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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文淳先生（1927—1994）是我国著名的世界史研究专家和历史教育家，长期任教于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2004年改为历史学院），先后任助教、讲师、副教授和教授，讲授世界史基础课和选修课，指导世界近现代史专业研究生，为我国的世界史研究和人才培养以及历史教育工作贡献了毕生的精力。 一 在世界史领域，张文淳先生涉猎甚广，并专精于非洲史和国际关系史。他是我国“非洲史研究的元老和研究会的重要人物” ，在国内非洲史学界具有很高的地位。 提到张文淳先生与非洲史研究的渊源关系，不能不重点涉及两件事：一是他早年业师杨人木便（该字是木子边加一个便字，我在字库里没有找到，只好这么处理，抱歉）先生（1903—1973）教学研究的影响；二是1978年初《历史研究》世界史编辑室编辑韩文娟约稿的推动。 1927年7月11日张文淳先生出生于贵州贵阳，父、母双方家族都是当地的望族。他父母于上世纪20年代在北京上大学，1925年在北京举办婚礼，1927年他母亲回贵阳生下了他。1940年他入贵阳清华中学就读。这所学校在抗战初期由清华大学的几位研究生和毕业生创办，当时被公认为是贵阳全市甚至贵州全省最好的中学。1946年张文淳先生在清华中学毕业时，应母亲的要求考入贵阳医学院。但是，他不怎么喜欢医科，每次进解剖室都感到很害怕。一年后在中学班主任的劝导和支持下，母亲同意他改学他喜欢的文史专业。这时，清华中学推荐他上北京大学。于是，他得以跟随表哥、堂弟北上，于1947年考入北京大学，1947年至1951年在这所著名学府的历史系就读。由于中学学习时西式教学方式的影响，加上良好的英语基础，张文淳先生对外国历史很感兴趣。因此，深得北大历史系世界近代史教研室主任、西洋史老师杨人木便先生的青睐，不仅在学业上直接接受他的指导，而且在生活上得到他多方面的关照。1951年张文淳先生大学毕业，被分配到杨人木便先生的母校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任教。 杨人木便先生致力于外国史研究，是我国最早专攻法国大革命史的两位学者之一。 1958年他搁置多年研究的法国革命史，倾全力去开拓尚属空白却又为国家所急需的非洲史研究。1962—1963年杨先生在我国第一次开设了非洲通史课程。后来他在讲稿基础上作补充修改，于1965年编写出一部《非洲史纲要》初稿。 虽然杨先生研究非洲史前后仅10年左右时间，但是他不但在这一领域取得了重要的成果， 而且培养了一批非洲史研究人才，为我国非洲史研究事业的发展奠定了重要基础，因而享有“非洲史研究的拓荒者”的美誉。 作为这位“非洲史研究的拓荒者”早年的弟子，张文淳先生不仅深受杨先生本人的教学和研究的影响，而且在杨先生后来的研究非洲史的弟子中享有很高的威望。因此，在上世纪70年代末当非洲史研究再次提上日程之时，张文淳先生因众望所归，牵头筹备非洲史研究会。当然，这也是以他个人在非洲史领域的开创性成果为基础的。他在文革后发表了国内史学界第一篇有份量的涉及非洲历史问题的文章， 由此奠定了他在非洲史研究中的地位。对于这篇文章的发表，《历史研究》杂志的推动作用不可小觑。 1978年拨乱反正，使我国的历史研究工作逐步恢复并开始步入正轨，对新领域的开拓也被提上日程。当时，随着国内外形势的迅速发展，“第三世界”概念深入人心。在第三世界中，很大一片是非洲，这一重要区域在国际上占有日益重要的地位。而国内史学界的非洲史研究基本上仍是“空白”地区 ，这种状况显然同国内外形势的发展是不相称的，必须迅速改变。在改变非洲史研究空白状况的工作中，创刊于1954年、作为新中国第一份综合性史学期刊的《历史研究》发挥了领头羊的作用。 