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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活跃、一直很敢说”成为袁伟时的条形码，伴随他流通学界内外，发轫于上世纪80年代。1985年他拿出了第一部书——《中国现代哲学史稿》上卷。彼时他已经54岁。如他自己在《近代中国论衡》序里所说，“任何社会的任何人，都不可能逃脱传统和当前话语霸权的羁绊。一切都要重新审查。这个过程不可能一帆风顺。”尽管他一再强调“我说的是研究者均能看到的事实，理据都是现代公民理应知道的常识。” 一心报国的进步青年：“共产党那么好，唯一没解决的问题就是经济落后。” 《大师》：在南海中学高中三年，是您世界观和价值观初步形成的时期? 袁伟时：对，那个时候应该讲是对我以后的思想和人生的发展很重要，就是我的世界观生成的时期。寒暑假跟开学期间我都住在学校，就看书、买书，各方面的书都读。学校图书馆的书读完了，就到外面书店去找。那时候很喜欢读俄罗斯文学，普希金和拜伦。到后来就喜欢艾青的那些革命诗歌，像《吹号者》、《黎明的通知》，和我们年轻人当时的心态很吻合。我组织班里同学出墙报，第一天就是《黎明的通知》。 《大师》：很热血啊。当时您还参加地下学联了? 袁伟时：对。地下学联是解放后的叫法。当时正式名称叫做爱国民主协会，是广东学生的一个地下秘密组织。在学联主要就是组织秘密读书会，买了很多书让大家传阅，学习进步思想。还刻蜡板印传单，就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公告，尤其《毛泽东选集》第四卷里面的一篇，那个时候叫《约法八章》，我们印过。 那时候通货膨胀很严重，民不聊生。报纸天天都在讲昨晚街头竖尸多少多少。共产党提出“要让这些人能够过上正常的日子”，对我们来说是很有吸引力的。 另一方面，国民党专制也很明显。我们在念小学的时候，到处都有蒋介石的画像。上面就写着国家至上、抗日战争胜利第一、蒋委员长万岁这类口号，这样宣传就诱使一般年轻人认为，拥护蒋介石就是拥护国家。直到高中时期，自己的世界观慢慢形成，才破除这样的迷信。 《大师》：这个价值观的形成，对您1950年考大学选择经济系有影响吗? 袁伟时：是啊，那时候刚过18岁，要选择自己的人生道路了。当时解放军入城给我们留下深刻印象。广州是14号解放的，一出门满街都是睡在马路边的解放军，他们不住老百姓的房子，跟国民党太不相同。那是非常感动的。当时就想共产党那么好，唯一没有解决的问题，就是经济落后，要经济建设，要建设自己国家，就很自然地报了经济系。 元老级的学生党支部书记：“焕秋同志的一句话改变了我的人生。” 《大师》：这一读就是7年，从中大读完经济学之后，又去复旦读了研究班。 袁伟时：对。我在中大读到三年级，因为院系调整，经济系给撤销了。当时把广东、广西、湖南、湖北、江西这五省经济系集中起来，在武汉成立了一个中南财经经济学院，我到那边去念四年级。但是没过几个月，中大就来调我回来工作了。不是教课，第一个任务是发展党员。当时中大很少共产党员，整个学校才一个学生支部，我既是党支部书记，又是团委组织部长。所以后来一大批老师、校长、副校长、党委副书记，都是我介绍和发展入党的。那个时候没多少政治工作干部，都是学生兼任。我就这么做了一年党务和团的工作，慢慢发展，到最后一个系建立一个党支部。 《大师》：那再去复旦又是什么机缘呢? 袁伟时：当时中山大学实际工作的负责人是黄焕秋教授，他是个老党员，也是很优秀的领导，在我们心目中威信很高的。他家里面是不设防的，从早到晚，一般教师、同事随时可以去聊天，按门铃就行。当时都说“有什么事找焕秋同志”，他都很热情接待。正是他的一句话改变了我的人生。他通过考察，感觉到这个年轻人好像头脑不是那么笨，还可以多点知识。就过来跟我讲，你不要再去做这些事，你应该继续深造，去念书。那时候刚好复旦大学招经济学的研究班，我就去考了。 《大师》：要不是黄老先生的话，您会接着做党务工作? 袁伟时：那个时候很单纯，二十来岁，一直都在学校读书，对社会上的很多东西都不了解。