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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有关中国近代留学生的研究，慢慢多了起来。有些人也已经将自容闳以来到西方留学的几代中国人，加以比较研究，指出他们遭遇之不同。对于新一代的留学生，更有诸如“海归”、“海燕”和“海带”等术语，用来形容他们（我们）的种种举措和行为。的确，就留学人数和留学地区而言，自然以1980年代以来为最多。但如果以人生经历的复杂多变而言，则当数上世纪中期的一批留学生为最。本文的主角郭圣铭先生（原名郭节述，1915-2006），便是其中的一位。的确，这批留学生，属于“五四”的学生辈，不但在文化上经历了传统与现代的激荡，也曾身历抗日战争和国共内战的烽火，在政治上面临过国难家亡和以后文革的种种考验。由此意义上看，他们是中国现代史上绝无仅有的一代。可惜的是，他们中间的大部分人，都已作古。因此笔者写作本文，不但是为了表达我对郭圣铭师的深切悼念，也是为了呈现自己对这一代学术前辈的崇敬之意。 记得第一次与郭圣铭先生正式交谈，还是在二十多年以前，自己即将从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毕业的时候。作为“文革”之后的第一代大学生，自己也为当时尊重知识、渴求知识的风气所感染，因此打算在毕业之后，报考研究生，继续深造。那时中国开放不久，正处在又一个“开眼看世界”的时代，因此青年人对西方学术和文化，兴趣颇浓。华东师大历史系的世界史研究，颇有声望。除了郭圣铭先生以外，尚有王养冲、林举岱等前辈学者，还有中年辈的李巨廉、王斯德先生等，在一些专门史的领域，建树亦多。我在本科求学期间，便聆听过郭先生的“西方史学史”课程，有幸考上郭先生的研究生以后，又在他的指导下，逐字拜读了他的《西方史学史概要》一书。该书是中国学者所写的有关西方史学发展的开山之作，于是郭先生开始招收这一领域的研究生，而我与几位同学，也侥幸成为他的“开门弟子”。 说道“侥幸”，是因为当时我对郭先生的生平，并不了解，而且在成为他的弟子之后，也从来没有听到他夸耀自己的身世和学历。我只知道郭先生自中央大学毕业以后，曾在美国留学，1950年代初回国任教。而在平时的交往中，郭先生也从来没有故意显示他的“洋气”。他常常身着中山装，脚穿黑帮白底布鞋。我们去他家上课，也喝的是浓浓的中国茶，常常杯子里的茶叶比水还多。其实，郭先生也不有意给我们这些弟子什么特别待遇，而是他鼓励我们去上我们喜欢的课程，扩大我们的知识面。由于多次政治运动和“文革”的关系，当时华东师大历史系的教师中间，也产生了不少矛盾，有时甚至可用“剑拔弩张”来形容。郭先生为人谦和、谨慎，但也有自己明确的立场，但他从来不会因此而影响我们的选课。他的教育宗旨是遵循韩愈《师说》的名言，所谓“师者，传道、受业、解惑也”。而他一再嘱咐的是，“弟子不必不如师，师不必贤于弟子”。这些说法，他常常挂在嘴边，但却让人很难想像这些话出于一位喝过“洋墨水”的教授之口。那时我刚刚步入史学之门，听到这些教诲，还无法真正理解郭先生的苦心，因为很难想像自己能青出于蓝，但对郭先生的鼓励，则又铭感在心。 的确，我们这些在“文革”的风雨中长大的一代人，要想在学业上青出于蓝而胜于蓝，谈何容易！多年以后方才知道，郭先生出身书香之家，其祖父曾是清末的进士，父亲亦为私塾先生多年。因此郭先生早年受过良好的古典教育。以后他考入民国时期首屈一指的中央大学，师从朱希祖、沈刚伯等先生，前者为中国现代史学名家，后者以后亦荣膺中央研究院的院士。因此郭先生可谓史学科班出身，学养深厚，远非吾辈所能及。1945年郭先生又考上教育部庚款留学英国的名额，成为那年史学门的“状元”，或并列“状元”，因为那时留英和留美的名额，史学门仅取一名。中国世界史研究的权威学者吴于廑（本名吴保安），便是在1940年考取而留学美国哈佛大学的。吴以后回国长期执教于武汉大学，亦是郭先生的老友。顺便一提的是，当今史学名家何炳棣，则是在1943年考取的史学门留学美国的名额，而一代学问宗师钱钟书，则于1935年考取的文学门庚款留学英国的名额。 