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家学经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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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家学是做学问的方便法门
我家以前开有四家钱庄，在潮州是首富，家人很会做生意，积攒了大量的钱财。家庭条件非常好，可以玩的东西很多，按理似乎可以造就出一个玩物丧志的公子哥儿，但命里注定我要去做学问，我终于成了一个学者。我小时候十分“孤独”，母亲在我二岁时因病去世，从此我跟祖母住在一起。父亲一直生活在沉闷之中，但他对我的影响很大，我有五个基础来自家学：一是家里训练我写诗、填词，还有写骈文、散文；二是写字画画；三是目录学；四是儒、释、道；五是乾嘉学派的治学方法。
除了家学，少年时对我影响很深的还有两个人：一是孙诒让，另一个是顾炎武。我治甲骨文的动机来自孙氏，他是我学问最早也是恒久的指路人；而我肯钻进去，肯走艰辛的学术之路，顾氏对我的影响最大。
我认为，家学是做学问的方便法门。要做成学问，“开窍”十分重要，要让小孩心里天地宽广，让他们充满幻想，营造自己的世界，同时要注意引导他们少走弯路。
“宗颐”名说“选堂”字说
父亲为我取名“宗颐”，是期望我师法宋五子之首周敦颐。因缘巧合，后来在山西华严寺、日本大德寺均有过一主持叫“宗颐”，我想或许他们就是我的前身。至于“选堂”，主要是我读书喜欢《文选》，绘画喜欢钱选，还有道教的创世纪遗说“选擢种民留伏羲”里讲到“选民”，也是对我的一个发现作个纪念。
我作书画和题词，落款最常见的用号是“选堂”，有时也用父亲为我起的这个名——宗颐。我的兄弟排宗字辈，我二弟名叫宗械，为什么叫宗械，因中国宋朝有位理学家叫张械，父亲希望二弟能师其见识高，践履实。除了乳名之外，我还有两个大家少知的别号，一个叫伯濂，一个叫伯子。濂是濂溪的濂字，父亲是希望我像周敦颐一样；伯是大，我是长子，所以叫伯子，我作的书画曾题饶伯子。
治学格局应开阔轩昂
我看了王国维(静安)的书受到他的影响。我从他的治学规模与识见中，懂得治学的格局应该是开阔轩昂的。只有这样才使学问做得圆融、有通识，才能开拓学术之区，补前修之未逮。对我影响最大的还有一位印度人，印度汉学家白春晖的父亲白老教授。在印度见到他的时候，他已经90岁了，他治学的精神和方法，令我震动。他著了一本印度文化史，里面每个概念都穷追到底，追到源头，给人非常透彻的感觉。后来我做学问也这样“溯源”不已，然后再“缘流”而下。
我11岁时写了《后封神榜》，很可惜这本书不知散落何处，至今还没办法找到。我七八岁时读《封神榜》，最引我入胜的是一个“神”的问题，这样我就写了一部小说叫《后封神榜》。
学问起步于编著乡邦文献
我自少年时代就留心乡邦文献，弱冠尝着手辑《韩山志》，访耆老，征遗文，连类及之，又为潮州广济桥撰志，以一桥之细，勒成志书，其例罕观，而广济桥以浮舟作“活动桥”，成为桥梁史上之特例，茅以升先生评定该桥为全国五大古桥之一。1936年前后，我考证广济桥史料，成《广济桥志》，刊于中山大学文科研究所语言文学专刊上，所撰《韩山志》，惜稿已轶。
16岁编撰父亲未完成的《潮州艺文志》，使其成为潮州历代文献的里程碑著作。18岁完成该志的续写，因《潮州艺文志》见重士林，19岁时受聘为中山大学《广东通志》馆专任纂修，治古代地理即植基于此时。