就只有一个观念，听党的话。组织纪律是很强的，党叫干啥就干啥，而且干很得认真，就是那样的一个人。 被转行的政治经济学讲师： “我心中清楚，但是不能说。” 《大师》：1957年再回中大就是教书了吧?您写过“运动接着运动，虚掷了20年的青春岁月。” 袁伟时：当时的情况一方面，实际经济生活出现很多矛盾和问题。我教政治经济学，特别是社会主义部分，很多都是现实问题。这怎么教?实际生活里面的问题你不能讲假话，但当时又不准教师自己讲一套，只能够按照《红旗杂志》、《人民日报》的观点来讲。社会主义天天好起来，我们天天好起来，敌人天天烂下去。慢慢了解实际生活意义之后，就会反思究竟怎么看，问题出在哪里。但是经济资料是机密，不是随便能拿到的。我认为应该改行了，那就是慢慢转掉了，转到哲学系，再回归历史。 《大师》：除了被转行，运动中您具体的处境是怎样? 袁伟时：刚开始时，我们当然受到了冲击。他们拼命在找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教学理念，再就是抄家，看你有什么反动书籍，结果将我几百部书都抄走了。不过我跟学生关系很好。后来我听说他们抄家通缉我，内部争论得也很激烈，究竟袁伟时是不是“三反分子”?有些人说不是，有些人就说是。因为有一个人提了这么一件事，我就被抓去剃阴阳头示众了。 有一次看报纸登一张照片，就是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讲话那张图片。毛当时黑黑瘦瘦的，裤子上还打一个大补丁。他们揭发我，看照片后说了句“奀窕鬼命”(白话音译，瘦得好像鬼一样)，其实这个是广东人的口头禅，就是形容一个人很瘦。 这在当时还得了，一句话就打倒了。被抓到校中心去剃头，他也不是老老实实给你剪一半，就是乱七八糟地剪，中间剪了一条。用这种严重侮辱的办法来教训你，强制你以后乖乖的，不要有自己的思想。 《大师》：那你后来乖了吗?那时候能够做到“笑看”吗? 袁伟时：那时有了很大的压力，觉得自己被误解了。但是有一条，我不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就是这样一个观念，不会去反思别的问题。这个转变过程是相当艰难的。当时对读书限制很死，我就把马克思、格斯全集，统统买一本，都读。列宁全集也是这样，都买都读。结果，将马、列、斯基本都读一遍，还有将鲁迅的书基本读一遍。包括毛泽东的书，有任何的书我都拿来看。 《大师》：难怪你说过，你要笑。“你笑，因为他们不知道。” 袁伟时：对。我既读了马列，也研究了历史实际的状况。所以很多问题，我感觉到我的理解是比较符合实际。我心中清楚，但是不能说。中国其实没有纯粹的哲学，实际都是思想史和文化史，会接触到很多现实问题。我从原始资料做起，得出的结论就和别人不同。 该说就说的公共知识分子：“私有财产保护如果不重视，中国人还会受罪。” 历史昭示我们的是：强大的有高度公民意识的知识分子群体，是现代社会正常运作和不断更新所绝对不可缺少的部分。——袁伟时《中国现代思想散论》 《大师》：蔡定剑教授说“宪政民主是我们这一代人的使命。”21世纪头十年过去了，现在来看宪政，您觉得当下已经具备了哪些机遇?比较棘手的障碍又是什么? 袁伟时：中国的宪政100年了还没实现，障碍是各个方面的原因。直接的障碍就是官员的水平，官员的思想认识还有它那种制度。他会努力去维护自己的利益，他不会轻易放弃原有的利益。所以我一再讲，严重的问题是价值观念。 2003年开始，孙志刚事件还有延安农民看黄碟事件，公民意识的觉醒意义特别重大。这种意识慢慢发展强大，是推动政权转变的一个基础。障碍很多，但是这个是最好的基础。因此个案特别重要。要通过个案来谈怎么处理是对的，怎么处理是不对的。官员的价值观才能慢慢转变。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途径。 《大师》：这两年公民维权的个案是不少，但多数很悲情。像孙中界、张海超、唐福珍，以及宜黄钟小九一家等。