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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今天这个隆重的纪念大会上，我谨代表北大历史学系全体师生向郑天挺先生献上我们的馨香一瓣。 郑先生1917年考入北京大学中国文学门。1919年五四运动中，曾代表北大学生会到天津南开中学联络，推动两地的学生爱国运动。1921年入北大文科研究所国学门读研究生，导师为钱玄同先生。从事文字音义研究和清朝内阁档案整理研究。1924年夏，任北京大学讲师。三年后去南方工作。1930年11月又随蒋梦麟先生回北大，任校长室秘书。1933年在学校的一场危机中，迎难而上，接任了秘书长。那个时代，北大并无副校长，郑先生肩负着学校的日常行政重担，一直担到1950年。其间教学治学，未尝稍懈。他学识渊博，文史兼治，古今贯通。先后在中文系、史学系执教，讲授古地理学、校勘学、隋唐五代史、明清史等课程，并在历史文献学、西南边疆史、尤其是明清史领域潜心研究，成果卓著。 七七事变前后，蒋梦麟、胡适等北大主要领导都在南方参加国事会议，北大校务实际由郑天挺先生主持。国难骤临，危城困学。师生去留、校产安危、交通阻塞、日伪纠缠，一时局面非常复杂。郑先生沉着应付，处理得当。使大批师生和校产得以安全转移。此后，他又作为北大代表，参与西南联大的筹建。对战乱时期中国学术重镇的重建，贡献良多。为使三校合并后能够和衷共济，他适时辞退行政要职于先，又应急受聘为联大总务长于后。秉公执事，鞠躬尽瘁，个人进退，无萦于怀。 抗战胜利后，郑先生先期北上，为北大复校做紧张的筹备。对于在北平的教师与学生的“甄别”，起了恰当的中和作用。北大得以顺利复原，先生厥功至伟。他从此还兼任了北大史学系的代理主任、主任。 郑先生正直厚道，恭俭谦谨，仁慈忠恕，尊师爱生。田余庆先生根据亲身感受，称赞郑先生兼具“师”、“父”之德之风。他任校务负责人期间，办公室可任师生随时推门径入。在北大历次民主运动中，他都力抗强权，保护师生。从内战初起至北平解放前夕，郑先生一直坚决抵制军警入校搜捕进步学生。为此，1948年12月17日北大五十周年校庆时，全体学生向他敬献了一面锦旗，上书“北大舵手”四个大字。在北大百余年历史中，获此殊荣者，仅郑先生一人而已。 还有一事，也是佳话：郑先生同北京大学可谓“三代世交”：父亲郑书忱公曾担任京师大学堂的“教务提督”（相当于教务长），公子郑克晟也曾在北京大学历史学系学习，后到南开大学执教。 众所周知，北大和南开两校在历史发展中形成了“血浓于水”的血缘与学缘关系。如前所述，郑老早在五四和西南联大时期，为北大、南开两校缔结了深厚的交谊。1952年全国院系调整时，郑先生调南开大学执教，先后担任历史系主任、副校长等职。在南开大学历史系和北京大学历史学系合编的《郑天挺先生百年诞辰纪念文集》的《代序》中，有这样的评价：“郑天挺把自己前半生的黄金岁月献给了北大最艰苦的时期，又把他晚年最成熟的学术带到了南开。”诚哉斯言！郑先生调离北大到南开，虽有令人难解的一面，但也确实使两校间的传统纽带得到进一步的加强。正如季羡林先生在《忆念郑毅生先生》一文中所说：“他调往南开，又给我带来了点欣慰。南开和北大是兄弟学校，友谊极深。他可能把北大的学风带了一点过去，与南开的学风融合在一起，形成了一种崭新的学风。” 如果说郑先生的一生可以分成上下两篇，我这里只算十分疏浅地说个上篇，南开的领导和同事们会很中肯地讲好下篇。今年也恰逢北京大学历史学系创建110周年。我作为北大历史学系的代表，在此可以略感欣然地告慰我们敬爱的郑老先生、老主任：您所呕心沥血、艰难建设的北大历史学科，今天依然阵容整齐、人才济济。民主科学的光荣传统代代相传，严谨求实的优良学风长盛不衰。先生九泉应笑慰，大业传承有来人。 （2009年9月18日牛大勇代表北京大学历史学系在“纪念郑天挺先生诞辰110周年中国古代社会高层论坛”的致辞）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