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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我主要关注两个论域，一是现代化，二是终极关怀问题。当时国内的近现代化史研究是比较滞后的，总跳不出三次革命高潮的传统范式。正好有一个志同道合的华东师大校友陈达凯，当时学林出版社的编辑部主任，我们就计划编一本《中国现代化史》，不敢说重写中国近代史，那是要受到批评的。当时大家都没事可做，所以北京、上海、广州的朋友一听要一起合作写一本书，都很兴奋。我们的编写方式与过去完全不同，是跨学科的，社会学者孙立平、经济学者何清涟、历史学者杨念群、高华等都参与了编撰工作。他们现在都是本领域的著名专家了。从现代化角度写中国近现代史，这本书在中国可能是最早的一本。这个工作对我转向历史研究也起到了推动作用。 我关注的另外一个问题是现代化过程中的精神失落问题。中国是在1992年以后才成为市场社会的，事实上从80年代开始，人们已经感受到市场逻辑对社会文化领域的冲击。1988年我在《读书》杂志上发表的《商品经济中的知识分子生存危机》，谈的就是这个问题。到90年代初，看过丹尼尔·贝尔的《资本主义的文化矛盾》以后，更加深了我的看法。1994年参与上海学者的“人文精神”大讨论，也与这个想法相关。这是我后来转向思想文化研究的重要原因。我之所以关注思想文化研究，除了专业因素之外（我研究生的研究方向是中国近现代政治思想史），是与我内心的关怀分不开的。我经常给我的学生讲，做研究，除了有扎实的功底，你一定要有内心的关怀。没有发自内心的关怀，做研究仅仅是为稻粱谋，就感觉不到其中的乐趣。有了关怀，才有思考问题的兴趣。才能超越一些功利性动机，追求一种更高的境界。这是恒久的原动力。如果总担心文章能不能发表，稿费拿多少，能不能上职称这些问题，学问是做不好的。 我转向史学研究还有一个很偶然的因素。上海历史学会是一个民间组织，会长是复旦大学姜义华教授，1993年学会换届，请我担任学会的秘书长。这对我来说是一种挑战，更是一种激励。从此，让我和历史学界发生了紧密的联系。 问：学术界向来不乏前辈提携后辈的先例，比方说胡适当年很赏识傅斯年，对顾颉刚的影响也很大。那在您的学术道路上，有没有碰到对您影响非常大的同行或者前辈呢？ 答：我自己做学问是“野路子”，吃百家饭，采千家蜜，看似采各家之长，其实是没有“家法”的，没有机会从某个老先生那里继承一个完整的研究传统。但我觉得自己非常幸运，如果说我今天有了一些成绩，那也是和一些前辈的关心帮助是分不开的。首先要提到的是华东师大历史系的陈旭麓先生。我与陈先生原先并不认识，但老先生对年轻人非常关心。他看了我在《读书》杂志上发表的文章，非常喜欢，就把我叫到他家里去谈。那时我还是一个小助教，见到陈先生很是诚惶诚恐。因为陈先生的学术地位非常高，我硕士论文答辩的时候，他是答辩委员会主席。他对我的论文评价很高，这种鼓励一直铭记于心。 另外一个是王元化先生。我与先生原先也是素昧平生。1988年的时候，当时他的一个博士生告诉我，说王先生非常喜欢我的文章，什么时候可以介绍我见见王先生。王先生是上海文化界的领袖，非常忙。我第一次去他家，人非常多，现在都不记得谈过些什么了。但我觉得自己与先生在关怀、气质上很有些契合性。后来，我经常去他家向他请教学问，虽然我不是他的受业弟子，但因为关系比较近，受到的熏陶和感染是一言难尽的，不仅仅是学问，还有道德和为人。 此外，还有张灏先生、余英时先生、林毓生先生，许倬云先生、姜义华先生、庞朴先生、汤一介先生、李慎之先生、金观涛先生、石元康先生等，都让我受惠非浅。我觉得自己真的很有福分，我今天能有这样的成就，与他们的指导和提携是分不开的，每一位都值得我以后专门撰文谈一谈，在这里，我只能表达对他们的感激之情。 