据当时在《历史研究》世界史编辑室工作的韩文娟老师回忆，那时，《历史研究》杂志跟中国社会历史本身一样，在经历曲折后恢复发展，她负责世界史稿件的组织和编审工作，就出面跟北师大世界近代史教研室的老师们约稿，并重点考虑了非洲史稿件的人选。刘宗绪老师做法国史，写了涉及雅各宾派的文章，马家骏老师研究日本史，写了涉及下级武士的文章，王新老师研究俄国史，写了有关沙俄扩张的文章。在世界近代史教研中，张老师一直侧重国际关系史，对非洲史和非洲问题很感兴趣。由于张老师外文功底深厚，又因杨人木便先生的关系，手头有不少非洲史外文书籍和材料。鉴于非洲史研究薄弱，张老师就承担起非洲史研究和文章写作的任务。他的这一工作得到了韩文娟老师的鼓励和支持。 非洲历史问题复杂，千头万绪，研究从哪里着手？经一番思考后，张老师结合他熟稔的近代世界历史和国际关系史上的重要内容，抓住了一个影响非洲历史和现实的全局性的核心问题，做了题为《帝国主义是怎样瓜分非洲的》一文。该文以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关于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的经典论述为指导，在比较充分地占有外文资料的基础上，系统地勾勒非洲殖民地化的历程，是一篇将理论阐释和史实铺陈有机结合的大文章，发表之后，在史学界引起重大的反响。用韩文娟老师的话说，因为这篇文章，张老师跃然占到了非洲史研究前沿，成为了非洲史研究专家。1979年春在安徽芜湖召开世界史教材研讨会间隙，许多同志蜂拥而至，纷纷向张老师请教非洲历史问题。张老师很谦逊，认为自己对非洲史的研究还很不深入。不过，他还是就他所知道的内容，耐心地回答了与会的世界史同行所提的有关非洲历史的一些问题。 因为张文淳先生在非洲史研究方面的成绩，以及杨人木便先生大弟子的身份，加之他为人和善、大度，他深受有志于非洲史和非洲问题研究的学者们的尊重。在70年代末，张文淳先生与北京大学的陆庭恩、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的彭坤元等人多次商讨，并联络北京和外地有关人员，积极参与筹备非洲史研究会。同时，他还向著名的国际问题专家陈瀚笙（1897—2004）、阿拉伯历史和伊斯兰文化研究专家纳忠（1909—2008）等老一辈学者求教，并得到了他们的大力支持。 经过一段时间的准备，非洲史研究会筹备会议于1979年5月4日至5日在北京师范大学举行， 出席会议的有各有关高等院校和科研单位的代表。时任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主任的白寿彝教授、北京第一外国语学院阿拉伯语组纳忠教授以及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所长刘思慕应邀在会上讲话。湘潭大学非洲问题研究室负责人李广一就非洲史研究会的筹备过程作了汇报。会议主要讨论了成立非洲史研究会的问题，通过了研究会的章程草案，协商产生了筹备工作小组。会后，该工作小组遵照筹备会议的决定，为研究会成立会的召开，进行了紧张的准备工作。 据杜平师母回忆，前前后后很多次，筹备非洲史研究会的工作会议是在师大工八楼他们不大的家里召开的。 1980年3月17日至25日，中国非洲史研究会成立会和首届学术讨论会在湖南省湘潭市举行。参加这次会议的有来自全国21个省、市、自治区的55所高等院校、科研单位、中央有关部门及新闻、出版单位的85名代表。会议分古代史、近代史和现代史组，分别讨论了自古至今非洲历史上的众多重大问题。会议还通过了研究会的章程和会议纪要，选出了理事会，推举世界史研究所所长刘思慕、湘潭大学党委书记兼校长张勇为名誉会长，选举纳忠教授任会长，张文淳先生任副会长兼秘书长。 