突然下达调令：陈序经转任南开大学副校长，调离广东。陈序经不明所以，也极不情愿重返南开，他求助于陶铸，陶铸坦言此次自己也是爱莫能助，反而劝他北上就职为宜。究竟是何原因促成了此项调动？陈序经与粤省高级知识分子由来已久的密切关系，他与海外人士的互信合作，在一些人看来，已事实上形成与党争夺知识分子、与党抗衡，影响恶劣，有人甚至贬称他是“土皇帝”。其实，此类“反映”在极左和封闭的政治环境里始终存在，当然构成一种推动因素。
同年9月，陈序经怀着无奈的心情回到阔别多年的天津南开大学。世事难测，转了几圈又回到了原点，旧人已零落，而新人反将旧人当新人，他的内心难免感到苦涩甚至是自嘲。当时南开已有六位副校级干部，他是第七位，只能分管卫生之类，实际上无事可做。遇见西南联大老友、历史系教授郑天挺，郑问他现在做些什么，他答说练习烹饪技术（自作伙食），可见其初返南开之境况。1965、1966两年的寒假及春节，他都回广州与家人共度（中山大学住房保留）。“文革”初起，陈序经作壁上观，以为与己无涉。岂料严冬时节狂飙突起，他被揪出批判，“反动学术权威”、“美帝文化特务”、“黑线人物”等罪名汹涌而至。随后被抄家，住房遭强占，夫妻二人被赶至仅几平方米的一小屋内安身，还被责令不断地写交代材料。陈序经的身体一向强壮，但此时却急转直下，听力、排尿均出现障碍，1967年2月16日终因心脏病突发而离世，年仅六十四岁。
长歌当哭，总在痛定思痛之后。像陈序经这样的学者型大学校长，历经1949年前后两个时代，却均能创下优异办学实绩，至为难得。如此才华横溢的教育家，却被狭隘的偏见、俗陋的嫉贤妒能所戕害，时代和民族的悲哀莫此为甚。陈序经的学养、经验和操守，真正值得后人尊重和感念。可是，他遭遇极左权势的忌讳和打压，难以尽展其才，则是需要痛切反思的一个历史纠结。
（陈其津：《我的父亲陈序经》，广东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南开大学高等教育研究所编：《东方振兴与西化之路——纪念陈序经诞辰一百周年论集》，南开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此文为教育部社科项目06JA880040之系列文章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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