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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学典，男，汉族，山东滕州人，1956年3月生,1976年6月参加工作；1986年7月山东大学历史系研究生毕业后留校任教至今。现为山东大学教授、《文史哲》主编、博士生导师，专业方向为史学理论和20世纪中国学术思想史，尤长于近50年间的史学史研究，已出版《历史主义思潮的历史命运》、《二十世纪后半期中国史学主潮》、《20世纪中国史学评论》、《翦伯赞学术思想评传》、《20世纪中国历史学》及《顾颉刚和他的弟子们》等专著，在《中国社会科学》、《历史研究》、《文史哲》、《近代史研究》、《史学月刊》等专业杂志上发表学术论文80余篇。 作为一名活跃在当今史坛上的“少壮派”学人，王学典的学术历程较多地从微观层面上透露了八九十年代史学嬗变的若干信息，这在“文革”后成长起来的一代人中可能颇具典型意义。这样说并不意味着他的学术造诣一定有多高，而是指其研究工作有与时代思潮同步共振的性格。从80年代跻身于启蒙思潮主流之中的青年思想先锋，到90年代学界中广为人知的学界中坚，几乎可以说，王学典的个体经验已成为近20年来中国史学思想史变迁的一个缩影。进入思想淡出、学术凸显的90年代，尽管他也开始转型，但他身上那种80年代的烙印仍难以消除，扎实深沉的学术考索中依旧洋溢着浓郁的理论思辩风格。他的学术创见，是那些完全在90年代思想稀薄的文化氛围中成长起来的学人所难以提供的。 一 据王学典自述 ，他与历史学最初结缘于1974年。当时，纷乱的“文革”长夜即将终结，《历史研究》杂志刚刚复刊，农民战争的性质问题、对“让步政策”的批判问题、皇权主义问题的讨论依旧在如火如荼的进行中。这吸引了高中毕业后在供销社工作的王学典的兴趣。他自费订阅了一份《历史研究》，从此一期不落，直至1983年他大学毕业。 “文革”的结束在这位年轻人的心灵中激起了巨大的波澜。紧接着，在乍暖还寒的1977年初，《人民文学》上刊发了姚雪垠《李自成》第二卷的出版前言，其中对农民起义自身缺陷的揭示剧烈动摇了他在“文革”中所接触的观点。带着困惑，他于1979年考入山东大学历史系。那正是中国史学界地动天摇的一年，史学界正围绕着历史发展动力问题激战正酣，相关论点可谓五花八门、争奇斗妍。在这种热烈的思想气氛中，他开始了自己的初步思考。这些早期的思考，促使了他胸中怀疑的种子开始萌动发芽，成为其日后学术研究的奠基石。 应该说，王学典真正的学术研究起步于对翦伯赞学术思想的解析。1983年他本科毕业后考取了山东大学历史系史学理论专业的研究生，师从知名思想史专家葛懋春先生；不久又参与了《历史科学概论参考资料》的选编工作。这是一部1949年后史学理论方面的重要论文汇编，王学典在其中负责历史主义论战、农民战争问题论战等专题。在编辑过程中，他系统地阅读了翦伯赞的论文，开始走进翦伯赞的学术思想殿堂。翦老的学术成就和高尚人格令这位青年学子为之心折，他于是决定把翦老的史学思想作为他的硕士论文题目。此后，他追踪着翦伯赞的足迹，到北京走访了一批亲历或目击了当年重大史学事件的著名学者，并查阅了大量材料，很快便形成了12万字的论文初稿 。 这对于一篇硕士论文来说可谓规模庞大。后来在导师的建议下，他选定了历史主义作为研究重心加以增删，最终定题为《翦伯赞与当代中国史学界的历史主义思潮》。这篇学位论文写得很成功，在创刊不久的《史学理论》杂志1987年第2期上发表后产生了良好的影响：《史学情报》l988年第1期对它进行了摘要介绍；人大报刊复印资料《历史学》1987年第5期也予以转载——这就是他研究中国当代史学思潮的开始。之后，在此基础上，他将翦伯赞的史学思想材料作了进一步的整理、发掘、解读，形成了30多万字的《翦伯赞史学思想论稿》，后经十多年的修订、补充、打磨，以《翦伯赞学术思想评传》为名，于2000年由北京图书馆出版社出版。对翦伯赞史学思想的系统总结为他后来的研究工作奠定了扎实的基础。 80年代是一个百家思潮“你方唱罢我登场”的“新启蒙”年代。对于一位思维活跃的青年学人来说，在激情弥漫的思想领域一显身手，无疑比坐守枯寂清冷的书斋更具魅力。而对马克思主义基本历史理论的辩驳和澄清正是此一阶段所有论争的聚焦所在。在求学期间，王学典即已研读了《马克思恩格斯选集》，通览了《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对马克思的唯物史观有了真切的体悟，并由此结合对现实社会的感受进行了深刻的反思。在他看来，几十年来流行的一系列历史观念，实际上都与唯物史观的本义出入颇大，甚至背道而驰。他选择了一系列重要问题，试图对唯物史观作一番正本清源的工作，进行彻底的重新认识，把颠倒了的再颠倒过来，从而复原马克思、恩格斯的本意。翦伯赞在60年代对流行唯物史观的纠偏工作对他也有启迪作用。沿循着翦伯赞开启的方向，他就若干理论问题进行了苦苦思索，终于形成了自己的独得之见。这种基于深厚理论功底的识见在短短几个月中遂“井喷”而出，这就是当时引发了轰动效应的《关于“历史创造者”问题的讨论》和《阶级观点再认识》两篇文章 。 前文发表后，《人民日报》《人民日报•海外版》《解放军报》《文汇报》《文摘报》《高等学校文科学报文摘》、人大复印报刊资料《历史学》等七八家报刊迅速摘要报道；商榷的对象黎澍先生也很欣赏此文，不仅在《文史哲》1988年第3期上发表了回应文章，而且将其作为唯一的附录收入他的个人文集《论历史的创造及其他》中；最近出版的20世纪中国社会人文论争文选《回读百年》一书也将此文选入。在“历史创造者”问题上的突破激励着王学典走向另一个更具根本性的问题：马克思的阶级斗争观点。他随后推出的《阶级观点再认识》一文引起的反响更为强烈：《新华文摘》1988年第10期作为要文转载；《文摘报》《中国史研究动态》《中国历史学年鉴•1989》、人大复印报刊资料《历史学》等也纷纷予以转载、报道，《史学理论》《东岳论丛》等刊物发表了回应文章；《中国改革备忘录》一书将此文论点许为“1988年史学界理论研究的一大突破”。 在继80年代抛出两颗重磅炸弹、在学术文化领域激起层层惊波之后，王学典遂将其既有的思考进一步系统化、理论化。90年代初，他通过总结60年代历史主义与阶级观点的论争，继续反思、批评流行唯物史观，撰写了《历史主义思潮的历史命运》（天津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对历史主义思潮的历程进行了梳理。本书印行后，《读书》《文史哲》《史学理论研究》《文汇读书周报》《中国历史学年鉴•1995》和《高等学校文科学报文摘》等有影响的报刊均对该书的学术价值作了充分肯定。著名学者何祚榕认为此书“对于恢复唯物史观的真谛，无疑作出了重要贡献” 。著名学者丁守和也指出该书“颇具只眼”，“抓住了史坛的要害”，所持论点是“持之有故，言之成理的，自成一家”，“不管你是否同意，但也不能不承认其思考问题的深入和价值” 。《文史哲》发表书评指出，该书“以令人慑服的逻辑力量，对历史主义以及与之相关的许多理论问题，做出了具有相当学术价值的回答” 。 严格说来，虽然这部书从创作时间上看是90年代的产物，讨论的也只是一个学术史上的遗留问题，但它承接的依然是80年代的思想余绪，其理论倾向仍属80年代的“新启蒙”立场，本质上则是作者在意识形态语境下对相关学术问题所进行的思考。 从理论层次上看，历史主义与阶级观点的关系是20世纪后半期史学的主线。抓住了这一枢纽，也就使得作者对20世纪后半期的史学发展史有了较为清晰透彻的把握。在《历史主义思潮的历史命运》出版后不久，作者又推出了《二十世纪后半期中国史学主潮》（山东大学出版社1996年初版）一书。这部书是他多年研究心得的积累，初动笔于1987年，原是为高年级本科学生开设的一门选修课的讲义。这虽是一部“讲义”，但却不是一部普通的讲义，而是具有相当高的学术水准和学术含量，蕴藏着大量的独到见解；经打磨调整，后来成为史学理论专业研究生的讲义，最后经修订出版。这亦是他此后一系列颇有影响的文章的基础。本书出版后，受到了学术界相当的推重，众多海内外学者在他们的专著、论文中称引此书。 它已成为研究现当代中国史学的必备书目之一，甚至被某些现当代文学的博士点列为必读书。 