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 document.getElementById("picres").style.display="block"; document.write(" "); }*/ --> 说实话,在拿到世界图书公司新近出版的《拾贝集》之前,我有点小小的忐忑,担心会看到一本闲扯拉杂书。以前曾读过一位文化老人晚年的著作,里面有他赞美医院护士的打油诗。虽然这不会减损我对老者的敬重,但对于书来说,毕竟是一种遗憾。而周有光已经是106岁高龄的老者,他写的“休闲读物”会是什么样子呢? 让人惊喜的是,《拾贝集》并无注水之嫌,92篇长短文章,与之前的《朝闻道集》有两三篇重复,其他都是新文,有关于圣约翰大学生涯和“文革”岁月的回忆,有世界历史回顾,有语言文字的探讨,有类似读书笔记的简短小文,也有部分旧文和各类书摘,有的轻巧有趣,有的严肃沉重。但都是言之有物、摘之有据的东西,读来皆有裨益。 我把这个“读后感”跟周老说时,他乐呵呵地说,他老了,没法去书店买书了,现在是被看书年代,美国、香港地区的亲友寄给他什么,他就看什么。看到好的,就摘抄下来,有感想,就写几笔。比如他看到军事作家刘亚洲的一句话,“美国是由千千万万不爱自己祖国的人组成的国家,但是他们都很爱美国。”像晴天霹雳,便著文记之。看到2002年的《群言》上有文章说,五四和新文化运动时期并没有提出“打倒孔家店”这样的激烈口号,只是胡适在1921年给《吴虞文集》作序时,夸吴虞是“只手打倒孔家店的老英雄”,而吴虞本人不仅没有全盘否认孔子,还说过“不佞常谓孔子自是当时的伟人”这样的话。周老忙将这历史误会广而告之。他也零零碎碎收集了11首不同时代的小诗,有郭沫若对江青和邓小平的“翻云覆雨诗”,陈独秀批国民党的《四字经》诗,丁力的劳改打油诗“读书要红的,干活要重的”、“宝书天天读,思想夜夜查。私字一闪念,给它几钉耙”等,令人感慨。周有光却自称这些都是一得之愚,一孔之见,他随意下笔,不假思索,渐渐便集了一些篇章,正是“清流拾贝,浊浪淘沙”。 周老耳虽不聪(戴上两个助听器,依然耳聪),毕竟目明,精神矍铄,能侃侃而谈。说到某书,顺手就能指出放在书架某处。我遵嘱取了书,他甚至很快就能翻到需要的页数,指点给人看。 在谈到世界观时,周老特别提到,全球化时代了,我们的世界观和国家观都要改变了。以前我们是从国家看世界,现在要从世界看自己国家。他说:“二战后,我们的小学有篇讲爱国主义的文章,叫做《最后一课》,我们现在不应该提倡这样的爱国主义了,要不德国人也爱国,法国人也爱国,打起来会没完没了。”老人说,狭隘的“爱国主义”不好,现在要提倡“爱人类主义”,它比“爱国主义”更好,更大气,也更和平。 这些观点,他在《人类历史的演进轨道》和《全球化时代的世界观》等几篇文章中有更详细的讨论,而且这两篇文章后面,都骄傲地注明“2009年某月日修改,时年104岁”。 周老从来没间断过创作。有人简单地说,中国人重精神而西方人重物质,中国学术长于综合而西方学术长于分析。他便写道,“中国生活缺乏物质,中国学术短于分析。相反,西洋生活并不缺精神,他们的学术也不短于综合。不要用自我安慰来欺骗自己。”文风可谓干练而尖锐。98岁时,他还学写了一篇白话的八股文;学习“与时俱进”,这是老人文字上的情趣,也是他对世事的一点看法。 回忆起岁月沧桑、人生沉浮,老人很淡然。他说抗战时他和丁聪都有左倾幼稚病,说自己一生最艰难的两个时期是抗战和“文革”,而最大的幸运是从经济往文字学转行时,无意中逃过了反右,在劫不在数,说自己看书、写书,都是在一点点寻求“真相”。考古不易,考今更难。年轻时天真盲从,老了开始探索真理,这叫做“两头真”。 对于经济和商业活动,周有光仍然保持着敏感,他说资本家并不是只剥削剩余价值,也创造价值。事实上资本家有三种功能:创业、管理和发明。周老还记得新中国初期,他在北京参观日本的工业展览会,从一本说明书上看到,日本工业的发展经过了几个竞争阶段:在国内同国内产品竞争,在国内与进口产品竞争,在国外与外国产品竞争,在外国与外国的技术竞争。竞争是日本经济发展的原动力。周有光说,中国的工业发展,也必然经过这样四个阶段,最后参与技术竞争。 采访中,我犯了个“严重”的错误,递给周老的是一张繁体字版的名片。由此,我们也自然地聊到了简体字改革和拼音问题。 周老说:“现在对于拼音基本上已经没争论了。”他介绍说,最早是利玛窦尝试用拉丁字母为汉字注音,后来经过一些传教士的改良。早期的汉语拼音以南京官话为蓝本,后来才开始拼北京官话和广东话。1867年,英国驻华公使托马斯·威妥玛创立的威妥玛拼法影响很广,流行了一百多年,直到现在台湾等少数地区还在使用,一批有影响的华语词汇,包括功夫(Kungfu)、太极(Taichi)、道教(Taoism)、易经(I Ching)、清明(Chingming Festival)、宫保鸡丁(Kungpao Chicken)、清华北大的校名(Tsinghua和Peking University)以及台北(Taipei)、台中(Taichung)和高雄(Kaohsiung)等地名,还都使用威妥玛拼音。