我父亲饶宝璇，又名饶锷，早年毕业于上海法政学院，曾任《南粤报》主笔，也是南社4成员之一。他平生致力考据之学，一生殚精竭力，集乡先哲遗籍，上溯唐宋，下迄清季，凡所搜括，不下千种，迨至纂辑《清人别集》，竟以劳而致疾。弥留时，深以属稿未成为憾。他对平生著作俱不之惜，而独倦倦《潮州艺文志》。父亲为的是表彰先贤，故十分心切。我经过三年时间的奋心寻检，对全书20卷订讹补遗，终于补订成编。初刊于《岭南学报》1935年的第四卷和1936年的第五、六卷。
在我成长过程中，有一位叫王韩的老师对我影响较大。我上中学第一年时，他是我的老师。他原名是思愈，意思是学韩愈。他原来是反对佛教的，后来日本密宗大僧“权田雷斧”给他灌顶，他开始参修佛法，成为佛法大师，称王弘愿。他家里购有一部小印刷机，他自己的讲道很快就能印出来，这可以说是他成功的原因之一。香港的佛教受他影响很深。
从幼年起，我朝夕浸泡在天啸楼读书，家藏十万部书，我究竟读了多少，现在无法想起。这样一来，上正规学校反成为“副业”，我总觉得学校里老师讲的，我早已知道。还有我喜欢无拘无束的学习环境，家学正适应我的学习特点，不上学也变成顺其自然之事，父亲也同意了。但是，我的古文老师王慕韩有一个主张对我影响极大，就是做古文要从韩文入手，先应其大，养足其气，然后由韩入古文，化百炼钢为绕指柔，这是作文正途。
中山大学给了我许多学问
我的许多学问是中山大学给的。1935年因续编《潮州艺文志》而知名，中山大学校长邹鲁聘请我担任《广东通志·艺文志》的专任编辑，时年19岁；同年，加入顾颉刚创办的禹贡学会。23岁受聘为中山大学研究员，30岁任华南大学中文系教授、系主任，32岁被聘为广东省文献委员会委员、副主任委员。这些历程，都从中山大学开始，中山大学是我做学问起步的地方！
我的学问确实是中山大学濡染出来的，我十分感谢中山大学。我还要感谢我最早的知己——顾颉刚先生，他非常了不起，不拘一格，任人唯才。我是他第一个提拔的人，他在《禹贡》看到我发表的文章，不知道我多大，其实我当时18岁。这是我最早发表的论文，此前我同顾先生都还没见过面。在大名鼎鼎的岭南才俊中，我是晚辈后学。
饶宗颐：我所认识的汉学家
我于1954年第一次到日本。最早接触到的日本汉学家名叫吉川幸次郎，其时任日本京都大学文学院院长兼人文研究所经学研究室主任。他精通日本文学，能够撰写一手地道的好散文。大学时代他研究的是宋词，博士阶段专攻元曲，晚年专门研究杜诗。因而，吉川先生在中国文学方面具有相当高的造诣，能够写出非常优美的中国诗，在经学和敦煌学方面取得了不小的成就。他曾把孔颖达的《尚书正义》翻译成日文。我去日本时他正在研究《诗经》的敦煌古钞本，并保存有不少敦煌钞本的照片。他所师从的两位著名学者，一位就是在日本讲述《文心雕龙》的大名鼎鼎的铃木虎雄先生。
日本汉学存在着两个派别。一个是京都学派，一个是东京学派。在东京大学主持中文系的是吉川的同学，当今著名学者池田温的丈人，专攻经学，后转而研究中国语学。东京学派虽然也有深厚的段王学底子，但比较侧重现代。京都学派则重视古典，认为汉学的学统在他们身上。该派在史学上取得了很大成绩，第一部绘画史和史学史都是他们撰写的。吉川即属于京都学派。他的一位学生Baxter曾作过《花间集索引》，时任美国哈佛燕京学社的社长，对日本及世界的汉学研究非常支持。吉川创办了一份杂志《中国文学报》。他认为文学是一切学问的基础，进行学术研究应从文学入手。对此我深表同意，与他也非常谈得来。我从吉川那里获益不少，早年的几篇重要文章也发表在《中国文学报》上。