其后很多年，他一直担任非洲史研究的组织和学术研讨的领导工作，在组织非洲史研究会年会和学术研讨会、非洲史论文和研究资料的整理出版以及帮助和鼓励青年学者等方面不遗余力。 张文淳先生作这些工作，是没有任何报酬的，甚至被有些人认为是“不务正业”。可他心甘情愿做这些事，并乐此不疲。后来，北京大学陆庭恩教授在接受记者采访的过程中谈及“一批无私奉献的学者”时说到：“研究会没有专职干部，很多同志任劳任怨，无私奉献。研究会有困难，不少同志主动帮助，想方设法解决困难。在老同志的带领下，一批年青同志已经成长起来……” 在这批“无私奉献的学者”中，人们是不会忘记张文淳先生的，他的工作和贡献也一直为同行所称道。 二 中国非洲史研究会成立会和首届学术讨论会的一个重要议程，是如何编写较好的《非洲通史 》。“对此，会议认为当前需要做的工作是：（1）有计划、有组织地收集、整理和翻译出版有关非洲史的资料和重要著作；（2）对有些关键性的重大课题或有争论的疑难课题进行系统的研究，并落实到有关单位和个人；（3）编写一本《非洲简明史 》，为编写《非洲通史》作准备，又可满足高等院校非洲史教学的需要。” 这样，在张文淳先生参与领导非洲史研究会期间，也即文革后我国非洲史研究的起步阶段，他充分发挥自己熟悉英文和俄文的优势，将很多的时间和精力投入到非洲历史著作译介， 以及相关译作的校对和出版落实之中。 这项工作的重头戏，则是组织非洲史研究会的同志参与《非洲通史》的翻译。 《非洲通史》是由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执行局任命的国际科学委员会负责编写的，“是一部以非洲人为主要力量编写的非洲史” ，全书共分8卷，从1980年起分卷陆续出版。自上世纪80年代中叶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接受教科文组织委托、承担该《通史》各卷中文版的翻译出版工作伊始，张文淳先生领导的非洲史研究会即给与了大力协助和支持。他还具体负责第四卷、第六卷的翻译、审定工作。其中第六卷的工作，大部分是他在抱病中做的。杜平师母说，在去世前四小时（1994年10月18日），他仍在埋头整理第六卷的索引。 《非洲通史》第四卷论述了12世纪到16世纪的非洲历史。这一时期是非洲大陆史的关键性阶段。在此阶段，非洲发展了自已的文化，文字记载也更普及。标志这一时期主要特点的论题有：伊斯兰的胜利，商业关系的扩大，文化交流和社会交往，诸王国和帝国的发展。《非洲通史》第六卷论述了从19世纪初直至1880年代欧洲为争夺殖民领地而开始“大角逐”的历史。在这一世纪，尽管欧洲人在非洲进行的商业、宗教和政治活动日益频繁，但是大部分非洲社会接受外来的影响仍然是间接的。他们根据自己不同的文化特性，努力争取现代化，并进行扩大和发展。南部非洲的姆非卡尼运动及其在中非和东非引起的结果，以及西部非洲穆斯林改革者的运动，是当时连续发生的两件有重大影响的事件，它们的发生与外来影响的关系极小，或者说是毫无关系。显然，这两卷的论述，对于人们了解非洲人自己创造的历史文化，以及欧洲人在此地的各种活动及其影响，是十分重要的。其中译本的问世，则有助于中国学者及有关各界人士对非洲历史问题的学习和理解，并为他们编写非洲史著作做了很好的准备。张文淳先生亲眼见到了第四卷的出版，却没能等到第六卷的面世。 对他来说，组织并参与《非洲通史》的翻译，促进了他本人对非洲历史研究的拓展和深入。这在他同时期的一些工作中得到了体现。 张文淳先生曾先后担任《中国大百科全书》外国历史编纂委员会非洲部分副主编，以及10卷本《国际关系史》的编委和第一卷主编。在《中国大百科全书》外国历史词条的编撰中，他除了承担非洲部分副主编的工作，还具体撰写了“索马里历史”和“吉布提历史”词条。索马里和吉布提位于红海和印度洋连通处，地理位置十分重要，在近代历史上是西方大国争夺的目标。看得出来，这两个词条的撰写，与《非洲通史》第四卷、第六卷中的相关内容是有关联的。