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以下简称记）：王老师，祝贺《文史哲》获得这样一个国家大奖。
    王学典（以下简称王）：荣誉首先属于山东大学。这是几代人努力的结果，是60年声望的累积所产生的效应。
    记：王老师，作为主编，您与《文史哲》的关系，应当分别经历过读者、作者和编者这样几个阶段。您最早是从什么时候接触到《文史哲》的？
    王：那是1974年，我当时在一家基层供销社工作。毛泽东1954年关于两个小人物的信，当时并未公开，只是在学术文化界的上层传阅。此信大约是在 1967年4月《人民日报》刊登的戚本禹的文章中公开的，当时我脑子里就印上了《文史哲》的名字，上高中时语文老师讲红楼梦也谈过《文史哲》。《文史哲》复刊是在1973年，我从1974年起开始个人自费订阅（当时个人订阅报刊还需公社出具证明），一直订到1979年上大学。所以，来山大之前，我对山大很多老师的名字已经很熟悉。当时复刊和创刊的许多杂志我都订阅过，如《人民文学》、《诗刊》、《化石》、《历史研究》、《世界历史》、《学习与批判》，现都存放在地下室里。
    我跟《文史哲》杂志渊源很深。我的导师葛懋春先生是创刊时期《文史哲》杂志唯一的常务编委，负责处理杂志的日常编务。他从创刊起一直在《文史哲》工作。李希凡、蓝翎关于《红楼梦》的稿子就是他经手发表的。他去世后，李希凡曾专门写过《送懋春兄远行》一文，指出被毛泽东主席所称赞的山东大学老师就是葛懋春先生。现在阴差阳错，又由我来主持编务，这大概是所谓缘分吧。
    记：那时，《文史哲》作为学术刊物跟政治的关系很密切的。
    王：那当然。复刊后的《文史哲》和当时的《红旗》（即现在的《求是》）杂志没有多少区别。只有一点不同，这里写文章的大都是学者，而《红旗》写文章的大都是搞纯理论和政治的，但在政治口径上没有任何差别。个性的存在是在1977年以后才逐渐形成，没有任何刊物当时能够逃脱得了。
    记：什么时候在《文史哲》上发表第一篇文章？
    王：1988年1月。文章是关于历史创造者问题的。我个人认为，那是我引起学术界普遍关注的第一篇文章。文章发表后，立即在学术界引起很大轰动，《人民日报》、《人民日报海外版》、《光明日报》、《文汇报》、《解放军报》、《文摘报》都立即予以摘要报道。
    记：您什么时候开始想在《文史哲》上发表文章？
    王：读研究生期间就想了。
    记：您的第一篇论文是在哪里发的？
    王：1983年在曲阜师大学报（现为《齐鲁学刊》，原为《破与立》）发表，当时大学还没毕业。
    记：这次您是把自己最好的文章投给《文史哲》吗？
    王：不是。因为《文史哲》一向提携小人物。那篇文章是与黎澍先生商榷。黎澍先生当年在理论界、学术界盛极一时。我对黎先生的基本见解提出了质疑，并提出一个观点。以往包括黎先生都认为，劳动人民是物质财富的创造者，而我却提出，“物质财富是劳动人民和剥削者共同创造的。”资本家也创造物质财富的历史。当时没有人敢提这样的观点。当时年轻，“初生牛犊不怕虎”。
    记：这个观点太具颠覆性。
    王：在整个学术界是第一次提出这个问题，这之前没人敢这么想。但我觉得我谈这个问题，全是从马克思、恩格斯的理论中抽象出来的，从《资本论》中抽象出来的。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并不是一开始就不好，而是因为发展到一定程度，不能容纳新的生产力了才不好的。在这之前资本主义剥削工人，连工人自己也欢欣鼓舞。这种论述，在马克思的著作中大量存在。
    当时《文史哲》主编是丁冠之先生。丁先生把我叫到家里，问我“劳动人民和剥削者共同创造物质财富”的观点仔细斟酌过吗？我认为我的文章已经论述得很充分了。我问丁老师，翦伯赞先生当年提出“历史主义”时，与通常的说法不一样，大家都认为有问题。现在您认为有问题吗？丁先生说没问题。我说，我的这一观点再过十年二十年也会变成常识。丁老师于是同意发表。从1988年到2006年，我在《文史哲》总共发了约十篇文章。但担任主编后再也没有发。只要当一天主编，就不打算在这里发一篇文章。
    优良传统：百家争鸣、扶植小人物、注重编辑质量
    记：《文史哲》的优良传统主要有哪几个方面？
    王：一个重要方面，《文史哲》特别重视百家争鸣，这是它最大的优良传统。20世纪50年代，史学界号称有五朵金花（五个重大问题的研究），其中有三个是在《文史哲》上开展讨论的，或是《文史哲》参与发起，或是《文史哲》为主要阵地。资本主义萌芽问题，古史分期问题，农民战争问题，这是学术史上公认的。《文史哲》一直有为推动学术发展展开争鸣的特点，敢于向权威的、主流的、占压倒地位的观点进行挑战。李希凡当年只是个青年学生，向俞平伯这样一位二十年代就著名的红学专家挑战，如果编辑没有很大勇气是不敢发的。