唯物史观派史学史一直居于王学典研究视野的中心，他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内对唯物史观派史学消极倾向的反省都可以说是不假辞色，但90年代伊始，他在继续“反思”的同时，又开始了“辩护”的过程，而且此后的“反思”也注入了先前未有的“辩护”内容，甚至“反思”本身的锋芒也有所钝化。90年代，在苏联解体、东欧变色的影响下，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社会科学随之面临严峻的挑战，人们一时间对意识形态纷纷避之惟恐不及，社会科学界一批学者的心理也发生了很大变化，“学术史”研究在90年代蔚成热点。试图绕过占40年主导地位的唯物史观派，直接与当年的中央研究院、清华国学研究院等学统接轨，是这一热点的现实指向。在这种背景下，独领风骚数十年的唯物史观派遭遇了一场比较严峻的合法性危机。在不少学者对唯物史观及其学派采取回避态度的情况下，王学典不但没有随波逐流，反倒逆流而上，从质疑流行唯物史观的代表转化为一名对唯物史观派的辩护人。他认为唯物史观派在中国所开启的新的知识方向、铸造的新的知识范式固然需要受到时代的审查、反省与批判，但并未过时。由此，他写出了一系列考察唯物史观派动向、为唯物史观派的学理依据作辩护的文章，为探索唯物史观派与史料考订派的对峙与融合打下了铺垫。 在对唯物史观派学术地位进行辩护的基础上，他还进一步对整个20世纪学术史展开了系统考察。这一方面固然是其本人学术研究追根溯源、对唯物史观派学术地位进行重估的内在需要，更是对整个90年代学风转向的一种回应。他在《文史哲》1997年第6期上推出的《实证追求与阐释取向之间的百年史学》和在《北京大学学报》1998年第2期上刊发的《翦伯赞：整合两大学术谱系的史坛巨子》是这一时期内的代表作。作品对20世纪中国史学的演变线索作出的判断高屋建瓴，说理明晰透彻，反映了他对20世纪史学发展史的基本看法，充分显示了他在这一领域所达到的高度。相关文章后汇集为《20世纪中国史学评论》（山东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一书出版。该书紧紧围绕“20世纪中国史学”这一主题，从社会史的高度来把握学术史，集中分析了20世纪史学的脉络、走势，并选择若干个案进行剖析，其中对唯物史观派和史料考订派两大范式的概括、从学术角度对唯物史观派史学的指正与辩护、对若干史学现象的新解读、对新世纪史学的把脉都给人留下了深刻印象，体现了作者在这一领域的基本主张，对展望未来的学术走向有良多启示。 在深入学术史的过程当中，学术薪火传承的复杂与奥妙令他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他于是选择了以顾颉刚为代表的“古史辨”派为叙述中心，推出了《顾颉刚和他的弟子们》（山东画报出版社2000年版）这部学者传记，再现了以顾颉刚为领袖的一群学者在“后科举时代”为修复源远流长、自成一体的中华古典学术血脉所付出的巨大努力。这一研究无论对于传统学术文化的延续，还是对于现代学术史的清理本身，都具有相当的价值和启示意义。该书问世后产生了学术著作少有的轰动效应：《文汇读书周报》《中华读书报》《中国图书商报》等作了重点介绍和评价；多家“网上书店”争相推销；《书摘》《作家文摘》《文汇报》《文摘报》等都作了大篇幅的摘录；《全国新书目》杂志在“特别推荐”栏目中给予高度评价，许为“每一个想走治学之路的大学生、尤其是文科学生”的必读书；《文汇读书周报》有关文章认为，本书“对古史辨派在现代史学中的影响作了回顾性总结，为今人呈现出清晰的现代学术发展脉络。……对今日学人来说，这更是一本讨论史学方法的书，它会告诉人们：如何做学问，如何为师”。 目前，王学典继续在20世纪学术史考察、唯物史观派的反思与辩护、对学术大师的社会学考察等多个方向上作深入细致的求索。 二 王学典的主要治学区域是20世纪中国史学思想史、学术史。 关于20世纪中国史学的总体图景，他认为，百年中国史学史是史料考订派与史观派的对抗史。在这场世纪较量中，两大史学阵营中的学人谁都不拿正眼看对方，谁得势就压对方，入主出奴，是丹非素。大体上说，史料考订派在1949年前、特别是二三十年代时居于正统、主流的地位，史观派则被排斥在主流学术界之外，其成果也受到主流学术界的轻蔑。但随着一场翻天覆地的社会大变动的到来，史学界也因之乾坤倒转。史观派从边缘进入中心，从异端变为正统；史料考订派则被一步步地放逐到史学界的边缘，1958年“史学革命”时，他们多数又被当作白旗拔掉，史料考订派从整体上被打翻在地，名声也被搞臭，他们的治学路数和成果也被轻蔑地视为价值不大的“繁琐考据”，以致于在像考证洪秀全有无胡子这样的典例中受到尽情的嘲弄与奚落。但史料考订派并未从此销声匿迹，仍在无论适宜或是恶劣的环境里顽强地显示着自己的存在。60年代的“论从史出”，80年代的“回到乾嘉去”，均是这一学派存在的表征。90年代以来，随着政治、经济、文化格局的全面变动，学术界重振“国学”的声浪日甚一日，调整学术谱系的呼吁不绝于耳，从80年代开始的对王国维、陈垣、顾颉刚特别是陈寅恪等史学大师的纪念活动愈演愈烈，……在这一切的背后，是史学界人心的变动。史料考订派向中心的大步复归，标志着史料考订派与史观派的抗争进入了一个新阶段。两大史学流派的冲突并未随着20世纪的终结而终结。 按照目前通行的作法，20世纪史学一般被划分为梁启超新史学、实证主义史学和马克思主义史学三个阶段。这种以时间先后为依据的划分方式基本符合这一时期史学发展的实际行程，但仍不免限于现象描述的层次。而史观、史料两派之说，则既立足于史学的本质，又触及百年史学变迁的内在脉络。如所周知，史观与史料乃是史学得以成立的两个基本要素，二者犹如车之两轮、鸟之双翼，中国史学在20世纪经历的变迁，以史观和史料二项足可涵盖。史观派与史料派各自担承一方面的任务，均致力于史学的创新；双方的冲突与融汇，事实上就构成了20世纪中国史学的总体图景。 王学典还从“范式”变迁的角度来对20世纪中国史学演化大势进行宏观把握。“范式”（Paradigm）概念本为美国科学史家库恩所创，后经港台学者的推崇、提倡而受到大陆学人的青睐。依此而论，那么可以说20世纪的中国史学经历了两次范式变迁：本世纪初叶实证范式对正史范式的取代以及40年代史观范式(义理范式，又称为“年鉴范式”)对实证范式(考据范式，又称为“乾嘉范式”)的取代。简言之，20世纪中国史学变迁史主要是“实证”与“诠释”两大“典范”此消彼长的冲突史。大体说来，“年鉴范式”的塑造者是唯物史观派，“乾嘉范式”的主体则是史料考订派。 王学典用力最勤、创获最多的是关于唯物史观派史学的研究。他认为，唯物史观派这一新的史学形态的出现及其演变，不仅因其对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重要支持而具有突出的社会史意义，还因其对中国古老史学传统的深刻改造而具有不可轻忽的学术史意义。通过这一学派的努力，中国史学界实现了与西方最新社会科学门类如经济学、人类学和社会学的初步整合，中国传统史学也由以在“义理”层面上初步完成了它的近代化转型。就这一点而言，史料考订派是无法与史观派相提并论的。如此，唯物史观派的学术史意义主要体现在下列五个方面：在学术理念上，强调史学与生活、时代、社会的联系，特别注重释放史学在历史创造中的作用；在历史理念上，也即从研究对象的取舍上看，注重经济因素在历史进程和历史变迁中的作用，开拓了社会经济史领域，填补了“食货之学”的空白——这是唯物史观派对20世纪中国学术的最大贡献；从治史路数的取向上看，追求跨学科研究，力求方法创新；在价值立场上，“从下往上看”，书写民间历史；在学术嗜好上，聚焦于历史关节点，关注大规模社会变动。殷周之际、春秋战国之际、秦汉之际、魏晋之际、明清之际这些历史上大关节、大转折点之所以能得到相对透彻的清理，都与这一学术嗜好密切相关。王学典凭借深刻的洞察力，穿透了唯物史观派坚硬的意识形态外壳，将其学术内核提炼出来了。 他还特别强调，唯物史观派史学本质上是跨学科史学、社会科学化史学。因为马克思主义的方法、包括马克思的唯物史观都是一种社会学的理论、方法。用唯物史观来指导历史研究本身就是历史学与社会学的跨用。