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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68年，入华传教士安文思用葡萄牙文写下《中国新史》这本全景式介绍中国的书时，他可能想不到，336年后，这本书的中文版会在中国出版。安文思曾为顺治、康熙两朝皇帝工作，去世后还得到康熙赐悼词并在北京阜成门外隆重下葬的殊荣，但他这本被誉为“西方早期汉学名著”的书，直到中国社会经过300多年的沧海桑田，才于2004年首次被译成中文。 编译出版有关清代的外文文献档案、优秀研究成果，并在清史撰修中充分利用和借鉴，这是国家清史工程启动之初提出的任务，也是我国修史历史上的一大创新。8年多来，100多位既精通外语、又在中外史学上颇有造诣的专家陆续参与其中，他们与十多个国家及港、澳、台的几十家图书馆、档案馆、博物馆建立起了经常性的学术联系，大批外文文献档案的复印件及微缩胶片被运回中国整理翻译出版。50余万字的《大陆外文清史资源暨清史译著馆藏书目信息汇编》一书，也已编译完成。 1 清代蜂拥来华的外国人留下大量文字记载 在清史工程已经出版和列入《编译丛刊》翻译出版的160本文献书目上，有一长串当年来华外国人的名字：李明、莫里循、赫德、李摩提太、杜格尔德、盖洛……对于当今许多中国人来说，除了“戏说”清朝的影视剧中偶尔能见到的南怀仁、汤若望等个别神父，当年大多数来华外国人的名字，早已被逝去的历史所尘封。 为什么清史纂修要大量编译外文资料？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主任戴逸先生曾作过这样的说明：和以前历代修史不同，清朝延续的268年，是资本主义世界市场逐渐形成并向全世界扩张、掠夺的时期，中国的大门被迫打开，致使清王朝的整个历史都贯穿着与西方世界的接触、摩擦和冲突。因此，探寻清代历史发展的真相，仅靠我们国内的档案文献资料是不够的，还必须用世界眼光、用外文史料来研究。 按照戴逸先生的归纳，清朝初年，中国曾遭到四次外来冲击：来华传教士在宗教、文化上的冲击；荷、俄等国军事上的冲击；18世纪海上贸易、鸦片贸易的冲击；外交使团主动登门的冲击。这四次冲击都有大量的外文文字记载。到清后期，又发生了鸦片战争、甲午战争等五次大的战争，西方列强派来了很多军队，他们的不少将军、士兵、文书对当时的战争、事件和中国社会状况留下了详细具体的记载。但大多没有翻译成中文，国内学者能看到的很少。 清史编纂委员会编译组组长于沛教授介绍，清朝年间，从外国蜂拥进入中国的，还有商人、记者、探险家、科考队员等，其中不少人多年在中国生活。他们用西方人的视角、思维方式和价值观，记录下在华见闻，他们的记录补充了中国史料记载中的不足，是了解清代历史的珍贵资料。在撰修清史的同时搜集、整理、翻译这些资料，还能为今后的学术研究建立翔实的资料库。 2 康熙皇帝“面庞丰满，留有患过天花的疤痕” 法国耶稣会士李明的《中国近事报道》，是《编译丛刊》最早翻译出版的一本书。1687年，法国人Louis Le Comte和另外四名法国耶稣会士被路易十四国王以“国王数学家”的身份派到中国。在中国7年间，他给自己取名“李明”，还给法国要人写了许多信，详尽介绍了康熙年间的中华帝国。1696年，他的14封信被汇集成《中国近事报道》一书在巴黎出版，立即引起轰动，四年间再版五次，还被译成英、意、德文出版，三个世纪以来，书中的内容不断被人们引用，但出版中文版却还是首次。 在李明的笔下，康熙“皇帝是中等以上身材，比欧洲自炫长得匀称的普通人稍胖；面庞丰满，留有患过天花的疤痕，前额宽大，鼻子和眼睛是中国人式的，细小的……”类似细致的观察和描写，在中国的文献中是很难找到的。 翻看每一本《编译丛刊》已经翻译出版的书，都可以从中读到许多生动具体的记录： 康熙年间，“每年运进宫廷粮仓的米面达四千三百三十二万八千八百三十四袋；一千零三十五万五千九百三十七个盐块，每块重五十磅；两百五十八磅极细的朱砂；九万四千七百三十七磅漆……两万一千四百七十袋豆料，供给御用马匹以代替燕麦，还有两百五十九万八千五百八十三捆草。”皇帝的“仪仗如下：首先，有二十四名执大鼓的人，分为两行……其次，二十四名喇叭手……第三，二十四人执长杖……第四，一百名戟手……第十五，十匹白如雪的马……第二十一，两辆大车，各由两头象拉……第二十三，两千名文曼达林（官员）……第二十四，两千名武曼达林，全都穿着华丽的礼袍，最后这些人压尾，结束盛大的队列。”这是安文思在《中国新史》里记录的数字。 而在《亲历晚清四十五年——李提摩太在华回忆录》一书中，这位著名的英国传教士写道：“1895年2月5日，在他的衙门里，我会见了张之洞。……他承认，任何国家要繁荣昌盛都必须进行改革。”“我建议中国政府进行教育改革，并为此每年投入一百万两白银。对这个建议，李鸿章的答复是，中国政府承担不了这么大一笔开销。我说，那是‘种子钱’，必将带来百倍的收益。他问什么时候能见成效。‘需要二十年才能看到实施现代教育带来的好处。’我回答道。‘噢！’李鸿章回答说，‘我们等不了那么长的时间。’” 