在《国际关系史》第一卷中，他具体承担了第一和第十章的撰写以及《附录：大事年表》的整理。 这两章分别题为“17世纪前的世界”和“17、18世纪亚洲和非洲的国际关系”，其中“非洲与外部世界”一目和“非洲与外部世界的关系”一节的写作，以及对大事年表中涉及非洲历史事件的整理，显然参考了《非洲通史》第四、第六卷中的相关内容。这种参考、借鉴，尤其体现在《国际关系史》第二卷第七章“欧洲列强在非洲的争夺和国际矛盾”当中。在这一章里，他多次参考《非洲通史》第六卷的许多章节的内容。 譬如，该章开篇在论述“非洲历史的新时代”时写道：“现今史学家重新划定了非洲近代史的分期，大体上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发端于1750年，历经18世纪后半期，过渡到‘殖民地化之前时代’（1800—1880）；第二阶段即殖民地化时代，大约从比利时侵占扎伊尔（1876年）和帝国主义的柏林会议（1884年）开始，通过列强对非洲的瓜分和建立殖民统治（19世纪末期），直到本世纪50年代末非洲恢复独立时。”这段话后面所附脚注即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非洲通史》第6卷第1章，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1985年版。” 这项翻译工作在丰富其非洲历史问题研究史料的同时，也深化了他对有关历史问题的阐释。就“欧洲列强在非洲的争夺”主题而言，如果说1978年的那篇开拓性文章，还主要是从宏观上勾勒这一历史问题的发展脉络，那么，《国际关系史》第二卷第七章共六节的篇幅，不仅细致地描述了近代非洲“殖民地化之前”时代的一系列重大事件，而且通过这些事件深入地阐释了19世纪上半期非洲与外部世界的关系，从而为人们了解近代世界的这段错综复杂的历史留下了丰富的知识遗产。 除了组织翻译《非洲通史》，张文淳先生还积极协调并参与了多卷本非洲通史的编撰。这项工作于上世纪80年代前期在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的倡议下启动。 1984年在北京召开了西亚非洲史研讨会，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前所长朱庭光倡议编写一部以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思想的多卷本非洲通史。会后确定华东师范大学艾周昌和北京大学陆庭恩为项目负责人，成立了由艾周昌、陆庭恩、张文淳、彭坤元、郑家馨、何芳川、宁骚组成的编委会。这一项目被列为国家哲学社会科学重点研究课题，并得到了国家社会科学基金的资助。 虽然张文淳先生并没有担任非洲通史的主编工作，但是他所领导的中国非洲史研究会对这项工作给与了支持和协助，他本人也亲自撰写了一章，即《非洲通史》近代卷第二十章“帝国主义瓜分非洲及其殖民统治制度的初创”。在这里，他再一次拓展和深化了关于世界近代史和非洲历史上这一重大主题的研究，不仅更加系统地回答了此前研究中已涉及的一些问题，而且进一步阐述了此前研究中基本没有涉及的问题。前者如“为什么欧洲列强到1876年还只占领非洲很小一部分领土呢？”、“是什么力量驱使欧洲列强走上疯狂瓜分非洲道路的呢” ，等等；后者如非洲各族人民在列强瓜分期间掀起的抵抗运动中所提出的主权问题及其作用、列强在非洲初创的包括直接统治、间接统治和保护国在内的殖民政治制度，以及非洲殖民地经济格局的形成和阶级结构的变化等。对这些问题的回答和阐述，可以使人们清晰地了解，曾经创造了辉煌历史文化的非洲大陆，如何一步步地沦为了列强的殖民地，殖民者是如何使用政治和经济的手段将非洲农业引上殖民地经济的轨道，非洲又是如何被卷入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 三 张文淳先生的非洲史研究工作，始终与世界近代史和国际关系史教学与研究密切地联系在一起。