再者，《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的社会发展理论实质上是一种人类学理论。我们长期以来用它指导对中国历史的分期和阐释，也是一种借鉴早期人类学理论与方法的跨学科研究。翦伯赞的《中国史纲》（先秦卷）即是一个范例。他充分而广泛地利用了人类学、社会学、民俗学、经济学、考古学所提供的成果来阐释、清理中国的史前社会，把神的传说还原为人的历史，在吕振羽的研究基础上大大前进了一步。翦伯赞认为，传说中的“九头十纪”时代，与地质学上的冰河时期相当，是中国历史的起点。传说中的女娲造人、盘古开天，说明了中国人种的起源，这有“北京猿人”作证。传说中的有巢氏、燧人氏、伏羲氏时代，暗示了摩尔根的人类学上的蒙昧时代的历史内容。传说中的神农、黄帝、尧舜禹以至整个夏代，暗示了人类学上野蛮时代的历史内容。通过对社会科学方法的借助，中国上古史的演化序列被较为明确的揭示了出来，这一千古未解之秘由以得到破释。 自近代西学东渐以来，中国学术已不可能维持其旧有的传统形态，其中尤以历史学所受到的冲击和改造为烈。中国史学逐渐成为世界史学大家庭中的一员，对中国史学的评估再也无法脱离世界史学的大背景。基于此，王学典把中国的唯物史观派置于整个世界史学的潮流中加以观察，通过与现代西方史学主流法国年鉴学派比量，进一步论证了唯物史观派的学术史价值。他指出，中国的唯物史观派重视重大问题研究，重视宏观整体研究，重视长时段研究，重视社会经济史研究，主张“从下往上看”、关注民间社会和下层民众的历史，大规模借用其他门类社会科学的理论和方法进行跨学科研究，都与法国年鉴学派的治史理念、为学旨趣、作业方式如出一辙。假如“年鉴学派”在“二战”后成为西方的主流学派不是偶然原因所致的话，那么中国的唯物史观派后来从边缘向中心的跨入，也应主要看作是现代中国学术自身演变的逻辑结果。法国年鉴派是20世纪世界史学的主流，具有相当的学术含量；将中国的唯物史观派与之比较，认定二者之间的相通之处，则充分证明了唯物史观派决不只是纯粹的“政治史学”，其学术意义同样不可低估。这一论断极富原创性。此前虽已有研究者注意到西方马克思主义史学与法国年鉴派的相似之处，但他们始终认为中国的唯物史观派史学与西方马克思主义史学有本质区别。王学典则突破了这一认识上的“瓶颈”，从较为纯粹的学术角度，肯定了唯物史观派与法国年鉴派的共性，从而使唯物史观派的知识价值清晰地呈现出来。 王学典对唯物史观派学术史意义的发掘和总结为唯物史观派今后准确地自我定位，在旧有的基础上创辟出新的局面指明了道路。他指出，在90年代西方史学奔涌而入和国学重光复兴这两股巨流的夹击之下，独领风骚几十年的唯物史观派遭遇了一场比较严峻的合法性危机，有的学者在勾画20世纪学术史的版图时有意无意贬低唯物史观派学者和唯物史观派对现代学术的贡献。唯物史观派的作品固然带有浓厚的意识形态属性，但自它产生之日起，无论这一学派自己还是它的对手们，都过分渲染和强调了这一点，仅着眼于它的社会史含义，没有看到或充分估计到这一学派的学术史含义。唯物史观派史学要想生存下去，必须为自己的存在重新立法。重新诠释自己的学术史，挖掘自身传统所固有的学术含义，是这种“立法”工作的内容之一。同时，本来属于民间的唯物史观派必须重新回到民间来，确认自己的民间身份，这是唯物史观派史学克服目前合法性危机的前提性选择。这种对唯物史观派的学术内核所进行的发掘，对此派学理合法性的重建，为人们预测唯物史观派的前景和走向提供了非常有价值的参考。 唯物史观派在中国现代学术史上究竟占有何种地位？换言之，在近百年来的学术演进或知识增长中，唯物史观派史学究竟是否提供以及提供了哪些为其他学派所没有提供的真知？在《唯物史观派史学的学术重塑》 一文中，王学典进一步确认现代学术史上唯物史观派存在的知识论意义，并提出恢复唯物史观派在现代学术史上的本来面貌。除了继续强调唯物史观派史学在填补“食货之学”的“衰微”之空白、把中国史学带入了社会科学化的新阶段、对“历史上的小人物”作用的发现等业绩之外，他进一步指出，通过唯物史观派史学，中国史学界事实上在观念层面完成了中国传统史学的现代化转型；他还大胆提出，要对学术史叙事革命史化进行反思，应当恢复冯友兰、陶希圣等人在唯物史观学派的席位。王学典再三强调，唯物史观派的学术史业绩就不仅无法回避，还必须给予充分的估量，因为这事关整个史学的未来路向。 王学典还专门从几个方面具体考察了三、四十年代唯物史观派出现的变动。他认为，进入40年代后，在二三十年代冰炭难容的两大学派已壁垒松动，呈现出若干逆向运动的迹象。尽管各自的治史旨趣并未发生根本转变，他们的交流与融合已然初现端倪。对三、四十年代唯物史观派史学所呈现出的新气象，他通过“方法”和“材料”、“一般”和“特殊”、“致用”和“求真”三组对立的范畴，敏锐地捕捉了到40年代中后期两大学术流派相整合的若干动向，对唯物史观派史学观念的变动作了考证和分析。他通过大量令人信服的实例指出，在抗战民族统一战线形成后，在史观派史家中间出现了一种向主流学界公认的史学准则、学术规范认同和靠拢的趋向：在方法与材料的关系上，在强调方法的同时，开始肯定和提高材料的地位；在历史发展的一般规律和特殊道路的关系问题上，在继续强调“一般”的同时，更加突出“特殊”；在治史旨趣上，在继续强调“致用”的同时，也更加推崇“求真”等。这些变动都应被视为马克思主义史学逐渐走向成熟的重要标志。 对于与唯物史观派并立的以胡适、王国维、顾颉刚、傅斯年等为代表的史料考订派，王学典将其治学风格概括为“乾嘉范式”。史料考订派在20世纪的前50年的史学界中一直处于核心地位。尽管此派史家各有特色，但从总体上看，他们都奉以材料整理为宗旨的实证范式为圭臬，以材料考辨为治学核心，因此完全可以归入同一学派。近20年来，关于这一学派的个案研究已略显铺张，但在总体概括、系统归纳上却尚显不足。王学典将史料考订派学派的治学主张和实践作为一种范式来把握，不但注意到其具体示范性成果开启的新门径和留下的待解决的问题，还涉及到这一学派全套的信仰、价值和技术。他将“乾嘉范式”特征归纳为：矜尚考史但不著史的为学基准，怀抱“为真理而求真理”的治史理念，奉行以小见大、小题大做的作业方式，擅用穷源毕流、竭泽而渔的“清儒家法”，推崇“以事实决事实，决不用后世理论决事实”的致知门径。至于史料考订派的学术得失，尽管拥有前不让乾嘉后不见来者的辉煌，但也在学坛上遗留下了难以抹掉、不可小视的负面影响。在国学复兴的90年代，被视为学术偶像的国学大师几乎是清一色的史料派学人。人们对这些大师的态度从先前的不屑一顾到现在的顶礼膜拜，从一个极端走入另一个极端。王学典没有尾随时下的流行见解，而是在与史观派的比照中既肯定了他们超迈前人的方面，又暴露出其徘徊于传统格局中不能自拔的缺陷。 此外，他还基于社会学的视角对史料考订派进行了重新考察。这集中体现在《顾颉刚和他的弟子们》一书中。该书以顾颉刚及其弟子即闻名中外的“古史辨”派为中心，对民国时期的学术师承进行了社会学的研讨，从顾颉刚的学术造诣、影响和品格谈起，次及他的育才之方，然后选择若干个案，再现学术授受的具体情景，在学术界第一次专门将学术接力中的“师承”因素作为考察对象。作者对“师承”关系、人脉关系的研究，突破了以往专注于学术思想的惯常思路，开辟了一个研究现代学术的新方向、新领域，足以带动相当一批研究成果的出现。由于顾颉刚是中国现代学坛的著名领袖，他的学问本身即具有覆盖广阔的特质，其弟子又遍布众多领域，本书也因之具有了较高的学术容量和信息含量。从中国上古神话到民国时期顾颉刚、胡适、傅斯年之间的治学冲突，从两汉今古文经之争到北大、燕京和清华诸校的学术风气，从《春秋左传》的真伪到康有为的“托古改制”，从《禹贡》的年代到历史地理学的创立，从孟姜女的传说到民俗学的形成等等诸多艰深的学术论题均为本书所包容，简直可以说是一部别开生面的民国时期学术史。 三 研究、反思、检讨近50年中国史学的历程，是王学典治学的重点。他对1949年后中国史学界的典型事件、重大论战、风云人物从学术思潮的角度作出的解读，对50年中国史学进程的基本观察，对若干史学趋向的把握，都带有发端的意义。 王学典从整体上、全局上和较高的理论层面上反思和检讨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的进程。