于沛认为，将西方人士书中的材料和中文文献互相印证，可以补充中文文献的不足，直接或间接地帮助清史研究更接近客观史实。 3 150箱“莫里循文件” 2006年初，150箱资料从澳大利亚运到北京，这些资料的主人给自己音译的中文名叫莫里循，箱子里装着他90多年前在中国写下的全部近百万字日记，以及所有私人信件、剪报、笔记等。中外学者将它们称为“莫里循文件”。 出生于澳大利亚的莫里循是个医学博士，却因游历中国并出版了游记被聘为《泰晤士报》驻华记者。他亲历并报道了清末民初中国的所有重大历史事件。中华民国成立后，他受聘袁世凯总统的政治顾问。他曾把袁世凯与日本秘密签订的丧权辱国的“二十一条”外交密件偷偷泄露，以帮助中国对抗日本的政治讹诈。他力劝中国加入“协约国”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从而中国可以在“和会”上以战胜国的身份要求废除与战败国签订的不平等条约。在他病重之际，还在巴黎和会上为中国代表团修改文件。 著名的北京王府井大街曾因莫里循在这里购房入住，被袁世凯改名为“莫里循大街”。莫里循在王府井的住宅里建了一个私人图书馆，在他离开中国前，因中国国内无人应承，他的2万多册图书资料只好卖给了日本，其余资料、照片运回了澳大利亚。在他留下的上千张照片中，有妻妾成群、儿孙满堂的李鸿章全家福，张之洞与英军高官的合影，边城草民平静生活的画面，“庚子之乱”的激烈巷战，还有孙中山、袁世凯、辜鸿铭、张作霖、陈宝琛等赠给他的照片。于沛说，莫里循文件所保留的一个世纪以前中国社会的种种细节，在任何官方记录里都是难以看到的。 于沛介绍，清史工程获赠的国外珍贵文献资料还很多，如在梵蒂冈图书馆，有约20万页内容尚未被中国了解的明清中西文化交流的历史文献，包括当时中国皇帝写给他们的函件，专家们都影印回来了。 4 走出国门拍摄复制清代文献档案 清朝年间，西方各国在中国设立了许多常设或非常设的机构。特别是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外国使领馆、银行公司、口岸通商办事处等机构纷纷在中国各地设立，仅日本一个国家，从1872年正式任命派驻上海的领事开始到清朝灭亡，近40年间在中国开设的领事馆或分领事馆就达29个之多。于沛说，外国驻华机构须定期或不定期地向本国政府呈递报告，在与清廷的交往中，也形成了非常多的档案资料，这些档案资料无论对于清史还是清代中外关系史的研究，都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 几年来，清史工程的专家们一次次走出国门，对国外收藏的清代文献档案进行全面摸底调研。通过免费获赠、购买、借用及国际学术合作等种种方式，复制、翻拍了大量有关清代的文献档案资料。 2007年，25册的《美国政府解密档案：美国驻中国广州领事馆领事报告（1870-1906）》一书影印出版。收录的档案原件是2004年才解密的，内容除中美商贸、修约、美国人在通商口岸等情况外，还详细记录了早期的鸦片贸易、海盗、排外及晚清历次重大事件。 专家们全套复制或购买回来的还有德国外交部档案馆收藏的有关中国晚清的政治档案1000余卷、“晚清日本驻华领事报告”的缩微胶片、《粤海关档案》等。法国外交档案、俄罗斯档案馆中有关中法、中俄关系档案的选译，日本等国有关清史的档案文献的调研与整理也已立项进行。 八国联军侵华时，曾成立过一个临时政府——天津督统衙门，从1900年7月成立，到1902年8月解散，一共召开了三百余次会议。这些会议的所有内容被用法文记录了下来，再现了一个特殊时期的详细过程。2004年，《八国联军占领实录——天津临时政府会议纪要》中文版出版。 于沛说，从国外复制、翻拍回来的，还有清王朝流失海外的资料档案，如太平天国告示、国内稀见的古地图、满文档案、旧地方志、慈禧及勋贵大臣的照片、巨幅肖像画等。 入华传教士裨治文在广州创办的《中国丛报》，是清代出版时间最长、内容最丰富、影响最大的英文报纸。2008年6月，《编译丛刊》根据香港浸会大学图书馆馆藏的完整合订本，影印出版了《中国丛报》，从1832年5月创办到1851年12月停刊，232期一期都不少。 5 徐家汇藏书楼里的清代英文著作提要 在中国各地的图书馆、档案馆、博物馆里，也藏有大量有关清史的外文资料，其中收藏最为丰富的，当属上海图书馆徐家汇藏书楼。 徐家汇藏书楼原是一所教会图书馆，1847由上海天主教耶稣会修建，目前藏有近20个语种的旧版外文书刊56万册。2008年，清史编译项目《上海图书馆徐家汇藏书楼有关清代的英文著作提要》完成，收入1911年以前近500种文本，基本上为当时英、美、俄、德等7个国家在华传教士、外交官、商人、学者所写的有关中国历史及社会现状的著作、游记、调查报告、演讲稿，还有一些国家的议会档案、外交文件、商务资料。 此外，已立项进行的还有近百种海外最新清史研究著作和史料的翻译。就连1911年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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