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定要有怀疑才能得到真理。当然怀疑不是胡乱怀疑，要经过很多的思考。教育最终的目的就是要独立思考
    再次敲开周有光老先生的家门，他仍然坐在那张掉了漆的小书桌前，与寒冬季节的那次拜访一样，笑眯眯等着来客发问。
    他大概并没弄清楚来人是谁，也不多问，但显得很欢迎，已脱落眉毛的眉骨在眼睛上方明显弯起来。仿佛他已习惯了这样的模式，接受各个领域的问题，尽力给出自己一百多岁的生命里思索出的答案。
    早年他曾参与《大英百科全书》的编纂译介，晚年倒果真成了“周百科”。来来往往的困惑者在这九平米的小书房里一再驻足，期求寻得焦灼生命中的一片清凉。
    所有国家在发展当中都会产生问题
    周有光：我们曾经搞得很乱，后来改革开放是很好的事情，但是一个社会要搞坏容易，搞好不容易。根据我的体验，许多不合理的荒唐的事情在(上世纪)80年代一直慢慢地改，一直改到90年代才差不多了。90年代以来这十年我们发展也快得不得了，说明我们这个国家只要有好的政策，就可以发展得很好。中国人素质还是好的，文明古国嘛。
    新中国60年里前30年破坏得太厉害，带来许多问题。这是难怪的，所有国家在发展当中都会产生问题，发展越快问题越多，好多东西都是利弊共生，这是社会发展当中的一种规律。
    《瞭望东方周刊》：对现在媒体经常报道“假博士”的问题您是什么看法?
    周有光：这是一种道德水平的下降。中国人的传统是诚信，孔夫子讲“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信是很重要的。现在到处是假的东西，甚至许多有名的人物都是抄人家的文章，这种社会风气非常不好。
    这个事情应当说我们的新闻媒体也发达了，但媒体还没有充分的自由，报道还有顾虑。一有顾虑，就会造成一种起哄的风气，就不是思考了。
    我是一个乐观主义者，认为坏事情都会慢慢变好，但是乐观不等于喜欢坏事情。我认为坏事情应该很严重地批判。有一个故事，有一个日本人住在韩国几十年，年老回国之前写了一本书，把韩国一棒子打死，把坏事情讲出来。想不到这本书出来之后一下子卖了几十万部，起哄得不得了。韩国人自己跟着他揭露坏的事情。
    这个新闻上海《解放日报》报道得最多，总题目是“韩国不怕骂”，国际上都评论，一个国家不怕骂才有希望。不许讲缺点是缺点当中的缺点。
    《瞭望东方周刊》：在您看来，一个国家怎么样才更容易取得进步?
    周有光：这有两个方面，一是统治者要有开明水平，二是群众对于民主的认识和要求。
    民主是要学的，不是一个简单的事情，要制定许多法律。我们改革开放之后定了一些比较好的法律，比如《物权法》。从历史来看，不是私有制落后于公有制。不丹这样的小国家走民主道路，不是群众要求，而是头头们到外国留学去了，有了新的思想。很多小国家都是这样实现民主的。
    我给你们讲个笑话。以前一个中东国家非常保守，它的王子王孙都到英国留学，回来之后看不惯本国的状况。老国王去世了，新王子接班，那时候国家还没有电视，新国王要求发展电视事业，大臣们都反对，说这是魔鬼的诱惑。王子说好吧，你们都回去吧，下次再谈。大臣们走出王宫，发现汽车没有了，回去问王子。小王子说，汽车也是魔鬼的东西，你们要它干吗?哈哈。后来电视就办成功了。
    所以要想进步，认识是很重要的，能认识到它是对的，就很容易取得进步。另外一方面，不能单靠群众自我提高，要靠有水平的人出来提倡。
    厚今而不薄古
    《瞭望东方周刊》：现在有两个东西被批评比较多，一个是中医，一个是武术。
    周有光：中国的武术是有它的特点，但如何发扬?运动方面的比赛最高级别的是奥运会，奥运会以前是没有羽毛球的，这是印尼搞出来，后来提高水平，经过国际认证，就变成世界性的了。中国的武术应该走这条道路。
    什么东西都要走世界性的道路。你另外搞一套，不让科学的方法来处理，是不行的。
    《瞭望东方周刊》：那么汉字呢?现在电脑输入拼音已经很方便了，书写难度几乎已不再是恢复繁体字的障碍，所以台湾不少人呼吁恢复繁体字。
    周有光：要恢复繁体字是不可能的。马英九反对在台湾搞另外一套拼音，赞成用大陆的拼音，这点事情他做对了。可是他要提倡繁体字是不对的。
    蒋介石也是提倡简化字的，公布简化方案，是南京第一个做的。不过那时公布以后，反对的声音太大，第二年就失效了。蒋介石到了台湾还在提倡简化字，但是因为我们大陆是搞简化字的，那时台湾是共产党搞什么，他们就反对什么，结果后来台湾就反对简化字了。
    我讲老实话，这个反对是台湾文字学发展水平不足的缘故，因为他们不许发展文字学，这样子他们就落后于我们。我们在文字学、语文工作上面一直还不错。许多应当做的事情我们得慢慢地做，因为这不是容易的。比如提倡普通话，原来叫国语，名称是无所谓的。原来很困难，到了90年代普通话的提倡基本成功了。一方面是慢慢地积累，一方面是语言文字的发展方向没有搞错。
    现在有些批评，是因为凡是共产主义提倡的他就反对，这跟文化工作本身是两回事。我现在不跟外界往来，以前有台湾的学者过来我就跟他说，语言文字我们从学者的方面来解决，学者大家的意见都是一样的，不要把它跟政治混在一起。
    但是我们没有说不许用繁体字嘛，一种古文字当然要学，还有人学甲骨文呢，而且学的人越来越多。不是不要古的，只要今的。以前有人提倡要厚今薄古，我是提出厚今而不薄古，“厚今”是重要的，但古代的好东西不要丢掉。
    科学与信仰的区别在于，科学天天希望你否定它
    《瞭望东方周刊》：前段时间媒体曾经爆出道士李一利用“神仙法门”大发名人财的事情，为什么他能欺骗那么多所谓“精英”?能否请您谈谈与之相关的信仰缺失的问题?
