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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中国文化书院的惯例，我们的导师八十岁、八十五岁，八十八岁（即米寿）和九十岁以上时，总要为他们开一个盛大的祝寿会。今年正好是周一良先生的“米寿”，中国文化书院于九月十六日在友谊宾馆的聚福园举办周先生的祝寿宴。周先生患柏金森氏病已多年，不大能起床，我们原估计他不一定能来参加宴会，先期给他送去了蛋糕和鲜花，表示我们大家对他的衷心祝贺。想不到那天周先生竟坐在轮椅上，由他的女儿和女婿陪同，艰难地前来了，足见他对相处十数年的书院老友的眷念和对书院的情谊之深。 周先生的不期而至，使我们的宴会厅顿时欢腾起来。可惜他刚刚拔牙，什么也不能吃，我们特别让厨师为他做了一些稀饭，由他女儿一口一口喂他。书院各位导师和来宾都前来向周先生祝寿，愿他早日康复。宴会长达两小时，周先生一直等到宴会结束才离去。 九月十八日，我离开北京前往美国斯坦福大学，本想临行前再去看看周先生，但诸事丛集，终于未能成行。十月二十三日，突然接到范达人同志从洛杉矶打来的电话，说一良先生已于当日凌晨与世长辞。第二天，又接到我女儿从新泽西来电，告诉我周先生病逝。这对我来说确实十分意外。记得今年七月我去看周先生时，他还坐在椅子上，一边从电视中看清华校庆盛况，一边吃着炸土豆片，并让我也吃。看来他精神很不错，还神采奕奕地谈起他的写作计划。现在，周先生离开了我们，想起来，我没有在临行前去看他，已成为我一生中难于弥补的一大憾事。 我和周先生的交往并不太多，我作为中国文化书院的院长，往往在每年春节前后会去看看他，只能说是一种礼节性的拜访。但有时也会去向他请教一些学术上的问题，他总是细心地加以指导或者让我去查看什么书。我虽然没有上过周先生的课，但他的著作我是用心读的。他对我所提的问题的指导，我也一向十分重视。因此，就这个意义上说，周先生可以说是我的老师。 在我和周先生的交往中，有几件事对我的影响非常大。第一件事是他写了那本自传性的《毕竟是书生》。这本书他先给我看了初稿，征求我的意见。我曾提到“梁效”那一部分也许会引起不同的议论，他说，“我也只能这样写了。事实上，我没有什么要求于江青，而是江青有求于我呀！”他又说：“这段历史是我们这样的书生搞不清的。”后来，《毕竟是书生》出版，虽然有一些好评，但也有一些恶评，他都泰然处之。有一次，又谈到这本书，他说：“有些话是我没有说出的”，我问他是什么话，他说“这本书题为‘毕竟是书生’没有说全，似乎应题为‘毕竟是书生，书生上了毛主席的当’，我们自责是应该的，但历史还是历史。”到底周先生是一位杰出的历史学家。 第二件事是在一良夫人去世之后，我去看他，表示慰问。周先生对我说，他已和邓懿一起生活了几十年，相依为命，现在，邓懿先走了，形单影只，心灵的寂寞只好是“如人饮水，冷暖自知”了！我听了，心里也十分惨然。他还告诉我，他正在写他和邓懿一起生活的回忆录。他又说，“这几十年我们能这样地相互支持和了解也是人生中的一大欣慰了”。再一次我去时，他告诉我那本回忆录已经完成，但要再加加工，因此也没有给我看。后来，为要出季羡林先生九十华诞论文集，我请他为论文集写个序，在序中他又一次提到几十年来他和邓懿生活在一起是他一生最大的幸运。周先生无疑是一位难得的、有真情的老学者，在这方面亦可成为后人楷模的罢。在那痛苦的二十世纪后半叶的非常时期，得一始终相互理解而相爱的生活旅伴，在人生道路上，也是可遇而不可求的呵。 第三件事是我写了一篇题为《“和而不同”的价值资源》的文章，曾在庆祝北京大学一百周年校庆的学术讨论会上宣读。该文是要说明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是文化发展的动力。文章除引用了《左传》中晏婴对齐侯的一段话和《国语·郑语》史伯答桓公的一段话外，还引用了孔子说的“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周先生看了这篇文章后对我说：“你的那篇文章立意很好，引用《左传》、《国语》两段很切题。但孔子的话是否解释得合乎原意，可以再研究，我看多作一点说明更好”。后来我查了各种对孔子“和而不同”的解释，觉得周先生提得很有道理，我应该多做点说明，并且强调这是借用而作的一种新解。就此，我深深体会到周先生做学问之严谨，是我应该好好学习的。 说到周一良先生的学问，无论他的同辈或我们这些晚辈都是十分佩服的。读他的书文，甚至札记，都会感到他学问的渊博和严谨。他关于魏晋南北朝的研究几乎可以说每一论断都可成为定论或给人们指出了可以继续研究的方面。我读他的第一篇文章《能仁与仁祠》就被他的精细考证与合理说明所折服，再读他的《读十一史札记》，条条都有启发。无怪乎学界都认为一良先生是研究魏晋南北朝历史的大师，寅恪先生的最有成就的后继者。 周一良先生的去世是中国学术界的一大损失，中国文化书院又失去了一位极可尊敬的导师。 中国文化书院创院院长 汤一介 2001年10月24日 于美国加州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