后来，他派一位学生到我任教的香港大学从事研究。我对他说：“你们日本有一个很好的传统，任何一位汉学家都能写汉诗，这一传统千万不能丢。”在与吉川的另一弟子清水茂交谈时我又表示过类似的看法。清水先生对唐宋八大家深有研究，每逢新年写贺年片时均作一首汉诗贺喜。但现在具有这一能力的人在日本已寥寥无几，大异过去爱好汉诗的传统。
在与日本汉学界交往的同时，我也开始与法国汉学家有所接触，因为法国人与日本人关系非常密切。50年代，日本人和法国人正在合编一部大型的佛教辞典《法宝义林》。在此之前，他们先费了很大力气出版了《大藏经》。《法宝义林》第一部由日本日法会馆出版，其主编高楠顺次郎曾留学英国。继他出任主编的是曾去印度讲授西藏文的烈维（Sylvain Levi）。50年代烈维去世后，辞典编纂事宜主要由其弟子戴密微负责。《法宝义林》的条目涉及日、汉、梵、藏四种文字，内容具有贯通性，比如梵呗一条有数页之多，贯通中日两国的梵呗情况，撰写必须小心谨慎。另外，书中不少内容讲的是日本的情况，因为日本佛学研究具有重要地位，其国内保存有隋代、唐代和法隆寺等资料可以参证。该词典出到第三部时即已被公认为世界上最好的佛教辞典。但可惜的是，虽然法国在日本专设了一个机构，以免工作半途而废，使辞典编纂工作仍继续进行，但至第四部出版以后，情况有了变化，改用论文式。
顺便说一下，我对佛教和印度产生了很大兴趣，正是在看了《法宝义林》之后。我认为，要了解中国的文化传统，必须要下功夫研究一下佛学。
有机会第一次去巴黎是在1956年。这也是我第一次赴欧洲。当时香港大学给我们提供了很多方便，要求我们每年都去参加国际汉学会议。国际汉学会1956年在法国召开，我第一次遇到周一良先生就是在那里。大陆方面赴会的还有翦伯赞、夏鼐等。此后两年的汉学会议分别在德国慕尼黑和意大利帕多瓦举行，我均应邀参加，并提交了论文。在这些会议上，我结识了许多汉学家。
下面谈谈法国的汉学情况。我个人与巴黎结下因缘，与我发表过一本《老子想尔注校证》的小书有关。19世纪之后，法国汉学界涌现了一些大家，第一位就是沙畹。沙畹曾经翻译《史记》，是第一个把《史记》介绍给欧洲的人。为了进行这一工作，他曾经来到中国做实地考察，得出的成果有考古记三大册，当时引起了震动。像武梁祠、龙门石窟等等，都是他先去的。我到法国以后，曾经向戴密微先生表示想亲眼看看沙畹带去的拓本，他非常帮忙，经过勘校之后，我曾刊出一个目录。
沙畹有三个大徒弟：马伯乐、伯希和和戴密微。马伯乐在法国首倡道教研究。他的弟子传他的衣钵，我的《老子想尔注校证》传到法京，受到高度重视，被列为教材。马氏后来研究越南语的语言学以及天文学、中国的神话学、汉简等等，具有相当高的造诣。可惜他在第二次大战中牺牲了。伯希和本来是学英文的，并不专攻汉文。由于他在敦煌带回许多东西，不能不从事中亚史地研究。但他非常勤奋，也非常聪明，通过自学掌握了中亚西域的多种文字，亦精研中国文化，成为研究中国的大家。他刊印在《远东学报》的一些著作，经过冯承钧的汉译，使他在中国名噪一时。不过，他不居“汉学教授”席位，而是特别为他设有“中亚讲座”之席，不像戴密微先生那样是主管一切的汉学的院士。
此外有一个专门研究《隋书》的白乐日先生，他提出了一套关于中国官僚体系的理论。他的观点在世界上很有影响。
高本汉先生是马伯乐的学生，从其治声韵学。他先在巴黎念书，后来在中国山西呆过七年，他的中国声韵研究成果，使吾人吃惊，导致中国几位语言大师联合翻译他的著作。60年代，他和我交换著作时，他的兴趣已经不在语言学了。他后来在瑞典从事考古学，转而进入古代研究，而不是现代。他晚年全力放在经学领域，翻译了《诗经》、《书经》和《左传》。美国的几位历史学家都是高本汉的门生，影响至大。