    周有光：有一个美国的历史学家，说亚洲人创造许多宗教，欧洲人创造许多主义，这都是信仰。可是从信仰宗教到信仰主义，是前进了一步。因为信仰宗教，那是一个想象，毫无根据的。主义是有哲理的，是哲理信仰。可是还有第三步，是进步到科学。
    科学不需要信仰，科学与信仰的区别在于，信仰不许批评否定的，科学天天希望你否定它。比如说万有引力定律，你可以天天批评它，哪天你能创造一个推翻它的理论，那你就了不起了。
    一个民族多数人的思想会经历三个步骤：神学思维，就是信仰宗教;玄学思维，就是各种主义了;科学思维。科学的好处是希望人家骂，你骂不倒它，它就是真理，所以它站得住。而且科学在全世界是一样的，是一元的，而宗教不同的教派，主义不同的流派，都是不同主张的。
    当然，科学是一步一步发展的，现在整个世界上的问题只有一部分能由科学来解决，大部分不能解决。所以宗教能够站得住，主义能够站得住。有些问题要几十年甚至几百年才能解决，可是整个趋势是毫无疑问的。
    神学思维到玄学思维到科学思维，这三步的发展非常重要，你能掌握这个规律，观察很多事物你就明白了。
    《瞭望东方周刊》：这么说您认为宗教相对来说是落后的?
    周有光：从科学的角度看，玄学是落后的;从玄学的角度看，神学是落后的。前苏联是没有思想自由的，所以它就反对宗教嘛。结果苏联一垮台，大家都跑到教堂里面去了。什么道理呢?外国评论家提出一个观点：它拿不许怀疑来反对不许怀疑，当然是失败的。因为苏联搞的那一套还是玄学，不是科学思维。从这一点来看，叶利钦这个人还是有眼光的。在欧洲有人问，你把苏联搞垮了，你懊悔不懊悔?他说苏联瓦解是俄罗斯前进的必要条件。
    现在之所以那么多人选择宗教，很容易解释。他们有种精神的苦闷，人不仅要物质的生活，还要精神的生活，他们精神没有寄托。讲老实话，我们今天许多人会发生精神苦闷，有一部分人就想用宗教解脱自己。
    我自己也有过这方面的经历。我是教会学校出来的，但一直不信教，但是抗日战争中我有一个七岁的女儿患盲肠炎死去了，因为打仗的时候医院条件不好。这个给我的打击很大。那时候来了一个朋友，是冯玉祥的秘书，他娶了位信基督教的太太，自己也信了基督教。他说你精神痛苦，可以有一个安慰的方法，可以受洗礼入教，我就跟着他五分钟受洗礼，吃一块小小的面包就完了。
    但我是一个理智主义者，真正让我信教很困难，要我每天吃饭祷告就办不到。所以我形式上是基督徒，但是没有真正相信。一个有深入的科学思维的人要成为真正的教徒是很难的。
    《瞭望东方周刊》：民国时期教会学校对今天我们的大学教育有什么借鉴作用?
