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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说实话，参加这次会议确实没有多少直接可以表达的东西。原因是既没有机会听过胡先生的课或者学术报告，也无缘聆听过先生的教诲，甚至都没有交谈过一句话。提笔写来，心裏未免有点发虚。胡乱说几句，也算表达一下后学对先生的哀思吧。 见到先生那年，我才大学一年级。开学刚报到的时候，听辅导员说系裏有位著名的先生，叫胡如雷，是国内著名的学者，我们欢呼雀跃，以为能够听到先生的精彩授课。遗憾的是先生已经不给本科生上课了，因为这个，我们好一阵子沮丧。不过，幸运的是机会还是来了。1995年底的一天，记得天气不错，还没有风。辅导员说有一些事情叫我们男生都过来处理，我们班的男生只有我们宿舍8个人，就被全部叫来。来了我们才知道，那天是因先生70寿辰，省裏来学校为先生祝寿，摆放在学校图书馆会议室的礼物一大堆，我们是被叫来帮先生搬走礼物的。先生住在学校北院的家属区，不远，依稀只记得是一个距离社区门口很近的一栋楼，一楼西边那个门。进门看见一个被人搀扶著的老先生，叫我们把花篮等物品放到墙边。我们放下就出去了。回去的路上，我们才知道，刚才那个老人就是大名鼎鼎的胡如雷。这是第一次见到先生。 其实入学一段时间后，包括胡先生的经历在内等等事情，都成为我们闲谈的话题。知道先生身体不好，也就打消了拜见先生的想法，现在想想，颇为遗憾。而后在第二年，记得是一个周四下午，在教学楼二楼系办公室门口，又遇见先生拄著拐杖，在人搀扶下正迈进办公室。我当时正好路过，看了一眼，便拐弯下了楼梯。这是第二次看见先生。不过他的精神大不如第一次见到的时候了。 熟悉大学的生活后，就会渐渐习惯一些事情的存在。尽管胡先生不上课，但我们已经将他作为我们学习的榜样了。大三寒假开学来的时候听说胡先生去世了，我们十分震惊，因为再也没有机会见到先生了。而后大四，研究生，毕业工作，每每想起与先生两次瞬间的相遇（当然先生不会记得有这样一个孩子曾经注视过他，而且时常会想起他），都不知道该怎麼表达自己的心情了。於是就只有翻开他的著作，在字裏行间寻找他思想的轨迹。 二 先生的著作我看得不多，手头只有他的《隋唐五代社会经济史论稿》（1996年）和《隋唐政治史论集》（1997年）。学界有很多前辈都对先生的治学方法和治学思想等进行过研究，还有不少关於他著作的书评（如孙继民老师《胡如雷先生新著隋唐政治史论集读后感》等）。 我不敢妄评先生的学术，在这裏只想说说自己对《隋唐政治史论集》中两篇关於武则天文章的一点感想。 《论武周的社会基础》发表於1955年，《关於武则天研究中的几个问题》发表於1993年。这是两篇跨度近40年的文章，但所研究的物件是同一个人。作者在50年代用阶级分析法将武则天归为一般地主阶级的代表，她所打击的政敌是唐初以来的大官僚贵族集团, 唐代李武集团的斗争是当时统治集团内部矛盾的表现。由於它撰於50 年代，当然就不可避免地带有那个特定时代的痕迹。那种方法所带出的结论现在看起来尽管有些牵强，却能体会到先生所具备的理论素养和在那个年代的治学门径。作者虽然运用阶级分析法，但却是靠史料说话，与那些满篇理论却无几篇史料的文章不可同日而语。进入80年代以后，历史学也进入一个快速发展的时期。在传统的历史学方法外，大量社会科学的方法也先后介入历史研究，并成为一种潮流。胡先生也敏锐地感觉到这点。在他的《关於武则天研究中的几个问题》中就体现了这一变化。作者承认武则天没有明确的阶级观念和自觉的阶层意识，也不具备以阶级或阶层划线的概念，那武则天是在什麼真实的思想支配下去实践的呢？在这篇文章裏，先生就要“设身处地为她（指武则天）考量一番”。作者认为，武则天思想上存在的实际是一条实用主义原则，只要为我所用，肯替他效犬马之劳，她思想上根本没有一条对士族、显贵一律排挤的用人路线。作者引用了英国著名史学理论家R·G·柯林武德的一句名言：“一切历史都是思想的历史。”柯林武德是西方后现代史学的代表人物。后现代史学其核心是认为在历史学家笔下，纯粹客观的历史是不存在的，因为你在收集材料、整理及写作的过程中，已经自觉或不自觉地参与了历史的创造，历史著作渗入了历史学家个人主观的因素，这些主观因素可能有个人兴趣的影响，也可能有党派、民族、宗教感情等等的影响。即学者在从事实际研究时，实际是对一个已形成的先行观念进行修正、补充、改造，或者彻底推翻它。武则天作为那个时代特有的女人，众多男性史家不可能完全琢磨透她的头脑，但在文章中先生已经尽力去探求那个时代武则天真实的思想。大家知道，后现代史学产生於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但介绍到国内是很晚的事情，在艺术等领域讨论后现代的时候，历史学家多作壁上观，认为事不关己。直到90年代，史学界才稍稍有人关注，但并未引起大部分史学工作者的注意。文章发表在1993年，那麼可以肯定的是先生他阅读柯林武德著作的时候，应该早在80年代。我们有理由相信，先生在理论上的敏锐感和积极接受能力是大多数史学工作者所不具备的，而这也正是我们学习的方向。 《隋唐政治史论集》中收录了先生距离近40年的两篇同样研究物件的文章，但是结论却大相径庭。诚如孙继民老师所言，作者将前后两篇观点相左的文章同时收录, 表现了一个史学工作者严肃的历史主义态度；作者勇於修正旧说，则体现了一个学者追求真理的科学精神。而这正是我十分敬佩的。顺便说的是，《隋唐政治史论集》是在先生去世后的4月20日於石家庄市新华书店（彼时还是非常破烂的书店，现已焕然一新）购买的，时先生刚去世三个月，已经快到夏天了。而这次会议恰巧也是4月。在这个时候回忆先生，重翻先生的文章，看到书中扉页上的日期，眼前不由得浮现出先生那清瘦的面庞。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