他对20世纪后半期史学思潮的研究集中于《二十世纪后半期中国史学主潮》《历史主义思潮的历史命运》及《翦伯赞学术思想评传》三部专著中。这三部书既各成体系，又互相呼应。如果说《主潮》是对20世纪后50年主流史学的一个全景扫描，那么《命运》一书则对其中的一条主要线索、一股最重要的思潮进行了深入勘探，《评传》则是对这期间一个重要人物学术思想的个案解读。他的这些论著通过点、线、面的结合，向读者展示了20世纪后半期中国史学变迁的立体景观。 王学典认为，在1949年后的历史研究中，始终存在着两条线索的交错与纠缠：意识形态或社会政治对学术的利用与史家对历史原始面目的学术认知。前一种倾向集中表达在“阶级观点”中，后一种倾向则以“历史主义”为思想基础。从1949年至70年代末期，社会政治把学术作为一种资源来开发汲取的倾向占主导地位，学术认知倾向虽然存在，但主要是作为一种附属物而出现的；从80年代初开始，虽然学术研究工作仍笼罩在意识形态话语之中，但学术认知的倾向显然在一步步强化，学术认知的比重也在逐渐增大。“历史主义”的兴起及其与“阶级观点”的冲突则随着这种精神气候的变动而经历了一个较长的过程。发端于50年代初期、鼎盛于60年代初期、平息于80年代中期、绵延30余年的这场牵动历史学全局的“历史主义”与“阶级观点”关系问题论战，是1949年后少有的几场既牵动学术界而又触及当时意识形态敏感神经的重大史学事件之一。如今看来，“历史主义”与“阶级观点”思潮之间的对立、碰撞与较量，即构成了前“文革”时期以至80年代中期史学主潮的基本线索。其他当时或前后相继或齐头并进的众多著名论战都还只是外围战，在背后支配着、左右着这些论战的，仍然是“历史主义”与“阶级观点” 两股思潮的论战。《历史主义思潮的历史命运》一书所专注的正是这场论战的方方面面、是是非非。 此书兼具史学史、历史理论和史学方法论的三重价值。首先，它为把握当代中国史学的行程提供了一个“覆盖面广、解释力强的理论框架”，即“历史主义”与“阶级观点”的冲突。其次，本书从马克思恩格斯的基本历史观念出发，批判性地探讨了一系列长期困扰中国文明史研究、特别是引发历史主义与阶级观点争论的重大理论难题。这是此书在历史理论方面的贡献。最后，这场论战是建国以来关于史学方法论问题讨论中最有理论色彩、水平也最高的学术论争，它在提出建立唯物史观史学方法论的必要性和重要性的同时，非常集中和典型地暴露出史学界在史学方法论问题上存在的偏差和缺憾。因此，针对“历史主义”与“阶级观点”之争进行深刻的总结，正可为史学方法论的探讨提供直接而丰富的思想资源，具有启发意义。 在深入细密地考察历史主义思潮的基础上，他更进一步扩展视野，力图对建国后50年的中国史学进行总体把握，由此完成了《20世纪后半期中国史学主潮》一书。此书的基本线索有两条：一是起自对战争年代形成的基本历史理论的追溯，结束于对90年代初史界最新动向的考察，将近50年间递嬗迭起的若干有影响的史学思潮，概括为“片面反封建”、“历史主义”、“回到五八年去”、“回到六十年代初期去”、“回到乾嘉去”、“回到马克思去”、“走向系统论去”’、“走向科际整合去”等，并将这些思潮勾连贯通，显其大势，察其底蕴，既重外在的社会学分析，又重内在的学术理路的发掘，记录、剖析了新时期以来历史学对深刻社会变动的反应，勾画了历史学伴随着整个中国社会的思想解放运动所经历的曲折而艰难的进程；二是将“历史主义与阶级观点问题论战”、“历史动力问题论战”、“历史创造者问题论战”、“农民战争史问题论战”等重大史学事件打通，并把这些事件看作是一个对人类文明史、特别是对中国文明史的认识在冲突中不断深化的进程。他认为，从学术思潮的角度来清理1949年后的中国史学史是合理的。因为当一种学术倾向形成为左右全局的“思潮”时，这种学术倾向事实上就具有了相当的意识形态属性，而脱离意识形态属性来谈论中国当代史学必将远离真相；“思潮”乃是意识形态与学术的结晶体，中国当代史学正是这种混合物。 《二十世纪后半期中国史学主潮》与总结近 50年中国史学的同类著作相比，主要有以下三个特点：一、从根本上拨乱反正，清理唯物史观，真正探取到了数十年史坛风云变幻的理论根源；二、摆脱了专题综述集成的著述格局，抽绎出贯穿当代史学行程的中心线索，建构起概括力强的理论框架；三、不求面面俱到，着重突出20世纪后半期史学发展的基本脉络，主要针对中国当代史学思想、特别是其中的历史理论的变迁作专题研究。就此而言，这部以“问题”为中心的史学史是其他同类著作所无法代替的。 《翦伯赞学术思想评传》则是著名学者戴逸主编的《二十世纪中国著名学者传记丛书》之一种。全书通过“生平、性格、著述”、“学术交游”、“《历史哲学教程》：唯物史观派学术史上的丰碑”、“农民本身仍然是一个封建阶级”、“征服与同化是既定历史条件下民族交往的基本形式”等十一章的描述，展现了翦伯赞一生的学术交往、思想渊源、学术著作及其在学术界的重要地位和深远影响。该书和《翦伯赞：整合两大学术谱系的史坛巨子》等十余篇论文系统解析了翦伯赞在历史理论、史学理论包括历史主义、民族关系史、史学的社会功用等诸多方面的学术思想。翦伯赞因王学典的解读而被赋予了许多新的意义：从思想解放的角度来看，翦伯赞是新时期理论探索的先驱；从“学术就是学术”的治史理念来看，翦伯赞是为其心目中良史的代表，认为他那宁折不弯的良史风范，构成了当前史家人格重建的精神资源；在90年代，在获得对20世纪史学有了更清晰的认识之后，他将翦伯赞嵌入两大范式转换的大背景下衡估其价值，将之许为整合实证与阐释两种学术谱系的典范，翦伯赞的学术史地位因而愈加彰显。 《历史主义思潮的历史命运》《二十世纪后半期中国史学主潮》《翦伯赞学术思想评传》三部书所考察的直接对象虽然是中国当代史坛，但最终所要解决的却是攸关中国封建时期历史全局的一系列理论和方法问题。这无论是对于认清制约以往中国史学发展的观念症结，还是对于展望唯物史观派史学的未来走向，都具有其独到的理论价值。 历史主义问题是王学典首先提出来作为一个较大的学术史问题进行专门探讨的课题。历史主义思潮的探源工作也主要是由他来进行的。 对历史主义思潮的分析、梳理构成了王学典把握20世纪后半期主要是新时期以前史学的核心。根据他的判断，历史主义思潮的首要意义，可能就在于它在较长时期内充当了清算极“左”史学思潮、尤其是限制极“左”阶级观点的合法根据。在极左的高压下，这种历史主义矛头所向虽然不是那些本身即已很“左”的理论根基、只是那些极“左”的具体结论，但这毕竟给历史学家们的研究工作提供了更多的余地，使他们基本上能够在既定前提与极端结论的夹缝当中寻求尽可能合理的历史解释的空间，从而减轻了极“左”压力所造成的破坏和灾难，并给在史学界占有至高无上、独一无二地位的“阶级观点”套上了一个起约束作用的笼头。他将历史主义思潮与法国大革命后作为启蒙主义的对立物而出现的浪漫主义运动相比较，称之为中国的“浪漫主义运动”。 作为特殊社会环境下的产物，历史主义思潮也不可避免地存在着缺陷。王学典对此进行了中肯的分析。他认为，历史主义在中国史学界尽管具有重大而深远的理论意义，但在它的主张者们那里却是一种消极的理论。历史主义的矛头所向，并不是那些似是而非的理论前提本身，而仅限于由这些前提所推导出的极端结论。承认、肯定那些导致错误结论的前提，却又想推倒、批评这些错误结论，这本身就是自相矛盾，就是理论上的重大缺陷。既认为当时流行的阶级观点否定一切，抛弃一切，又把它默认为马克思主义的阶级观点；既想用历史主义来对这种阶级观点“补偏救弊”，又认为历史主义必须具备自己所匡正的那种阶级观点的内容；既想挣脱那种抛弃一切的阶级观点的支配，却又不由自主、身不由己地接受这种源远流长、根深蒂固的观点的束缚，由此可断定，历史主义理论是一种不彻底的、软弱的、自身包含逻辑矛盾的理论。这样，在阐发历史主义思潮的历史意义的同时，他也从更高层次上剖析了其理论本质，推进了人们的认识。 在本书中，王学典将20世纪后半期中国史学思潮的直接源头追溯到毛泽东民主革命时期的历史理论。他指出，当代中国主要史学思潮总是或直接或间接地与1949年前毛泽东的史学观念相沟通，掌握了毛泽东的史学思想及其基本倾向，就掌握了揭开一系列大论战由以产生的奥秘的钥匙；他也据此对毛泽东及其史学思想作了精彩的剖析。他认为，毛泽东是中外历史上将君、师两种角色进行整合的典型。他对中国传统文化的高深修养既是传统文化的大幸，又是传统文化的不幸。