但考取留英的名额以后，郭先生又将它放弃了，因为那时他已结婚，而师母又正怀有身孕，而作为留学生去英国，并没有夫人“培读”的经费。因此他又以优异成绩，考上外交官，携师母来到美国的新奥尔良，一边在领事馆工作，一边在杜伦大学（Tulane University）研究所攻读。他考取庚款留英又将之放弃的作法，让许多人记忆犹新。譬如曾留学美国，以后长年执教于湖南师范大学历史系的孙秉莹教授，事隔多年以后，仍然能记得郭先生当年的“荣耀”及其出人意料的结果。 其实，郭先生一生中，还有不少出乎意料的举动。而这些举动，又常常能折射出当时中国变幻不定的政治风云。大凡认识郭先生的人，或许都会注意到他的口讷，因此很难想像他年轻时候的口若悬河，更难想像他曾是一个激进的左翼学生。譬如1936年他在中央大学，曾发表纪念鲁迅的演说，被收入《鲁迅先生纪念集》（署名郭有光）。他还翻译了美国共产党员约翰．里德 (John Reed) 描述苏联十月革命的纪实作品—《震撼世界的十天》，其文笔之流畅，译文之精准，让人无法相信郭先生那时大学尚未毕业。到了美国以后，虽然他为外交部工作，但却仍然保持了左翼的立场，因此他在回忆那段经历的时候，常以“身在曹营心在汉”来形容。事实也的确是如此。记得他有一次对我说，1948年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所长傅斯年去美国治疗高血压，路经新奥尔良，曾与郭先生交谈，并希望延揽他到史语所工作。傅斯年在一年以后，随国民党撤退到了台湾，而郭先生则积极与中共地下党接头，准备回国，报效祖国。经过多方奔走，他在1950年实现了这一愿望，携师母和两个年幼的孩子，搭船回国了。他们是1949年之后回国留学生的第二批，也是最后一批。以后《人民画报》刊载了这批留学生的照片，郭先生一家坐在了第一排，神采奕奕，意气风发。 郭先生由于在学生时代，便从事左翼学生运动，因此与不少地下党员，都有来往和接触。他们一家的回国，便得到了李春晖（曾主持当时留学生事务）的协助。其他与郭先生熟识的中共领导，还有许立群、周克等。他回国的时候，带有地下党的两封介绍信，一封给廖承志，并由其安排，到那时还由周恩来主持的外交部工作。但郭先生到了华北革大受训之后，决定从事教育工作，因此这两封介绍信便沉入箱底，连师母都不知道，直到文革中抄家才得见天日。有关自己早年的“革命”经历，他从来没有与我们学生谈起过，更不要说夸耀了。以后政府曾与他谈过，认为凭他学生时代的左翼活动，他可以在退休后享受离休干部的待遇，但对于这个让许多人垂涎的名誉，郭先生则轻易地将它放弃了。 郭先生的狷介和耿直，使他淡于名利。他当时决意回国效力，如果就经济而言，损失颇大，因为当年如果他不回国，便有机会到联合国从事翻译工作，退休以后，待遇将会十分优渥。而他和师母以后到美国安度晚年，则只能屈身在一所一房一厅的老人公寓里，与他当年没有回国的朋友的豪华住处相比，几有天壤之别，但他并不因此而后悔当时的决定，而是仍然十分关心祖国的繁荣发展，并对共产主义的历史命运，作出了认真的思考反省，并以八十多岁的高龄，仍然笔耕不辍，让吾辈钦佩不已。但他对于自己的过去，却无意夸耀。纽约圣约翰大学的李又宁教授研究郭先生这一代的留学生，希望他能写一回忆录。但虽经我多次催促郭先生，但他仍然不愿动笔，而总是谦虚地说，自己一生平凡，不值得留下纪录。我收到他的最后一封信，写于2006年2月4日，也即他逝世的两个月前。他在其中写道：“我已年逾九十，在学术上也很难有什么贡献了。我所关心的，是人类的未来和祖国的前途。我期待着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他虽然没有写下回忆录，但他这些话，则要比许多长篇大论都要精彩得多！ 郭先生的学问，跨越了世界史的许多领域，为国内世界史研究的一流学者。他在回国以后，出版了多种著作，除了上面提到的《西方史学史概要》以外，尚有《世界古代史简编》，《世界中世纪史讲稿》，《世界近代史讲稿》，《文艺复兴》，《世界文明史纲要》等。他的译著，除了《震撼世界的十天》以外，还有《俄国历史地图解说》和《美国独立宣言》等。得益于他中英文的造诣，他的翻译之优美，有口皆碑，信、达、雅皆备。