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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1962年，我在北京师范大学读本科三年级时，赵光贤先生为我们开设了选修课“先秦史”。我是1959年考入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的，正赶上学制改革，由四年制改为五年制。系主任白寿彝先生、副系主任何兹全先生，动员全系有资历的教师为我们年级开设选修课。当选修课程目录公布后．同学们根据自己的兴趣，纷纷选择有关课程(记得只要有五个以上的同学选修，就可以开课)。我对中国古代史有兴趣，就选择了赵先生的“先秦史”。这也是我认识赵先生的开始。 记得ersonName ProductID="赵" w:st="on">赵ersonName>先生讲了十个左右的专题，其中有些内容就是他在“文革”后出版的《周代社会辨析》(人民出版社，1980)一书中所讲到的。“文革”中没有失去，真是先生的幸运。 ersonName ProductID="赵" w:st="on">赵ersonName>先生讲课，时时要涉及考证。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考证是不受重视的。也可能是同学们不ersonName ProductID="习惯于" w:st="on">习惯于ersonName>老师在课堂上讲考证的意见传到ersonName ProductID="赵" w:st="on">赵ersonName>先生那里，所以有一次ersonName ProductID="赵" w:st="on">赵ersonName>先生在课堂作解释，说过去有人为了说明“春王正月”四个字，就讲了上万言，我讲了一点点考证，不足为怪，希望同学们能够了解这些情况。听了赵先生的这番话，多数同学也就不再有这方面的议论了。 赵先生在学术观点上有自己的独立见解，反映出一种执著的精神。他在中国古代史分期问题上，不赞成郭沫若先生的观点．讲课中时时提出与郭说不同的说法，这给同学们留下很深的印象。 二 1963年，我们到了四年级了，系里要求每个同学都要撰写学年论文。一年时间，在不停课的情况下逐步写成。同选修课一样．担任学年论文指导的老师们公布了一批选题，由同学们自由选择。我考虑再三．选了“春秋时期各族关系”这个题目。这个题目也是由赵光贤先生命题并由他作指导的。记得开始有好几位同学选了这个题目，但后来大多又重选了其他题目。我因对这个题目有兴趣，也就坚持了下来。 春秋时期各族关系很复杂，当时又没有这方面的研究论文可供参考。蒙文通先生的《周秦少数民族研究》和马长寿先生的《北狄与匈奴》等书，就成了主要参考书。在赵先生指导下，我从图书馆借阅了顾栋高的《春秋大事表》，主要研读了其中的《四裔表》，逐步清理出一点头绪。在征得赵先生同意后，我计划按照中原诸华、诸夏分别与北方狄族的关系，与东方夷族的关系，与南方蛮族的关系，与西方戎族的关系，逐步展开撰写。经过一年的努力，我只写出了诸华、诸夏与北狄的关系，并以此作为四年级的学年论文，交了卷。赵先生建议我在五年级写毕业论文时，把其馀几个部分也写出来。当时，我自己也有这个想法。就这样，在赵先生指导下，我写出了一篇三万字的大学毕业论文《论春秋时期各族的融合》。 在撰写这篇论文的过程中，接触到许多材料，其中关于民族间的冲突、战争、会盟、通婚等等。为什么我把论文的重点放在“融合”上面呢?这是受到了郭沫若主编的《中国史稿》第一册的影响。《史稿》只写了一段文字，指出了这时期民族关系走向融合的趋势，这对我启发很大。同时。我也根据恩格斯提出的论点：在早期的各民族关系中，冲突和战争，就是交往的一种形式，就是各族间产生联系的表现。循着这样的思路，我把重点放在“融合”上面。 在撰写过程中，赵先生指导我读书，除上面提到的《春秋大事表》外，还要读江永的《春秋地理考实》、郭沫若的《两周金文辞大系》等。回想起来，读本科时多接触一些基本文献是非常重要的。我交给赵先生的论文初稿．是用毛笔竖行写在毛边纸上装订成册的“稿本”。赵先生退给我时．也是用毛笔作了批语，而且是“硃批”，就像我读中学时，语文老师用毛笔蘸着红墨水批改作文那样。凡是我提到的有关证据不全面的地方，赵先生都批道：“参阅《左传》某年某事”，指示得很具体。当我读到这些批语时，心情非常激动!今天回忆起来，仍有当年的那种感觉。后来，我听别的老师说，在白寿彝先生主持的总结学生毕业论文撰写情况的会议上，白先生还提到了这篇文章。事后，赵先生建议我把论文抄写一份寄给吕振羽先生或当时任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主任的汪锋同志，以便得到他们的进一步指点，但我没有那样的勇气，也就放下了。“文革”中，我始终保存着这篇论文的初稿，因为它浸透了自己两年的心血，也包含着赵先生的许多教诲，总觉得应当加以珍惜。1972年，我到农村走“五七道路”，白天劳动，晚上在生产大队保管员办公室独自整理这篇论文。当时是在内蒙古工作，对民族关系有些新的理解．更加感到这篇论文的学术意义和现实意义。这或许就是对现实的理解更加深了对历史的理解吧。“文革”结束后，1980年我将此文寄给《学习与探索》杂志，1981年在该刊发表。不久，我回到母校工作。当我将这本杂志送给赵先生时，我说了一句话：“赵先生，这是您十八年前指导我写的大学毕业论文!”赵先生翻阅着杂志。连声说：“好!好!” 