    《文史哲》有几篇争鸣文章曾经产生过重大影响。如陆侃如先生1977年第4期批评刘大杰。刘大杰的文学史在解放前就很有名，但他为适应儒法斗争，把文学史改写成儒法斗争史，受到毛泽东高度称赞。陆侃如先生不认同。陆先生给刘大杰写了一封信，但刘大杰没有回信。于是陆先生把文章拿到《文史哲》来发表。那时十一届三中全会还没召开，“文革”余威仍在，人们还没有从思维惯势中走出来，发这样的文章要冒很大风险。这件事在学界有很大影响。
    后来在1979年第3期又发表一篇萧涤非先生就《李白与杜甫》与郭沫若商榷的文章，那也不得了。建国后主流观点认为，杜甫的诗作有人民性、民主性，是我们要推崇的东西，杜甫的地位一直很高。而《李白与杜甫》是文革后期出版的很有影响的郭老著作，郭老认为李白代表法家，杜甫代表儒家，法家一切都是好的。郭老贬低杜甫的地位，认为还是李白高。但萧先生不满意。郭老的地位当时至高无上，科学院院长、毛泽东树起来的文化人的典范。《文史哲》发表萧文表现了很大的勇气。
    另外，刚才说了，我的质疑权威的文章也颇具影响力。最近我们又发了批评冯其庸先生的文章。冯先生认为，项羽不是在乌江自刎的，一改成说，认为《史记》记错了。今年我们又发表了我校青年教师李开军与刘梦溪先生商榷的文章。刘文认为陈寅恪的祖父陈宝箴不是通常说的病死的，而是慈禧赐死的。所以《文史哲》一直具有百家争鸣的传统，这不是每家杂志都能做到的，是《文史哲》很光荣的一个传统。敢于向权威挑战，敢于向主流挑战，这一点非常可贵。而学术的发展，就是在不断挑战成说，挑战主流的过程中逐渐往前推动的。严格讲没有争鸣，就没有学术。学术的本质就是自由，自由的一大特点，就是允许大家互相争辩。而在自由的讨论面前，没有年龄之分，也没有辈份之别。真理在谁手里，胜算就在谁手里。
    另一个传统是扶植小人物。这是从早年就形成的，学术界一大批人都是从《文史哲》走出来的。要么在这里发表代表作，要么发表成名作，要么发表第一篇论文。如李希凡、蓝翎、李泽厚、庞朴等等都是。庞朴先生说“《文史哲》培养了我”。扶植小人物，是华岗校长当年提出来的。要求每一期都要有一个陌生面孔，力争每一期都有新人出现，我认为应当光大这一传统。除了继续与老权威联系外，要把主要精力放在少壮派上。与此同时，也要更多地发掘青年才俊。我要求每一个编辑，都要掌握一个40岁上下的学者名单。
    还有一点，在期刊界有口皆碑，《文史哲》高度注重文章质量，有一套严格的审稿程序。刚来编辑部时，有老师与我聊，说《文史哲》是有轨电车，而我原先所在的文史哲研究院则是无轨电车，因为是个新建单位，没有传统，往哪个方向开都行。但《文史哲》是有轨道的，有一系列规范，比如用稿必须经过几审。所有这些程序都围绕一个问题：提高办刊质量，尽可能杜绝劣质文章、低水平文章出现。高度重视规范，不犯、少犯技术性错误。《文史哲》差错率在全国同类杂志中是最少的。有的老先生特意找错，翻了半天一个字都没找出来。做到这一点很不容易。这是《文史哲》的一笔巨大财富，无论我在还是将来别人来，都要继承，在我们内部也已形成风气，不如此大家也不接受。有了这一规范，对每一个人都是约束，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杜绝错误的出现。
    尺度是看有多少文章最后能够进入学术史
    记：坚持这些制度，在今天会碰到什么新问题？
    王：我们曾发表近20篇文章批评某权威，他的地位在学术界首届一指，夏商周断代工程首席专家，谁敢与之商榷？不同意见的文章在北京发不出来。我认为这种现象不正常。主编应该给学术界发不同声音、持相反意见的人留下空间，不能让人没说话的地方。所以，我就组织了大规模的讨论。我不同意你的看法，因为我有大量的证据、严密的逻辑。坚持百家争鸣传统是有一定风险的，因要挑战权威，而权威掌握着大量的学术资源，有很大的话语权。我当初质疑黎澍比较冒昧，但黎澍先生对我的文章给予高度评价。（记：不是所有的权威都有这样的气度和容量。）我在有的文章中说，凡是容不得挑战的权威，要么不值得尊敬，要么学问很少，如果你有足够的坛坛罐罐，就不怕被别人打碎其中的一部分。如果怕挑战，只能说明你掌握的真理太少了。开展百家争鸣说来容易做来难。