后一方面，构成了他的世界史研究另一极，而他在这方面的成绩和贡献，同样值得我们重视。 1951年张文淳先生从北大历史系毕业，受聘为北师大历史系助教，当年的聘书上清晰地写着工资标准：每月小米400斤，依照政府规定价格折发人民币。此后，他一直在这里任教，并长期担任北师大历史系世界近代史教研室主任，1953年起开始讲授世界近代史。因出身书香门第，加之中学和大学的良好教育，使得他学问底子宽，知识面广，上课时能旁征博引，运用自如，所以，学生们十分喜欢他的课。教研室的年轻教师有困惑的地方，也向他请教，他往往都能给与圆润的解释。而一位学长在题为“1976年唐山地震时的回忆”中的一段文字，也反映了张文淳先生博学的一面。这位学长回忆到，他那时在北师大上学，1976年唐山大地震后到大兴分校去劳动，世界史的张文淳老师和他们在一起。“他和我们都光着膀子和脚丫耪地，一边干一边侃大山。张老师很博学，他年轻时学过医，还喜好机械、物理学。由于我们都光着上身，他就开始给我们讲解剖学，骨骼呀、肌肉呀，听得我们津津有味。看到天上的飞机，他又开始给我们讲飞机的构造和动力，一扯还能扯到航天和宇宙，以及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张老师很平易近人，我们很敬佩他。” 其实，不仅学生敬佩他，而且同事们也爱戴他。因为他不仅博学多才，而且为人厚道，一贯吃苦在前，任劳任怨，所以他一直被同事们尊称为“大师兄”。 文革期间，张文淳先生与系里很多老师一起，顶着“走白专道路”的压力，参加北京师范大学翻译组，翻译了联合国的许多正式文件。他还参与翻译了42万字的《伊拉克史》（上、下册）、2卷本俄文版《动乱年代的伊拉克》 以及齐赫文斯基主编的《中国近代史》（上、下） ，很好地发挥外语和世界史知识的作用。 他在翻译方面做出的成绩，深得同行的称赞。后来，在指导研究生的过程中，他很注重加强外文资料翻译训练，要求他们藉此打好扎实的阅读理解外文文献的基础，从而更好地开展世界史选题的研究。这一方法在世界史研究生培养中收到了很好的效果，笔者也因此受益匪浅。 文革之后，张文淳先生在长期讲授世界近代史、不断搜集并译介外文文献以及多年专门研读的基础上， 开设了国际关系史选修课，并指导世界近现代史专业国际关系史方向研究生。虽然他正式发表的国际关系史论著不多，但是他在这一领域的建树还是很大的。这不仅体现在专业人才培养方面，而且反映在他自己的研究当中。他写过多篇国际关系史论文，还有一部比较完整的题为“史纲”的近代国际关系史书稿。遗憾的是，因各种原因，这些论著在他有生之年大都没能发表出来。从他在国际关系史方面的遗稿看， 他对于为什么要重视国际关系或国际关系史研究、国际关系史的主要研究对象是什么、什么是国际关系的格局等问题，做过颇为系统的论述。这里，笔者试图就这几个问题，完整地摘录先生遗稿中的几段文字，以展示他的思想面貌。 为什么要重视国际关系或国际关系史研究？对于这一问题，张文淳先生在《近代国际关系格局的演变和时代划分》以及《（国际关系史）史纲》中均有论述： 长期以来，世界史学科的教材和参考书，一般是论述历史的纵断面，即从17世纪中叶的英国革命讲起，运动加运动，革命加革命，一直讲到俄国革命胜利和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1917—1918）。这种论述方式，几乎完全忽略了世界史横断面上国际关系错综复杂的国际关系问题。其实，无论是英国革命还是美国独立革命和法国大革命，都有它们那个时代的国际关系背景；进入19世纪之后，国际关系更加复杂，即从维也纳会议讲起，神圣同盟、1830年革命、1848年革命、意大利独立、美国内战、德意志统一、俄国改革农奴制、普法战争和巴黎公社革命，也都有它们那个时代的国际关系背景。