我印象特别深的是，他虽然尊敬鲁迅的人格，但他对鲁迅提倡的“直译”，却不苟同，而是信奉著名翻译家傅雷的信条，那就是“如果巴尔扎克是中国人，他就会用这样的语言”（傅雷主要因翻译巴尔扎克小说而闻名遐迩）。换言之，翻译必须找出最佳的中文对应词和对应句式，表达外文的内在含义。郭先生曾对我举例说，尼赫鲁著有一部印度史的著作，其书名被译成《印度的发现》，流传甚广，因为尼赫鲁的英文原名是The Discovery of India。但“印度的发现”，则不像是中文。如果以中文的动宾句式，那么应该是“发现印度”。但郭先生认为更好的译法，则该是《印度的真相》，因为尼赫鲁就是想用自己的著作，来反驳、纠正西方人对印度历史的不实描写。对于郭先生的这番见解，我的印象特别深。近年由于常常会接触翻译的问题，更感到郭先生说法的合理，并在许多场合加以宣传。我的看法是，翻译的工作，其目的是为了将原来陌生的东西，加以“熟悉化”，以帮助国人加以理解，因此必须在掌握原文的意思之后，用国人最能理解的方式表达。中国的电影界在译制外国电影的时候，便有不少成功的地方，颇可借鉴。但可惜直至目前，学术界的翻译，大都过分拘泥于原文，甚至还照搬原文的标点符号，因此读起来诘屈聱牙，半通不通。这不但是一种偷懒，而且还显示其实译者对于外文的意思，没有达到深入透彻的理解，而其中文的表达，也欠缺功夫。 郭先生的学问之道，的确有过人一头的地方，值得我们学习。但他最让人怀念的地方，还是他的为人之道。这是因为，在他的同代人中，像他那样学兼中西的学者，自然还有人在。但像他那样堂堂正正做人，忠实自己学术观点，不愿曲学阿世的人，则并不多见。他们这些在1950年代回国的学者，经历了多次政治运动，而在文革中，更是历经磨难。有些人为了保护自己，或获得某种名利和地位，便做出了对不起朋友和同事的举动。还有的人为了媚世，则不断改变自己的学术立场和观点，以学术为政治服务，因而晚节不全。我们指出这些问题，并不是为了苛求他们。事实上，也许我们更应该思考的是，为什么这些学富五车、知书达礼的人会做出这样的不耻举动，因而反省他们所处的时代的黑白颠倒和荒谬绝伦。但在这同时，我们也应该对那些同样处于荒谬的年代，面对同样的考验，但却仍然正直无畏的人，表达我们应有的敬意。 郭先生在这方面，显然是一个榜样。他早年思想左倾，积极投身抗日救国的学生运动（如著名的一二九运动），但却不居功自傲。留学回国以后，他身无半职，用师母的话来形容，“连一个三人小组长都没有担任过”，可他不以为忤，一笑置之。但对于看不惯的事情，他还是敢大胆批评。如在大跃进的时候，学校停课炼钢铁，他就批评道：“炼钢炼不出历史”。更可贵的是，在文革当中，他曾为当时上海市委写作班所拉拢，参加过几次他们的会议。但他并不以此为机会，卖身投靠，以求一己之荣。相反，他不畏权势，当面与写作班的头目就学术问题争论，指出他们的不学无术和论点荒谬，因此自然遭到了排挤。古人有言，“人到无求品自高”，郭先生面对权势的无畏无惧，缘自他的“无求”。正如本文的标题，“壁立千仞，无欲则刚”，郭先生的耿直、正义，出于他做人的坦荡。而他学问的博大，则是因为他的谦虚—“海纳百川，有容乃大”。 作为郭先生的一个学生，我与其他同学相比，与郭先生的关系，可以说是最为亲近。1984年底我取得硕士以后，便留华东师大任教，担任讲授“西方史学史”等课程。在准备出国留学的时候，又得到郭先生的多种指点和强力推荐。最近的十年中，我们同在美国，虽然居住在东西两岸，但我还是有机会去拜访郭先生和师母，而郭先生也时时与我通电话，告诉我他的起居住行和阅读生活，使我继续从中得到教诲。每年年底，郭先生常常贺卡先施，用工整的字体，以“晴佳老弟如晤”起首，向我致以亲切的新年问候。遗憾的是，在他生病住院的最后三个月中，我恰好不在美国，因此未能在郭先生弥留之际，与他做最后的交谈，听到他临终的嘱咐。这也许是一种不幸，但能成为郭先生的一个弟子，亲炙他的学问道德，则又是鄙生的万幸。因为，我从郭先生那里学到的，已经会让我余生受用无穷，而他的文章楷模，更会让我铭刻在心。桃李不言，下自成蹊，郭先生的风骨节操，将会成为他的亲人、学生、同事和朋友的共同记忆。 愿郭圣铭先生安息！ （注：本文的写作，参考和引用了郭圣铭先生的公子郭景德写作的有关他父亲的大文，特此说明，并表谢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