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思勉（1884－1957），字诚之，笔名驽牛、程芸、芸等。江苏武进人。毕生专心致力于历史研究和历史教育工作，先后在常州府中学堂、南通国文专修科、上海私立甲种商业学校、沈阳高等师范学校、苏州省立第一师范学校、沪江大学、光华大学等校任教，曾担任光华大学历史系主任、代校长。早年还曾在上海中华书局、上海商务印书馆任编辑。1951年入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任教，被评为历史学一级教授。
    吕思勉是二十世纪的史学名家。他曾说过：“历史是维新的证佐，不是守旧的护符。惟知道历史，才会知道应走的道路，才知道自己所处的地位，所当尽的责任。”其治学涉及史学、文学、经学、文字学、文化思想、民族学等多个领域，代表作有《白话本国史》、《吕著中国通史》、《先秦史》、《秦汉史》、《两晋南北朝史》、《隋唐五代史》、《吕著中国近代史》、《经子解题》、《理学纲要》、《宋代文学》、《先秦学术概论》、《中国民族史》、《中国制度史》、《文字学四种》、《吕思勉读史札记》，以及十多种教材和文史通俗读物，著作总量约一千万字。
    吕先生对中国现代史学的发展作出了卓越的贡献，其中最为突出的是他在中国通史学科建设上的开创性贡献。1923年出版的《白话本国史》，上起远古时代，下迄1922年的华盛顿会议，是一部包括了古代、近代和现代的名副其实的中国通史。1940年出版的《吕著中国通史》，分上下两册，上册分门别类地叙述中国文化史，下册按时间顺序叙述中国政治史。顾颉刚称吕先生的这两部通史“以丰富的史识与流畅的笔调来写通史，方为通史写作开一个新的纪元”，且能“纯从社会科学的立场上，批评中国的文化和制度，极多石破天惊之新理论”。这两部通史著述及其编撰方式，很能体现新史学的理念，对中国通史学科的建立、中国通史的历史教学，都有开创性的贡献，直到今日仍有借鉴和参考的价值。吕先生的史学特色可以概括为“通贯各时代，周赡各领域”（严耕望言）。
    学习历史不在于多记史事
    吕思勉主张教学与学术研究并重齐进互相促进，他编写的教科书，都凝结了他的研究成果和教学思想。他对历史教学工作极其认真，他讲授过的每一种课程，都写有完整的讲义：《白话本国史》原是历年来在学校教课的讲稿；《中国文化史六讲》原是江苏省立常州中学的讲稿；《中国制度史》原是为沪江大学、光华大学的历史教学而准备的；《理学纲要》和《先秦学术概论》原是“在上海沪江大学讲中国哲学史时手编之讲义”；《中国近百年史概说》是抗战期间在游击区的青云中学、辅华中学讲学编写的讲演稿；《中国史籍读法》和《史籍选文评述》是在华东师大授课时所写的二部讲稿。吕先生的大部分学术著作，原先都是为适应历史教学需要而写的讲义，在长期的教学实践中不断研究，使它逐渐成为高质量的学术著作。与此同时，他也把自己的研究成果及时地反映到教学中去，引导学生走上治学的道路。
    对于历史教学，吕思勉一直认为，历史的教授和学习，不在于记住史事的多少。他说：史学是说明社会之所以然的，即说明现在的社会为什么成为这个样子。对于现在社会的成因，既然明白，据之以推测未来，自然可有几分用处了。社会的方面很多，从事于观察的，便是各种社会科学。前人的记载，只是一大堆材料。我们必先知观察之法，然后对于其事，乃觉有意义，所以各种社会科学，实在是史学的根基，尤其是社会学。因为社会是整个的，所以分为各种社会科学，不过因一人的能力有限，分为各方面观察，并非其事各不相干，所以不可不有一个综合的观察。他认为：“中学以下的讲授历史，并无多大用处。历史的可贵，并不在于其记得许多事实，而在其能据此事实，以说明社会进化的真相。根据于事实，以说明社会进化的真相，非中学生所能；若其结论系由教师授与，则与不授历史何异？所以我主张历史教学，必须以社会学所说的社会进化作骨干，给学生一个清楚的社会进化观念。最好是史学与社会学相辅而行，否则一部十七史，从何说起？”
    叶百丰（颍根）早年在光华大学曾听过吕先生的课，他后来回忆说：“吕先生讲课也颇具特色，有一种别人甚难做到的风格，他所讲授的课程，几乎都写成讲义，印发给学生，而自己上堂讲授时，却从来不照讲义讲解，而是按照自己最新的见解讲授。每到上课时，就从口袋里掏出一节粉笔，用浅近明白的文言文在黑板上写一二段提纲，字迹端正而有骨力，然后徐徐而谈，时有鸿论创见，为同学所敬佩。先生引证《尚书》、《左传》、《礼记》等书的时候，几乎都是脱口而出，他不仅对经文这样熟悉，他讲史籍研究法的时候，一学期讲《史记》，一学期讲《汉书》，对班马二史不仅熟悉，还不时提出个人独到的见解，这些见解都是在《史记》三家注、《汉书》颜师古注、王先谦补注上所见不到的。开讲文化史课程时，讲到历代文化的演变和发展，上下古今，每引用某种史书的志书时，也是同样的熟悉，先生读书的功力，真是不可及”。