但汉语拼音已经成为国际上普遍承认和使用的中文交流通用标准,获得了国际标准ISO7098认可。我国台湾也开始建议大家使用汉语拼音。 周老说,中国传统说“衣食住”,孙中山加了个“行”,成为“衣食住行”人生四大需要,“我说啊,要再加一个信,信息,衣食住行信,人生五大需要”。而现在的手机,发短信,用的就是简体字、拼音输入。2008年,时年103岁的周老还自创了一个手机段子“手机时代,人手一机。拇指微动,短信远飞,我打拼音,你看汉字”,表达自己的得意和影响。 但周老也强调,“拼音是帮助汉字,不是取代汉字的。这不是技术的问题,而是从历史、文化和习惯来说,都不可能代替。”虽然大家满可以开玩笑,说英文是象形文字,可不是吗?bed就像一张床,eye画的就是两只眼睛,中间夹着一个长鼻子。但英文毕竟还是全音素文字,而汉字不是。用拼音取代汉字的动议,从清末到民国,直到今天还依稀有人提及。但周老说:“500年也不可能。”因为拼音文字技术性强而艺术性弱,跟汉字正好相反。中国人还是审美的,始终也不会抛弃汉字的艺术性。 与聊拼音的轻松不同,说到“现在还有争议”的简繁体字改革,周老略微激动起来,说:“文字改革也好,拼音文字也好,有三个不同的层面:群众文化运动、学者研究和国家政策,学者讨论嘛,怎么说都行,但作为一个国家的政策规定,就不同了。中国有《语言文字法》,简体字是法律的规定,规范字要有国家标准。我们小时候,看的字和写的字不一样。看到的是楷书,写出来的是行书。书法家还可以创造不同的写法,这样一个字就有很多写法。这个以前是可以了,现在却不行了,为什么呢?因为第一,用电脑了,汉字字形要规范、统一。第二,以前是少数人读书,现在读书人多了,一人一个写法,还不乱套了?所以我们的规范字要有标准。” 至于汉字的简化,周老辩驳说,当时他们确定需要规范的“七千个通用汉字,其中两千字存在简化问题。我们在1956年公布(规范字)时就说,我们的原则是‘述而不作’,大家都以为我们在简化汉字,乱改,其实我们没有创造一个字,都是从各种草书里选的简化字,一共500来个,只有少数字有所修饰”。 说着,周老指着书架的一个位置,让我找到一本语文出版社的《简化字溯源》,著者之一张书岩是周有光的学生。介绍说,书里收集了482个简化字和14个简化偏旁的来源,附图184幅。周老指着书里古代碑拓和文物上的简化字,说,你看,繁体字的简化字改革,并不是就我们在搞,也不是当代的特有现象,从甲骨文开始就有繁简之别,比如“漢”字的简化体“汉”,东汉就有了。简化的“书”字出现在居延汉简和敦煌汉简里。简化字绝大多数都开始使用于古代,王羲之就经常写简化字。还有大家常说的“后”与“後”之别,说古代指“王后”、“皇后”等意才用“后”,表示时间和位置靠后的“后面”、“后来”、“以后”都应该是“後”字。其实并非如此,《大学》一开篇就说,“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静,静而后能安,安而后能虑,虑而后能得。”连着五个都是简化的“后”字。对于现在有的老先生提倡读古书要读古文、原文,周老反驳说:“什么是原文?《论语》的原文是鲁国古文字,早就被秦始皇废掉了,曲阜的壁中书,在汉代就已经没人认识了。”他认为删繁就简是一切文字的共同规律,汉字也不例外。而且直言反对简化字的马寅初等是外行,有些政协提案是旧脑筋。老人的心直口快和口无遮拦,逗得大家都笑了。 简繁体字之所以有争议,周老认为一部分是政治的原因。简化运动以前就是文化运动的一部分,从五四时期就开始了。现代汉字学可谓“播种于清末,萌芽于五四,含苞于战后,嫩黄新绿渐见于今日”,乃是历史的产物,时代的产物。“蒋介石早就在搞简化字改革了,他简化了300来字,在国民党内被反对得不得了,就没弄了。后来我们在他的基础上,再加上200字。就简化了这么多。”国民党在台湾,“本来还要简化字的,可是我们搞了,他们就反对,全面保留了繁体字,他们叫正体字。其实这只是政治态度,我们是敌人嘛,凡事敌人做的,他们就反对。” 时间在老人的生命里走得很慢,在他的小书房里却奔得飞快。转眼快一个小时了。因为担心老人过于兴奋和疲惫,只好起身告辞。退出他房间后,我才想起忘了告诉他,在整个聊天的过程中,我耳朵在听他说话,视线却不时往窗台上飘,那儿站着一只雪白的喜羊羊,张开的双臂和小脑袋不停地摇摆,憨态可掬。我家小儿也喜欢喜羊羊,我总嫌弃它幼稚低级,但喜羊羊站在106岁老者的窗前,却显得格外的娇痴动人。我想,童稚的喜羊羊陪伴着这位早逾期颐,相期于茶的老人,这就是周老所谓的“两头真”吧。 作者单位:北京理工大学人文学院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