毛泽东并不一般地反封建，他将封建一刀劈作两半，只反上层的封建，不反下层的封建。他欣赏造反英雄，自始至终怀有浓厚的“梁山”情结。毛泽东历史理论的实质是非现代性的。 在80年代兴起的“回到马克思去”的强劲思潮中，王学典即已对流行唯物史观进行了深刻反省。这种反省主要围绕历史创造者和阶级观点两个问题展开。 历史创造者问题是新时期引起最大反响的理论问题。“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这一命题是1949年 后理论界公认的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之一。自1979年起它开始遭到质疑，黎澍的《历史的创造者及其他》一文的抛出，使讨论达到高潮。王学典基本赞同黎澍的观点，但是在他看来，黎澍的一些论点尤其是基础论点，还有较大缺陷，以至于不能最终解决历史创造者问题。把生产的历史仅仅说成是劳动群众单独创造的，撇开剥削阶级谈论文明时代生产历史的创造，是黎澍论点的缺陷所在。王学典指出了一个长期被人们忽视的“人民群众创造历史论”论证中的根本缺陷，这就是剥削阶级在创造生产历史中的作用、地位问题，在理论界首次提出了“物质生产财富的历史也是劳动者与剥削者共同创造的”见解，从而为唯物主义地解决历史创造者问题找出了根本纽结所在。这在当时的确非常大胆而犀利。到90年代，王学典有了更深入的认识。他发现，“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论的内涵有一个逐步狭窄化的过程，由人民群众到劳动人民再到体力劳动者，最后到奴隶，把某些人类个体、人类群体一劳永逸地排除在历史创造者之外了。这一命题与唯物史观并不存在必然的联系。他最后的结论则是，“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是一种价值判断，不是一种事实陈述；换句话说，它是一个意识形态命题，而非学术命题。这与他最初以为“在黎澍终止思维的地方继续前进”就能解决问题的态度已大为不同了。 由“历史的创造者”引发了王学典对“阶级观点”的再认识。王学典认为，阶级观点问题，是一个与整个唯物史观史学共进退的全局性问题。长期以来，历史学沦为极左的奴婢，根源于那种流行“唯物史观”的“阶级观点”。认为马克思主义的阶级观点必定非难、谴责剥削与压迫，是流行“阶级观点”的根本立足点。尽管人们早就感觉到对“阶级观点”的理解与运用似乎存在着问题，但理论的禁锢使人们迟迟找不到症结所在。王学典为澄清理论是非，从四个方面对长期流行的“阶级观点”作了剖析，他质疑道：马克思主义的阶级观点必定是否定剥削与压迫的观点吗？只有劳动者的反抗斗争才是历史发展的真正（或唯一）动力吗？剥削者作为一个阶级不能进入历史创造者的行列吗？观察历史的阶级立场就是站在“劳动者一边”吗？然后，他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言论入手，凭借事实依据作了令人信服的诠释，以雄辩的逻辑力量对四个设问作了否定的回答，基本上解决了长期困绕史学界的种种疑难问题，从根本上超越那种根深蒂固的“立场”观，否定了流行“阶级观点”。 王学典不但清算、拷问流行唯物史观，而且一直在追寻唯物史观的本意。他认为，在形形色色的理论学说中，唯物史观是最有魅力的。然而，唯物史观传入中国以后，也象马克思主义其他一些原理传入中国以后所遭遇的命运一样，在东方的文化背景下面，被它的某些接受主体选择、变换、重新创造，以至于发生了被扭曲与走样的现象。王学典接受了别人的成说，认为唯物史观可分为广义和狭义两种。狭义唯物史观，有时仅仅指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关系，有时也包括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关系。广义唯物史观，除了狭义的内容外，也包括社会发展理论即社会形态理论，又包括阶级观点和无产阶级革命学说。在广义唯物史观内部，社会发展理论、阶级观点和无产阶级革命学说仅处于从属的地位、次要的地位、派生的地位。而狭义唯物史观，它的内容仅相当于广义唯物史观的基础部分、核心部分。相对于狭义唯物史观，社会发展理论、阶级观点和无产阶级革命学说当然就在唯物史观之外作为唯物史观的一系列推论、一系列应用结果而存在。可见，无论从哪一种意义上的唯物史观来衡量，社会发展理论、阶级观点、无产阶级革命等学说都处于推论地位。因此，把唯物史观等同于五种生产方式理论或阶级观点都是误解。 80年代末到90年代初，对流行唯物史观的颠覆、解构是王学典主要的理论工作。这一工作破坏的意义可能大于建设的意义。尽管他在批判流行唯物史观的同时，力图重新发现唯物史观的原意。根据今天的解释学原理，由于“解释学距离”的存在，直接面对作品、“文本”的原意不过是一厢情愿罢了。但王学典的理论探索毕竟为我们创造性地解释唯物史观提供了一个起点。 八、九十年代的学风转向令王学典感慨颇深。 80年代理论研究处于主流地位，受到史学界乃至整个社会的关注，但到90年代，盛况不再。回避对重大历史问题、重大历史现象和大规模社会变动的研究与讨论，是史学界的一个基本特点。所谓国学的“复兴”与这一基本特点互为表里。传统的国学研究是典型的实证研究，排斥理论与概括。王学典分析了造成这种现象的成因。首先，这种学术倾向的出现，是80年代末那场风波的结果，不是学术自身逻辑演变的结果。这场风波带来了语境的巨变：从激进主义转向保守主义，从西方化转向本土化，从启蒙转向传统。在这种语境下，所谓思想淡出学术凸显的主张出现了。受这种语境的鼓励，许多人纷纷从关心重大历史问题的探讨转向文献考订，这就是国学了。《国学》季刊、《学术集林》《中国文化》《传统文化与现代化》《原道》《原学》等书刊在90年代初的出版及其取向，明确地表征着这一点。其次，这种转向也是以当时知识阶层的普遍心态为心理基础的。这种普遍心态就是对“理论”的厌倦，而这种厌倦则又与前苏联的解体有关。对学术研究取向的考虑，与学者对外界形势的考虑有着密切的关系。前苏联的解体的确表明那种教条化的“理论”对这些国家影响的丧失，人们甚至看到研究马克思主义的人很可能失业。当时一些人认为，最为保险的是意识形态色彩最弱的传统典籍文化研究，将来唯一可能保留下来的学术领域也是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研究。在这种心态背景下，不少人转向了国学研究。其三，主流意识形态对传统文化研究的倡导与鼓励。80年代社会思潮的总体倾向是西方化，而电视政论片《河殇》的播出，既是这一倾向的表征，又把这一倾向推向极端。所以，90年代思想文化界的第一个举动，就是批判《河殇》，而批《河殇》反《河殇》当然就是批西化反西化，其逻辑结果就是“向东走，本土化”。1994年，大陆召开了纪念孔子诞辰2545年的学术讨论会，地点设在人民大会堂，国家领导人也出席了。1995年恩格斯逝世一百周年，整个社会没有什么举动，只是历史唯物主义研究会在武汉开了一次学术讨论会。这表明，从高层的认识来看，这时最能填补人们意识形态空白的东西也是中国的传统文化。总之，在特定语境下，从“思想”到“学术”的大幅度转移，是导致“国学”复兴的基本原因。? 参照奔腾向前的世界学术大潮，王学典对21世纪中国史学的走向进行了“望闻问切”。他在90年代初即提出了一系列关于史学发展的建设性主张。他说，从课题选择上，应尽早实现两大转移，即垂直转移和平行转移。垂直转移是指要把更多的力量投放到对中国近代化、现代化过程本身的研究上，平行转移是指在研究范围不变的情况下，研究课题向相应时期的社会生活史、物质文化史、民间社会史、心态史、观念史等集中和靠拢。 他提出，应该抓紧调整我们现有的学术话语系统，采用世界史学通行的一些概念、范畴和术语。我们所使用的一些术语或者早被抛弃，或者过于陈旧，或者只有我们自己才明白。这都造成与世界史学的隔膜，难以与别人对话。“话语”与“历史”难以剥离，若再不调整我们的话语系统。我们将在自己历史的许多领域丧失发言权。改变这种状况的第一步，就是先从港台史学界采集那些通行的语汇和范畴，进而直接面向世界，调整我们的整个概念系统。 