    周有光：可以这样说，现在世界的教育，主要都是基督教教会办起来的。欧洲比较古老的大学有六百年，都是教会主办，几乎没有例外。所以宗教的迷信与迷信里面产生的思考、真理，就是所谓的辩证法。先进的东西都是从落后的东西里生产出来的，都是慢慢变成了先进。
    现代教育发展了六百年，从两千年的整个教育史来看，教会推进教育、推进科学的贡献还是很大的。基督教为什么能这样子呢?它经过了宗教改革，前后闹了差不多五百年，之前教会腐败得不得了，很多荒谬的事情，后来一步步改革。原来天主教是保守的，新教三大派是比较进步的。改到现在，天主教也是比较进步的了，与新教没有多大分别。从这个历史来看，是从黑暗到光明的，是从落后到进步的，是从愚昧到智慧的。要一步步前进。
    什么叫进化论的思维?进化论是了不起的，不仅用之于自然现象，也可用之于社会科学。我们今天于自然科学已经没有问题了，苏联一度自然科学都不要，要创立马克思主义自然科学，后来都失败了。我们今天引进了自然科学，但是社会科学方面只引进了经济学，其他的很多人都不知道，我想将来会慢慢开门的。
    “民国热”有它合理的一面，有它不合理的一面
    《望东方周刊》：现在兴起“民国热”，民国题材的书籍很畅销。感觉民国时期文化很繁荣，您的文化功底也是在那时打下的。您怎么看现在兴起的民国热潮?
    周有光：“民国热”有它合理的一面，有它不合理的一面。
    合理的一面，现在全世界有一股历史学热，国外的讲法叫做全球化历史学。比如香港杂志就讨论一个问题，第二次世界大战究竟是谁发动的?大家都说是德国发动的，但并非如此，是希特勒与斯大林共同发动的，他们定了密约瓜分波兰，瓜分欧洲。一个国家发动和两个国家发动是完全不同的，这种全球化历史学是要把历史重新解构，中欧许多国家最起劲。
    中国历史也在改变。比如太平天国，过去国民党捧太平天国，因为它反对满清;我们捧太平天国，因为它是农民革命。现在知道这两个看法都错了，太平天国是非常落后的，给中国带来很大破坏，不是好东西。特别是《辞海》，以前说“太平天国革命”，后来改成了“天平天国运动”。所以假的、错的历史要改正过来。
    现在重新想起有一个民国时代，是对的。可是错的呢，是另外一方面：许多人站在国民党的立场上反对共产党。我们这些人当时为什么赞成共产党反对国民党呢?因为那时候国民党是专制的，共产党是宣传民主的。
    那时我在重庆，周恩来每月开会，找一二十个人商量国家大事，我每一次都参加的。周恩来每次都讲，我们共产党是要走民主道路的，所以青年都左倾，反对国民党⋯⋯
    所以，所有历史上错误的东西都要纠正过来。司马迁了不起，他的历史观念是比较客观的，所以《史记》到今天还是了不起的东西。
    《望东方周刊》：民国时期您在新华银行工作，这是当时有名的私有银行。
    周有光：解放前中国跟其他许多资本主义国家一样的，国民党是要走资本主义这条路的，同时国民党是亲美国的。
    当时银行主要是两种，国家有四个银行：中国银行、中央银行、交通银行、中国农业银行。股份主要是国家的，也有一小部分是民间的。其他都是私营银行。那时候上海是经济、文化中心，有四个银行是私营银行里比较有水平的，叫四小行。新华银行是当中一个。
    那个时候中国什么都要学美国，美国银行业最发达，上海的银行事业跟美国差别很小，水平很高的，那时我们已经进入支票时代了，现在好多人都不懂什么叫支票。解放以后我们改学苏联，苏联的银行业是最糟糕的。最近二十年改了很多，应该说进步很快。
    银行是个很复杂的机构，糊里糊涂的事情是没有的。后来银行事业搞得一塌糊涂，经济也被破坏。我们也是到了(上世纪)90年代慢慢上轨道，可是从技术上面讲，今天还是跟美国差距比较大。
    我们还是社会主义国家嘛，银行都是国家的。我们也有几个私营银行，是不太重要的。关键的问题是“开放”两个字，新加坡这样小的地方有一百多个外国银行，情况很不一样。
    现在我觉得大银行由国家统治，同时发展民间银行，这个政策是对的。但也要开放外国银行到中国来办分行。
    《瞭望东方周刊》：您这么长寿有没有秘诀啊?
    周有光：长寿有秘诀，很简单。第一条，不要抽烟不要喝酒，可以喝点啤酒;第二条，生活要正常，许多人的健康搞坏，就是自己搞坏的，没有按照科学道理来;第三条，不要生气，度量要大。
    我是一个乐观主义者，遇到什么困难都要想它好的一面，坏的一定会慢慢过去。
    一方面等它自己变好，一方面也要做工作帮助它变好。有的事情要快一点，可是(有些事情)快不了。
    我的话你们不要都相信，这不是客气的话，因为一定要有怀疑才能得到真理。当然怀疑不是胡乱怀疑，要经过很多的思考。教育最终的目的就是要独立思考。所以苏格拉底了不起，他的教育就是一句话：知道你自己。   (责任编辑：admi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