    吕先生的考试命题也别具一格。他批评当时流行的考试题目，太注重记忆，而忽视分析说理。他说：“今日各种试题，大至文官考试，小至学校毕业，多偏责其记忆，甚者非熟诵其文，即不能对。此唐人试帖经墨义之法。焚香看进士，瞋目待明经，昔日早讥其无所取材矣。故试题宜以理为主。然理亦不能离事而明，今日所试科目，视昔为繁，……记忆大要，已属不易。常见中学生徒，预备毕业试验者矣，举数年之所学，而悉温习之于一时，几于废寝忘食，究其所得，数学背诵公式，历史地理，强记人名地名而已。于学识乎何益？况强记之，亦未有不历时而忘者也”。在吕先生的遗稿中，还能找到一些他所拟的中国通史、中国政治思想史的考题。这些考题，既考核学生的历史知识，又偏重于说理分析，而且由古及今，通过对历史案例的剖析，学习对社会现状问题的思考，也能激发出学生学习的兴趣。
    学问在空间，不在纸上
    吕思勉谈读书治学的方法，特别强调要端正读书的宗旨和态度。他最反对把读书、治学视为敲门砖。他说，那是科举时代的态度，后来科举虽然废除，但这种态度始终没有改变。“凡所讲习，都视为敲门砖，对于本身并无诚意。如此，自然说不上有兴趣，更说不上有热心，什么有用的好学问，在这态度下都断送了”。于是，学问遂成名利之途，有闲者潜心典籍，大都流于琐碎，等于是消闲遣兴，于国家民族的前途，了无关系。青年学生作为现代社会的读书人，不能把读书、治学视为敲门砖，不当惟以一己之身家衣食计，而“多思有所藉手以自效于社会国家”。他始终认为，一个人可以不入政界不做官，但不可以不效力于社会。正是抱着这样的观念，他在研究学问的同时，经常思考社会上的各种问题，思索改革的方法。他一生写了大量的倡议社会改革的时论性文章。涉及社会政治经济方面的有：《禁止遏籴以抒农困议》（1911）、《文官考试宜严》（1912）、《驽牛通信》、《论社会之根本改革》（1919）、《救济米荒之一策》（1920）、《论中国户口册籍之法》（1935）、《改良盐法刍议》（1940）、《田赋征收实物问题》（1940）、《关于平卖的一个建议》、《抗战的总检讨和今后的方针》、《战后中国经济的出路》、《战后中国之民食问题》、《怎样将平均地权和改良农事同时解决》、《因整理土地推论到住的问题》（1945）、《论美国助我练兵宜缓行》（1946）、《论外蒙古问题》、《如何根治贪污》（1947）等。涉及社会生活方面的有：《禁奢议》（1935）、《吃饭的革命》（1936）、《上海风气》、《向慈善家进一言》（1940）、《肉食与素食》、《蔬食》（上、下）、《生活的规范》（1941）、《上海人的饮食——辟谷》、《上海人的饮食——烹调》、《妇女就业和持家的讨论（一、二）》（1944）、《改良邮寄手续》（1945）、《吕思勉谈派报问题》（1946）、《再论恢复上海路名刍议》、《治都邑之道》、《寒食》（1947）、《致叶圣陶、周建人建议便利汉字分部书》、《日报版式印数诤议》、《书店印行完全书目议》（1952）、《致<解放日报>再议报纸发行书》（1953）等。涉及教学与学习方面的有：《小学教授国语宜用俗语说》（1909）、《全国初等小学均宜改用通俗文以统一国语议》（1910）、《论国人读书力减退之原因》、《职业教育之真际》（1918）、《反对推行手头字提倡制定草书》（1935）、《中学历史教学实际问题》（1937）、《合理的习字法》（1939）、《关于中国字的一个建议》（1940）、《吕思勉先生讲经世》（1938）、《学校与考试》、《青年的教育问题》、《青年修养》、《国文教学贡疑》（1941）、《论中学国文教科书》（1945）、《学制刍议》、《学制刍议续篇》、《如何培养广大的群众的读书兴趣》、《读书的方法》、《读书与现实》（1946）等。