王学典还发掘了当前历史研究中的“民间取向”，他认为社会史本质上是“民间史”，这种“民间”意义上的社会史繁荣，实质上是国家与社会正在剥离这一历史大趋势在学术选题上的集中体现。王学典预言，对中国乡村特别是对现当代乡村进行社会史的考察发掘，将会成为21世纪初叶中国历史知识的一个增长点，甚至很可能也是整个中国社会科学的知识增长点，成为未来中国学界的一个话语中心，他提倡史学工作者走向“田野”，去与文学家们、兄弟学科争夺乡土资源信息。 长达5万余字的《近五十年来的中国历史学》 一文堪称王学典对近50年中国史学历程的系统思考与总体把握的结晶之作。该文既承续了他多年的思考，又提出许多新见。文章以史料派和史观派的消长沉浮作为线索重新梳理了50年来中国当代史学的变迁之迹，揭示了其中掩藏的各学派的不同治史路线之间的分歧，并对某些学术史上的关键问题进行社会史分析。这是一个崭新、独特的视角。他从学风丕变、话语系统转换、史观派与史料派地位的沉浮诸角度，将近50年来的中国历史学大体区分为两个段落，这就是前40年和后10年。他把这40年大体划为三个小段落：从1949年至1958年，从1959年至1978年，从1979年至1989年。如果说从1949年至1958年的史学走向是史观派与史料派漫长冲突的余波的话，那么，从1959年至1989年则基本上可以看作是史观派内部的分裂及其冲突的时期。这一冲突在1979年以前纯是史观派的内部冲突，而从1979年至1989年，当史观派的内部冲突仍在剧烈进行的同时，史观派与史料派的冲突在潜伏了近20年之后又重新启动。而1990年代以来则完全可以看作史观派与正在东山再起的史料派或国学派的冲突。衡估了唯物史观派的学术史价值，他还对1949年以来的考据成绩进行了梳理，强调这一学统并未中断，他还提出,在史观派与考据派两大学派的夹缝之间，事实上还存在一个治史路数大体一致的、值得特别注意的群体。这个群体既努力兼取两派所长又努力扬弃他们各自的偏执，希望执两用中，不偏不废，开辟了一条兼重材料与理论的史学研究之路。克服时起时伏、周而复始的两极对抗，在理论与史实、方法与材料、时代与学术的固有紧张之间，寻找到一条兼收并蓄的中庸之道，会通派的这一特点肯定会使它成为未来中国史学界一个极富活力的流派。该文重在宏观把握，必然舍弃了学术史上的诸多细节，这样有可能会遮蔽、忽略部分历史真相，因而也导致一些商榷，但其对50年史学历程的独特梳理、对三支学派的臧否评估，也的确发出许多震动性的声音，引起学术界相当大的关注。 四 王学典治学术史与其他人有着显著的区别，一般的学术史研究者多以考订史料，还原史实为鹄的，但王学典的研究路数是以问题为中心，通过问题的张力来反映学术史演变的大脉络。在学术史研究中，他始终保持着浓厚的理论兴趣，试图使学术与思想融为一体。王学典对学术史、史学史的深刻洞察，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他对理论问题的持续思考。 历史学是什么是史学理论中最根本的问题。王学典提出，历史学既不完全属于科学，也不完全是一门解释学，它是一门兼有科学与解释学双重素质的学问，更进一步地说：历史学是一门带有科学(实证)属性的解释学。他以为，科学性仅仅是历史学的一个属性，一条基本纪律，不是历史学的本身。他认可何兆武先生的见解，认为历史学可以剖分为两个层面：史实认知层面和史实阐释层面。前一层面是科学的天下，通常所谓的“客观性”主要来自这里；后一层面则是解释学的领域，历史学之所以成其为历史学，全有待于解释给它以生命。而历史解释由以进行的主要资源首先是历史学家的人文价值理想。 在历史认识论中，历史解释的客观性问题是当前的一个热点。王学典对此提出了自己的理解。他说，自从20世纪初文、史、哲诸人文学科从传统学术框架中独立出来之后，人文研究就受到来自“科学主义”的影响与冲击。在众多人文学科中，数历史学的科学化冲动最为强烈、“科学焦虑”最为深重。历史学在整个20世纪，可以说都处在科学主义与人文主义的紧张之中。他分析说，这反映了人们对历史知识确定性的渴望，同时，历史学本质上属人文学科，但在任何意义上都具有不能轻忽的科学属性。但人们并不满足于获知那些所谓科学的判断，如“西安事变”发生在某月某日，而是期待对事变的后果作出评估，这就把“历史”从实证的层面推到了阐释的层面，从理性的层面推到了价值的层面，从确定性的层面推到了非确定性的层面，从科学的层面推到了人文的层面。但是，这绝不意味着历史学家就可以摆脱科学的约束，对历史随心所欲地进行阐释。事实上，正是从阐释所包含的信息量和与众所周知的事实的相关度上，人们能看出一个称职的历史学家与一个拙劣的历史学家之间的差别。而人们持以判断这种差别的，正是是否科学、是否客观这样的尺度。 他指出，“科学”、“真实”和“客观”，对历史学来说，是同等程度的概念。“科学精神”在历史学领域集中体现为“客观”的态度，也就是“价值无涉”的理论立场。这种立场和追求也自然来自于自然科学。以“普遍同意”、“普遍认可”、“普遍接受”为内涵的“客观性”，在历史诠释的层面上，贯彻起来是很困难的，甚至几乎是不可能的。但是，任何历史诠释者都希望看到他的诠释被尽可能多的人接受。因此，历史学中的“客观性”在实践的意义上，只是一个程度概念，只具有量的属性，换句话说，只是一个比重、分量问题。历史学中的“客观性”的实现，只是在一种弱化了的、次要的意义上才是可能的。今天，已经很少有人会相信谁能写出终极的历史。可是，不能不看到，有些历史学家所写的历史是要比其他一些历史经久一些，具有较多的终极的性质。这些“具有较多的终极性质”的历史，大概就是人们通常所说的“客观的历史”。 依据某些西方思想家的见解，王学典将导致历史阐释非客观的种种因素概括为四类： 1．个人的好恶；2．集体的偏见（主要指与历史学家所属的某一集团的身份相联系着的假设，如民族主义信念、阶级立场、党派政见、宗教情感等）；3．各种互相冲突的有关历史解说的学理（如信奉经济因素能对历史提供最终解释的唯物史观和拒绝把任何单一的因 果关系因素看作在历史上起决定作用的所谓“秃头史观”等）；4．根本上的哲学对立即人们所持有的不同道德和形而上学前提假设（如人性的善恶、人类正义、社会公平、进化主义等）。此外材料永远残缺的限制和观察地位的局限，亦构成许多偏见得以滋生的源泉。但是，如果历史学中的“客观性”仅仅指史家对“偏见”的自觉程度和“价值中立”’的程度，王学典认为，这种“客观性”还是有可能达到的。从“客观性”所能实现的程度来看，上所列举的四类导致非客观的因素应该倒过来观察。在现阶段，根除明显的个人偏好，进而消除党派、政见、宗教和民族的局限，——超越“集体的偏见”，可能就是社会公众对历史学家们所要求的“客观性”。 关于史学与现实、求真与致用的关系的思考，是王学典的又一理论成果。针对80年代末盛行的“史学危机”问题，王学典提出，历史学的“危机”说，决非危言耸听，而是确确实实存在，并且日益深化。他揭示了这种危机主要表现在传统的史学价值观念的危机和流行史学体系的危机。在实证主义的史学思潮对目前的史学界依然有巨大影响的情况下，他呼吁确立这样一种价值观念：衡量史学家贡献大小、成就高低的主要尺度，应该是看它在巩固的科学基础上，在多大程度上启发了人们对现实生活所提出的新问题。他认为，一时代有一时代之学术；特定形态的历史学更无法超出自己由以产生的时代。一切有出息的史学家，都应该注意研究当前的现实、当前的时代、当前时代的特点，弄清楚具有这种特点的时代需要历史学做些什么。在这个基础上，再来相应地调整和确定自己的研究方向与研究重点。可以预期，只要历史学满足了时代需要，就仍将是“显学”，决不会“危机”；只是我们的历史学家与现实共脉动，就必将为现实所厚报，决不会被冷落。 王学典的这一看法与当时青年学人中普遍高涨的现实关怀合拍，他在拥有较强的忧患意识和入世冲动的同时，对历史学的未来持乐观态度。 在1992年市场经济大潮席卷整个古老华夏大地之时，“求真”与“致用”的紧张再度强化。王学典的认识有了较大调整，提出了“向内转”的主张。他反对“纯史学的路越走越窄”的观感，指出“历史学不能走向市场”，“史学就是史学，其余什么都不是”。他认为，历史学家的主要职责是求真，当他面对对象时，他首先应当问真不真，至于有无学问之外的用处倒是次要的。当然，历史学家主观上不必注重效用，并不意味着他们的研究成果客观上真的无用。