结合这些具体的个案来看，您对公民意识的觉醒，还很有信心吗? 袁伟时：只要市场经济存在，公民意识必然会觉醒。假如再加上公民教育，它就会觉醒得更快。因为市场经济就要求作为主体的人是有独立性的，要有自由权利的。有那么多悲情事情发生，就证明我们现代化的任务没有完成。 但是在美国，难道就没有侵犯公民权利的事情了吗?一样有。我们的问题在于，还没有把公民权利作为一个法制化的、天经地义的存在。还没有达到这一步。所以说，这个意识要长期坚持下去，维护公民权利。也不用悲观，社会矛盾摆在这里，除非执政者想丧失政权，不然的话，他不能不正视要尊重公民权利这个现实的。 《大师》：您提到私有财产保护的重要性，并且觉得中国知识阶层对此认识不够? 袁伟时：我想近代中国以来，中国思想文化界、学术界，一个大问题就是对于私有财产保护的重要性，强调得不够。在现代化进程中又碰到一个世界性的难题：怎么样解决贫富差距很大，怎么样解决保障一般公民的生活问题，不受经济危机的威胁。 这个问题根本难倒了中国的知识分子。接受马克思主义的李大钊他们，固然说私有制是应该消灭的。梁启超他们也为社会主义唱赞歌，张君劢这一批人都提出要消灭私有制。就是没有一个强大的声音说，私有财产是公民自由的基础。这一条没有深入人心。 正在转型的国家，假如没有现代财产支柱，在这个时候你就强调消灭私有制，那是非常危险的。中国人为此付出过很大代价。 我们要发展社会主义，就应该将公共产品有足够合理的供应，比如教育、医药、住房这些都要提供社会主义的办法，当然也要结合市场经济的办法。如果该发挥社会主义的地方没发挥好，作为整个现代社会基础的财产所有制又不坚决保护，这对中国是非常危险的。这一点如果含糊，中国人还会受罪。 “我一直很敬重的几位老朋友：周辅成、李慎之、任仲夷” 《大师》：讲讲您的朋友圈吧，您人脉极广已经是公论了。 袁伟时：我有很多老朋友，年纪比我大很多的。比如北大教授周辅成先生，去年5月份过身，98岁。周先生是中国伦理学历史上的开创者这一。他学问很好，很早就有著作了。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他跟我很多次通信，也有电话联系。他对我们非常爱护。 我这个人比较懒散，非万不得已都懒得写信，寄贺卡也觉得没意思。但常常是他首先给我寄贺卡、写信，将一些有用的东西给我寄。我是很感动的，后来有机会在一起见了面，在北大附中一道吃饭。什么时候讲话，大家都是共通的。 他晚年讲话的时候，声音特别大，他听力不好了。他听不见我讲什么，他就按照他的意图、他的想法，很大声很大声地告诉我，一直跟我讲。我很感动，这是一个。 另外一个，我的长辈，李慎之。李慎之跟我可以说是无话不谈的朋友，他有什么东西就打电话来，直截了当地说。我跟他也通信，非常深的沟通，聊了很多问题。现在能找到的还有些很多封。这些来往信件我都提供给他的子女了，这个都是很宝贵的历史资料。 还有一个是任仲夷。我们认识得很早，1988年我当选为全国人大代表，他也是全国人大代表，但那个时候，我们只是见了面点点头，没有交谈。 再后来他就拖我的老朋友找我，听说你有什么文章啊，我想看。我就找出来送给他看。他就经常找我们聊天，我在凤凰卫视《世纪大讲堂》的报告，他反复看了很多遍。听说后来眼睛不好了，他就听。 听说后来眼睛不好，他就听。经常有什么问题，他就把我们叫到一起谈，发表意见。我们也感觉到在他面前有什么话都可以讲，这个他是不耻下问。他是那样的一个老朋友。 这一类的还有一些，最主要就是这几个代表。还有2006年开始，我又陆陆续续认识个老朋友，到现在还没有见过，武汉大学的刘绪贻教授。他98岁了还能写，这了不起。是我奋斗的目标，就是那样一些老的朋友。 “在学术上的坦诚交往，那就又会有一批朋友” 《大师》：年轻一些的朋友呢? 袁伟时：我的态度是这样，一接触讨论问题学术理念、思想文化理念，都是平等的，没有高低之分，也没有年长、年幼之分，就看谁讲道理是符合实际。所以就是大家都可以自由交谈，自由地讨论，就算我的学生不同意我的意见，一样可以反驳。 我还没退休的时候，就和一些教授联合起来组织讲座。