其次谈戴密微。语言文字是一切学问的基础，戴氏初治语言学。林语堂曾译介其有关汉语著作目录。他在厦大教西洋哲学，兼译诸子的《尹文子》。戴密微本人的治学方向后来也转变了。他最早的时候是研究佛学。由佛学转入庄子，发现庄子真是了不起，由于对魏晋文学的了解，他的兴趣逐渐又转向了文学。在50年代，戴氏刊行《拉萨之会》，利用敦煌新材料，是时他的佛学研究地位在世界上可说首屈一指。
法国院士制度本是一个人管一种学问的，从来不愿意改变。法兰西学院的院士共40人，一半是学人，一半是文人，每个人都代表一门学问。权力大极了，凡是这方面的事情都由他负责，兴趣不免要广起来。戴密微是法兰西学院的汉学院士，他在汉学领域，什么都要管。60年代他管理敦煌编目的研究工作，十分注重其中的变文。后来他要了解敦煌学的材料，我有一本《词籍考》，赠送给他，他为之作序。他希望我到法国去工作一段时间，帮助他研究敦煌钞本材料。于是我到巴黎从事了一段时间的这方面工作。我们合作著《敦煌曲》时，他向我展示他刚从苏联带来的材料，并收入此书中。由他首次在《通报》发表论文后，别人才知道苏京亦有那么丰富的敦煌材料。
戴密微又是音乐家，能弹很好的钢琴，跟罗曼罗兰交好。正好我也粗研一点古琴，在这方面引为忘年之交。以他当年的地位声望，他在法兰西学院首次开讲谢灵运，我每觉受宠若惊。他带我去他家，带我去瑞士旅行，我一路吟诗，和他讨论大谢，我和谢韵写《白山集》，他为题解。我在他的家乡旅行，写《黑湖集》，他为译成法文，在瑞士汉学杂志发表。在彼此深入了解之后，戴密微先生才向我吐露：其实搞汉学最大的好处在于通过文学来了解中国！所以他的学术路向是先治佛学，进而治庄子，治敦煌学，由敦煌文学进入了中国文学。他连连说可惜太晚了，到了晚年才醒悟出中国文学的伟大。他想申请到中国来，看看谢灵运浙江故居的山水。他对我说，我原以为中国最重要的东西是佛学，现在方知要重视文学，而且就世界的范围看，无论论质还是论量，其他国家根本都没法相比。他这一观点，显示他对汉学了解的深度。我在他80岁时为他写的寿幛的序中，曾对此特别加以指出。
在中国有所谓“专”与“通”的分别，专的往往死守一经；太求“通”就不“专”了，我本人就是一个例子。然而我们看外国人做学问，却是要求“贯通”的，不是靠守一经就可满足治学兴趣的。
19世纪的儒莲是一个例子。近时神田喜一郎也是一个例子。他被推为日本的东洋学领袖，贵为京都博物馆馆长，出身于治学世家。当要出版他的《全集》时，按照日本的习惯，需要有四个人从不同的方向推荐。他找的人中间，其他三个是与他同寅而受他尊重的学者，唯独我是一个中国人。一问为什么，可能我和他是先后获得儒莲奖的，又有同好，喜欢倡导书道，因而在这方面需要我来推荐。神田喜一郎也是要求“博”与“通”的，他反对日本只有“点的学问”。现在的日本学人，也不像过去那么“专”了。
总起来说，我今天讲的不是专讲哪一个人，而是讲一种风气，讲一个大家做学问的转变，究竟该怎么做，很值得考虑。有时我们想跟别人，其实人家已改变方向了。
以戴密微先生的渊博，他对中国文学的推崇，有他的独特的看法与爱好。国人就更不能不自尊。我们一定要先树立学术自尊心，然后才能发扬中国文化的伟大传统。
（本文据饶宗颐先生在“中国学术讲坛”录音整理，并经作者本人审定。“中国学术讲坛”第一讲由商务印书馆《中国学术》与《读书》杂志合办。整理者：王齐、常绍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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