只是说，历史学家自己只管写出信史，求出真相，至于用不用、如何用、何时用，那应该是整个社会的事，决策者的事，政治家们的事。历史学家根本无法自己决定，而且这也远远超出于他的能力范围。他指出，求真与致用是两个独立存在的东西，无论在空间上还是在时间上，它们实际上是可以分离的。所谓空间上的分离，是说求真与致用可以为不同的主体所掌握。所谓时间上的分离，是指所求取到的真，并非立即就可派上用场，有些一时也许能用上，有些也许永远闲置在那里，但只要是真，不管是大至一个社会阶段之真，还是小到一个历史细节之真，总是有用的，所以，就整体的历史研究而言，求真与致用是统一的，致用寓于求真之中。为求真而研究，用也就在其中了。所求之真可能一时无用，但不会永远无用，而一开始就追求致用，既不一定会获真，用的效果也未必会好。王学典认为，要想让史学走向世界，必须让史学回到自身。我们再也不能象中世纪的社会那样，不是把史学看作经学的一翼、道德教训的手段，就是把史学看作观念的证据、神学的附庸。研究历史就是研究历史，就是为了做学问，就是为了说明真相。历史的价值就在历史本身，它不应直接面向任何外在的东西。历史越像历史、越纯，就越是能走向世界。 关于史学方法论问题，王学典也有所申论。他认为目前跨学科研究是最主要的史学方法，并呼吁加快学科整合的过程。王学典提出，从研究方法上，要向社会学、人类学、人口学、经济学等社会科学借取方法、模式和认识能力，用这些学科的学理去阐释相应的历史现象。他认为，社会科学方法与唯物史观是一种互补关系。唯物史观只可以从归根到底的意义上去揭示某种现象的起源，但不能替代专门的分析技术和方法 。90年代以来，跨学科的研究方法已经成为一种主要的史学研究趋势，社会史研究在近20年的长盛不衰，说明了这一趋势的生命力。 作为一名学术史研究者，王学典对学术史的研究方法有着不同流俗的理解。他提出把学术史还原为社会史的主张。“一代人本身有怎样的历史，决定着他们如何理解与把握历史”。史学史特别是史学思想史研究的社会学取向不仅是绝对必要的，而且在理解某些学术史的大关节、大转折时，社会学考察还应处于基础地位。社会学视野的展拓使他对如下重大问题格外关注：社会转型、时代思潮、重大事件、政治冲突、思想论战、历史转折等外在因素，是通过什么渠道和机制内化为史学存在的学术基质的？换言之，史学变迁在多大程度上受制于“制度变迁”？史家通过著述究竟是如何反映他（她）所工作于其中的那个社会的？我们如何才能从史家对遥远社会的描述与评价中，剥离出他（她）所生活于其中的那个社会来？“把学术史还原为社会史”除学理价值外，更重要的是其方法论性质。 海外学者余英时勘探学术演化注重“内在理路”，可谓慧眼独具。但是，许多主流学术的嬗替并非单凭“内在理路”所能充分说明。20世纪“正史”规范的衰落，“新史学”的萌动，“古史辨”派和“史语所”谱系的勃兴,“唯物史观派”一统天下，八九十年代学风的转换，都有社会与时代的因素在其中发挥强大的甚至决定性的作用。外在因素引起、导致“内在理路”的突进或转移，学术转型与发展从属于社会因素的更动，在中外学术史上比比皆是，这一点在新旧“典范”交替、方向转折的革命时期尤为凸显。刚刚过去的20世纪就是这样的一个世纪。所以，在辨析学术发展的“内在理路”的同时，从社会学的角度对20世纪学术的变迁作外在的考察，有充分的理由。非如此，不足以透彻地理解与把握史学在20世纪所发生的变迁。抓住社会背景的根本线索，才能抓住学术史演化的牛鼻子。由此出发，王学典提出了加强“史学社会学”研究的初步设想，建议在“历史社会学”学科内部设立“史学社会学”分支，开展对史学事实、史学现象及其特殊性的社会学考察。他考虑，“史学社会学”可分为宏观和微观两个部分，就宏观考察来说，它主要是致力于研究史学与社会的互动关系及这种关系由以变化的机制，侧重研究史学的大环境大气候；就微观考察而言，主要研究直接制约史学、特别是直接制约史家的那些社会因素，致力于小环境小气候的研究。“史学社会学”就是要用社会学的工具来剖析一个个具体的史学事实。王学典提出了贯彻这一点的三条原则：紧紧把握史学现象的社会维度；考察史学行为由以进行的社会机制；研究史学事实由以确立的物质条件。王学典预言，史学社会学的建立，将为人们对史学的全方位调查与研究，进而为史学发展规划的制定及学科管理，发挥不可替代的作用 。 王学典推出的《顾颉刚和他的弟子们》即是这一设想的运用。该书打通学格与人格，把史学现象还原为具体实在的社会学因素，进而还原为某种人性因素，揭示古史辨派代表性人物的“剪不断理还乱”的心路历程，成为探究学界人际关系的一部示范性作品。 王学典对史学理论的研讨，基本涵盖了史学本体论、史学认识论、史学价值论和史学方法论等方面的关键问题。与中国史学思潮研究的内部取向不同，王学典在论析这些纯理论问题时大量参考了西方现代史学的既有成果，注意到国际史学界的前沿认识。但他并未忽略东西方文化背景和学术的巨大差异，而是从中提取有利于重塑中国史学的合理因子，结合我们目前遭遇的问题，进行本土化转换。这无疑是日后中国史学提升理论素质的一个重要途径。 五 有人说，王学典以翦伯赞研究起家， 事实上，翦已不再是他的一个外在的对象，翦的精神已融入到他的个体生命之中。的确，在治学上，王学典已被他的研究对象所“同化”。因此，他的学术研究给人最深刻的印象就是其思想性、理论性。 其思想性首先体现在善于提炼概念上。虽然史学研究的基础始终在史料工作上，但抽象概念的作用也不可忽视，因为他能使杂乱无章的材料变得井然有序，明白可解。唐代刘知几论史家有才、学、识三长说，其中史识必不可少。在今天，对概念的把握运用能力往往反映着历史见识的高低。王学典利用已有思想资源，形成了一套用以描述、分析现当代中国史学的概念工具。应该承认，王学典在提炼中心概念、获取史识方面在同类学人中比较突出。例如他所运用的“实证”与“诠释”一组对立的概念。这组概念并非王学典的发明，但用他们来统摄20世纪中国史学却属首创。“实证”与“诠释”分别代表了中国学术主要是经学中今古、汉宋两种传统。王学典认为，20世纪的史学接续了这一脉络，史料考订派带有强烈的乾嘉汉学、朴学背景，唯物史观派继承了晚清“经今文学”的若干特征。史料史观两派正是在“实证”与“诠释”两个层面上同时构成了中国传统史学近代转型的两翼。“实证”与“诠释”又是西方学术中的两种基本路向，特别是兰克史学与年鉴派史学亦即近代史学与新史学之间的主要区别。这样，通过这组概念，既上接中国学术传统中的汉宋之争，又旁通西方近现代史学的分野，唯物史观派与史料考订派的异同及其意义清晰地显现出来，20世纪中国史学在整个中西学术系统中的坐标也建立起来了。 王学典在把握1949年后的史学基本特征时使用了“战时史学”这一概念。王学典认为，相对于20世纪前半期而言，20世纪后半期的史学是一种脱胎于“战时史学”而又无法摆脱“战时史学”局限的史学，或者说，这一期间的史学，是力图超越“战时史学”的史学。 “战时史学”由“战时历史框架”、“战时学术导向”、“战时文化心理”和“战时历史观念”等几重内容构成 。 王学典指出，中国史学界中的很多东西都根源于“战时历史理论”的阐述，史学界的各种争论（如著名的“五朵金花”），都埋藏在“战时历史理论”当中。这一冲突的内涵，大概是要求新中国的史学界走出战时历史框架的束缚、战时历史观念的笼罩、战时学术导向的制约、战时文化心理的影响。 “战时历史观念” 从本质上是从属于农业文明的一种历史观念，从文明冲突的高度对20世纪后半期史学进行审视。“战时史学”概念的提出，曾一度引起争议，但应该说，这是一个有魅力、有阐释力度的概念。 王学典对于若干具体问题的说明也渗透着很强的思想性。针对所谓“五种生产方式”与中国历史经验之间的紧张关系，他指出，由对“五种生产方式”理论不同理解而引发的种种论战是“东方主义”对中国历史重新编码过程中所产生的必然现象。“五种生产方式”与中国历史经验之间的紧张关系，被看作是一般与个别、普遍与特殊之间的正常关系。由于人们在思想上预设了一个“一般”、“普遍”的存在，而这个“一般”与“普遍”又主要以西欧为载体，所以，在学者的意识深处，中国历史、中国经验、中国材料、中国的特殊性，事实上就变成了一种低人一等的东西，乃至变成可有可无，完全从属性质的东西。 再如，王学典以1949年后最为繁荣的的农民战争史研究为典型，剖析了其中历史主义学派乃至整个历史主义思潮屡遭扼杀的社会历史背景。