问：科学上没有平坦的大道。其实，学术之路也是迂回曲折、荆棘丛生。您虽然不是历史科班出身，可您作为历史学家，研究领域之广泛、理论视角之新颖，在当前史学界独树一帜。您是怎样做到这一点的？ 答：其实90年代中期，我走过一段弯路，当时心有点野，参与了比较多的文化批评。我一直对文化有兴趣，文化批评有个好处，可以给你带来俗名。但是对学术积累没有多大意义。记得那个时候我还沉浸在文化批评的快感里面的时候，王元化先生每次碰到我都警告说，这个样子不行，你还是老老实实做你的知识分子研究。我当时听了并不以为然。但后来慢慢体会到，老人家这个提醒是非常重要的。一个人出名以后更要自我警惕。中国知识分子也许可以固守清贫，对钱不在乎，但很少有人对名不在乎的。“名”这个东西有一种魔力，各种媒体来捧你，让你觉得自己真的是个人物。然后飘飘然，频频亮相于电视、电台、报纸、杂志，深陷其中而不自知，慢慢地就成了波斯纳所说的“公共太多、知识太少”的那一类所谓的“公共知识分子”。 1997年年底，上海师范大学充实中国近现代史学科。邀请我加盟。上海师大的历史系很规范，风气也很纯，我在那里工作了五年，这期间先后访问了香港中文大学、澳大利亚国立大学、新加坡国立大学和美国哈佛大学，加起来有两年的时间是在境外，让我有机会去了解国外的同行的研究状况，使我对学术界的前沿问题有一个比较系统的认识，并开始从全球的角度来思考一些问题。 从那时候开始，我的研究集中于两个领域：一个是知识分子的研究。我从1997年开始，又重新回到知识分子研究，做了一些个案，比如闻一多、朱自清、金岳霖等，主要是讨论一个知识分子的自我思想改造的问题。第二个是思想史。应该说，在这以前，我的思想史研究是没有入门的，深度有限。在国外的经历，让我慢慢发觉，做政治思想史一定要有政治哲学好的训练，否则的话，思想史的深度是有限的。所以，在1999年香港中文大学访问的一年中，我集中读了大量政治哲学著作，这是我第二次对背景知识的自觉研究。有了这个训练，我做思想史心里就有底了。 2002年，我的母校华东师大请我回去，参加教育部重点研究基地中国现代思想文化研究所学术研究和组织工作，以及历史系的教学研究，这给我提供了一个更大的天地。我不但要做研究，而且要带领年轻教师、博士生和硕士生们，这对我也是一种新的考验，我现在的研究主要在两个领域：一个是知识分子的思想史，一个是知识分子的社会史。还有一个是附带的：上海的都市文化研究。 问：您刚才提到历史研究的“家法”问题，能不能就这个问题给史学青年提些建议呢？ 答：所谓“家法”，就是历史研究中的学术传统。这几年通过带博士、硕士生我发现，“家法”对于人文学科研究是非常重要的。哪怕你天资再聪明，你也是一个凡人。而假如你站在巨人的肩膀上，哪怕你是一个侏儒，你也会比一个伟大的凡人站得高。一个侏儒怎么站在巨人的肩膀上呢？最重要的是一定要接上一个伟大的传统，一个被历史检验过的传统。在80年代，大家都不太注重传统，由于学术传承的断裂，做的好像都是开天辟地的东西。但在中国古代，“家法”是非常重要的，你看古人很注重师承关系，西方则是以学科化、专业化的方式，通过一套学术体制来保证传统不流失。写一篇学术文章，按照西方的规矩，一定要说明人家做了哪些，做到什么地步了，做一个清晰的学术回顾，你才能证明自己研究的意义何在，你必须对别人的研究做出回应。所以除了第一手资料以外，大量引用二手资料，形成一个相互批判、相互对话的传统。我觉得中国史学界这点非常薄弱，到今天为止，大部分研究者还是在自说自话，不大注意和同行交流。中国的史学研究，我不敢说大多数，但相当多的是浪费，做别人已经做过的研究。这个问题的直接原因是中国的史学研究还没有学派，没有学术传统，即使形成了一两个学术传统，也不太自觉，不大注重这个传统和那个传统之间的对话。 