近代史长达三百余年，必须把国际关系问题作为教学和研究重要内容。 史学家们通常把近代史划分为两大时期：从英国革命到普法战争（1640—1870），从巴黎公社到俄国社会主义革命前（1871—1917）。但是世界各地区各国家的历史发展，从来是不平衡的，尤其在近代——从封建社会过渡到资本主义社会，显得更加不平衡，为什么不考虑国际关系的变化而简单划分为经济史上的“自由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时期？实际上，在这两大时期内，国际关系方面的问题越来越复杂，越来越深地影响到世界各地区各国家的历史发展进程。看来，我们应当研究一下国际关系格局的演变，才好说明时代划分问题；时代的变化，是不依人们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这是客观事实。 早自19世纪末和本世纪初期，国际关系史已成为世界史研究的一个分支学科，发展已迄于今，其重要性与独特性愈愈显著。原来称作“外交史”，现在正名为国际关系史，主要是因为旧体系的外交史在两个基本方面受到了正当的批判。一方面，已往的“外交史”著作，大多出自西方史家之手笔，其中虽有丰富的史实资料和史学见解，可供考证、借鉴，但其内容限于欧、美列强之间的外交纠葛，或写战争，或论条约，或谈“均势和平”，处处都在为本国传统的外交政策做辩护，并不能反映国际关系发展变化的真实过程，特别又有意无意地忽略了亚洲、非洲、拉丁美洲各国的地位和作用。另一方面，以往的“外交史”著作，在理论上各具特色，大国霸权主义、民族自由主义、殖民主义和种族歧视，再加上政治唯心主义和经济唯物主义等等，真是五花八门，但终究不能把国际关系史上各种矛盾问题澄清了，更不能对这些问题作出公正的论断。在编写本书时，笔者只是看到旧体系“外交史”的缺陷和失误，力求加以补正，自己并未企望于提出何种新体系。然而，真要提出一些补正或改进的意见，这也是个难题。我们必须深入学习马克思主义，学会正确地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理论来认识历史和现实存在的一系列矛盾，可能的话，也当总结出一些有助于维护世界和平、防止战争悲剧重演的历史经验及教训。 国际关系史的主要研究对象是什么？对于这一问题，他做了比较明确的界定；在此基础上，他还拟出了国际关系史的20个课题，在《史纲》各章节中做了系统的阐述： 任何一门社会历史学科，都应该表明自己的主要研究对象，否则不能称为一门学科。国际关系史的主要研究对象是什么？看来，在近代就是世界各国从封建社会变革为资本主义社会时期的对外政策的相互交叉和矛盾发展过程；现代国际关系史中许多问题的根源深藏于近代，其横枝蔓节至今仍有影响。这个研究对象是相当明确的，用现代的术语来表达，也就是国际间外交战略问题；在近代几个世纪中，从16世纪到20世纪初期，它大致经历4个阶段，在各个时代引起一连串的重大事件，并造成错综复杂的历史场景。 …… 对于国际关系史学科说来，既然有了明确的研究对象——近代、现代世界各国的外交战略，那么，在叙述方法上，就应该提出一系列明确反映这个主题的、前后贯通的论题或课题；尽管这些课题也“好象是一个先验的结构”，却非有不可，否则不能成为一门学科。在近代国际关系史上，笔者试拟出以下课题，然后编入这部《史纲》各章各节，见于目录。 1、尼德兰革命（1565—1609）及以后荷兰的商业战争。 2、德意志三十年战争和《威斯特伐利亚条约》（1618—1648） 3、英国资产阶级革命及其对外商业战争。 4、法国的大陆霸权主义政策。 5、俄国的大陆蚕食和海洋扩张。 6、美国独立战争的胜利与殖民主义“旧体系”的瓦解。 7、法国革命的胜利与欧洲“旧制度”的瓦解。 8、法兰西第一帝国和“拿破仑战争”的影响。 9、维也纳和会、神圣同盟和“欧洲协调”。 10、19世纪的“东方问题”。 11、英国对中国的的“鸦片战争”和亚—太地区问题。 