他指出，近代以来，中国始终存在着一股以农民小生产者为现实基础的民粹主义的社会思潮，这种思潮或明或暗地、强有力地渗入和影响着中国近代的政治和思想。抗拒和排斥现代文明，要求中国社会复归到圣君贤相统治下的宗法村社共同体中去，是这种思潮的最大特征。近代中国这种站在小农立场上反对现代文明的思潮，经常以不同的方式表现出来，具有顽强的力量，得到过广泛的响应，在好些人头脑中引起过共鸣。这种思潮的核心，就是认为农民，只有农民，才是历史前进的推动力量，社会主义主要应由农民来实现。 这就是1949年后整个的史学研究的精神氛围和舆论环境，他将其归结为民粹主义社会思潮。从以上两例可以感受到王学典的史学评说中的思想冲击力,这是停留在历史事实层面的研究所无法比拟的。 前沿性是王学典的史学研究的又一重要特点。他能敏锐地捕捉到学术发展的动向,提出新的研究思路，开辟广阔的问题空间，从而为后起者指示出独特的治学路径。王学典对唯物史观从解构到建构的转向就是其学术具有前沿性的一个明证。因为进入90年代以来，唯物史观的地位显著下降，反对者已经兴味索然，坚持者仍在原地徘徊。在这种局面下，王学典重续唯物史观的学统，发掘其学术合法性，使得唯物史观的学术探讨从困境中突围而出，这无疑是提供了一种可能的研究方向，极富开垦价值。王学典的这一工作走在了同行的前头，估计今后将受到有关研究者的关注。 王学典提出的学术史研究中的“语境”、“话语系统”等问题也属前沿问题。王学典认为对历史评价、历史研究起直接规制作用的并非“社会状况”本身，而是在这种“社会状况”基础上产生的社会政治思潮、普遍的社会心理，亦即某种特定的精神气候即“语境”。正是这种语境规定和制约着历史评价。王学典以50年来关于义和团运动的评价为例具体说明了这一事实。他指出，在五六十年代“反西方”冷战语境中，义和团运动是一种英雄主义的爱国运动，是一种“进步”的象征；在80年代的“反封建”新启蒙语境中，义和团运动是一种封建蒙昧主义的反抗运动；在90年代的“反激进主义”学术语境中，义和团运动真正被作为一个社会史问题加以考量，从意识形态平台转移到学术平台上。采取同一视角，王学典还第一次对五朵金花问题作了整体反思 。这种从语境变迁角度讨论历史问题的评价，的确具有启发性。人们完全可以顺着这一思路，去观察其他类似问题，发现这些问题背后潜伏着的支配力量。 王学典提出的关于调整话语系统的建议同样具有前沿性。他把后现代主义的中心概念之一“话语”引入史学领域，重新界定了话语与历史研究的关系。他认为话语如果仅仅是一种表达形式，盛装“事实”中性的容器和载体，那当然无足轻重，问题在于它们很可能就是内容本身、历史本身。客观历史一旦消逝，我们通常所谓的“历史”就已经变成了一种语言事实，在特定的语言之外，我们就再也找不到“历史”了。这也就是说，一旦人们使用了某种“话语”，那就进入了某种规定的情境之中，这时要想对历史作另一种把握，简直没有可能。长期以来，我们的史学界与政治社会共用一套话语，而这套话语则是“充斥着20世纪政治与文化方面的诉求”的意识形态话语。像“封建”、“封建社会”、“阶级”、“阶级社会”、“剥削”、“剥削社会”、“地主”、“地主阶级”等等，以及与这些术语相关连的许多社会历史理念、若干带有全局性的重大假设，都只有在特定的意识形态语境中才有意义，远非学术语言。因此他主张抓紧调整我们的话语系统，变意识形态话语为学术话语。王学典关于话语系统的看法，与“语境”一样，使研究者的目光不再胶着于历史问题本身，而是从更高层次上进行根本性反思。 文笔犀利、晓畅、洗炼是王学典为文的一大特色。在一般人心目中，理论研究者的文章大多曲折深奥、晦涩难解。但王学典的学术文章不但逻辑严密、说理透彻，而且语言文字晓畅洗炼，极富表现力和感染力。这一点同样与翦伯赞有着相似之处，翦老的文章以优美潇洒著称于世。王学典青年时代有文学创作方面的训练，这使他在学术论著中运用的语言，有时像文学作品一样明白生动。 王学典的文章风格最突出的是犀利，他的文章中多有妙语警句。在论及历史主义思潮被扼杀时，他写道：“就象布鲁诺为捍卫‘日心说’——今天的常识却葬身于宗教法庭的火刑一样，翦伯赞吴晗也不得不为今天的常识昨天严肃的原则问题历史主义而血洒极左政治的‘阶级法庭’。” 在谈到翦伯赞之死的文化意味时，王学典说：“翦伯赞的死，不是普通意义上的文人的轻生。翦伯赞大概是中国最后一位传统意义上的良史，他的死意味着历时数千年历史学家要为记录真实而殉职那样一个漫长岁月的终结。”“良史的可贵在于：他虽然不能改变这种历史记载的体制性失实的状况，但他们的人格却是在一定程度上能弥补体制缺陷的惟一可凭借的资源。”这种精彩之笔在王学典的论文中俯拾皆是。王学典的独特风格在非学术性文章中表现得尤为淋漓尽致。《山东大学报》百年校庆特刊发表了他的一篇随笔《世俗社会里的精神圣地：一个大学文科教员对大学的遐想》。王学典抒发了他对大学精神的理解：“这里惟一尊重的是知识。这里是偏执狂、疯子、精神分裂症患者、强迫观念症患者、愤世嫉俗者、遗世独立者、不通人情世故者、小气鬼、吝啬鬼的天堂，只要他有知识。”“这里应该是无家可归者之家，精神流浪儿的最后归宿。”以上数例已清晰地显示出王学典的文笔、文风。 王学典学术研究的前沿性、思想性和犀利晓畅的文笔，源于他对文史哲知识的贯通。现代学术的特点是分科治学，学科越分越细，越分越多，专业化程度也越来越高。但我们不要忘记，学术乃是一个整体，仿佛一间屋子，而各个分支是它的窗户，因此各个学科内部是互通的。文史哲三科的关系更是如此。王学典的专业在史学，但他对文学、哲学的熟悉程度可比本行的专家。在王学典的藏书中，文学类特别是文学理论占了相当比例。他还一直保持着翻阅重要文学、哲学刊物的习惯。当然他并非准备转行，而是从中获取思想和灵感。王学典还时常与周围文学、哲学领域的青年学人交流对话。王学典治学的奥秘即在于此。我们知道，对哲学思潮的把握有助于对史学思潮的把握。因为，从历史上看，每一此重大的哲学形态的变革都引起了史学的变革。哲学领域中的风吹草动，往往是史学变动的征兆。文学与哲学一样，它提出的问题具有前瞻性，在一段时间之后才能进入一般史学研究者的视野。王学典对史学思潮的深刻体察，来自他对哲学和文学思潮的关注。王学典从理论层面打通了文史哲，在头脑中将之冶为一炉，大大提升了其史学研究的境界。 尽管是一名理论研究者，王学典对史料的搜集工作从来不曾轻视。这基于他对历史学性质的认知。既然历史学兼有科学和解释学的双重素质，它的首要任务就是收集资料、厘清事实。王学典的理论工作从来都是严格从材料出发的。他写作《历史主义思潮的历史命运》一书时，几乎把建国后的史学期刊全部扫荡一遍；在持续十余年的翦伯赞研究中，则差不多将翦老的文章著作及有关他的研究成果一网打尽，达到竭泽而渔的地步。为了写作《新时期史学思潮的演变》这篇长文，他所爬疏的材料之多，超出许多人的想像。许多材料经此文引用，然后才引人注目的。在近代史研究中，史料搜求是一大困难。陈寅恪曾说：至于近现代史，“史料过于繁多，几于无措手足。”近现代学术史研究尤其如此。王学典在汇集资料方面所耗费的精力是有目共睹的。 王学典搜集的材料不但数量多，而且范围广。在撰写《顾颉刚及其弟子们》一书时，他在参阅常见资料的同时，还大量运用书信、日记、档案、口述材料等稀有史料。主要有顾潮女士提供的顾颉刚日记、书信，对杨向奎先生的访谈，葛剑雄先生的回忆等。这是《顾颉刚及其弟子们》成书的重要基础。这些罕见材料的披露和著者的识断同时成为此书的魅力之源。理论著述容易流于“空”，但人们公认，王学典的著述不“空”，奥妙在于他的论断大都限于材料支撑的范围之内。 真正的学术应当是义理、考据、辞章的完美融合。这看来一直是王学典追求的境界。他的学术的思想性、前沿性，证明了他在义理方面所达到的高度；文字表述上的犀利、晓畅风格，展示了他在辞章方面的素养；材料搜求、运用的广泛性，体现出他在史料工作方面的功力。但就总体而言，王学典在三者之中尤以思想、义理见长，考据、辞章尚在其次。毕竟他是在崇尚思想的80年代成长起来的，那时的精神文化氛围对其学术个性的形成发生了强烈的型塑作用。在90年代以降浮躁的时代氛围中，他始终怀持淡泊之心，一如既往的“全神贯注”于学术研究。思索是他最大的乐趣。因而，思想型学者可能是对王学典的一个最为恰切的定位。 (本文承蒙孙柏录先生、陈峰博士、李扬眉博士提供支持)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