    吕先生说，人类最大的问题就是不能充分发展和利用他的理性，生活中遇到困难或遭受失败并不可怕，可怕的是人们不能从失败中获取教训，不能“因祸而为福，转败而为功”。他自称不是一个“纯儒”，不是一个正统的史学家；是“学人”而不是“文人”。他说：“从前读书的人常有‘臣朔犹饥，侏儒自饱，毕竟儒冠误’的感觉，我却生平没有这一种感慨。……我觉得奋斗就是生命，奋斗完了，生命也就完了。从前文人的多感慨，不过悲哀矜不遇，奋斗是随时随地都有机会的，根本无所谓遇不遇。”做一个学人，就要充分运用理性来倡导社会的改革，打破世人因循守旧、无所用心的习惯。为此，他常常对青年学生说：“学问在空间，不在纸上，昔人所谓‘世事洞明皆学问，人情练达即文章，’其中确有至理。知此理，则阅历所及，随处可与所治的学问相发明。青年学生的读书治学，正不必兢兢于故纸堆中讨生活。”
    绝去名利之念,做"真正的学者”
    吕先生任教的光华大学是一所私立大学，自开办起即经费拮据，常常连支付教师的薪水都困难，起初是年年拖欠，后来干脆每年只发九个月的教薪，国难期间又按对折支付。许多国内著名大学曾以优越的条件来延聘，吕先生一一辞决。他说：光华的文学院长钱子泉（基博）先生是我多年的老朋友，我离开光华，等于拆他的台，我不能这么做。他又说自己之所以不离开光华，是懒于改变环境，其实是怕改变环境而影响他的原定的研究计划。太平洋战事爆发之后，上海租界沦陷，吕先生任教的光华大学停办，吕先生只得率家眷回到故乡常州的旧居。此时，游击区中尚有中国人自办的立场纯正的中学，慕名邀请吕先生父女俩去执教。1942至1943年间，吕先生便在常州城外湖塘桥的青云中学和坂上镇大刘寺的辅华中学两处任课。湖塘桥在县城正南，离县城八里；坂上镇在县城东南，离县城二十余里，分别在两校上课，来回奔波，极其劳累。到1943年秋，已经六十出头的吕先生由于健康原因辞去了教职，专心在家撰述《两晋南北朝史》，藉开明书店预支的稿酬养家糊口。这是吕先生一家生活最艰苦、最贫困的时期。当时，常州有一个实业团体办国学讲座，请一些学界耆宿主讲《书经》、《礼记》等，来听的都是地方实业家。主办方也邀请吕先生去讲一二种古书。此类讲座系漫谈的性质，对吕先生来说，讲一二种古书，实在是件驾轻就熟的事，无须备课，且报酬丰厚。但吕先生还是婉言谢绝了。他对当时那些发“国难财”、有钱有闲的实业家很是反感，且认为：读旧书、讲国学如不用新思想、新观念来指导，毫无价值。这样的演讲，他坚决不为。相反，1944年，常州郊外湟里的博文中学邀请吕先生为毕业班做考前辅导，先生一口答应，停下了手头的研究工作，精心备课，还认认真真地写了一篇数万余字的复习提纲交学校油印，发给学生。这份写于抗战胜利前夕的中国史大纲，至今仍可用作学习中国历史最为提纲挈领的入门读本。
    吕先生曾说：有志于学问者，当绝去名利之念，如此，才可以做一个“真正的学者”。只有摒弃了名利之念，才可能省去各种不必要的应酬，因为应酬之所以必要，实在也是与名利相关。吕先生生平最敬佩康、梁，在思想上受康、梁影响至大至深。但于“康、梁两先生，皆不识面”，认为思想学问多可以从文章上去体会，与见面不见面并无关系，而泛泛访问，无益于学问修养也。吕先生一生以教书著述为业，除一直担任光华大学历史系主任以外，很少兼任其他行政职务。但他决不是一位“两耳不闻窗外事”的“书斋学究”。先生夙抱大同思想，对历史常持批评态度，对现状非常关切，常思量社会改革的方法，写了大量倡议社会改革的文章。他说：社会科学家，他必先对于现状，觉得不满，然后要求改革；要求改革，然后要想法子；要想法子，然后要研究学问。若其对于现状，本不知其为好为坏，因而没有改革的思想；又或明知其不好，而只想在现状之下，求个苟安，或者捞摸些好处，因而没有改革的志愿，那还讲学问做什么？
    1954年，吕先生计划以“中国史籍读法”为题给华东师大历史系的毕业班授课，但开学不久，他即患病。在家养病期间，他将讲课的内容写成数万字的讲义《中国史籍读法》。这是吕先生最后的一篇讲稿，也是他在课堂讲授的最后一门课，其时，他已七十一岁，自他1905年执教于常州溪山学堂起，讲堂执教已整整五十年。1957年（10月9日），先生因肺气肿与心脏病并发，病逝于上海华东医院，享年七十四岁。吕先生虽毕生尽瘁于文史研究与教学，但还是未能尽其才，计划中的最后两部断代史《宋辽金元史》和《明清史》，已开始做史料的准备，可惜未能完稿，遂成史学界的一大遗憾。新世纪以来，吕先生的全部著作，以上海古籍出版社整理出版的“吕思勉文集”为最完整，目前已出版的有十二种，尚有六七种正在整理，待全部刊印后，即可见到先生著述的“全璧”。先生真是一位朴实诚恳，一无机心；真心向学，不为外扰；立身以正，恬淡为乐的纯粹学者。
    (作者为华东师范大学历史学系教授) (责任编辑：admi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