12、1848年欧洲革命与国际关系。 13、克里米亚战争的原因和后果。 14、19世纪50—60年代的民族主义运动——意大利的统一、美国内战、德意志的统一等等。 15、普法战争与德意志帝国成立后的国际矛盾。 16、19世纪后半期：德奥同盟与法俄协约对峙时代列强在世界各地区的争夺——瓜分殖民地和“势力范围”的矛盾。 17、20世纪初帝国主义统治制度的形成和国际矛盾的尖锐化。 18、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起源。 19、大战的结局——俄、德、奥、土等帝国的崩溃。 20、巴黎和会与凡尔赛条约体系。 本书包括15章，就上列课题所表现的列强对外政策的相互交叉及矛盾发展过程，作了理论上的概述，谨供参考，并请批评指正。书后，附上“大事年表”、参考书目。 什么是国际关系的格局？对此，他在思考后留下了这样的文字： 什么是国际关系的格局？这个概念，如果指国际间战争或和平局面，一般说是可以接受的；然而，这种解释还不够充分也不大明确，因为历史上经常是战争转化为和平，而和平又转化为战争；更多的情况是一个地区在进行战争，而另一个地区仍维持和平，国际关系在不断变化中。事实上，世界各地区各国家的经济和政治发展是不平衡的，国家的阶级统治性质不同，对外政策各异，无论是战争年代还是和平年代，都有国家和国家之间的利害冲突。因此，明确地说，国际关系格局这一概念，应指历史上某一时代由于各国对外战略（或对外政策）的分歧和交叉而造成的国际特殊形势。 从国际关系格局的演变过程看，在近代史上可以划分下述七个时代：17世纪，18世纪上半期，18世纪下半期，19世纪上半期，19世纪50—60年代，19世纪后半期，20世纪初期。顺便说明一点：这七个时代的划分，大体上与传统的近代史分期一致，只有相对的意义，我们不能把时期或时代的划分看得绝对化了。 …… 结束语：本文仅讨论近代国际关系格局的演变和时代划分问题，并未涉及现代及当代国际关系格局的变迁。不过，提出国际关系“格局”这个概念和“时代特征”问题，或许是有现实意义的；因为对国际关系格局的演变，不了解过去，就不能认清现状，也难于预见未来。诚然，如何给国际关系的“格局”下一个明确的的定义，如何指出国际关系格局演变的动因，如何从现实问题出发去总结历史的经验及教训，这些都是必须进一步探讨的重大课题。作者见识肤浅，此文中必有偏颇失误，还望专家学者不吝指教。 在这些论述中，张文淳先生还一再强调理论联系实际，强调历史唯物主义的重大作用，强调要学会正确地应用历史唯物主义理论来认识历史上和现实中存在的国际矛盾问题。他的这些宝贵的思想成果，一直贯穿于其国际关系史教学和研究生培养之中，成为了有益于学生成长的思想和精神财富。 1991年7月张文淳先生指导完包括笔者在内的最后一届研究生，八个月后，不幸患上尿毒症。患病治疗期间，他仍坚持工作，笔耕不辍，将毕生心血献给了我国的世界史研究和教育事业。1994年10月18日，先生终因尿毒症不治而离逝。先生虽已离开我们整整16年，但他的音容笑貌和学问造诣一直留存在我们心间。值非洲史研究会成立三十周年之际，做此文章，以深刻缅怀张文淳先生。 致谢 感谢中国非洲史研究会副会长、北京大学非洲研究中心主任李安山教授的嘱托，使我有机会静下心来，细细回想和领悟导师的学术成就及其对学生的教诲，感触良多。 深深感谢杜平师母，她不厌其烦地协助我查找、翻阅有关史料，并找出了先生的遗稿。也感谢我的其他几位授课老师，他们分别是北师大历史系退休教授韩文娟和王新老师，清华大学历史系主任刘北成教授；他们在电话访谈中提及的许多事情，加深了我对张老师的了解。 谨以此文祝贺中国非洲史研究会成立三十周年，并深刻缅怀张文淳先生。 2010年国庆 写于京师博士楼 （感谢梅雪芹教授惠寄。本网发布时，注释略。全文载纪念非洲史研究成立三十周年文集）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