中大的讲座是很有名的，1989年以后在高校有这样的讲座，可以讲我们是开风之先的。除了办得早以外呢，内容也很不错。 有很多著名学者，1989年以后第一次在大陆公开演讲，都是在我们这个讲座里面讲的。像李泽厚、刘再复都是，杨小凯、秦晖都讲过。90年代那批最活跃的学者，国内外我们都请了。 讨论的时候，大家没大没小，争论很激烈。有一些争论，就产生出一些学术成果。比如当时年轻教师里面的讲座争论结果，陈少明教授和张志林两个年轻的就合作，写出他们的第一部书叫做《本质主义问题》，我再找到资金支持他们出版，编到我主编的丛书里面去。 在学术上的坦诚交往，那就又会有一批朋友，对那些年轻学生也是件好事。我这个人就有一个特点，我不管你是什么呢，假如你有才华，为人又是老老实实的，我就很喜欢，我就会跟你交往。有些不认识的，我也是这样。 印象特别深刻的，那个时候有个年轻人，他是邮局的雇员，还是临时工，他特别爱看书，而且不同意我的观点。在邮局晚上值班，他就拼命打电话跟我讨论问题，有些讨论一讲就一个多钟头。慢慢交流意见，慢慢读书多了，就接受了我的观点。 后来他就辞了邮局的工作，来中大旁听。听完之后还不过瘾，再跑去北大交钱上选修，另外自己也泡图书馆读了很多书。我当时很想帮他找一份文字工作，给好多人推荐。但是我能力不够，他没有学历，虽然文字素养很不错，也没能找到合适的工作。再后来他就回家乡自己创业了。我们一直保持联系，过节过年他会打电话给我，告诉我他近况如何。 我想人是没有高低之分的，说得尖锐一点就是好人坏人之分。你是不是诚实做人，平等待人，这个是最基本的。我是普通人，对方也是普通人，我自己的有尊严，对方也是很值得尊敬的。这样很平等很自然的交往，这里面就没有障碍了。 然后我就很喜欢有才华，有见解，有独立思想那样的人。所以一见到那样的人我心里面首先就喜欢了，不设防跟他们交往。在我能力范围内，我就想应该提供机会让他上进，让他有更好的发展。 互联网老鸟：“我孙子有次作文就写了一句话，我和我爷爷一样好奇。” 《大师》：听说您1999年就开始上网了，真是老前辈啊。您平时上网习惯是怎样的? 袁伟时：(哈哈笑)我孙子有一次在小学写作文，他就写了一句话，我和我的爷爷一样好奇。我的性格就是如此，对新东西很容易接受，喜欢尝试。新奇的东西我都要了解一下。 所以互联网、电脑兴起以后我都想学。当时我儿子说我学不会，我不相信。他就将电脑买来，当个玩具给我玩儿。还特地买了写字板。但我就坚决不用写字板，学着用拼音打字。 那时候金山词霸还不流行，所以只能够翻《新华字典》。慢慢查，用久以后就熟了。也没什么奇怪的，很自然。 我没那么多时间，上网就是浏览一下，我看南方报业，《南方周末》、《南方都市报》都看。现在还看凤凰网。学术网站会看爱思想。另外，他们在网上翻墙看的东西也会收集起来发给我。 《大师》：别的呢?今天听您讲用户体验来了。 袁伟时：电子书我熟悉的很多，因为很多书买不到，其实是通过电子书收集一些历史资料。我现在大概有几千种电子书的资料。我现在不用再手抄资料了，就做索引。偶尔也看看电影。聊天我用QQ，但是我完全拒绝陌生人加好友。就是熟人之间聊聊天、开开玩笑，再主要就是传送文件。信息沟通QQ比邮件方便，有时候马上就有反应了。 《大师》：你QQ一般会一天都挂在上面吗? 袁伟时：我一天会检查一下，因为他们知道我不太愿意经常挂在那边，所以他会留言。他不管你在不在，他就发话在上面。我一看，他留了言，我就马上答复他。但是任何群什么的我都不参加，微博我也不愿意上。没有那么多时间。 博客都是年轻人帮我管理的。我的文章说这个要放博客的，我就交给他们，他们就往上贴。有重要反应，他们告诉我。我有时候也偶尔上去看一看。 《大师》：除了这些还有什么新的尝试吗? 袁伟时：没有了。哦，我很喜欢拍照。我用坏了好多相机，有五六部了。不过还是用卡片机那个低水平。特别喜欢拍小孩，拍得我很开心。 袁伟时：我也不知道。首先可能我家里人就是这样看，我的儿子、媳妇就说我是老顽童，他们首先说的。老顽童首先就是自得其乐，我也不侵害别人，就是那样的一个人。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