注重学术传统其实就是学术自觉的萌生。这一点我以前也是没有的。这两年和国外的交流比较多，我才发现，我们和国外的学术差距，主要不是资金不够，而是制度上的原因。我们缺乏对学术传统的尊重和梳理，缺乏学术传统之间的对话机制。你做一个研究，真正的贡献只有百分之十，百分之九十是人家的成果。在别人的基础上你跨出一小步就不得了了。因为大多数人不是天才，中常人而已。中国学术界走两个极端，一种是什么东西他都知道一点，浅尝辄止，有些学者写书，标榜自己运用和参考了这个理论那个方法，一口气报出五六个一级学科，但是你从书中却看不到著者自己的东西，基本上是一个没有消化的大杂烩。还有一种偏向是只知其一不知其二，只了解一种传统，对其他的学术传统一无所知，不能与外界对话，缺乏创新能力，路子越走越狭窄。这两种倾向都是中国学术研究的障碍。最好的研究是：你有自己的家法，而且 了解其他的学术传统，具有与它们对话的能力。 这些年我到国外参加学术交流，接触到的也是做中国学研究的教授。我发现，他们在讨论的时候，即使是跨学科的论题，他们提出的问题也非常专业，比如说讨论思想文化，社会学的学者也能提出很内行的问题。我常说他们有好胃口，不吃偏食。不像有些中国历史学者，在自己的专业领域里是专家，而在专业之外，就会变得惊人的无知。这一点我们和国外有很大的距离。当然，这与和他们的博士培养制度是有关系的。在国内，博士生一开始就一头扎入一个非常狭隘的领域，结果论文做出来了，知识面却狭窄得很。而在美国读博士，必须要选修三组课程，除了本专业得之外，你还得要选修一个和本专业相关的二级学科，比如你是中国近现代史专业，你就要选西方近现代史或者中国古代史，最后你还必须到外系去选一组课程。比如你是学社会史的，你可以到社会学系或人类学系选一组课程。这种跨学科的训练，使学生的视野非常宽广，容易有突破。而我们由于制度上的局限。很难做到这一点。 我自己差不多用了20年时间才悟出来这一点，有点晚了。但我要对年轻的史学工作者说：做研究，你一定要接上一个学术传统。就我个人来讲，我对各种传统比较了解，但是，应该接上一个什么样的传统，我以前缺乏自觉。近几年通过不断的比较、摸索，才慢慢明确。按照我的趣味和研究路向，就思想史研究来说，我愿意接上的是美国的中国思想史家史华兹开创的文明比较研究传统。这种比较不是把中国文明贬低，而是放在与西方文明同等的地位上，也不是从西方文明的角度来看中国文明，而是从中国文明自身的内在理路，从中国的特殊语境来看中国文明。史华兹教授是大师级的人物，留下了丰厚的文化遗产。也培养出了一大批名学者。在他的学生里面，按照学术兴趣、研究路向，我感觉张灏教授是最适合我学习的。在某种意义上说，张灏先生深得史华兹的真传。比如研究梁启超，他的方法和列文森就不一样。他非常注重从中国思想内部来提出问题，他在思想史领域提出了很多新的命题，比如“幽暗意识”，比如他对儒家“内圣外王”的重新阐释。特别是他对近现代中国革命的解读，颇具震撼力。作为整个20世纪的亲历者，张灏先生一直在思考为什么革命会成为20世纪中国历史的主潮。他并没有把革命妖魔化，他认为革命的出现，共产主义的出现，必有其内在渊源。它来自于中国自身的思想文化，自身的历史困境和思想困境。通过研究，他发现中国革命的根底在晚清，确切地说是在1895年至1915年。他把这二十年称之为“转型时代”。1915年后的各种狂澜都在那个时候播下了火种。这种研究路向深得史华兹“家法”的精髓，而且现在日趋成熟。虽然我不是张灏先生的学生，但我很愿意接上这个传统，继续做下去，能走多远是另外一回事。当然这有点不自量力，但我希望在这一研究传统上有所突破。我自己突破不了，希望我的学生或者后人能够做到。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