    另外，开展争鸣与意识形态关系密切。从办刊角度讲，必须首先强调政治纪律。我们是学术刊物，你不能在这里谈政治。很多杂志为什么平庸，就是因为都发些不痛不痒的文章，发保险的文章。我不太在乎。人只要没有大的私心就好办，如果我想利用这个平台为自己谋取私利，那就完了。《文史哲》作为名刊大刊，是一种很稀缺的资源。但如果在这里刊发了一篇我认为水平不够的文章，我会感到很难过。没人指责我，我自己过不了自己这一关。我忠实于我的学术尺度。如果认为我的尺度有问题，那么就等我不干时再说。
    我们不为任何外在的目的，我们只为学术办刊。比如，许多刊物追求转载率，看在《人大复印资料》、《高校学术文摘》、《新华文摘》、《中国社会科学文摘》等刊物转载文章的多少。他们转载更好，但我们不应为转载而发文章。那些短平快的文章，起个刺激性的、耸人听闻的题目，好转载但学术含量低。判断我们文章质量的，不是那些文摘刊物的编辑，而是学者。我的尺度是，最后有多少文章能够进入学术史。写学术史的时候，如果没《文史哲》的文章，我会感到悲哀。
    记：如何面对作者抄袭、学术不规范等问题？
    王：文章发表之前，我们要求编辑调阅作者的相关成果。如果作者长期在某一领域耕耘，写了多篇文章，这篇文章又提出新的见解，作者文章大体是可信的，否则不可信。另外现在也有相关软件系统可以作技术保证。我认为现在对杂志威胁最大的问题不是抄袭，不是剽窃，而是低水平重复。很多文章，既不是抄、也不是剽窃，但在学术史上没有任何意义。人家研究了千百年的问题，他们仍在重复。如研究《史记》现在有二千多篇文章，研究太平天国有上万篇文章，但还是有人写，这是对杂志最大的威胁。专家办刊的意义就在这里。文章能不能在学术史上占一席之地，是否提供了真知灼见，下没下过前人没下的功夫，是我们最关心的！判断文章有两大尺度，一是看有无功力，读书多少，掌握材料多少，功夫下得深浅。另外，看见识的高低，有无见识，有无见解。从这两个方面看，功力、见识都高的文章是很难求的，大师才行。有的文章或偏于功力、或偏于见识，这两方面只要具备一个就有发表的可能和价值，就怕两者皆无。对杂志最大的威胁，就是大量没有任何学术价值的学术垃圾。
    这是当前的学术考核制度造成的，我们改变不了。我们只能尽可能拒绝平庸之作。沙里淘金，百里挑一，具有孙悟空的火眼金睛，这就是编辑的作用。《文史哲》实行约稿和自然投稿相结合，每个编辑手里都有一批作者。但编辑不能守株待兔，必须主动出击。
    记：如果约来的稿子不符合要求？
    王：很少。真正的学者把学术声誉看得比生命还重要，不会给你水货。鲁迅说过，从水管里流出来的都是水，从血管里流出来的都是血。编辑们心中都有一幅学术地图，是不是真正的学者，大家心里都很有数。
    “期刊应当积极介入学术界”
    记：近年来《文史哲》举行过多次学术讨论会。
    王：是的。通过杂志举办学术会议，我认为好处很多。《文史哲》不能消极地发表文章，要积极介入学术界。我曾在一篇文章《学术期刊如何引领学术潮流》中提出，在推动学术发展方面，不能只是作者和学者，期刊应该在学术史上扮演一个比以往更积极更主动的角色。杂志发起的讨论，要能打动学术界的心弦、学者的神经。正如著名学者余英时先生为《文史哲》创刊60周年题词时说：文史哲杂志自问世以来即波澜壮阔，一展卷而数十年人文思潮之起伏尽收眼底。我们举办的学术讨论都是热点问题，如“疑古释古”的讨论，被列为2006年四大学术热点。“秦至清末社会形态问题”讨论，被评为2010年十大学术热点。我们的讨论会每次只邀请20人左右，多是少壮派，学术界最活跃、最有影响力的学者，如陈来、汪晖、秦晖等。通过组织讨论，介入学术潮流，扩大刊物的影响力，密切与少壮派、与顶尖学者的联系。由杂志出面组织学术讨论，在中国学术界不太多，多是由学术团体组织。
    “我们都是过客，而《文史哲》是永在的”
    记：您怎样看待获奖？
    王：这是《文史哲》迄今为止获得的最高荣誉，含金量最高的奖。评不上奖会感到很痛苦，会感到对不起先人，评上奖又会感到很有压力，会面临更大的挑战。这真是个左右为难的事，总而言之，无法轻松下来。
    记：记得您曾说过，“我们都是过客，而《文史哲》是永在的。”
    王：是的，这是祖上传下的一份基业，深怕这一重大机会在我这一任上丧失，会形成终身遗憾。《文史哲》比我年龄还长，我不能让它在我手里出现问题。一直说山大文史见长，但并没有硬性的标志。而这个奖项则标志着《文史哲》在学术界的地位，山大的人文学术研究在学术界的地位。
    这是个光荣的岗位，也是个压力很大的岗位，要付出很多自我牺牲。我们仍会一如既往地坚持学术尺度，仍会一如既往地走下去。山东大学要建世界一流大学，一流大学不能没有一流的杂志，这就是我们的责任和义务。 (责任编辑：admi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