现在人们常说的一句话是：“结果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过程。”联想到这篇论文从撰写到发表，经历了十八年，它虽不是一篇“大作”，却也是自己读大学本科的一个“足迹”。时间的流逝并没有使这“足迹”模糊，反而显得更加清晰了。每念及此，总是会想到赵先生的指导、“硃批”和后来的建议。尤其重要的是，当我回眸自己的学术、人生之路时，有一点是我感到十分庆幸的：一是大学毕业论文写的是民族关系；二是我工作了十三个年头的内蒙古是民族地区；三是白寿彝先生在理论上、学术上都十分重视民族关系和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历史与现实。因为有了这几个因素的影响，使我对民族关系和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历史和现实也有了比较深刻的认识，这一认识对自己的思想和学术都是很重要的。从这个意义上说，“过程”是重要的，“结果”也是很重要的。 三 1978年，吉林省社会科学院主办的《社会科学战线》创刊。当时，我还在吉林省通辽师范学院工作，很荣幸地成为这个新生学术刊物的编委。我受编辑部委托，向赵先生约稿。赵先生高兴地同意撰稿。这就是他后来写成的长达四万字的《左传编撰考》(参见赵先生著《古史考辨》，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87)。尽管赵先生这篇大作因故未能在《社会科学战线》刊出，但赵先生欣然答应了我的约稿请求，对我确是很大的鼓励和支持。 1985年，当时是中华书局负责《文史知识》编辑、出版的杨牧之先生，建议我约请同行撰写中国史学家小传，可分别先在《文史知识》发表，同时编纂成书。这就是1986年由中华书局出版的“文史知识文库”的一种：《中华人物志·史学家小传》，后来台湾出版了繁体字本，分为上下两册。 当时．我已经回到北京师范大学史学研究所工作。对于杨牧之先生的建议和委托．我是认真对待的。我列出了60位史学家的名单，第一位是孔子。我的想法是，作为小传的开篇，应请一位有学术影响的学者执笔。于是我想到了赵先生。我说明来意后，赵先生有些犹豫，原因是关于孔子修《春秋》的事，学术界存在不同看法。赵先生的观点是：孔子的《春秋》基本上是以鲁史为底本，但也有所笔削。在我再三请求下，最终赵先生同意写一篇作为史学家的孔子小传。这使我非常兴奋。一则是《史学家小传》开篇有名家执笔，定会为这本小书增色；再则是孔子作为史学家出现，这就把中国史学上有生平可考的史学家的生活时代提前了几百年。这对于中国史学史来说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这就是《中华人物志·史学家小传》上的《孔子——我国最早的历史编纂学家》。赵先生写得很通俗，深入浅出，但却反映了他对孔子和《春秋》的许多独到见解，是一篇富有学术含量的孔子“小传”。至今，我每想起此事，总是感激赵先生理解学生的这种心情。 四 1988年5月，我受《史学史研究》编辑部的委托，对赵先生作了两个上午的访谈。在长谈的过程中．赵先生兴致很高，话题广泛。访谈后，我写了一篇访谈录，刊登在《史学史研究》1988年第4期，题为《治史贵有心得——访赵光贤教授》。后来赵先生出版《亡尤室文存》，收录了这次访谈的录音整理稿，题为《瞿林东教授来访的谈话记录》。重读这篇访谈记录，使我感受到赵先生思想上的那种充满朝气的学术活力。事情是这样的：在这次访谈即将结束的时候，我提出了一个当时史学界十分关注的问题：史学方法问题。我的意见是：不要一提到方法，就是西方史学的某种方法，也不应当认为中国只有考据的方法，对他人，对自己，都要看得全面一些。赵先生没有正面回答我的问题，而是从更高的层次上谈到他对“史学方法”的见解。 他说：我的看法是这样的，现在有一个说法，就是用哲学来讲历史，说是历史要讲本体论、认识论、方法论。我觉得用哲学来讲历史有问题。你说历史的本体论．那么历史的本体是什么东西?写这个文章的，我就没有看出他说清楚了这个问题。你说宇宙的本体，那可以，不管你是唯心的说法，唯物的说法。总有个说法，历史则不行。认识论这有什么可说的呢?怎么认识历史。每个人有不同的方法。但这只是看法的不同，不是论的不同。方法．大家有各种各样的方法，古的、今的都可以用，我觉得只要是能用的都可以用。但是我不赞成一定要用论。这个论就是哲学的。我认为我们可以搞历史科学，不要搞历史哲学。什么是哲学呢?它是讲宇宙也好，人生也好，讲它的最深处有一个道理，能够解释所有的现象。老子讲“道”，“道”就是最高的东西。这个东西很抽象，你可以有各种各样的解释。黑格尔讲“绝对精神”，这个东西非常抽象。我的想法也不够成熟，提出来大家可以研究。我的意思是不搞历史哲学，我们要搞历史科学。这是我的想法，这些想法对不对。大家来讨论。像“模糊史学”，是从模糊数学来的，我就不明白史学为什么要让它“模糊”?比如武王伐纣的年代搞不清楚。好像是模糊的，搞不清楚只好不写吧，但是我们搞历史的就安于“模糊”?那不是写得稀里糊涂? 重读这些谈话，再次使我受到启发：当时已是78岁高龄的赵先生。在学术上仍保持着一种敏感，保持着一种学术朝气。一种执著追求的精神。并且敢于发表自己的见解。我想，这就是章学诚说的“史德”在赵先生身上的一种反映吧。 今年是赵先生百年诞辰，我写了这几件事情，以表示对赵先生的缅怀之情。其实，在我心中，这些事情都是不会忘却的纪念。 2010年7月撰于北京师范大学史学理论与史学史研究中心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