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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阳说施特劳斯是美国哦学术界的“怪胎”，而甘阳本人在中国学术界来说，同样是个“怪胎”。 正如许多人指责的，迄今为止，甘阳仍然没有一本学术专着。到目前为止，坊间流传的甘阳的作品中，成书的也只有1980年代翻译出版的《人论》、专栏文集《将错就错》和以他为施特劳斯的《自然权利与历史》所写的长篇序言为主的《古今中西之争》。有所谓的文学评论家在世纪之交盖棺定论评判20世纪中国文学时说，鲁迅一生连一个长篇作品都没有，故而算不得文学大师。若按这个标准，甘阳别说是中国学术思想界的大师，就是算不算得上一个学者，都很成问题。 甘阳却不然。不仅对中国学术界指指点点，评头论足，甚而经常通过媒体访谈和演讲为其他人指点方向，而中国学术思想界对甘阳的这种指指点点却非常买账，即使是有所批评，却不能忽视甘阳的存在——在学术思想界，视若无睹是最大的蔑视，不独中国如此，全球亦然。换句话说，在如今的中国学术思想界，你可以不同意甘阳的观点，但却不能当甘阳不存在。甘阳是个绕不过去的话题。 启蒙领袖出走 在甘阳这一代人中，甘阳无疑是一个佼佼者。几乎在1980年代以来的重大文化事件中，我们都能看见甘阳那富于激情与穿透力的文字闪烁其间，而且每每以“意见领袖”的角色出现。 1982年左右，文革后恢复招生的第一代研究生毕业，全新的一代知识分子成长起来了。在一个所谓的知识分子断层之后，甘阳们无比茁壮地成长起来。生在红旗下、长在新中国，他们经历过被毛泽东称为他一生中最主要的两件事之一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这一代人身上既有毛泽东时代留给他们的理想主义激情，又有在毛泽东时代培养出来的对意识形态的天然敏感。他们宣称，经历了28年的社会主义时期的中国在学术思想上“一穷二白”，一切都必须从头开始。 在1980年代的新启蒙文化热中，影响力最大的被公认为三个知识分子群体，其中影响至今未见衰弱的当属“文化：中国与世界”，而这个群体的领袖则毫无疑问的是甘阳。甘阳在2004年年底接受报纸采访时提出过一个观点，即中国要超越民族国家，走向“文明国家”。这个看起来似乎新颖的观点其实并不那么全新，早在20年前，“文化中国”便已成为相当普及的概念。这个概念的灵感来自于海外新儒家，而发展与实践者却是“文化：中国与世界”的知识分子们。 如果我们今天查仍然活跃在中国思想界的这一代知识分子的履历，就会发现，大多数人都曾经是“文化：中国与世界”这个群体中的一分子。而这些人被汪晖称为“启蒙知识分子”。无论是自由主义还是新左派，相当多的人都曾与这个群体有或深或浅的关系。更年轻的出生于1960年代的一代则是在这个群体的直接影响下接触与了解西方思想。可以认为，“文化：中国与世界”是一个启蒙知识分子共同体。在他们1980年代的的启蒙话语里，潜在地把现代性等同于资本主义，“与西方接轨”、“打通中西文化”不过只是修辞，他们的真正意图在于让中国回到美国主导的全球资本主义体系中来，不要再搞什么“反现代性的现代性”了。但在当时的语境中，他们重新扬起的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旗帜，民主与科学，即以科学反对愚昧，以民主取代专政。 这场轰轰烈烈的“新启蒙运动”以文化运动始，却以1989年代的政治运动终。在新启蒙运动结束之前的1988年，甘阳发表了一篇题为《扬弃民主与科学，奠定自由与秩序》的文章。毫不夸张地说，这篇文章为1990年代自由主义定下了的基调。此后，整个1990年代，中国自由主义者所努力论证的便是，在自由与民主之间，自由更重要，当自由与民主冲突时，宁可要自由；在变革与秩序之间，秩序更重要，宁可不要变革，也不能不要秩序。1990年代经济学自由主义的大行其道与哈耶克成为精神偶像，再清楚不过地说明了这一点。此外，甘阳还着力地向大陆思想界绍述了伯林关于积极自由与消极自由的思想的区分，使之一度成为大陆思想界的基本概念，而伯林在中国的影响力至今仍然余音袅袅。 1989年后，甘阳远走美国。因此，这篇文章可以视为他在临走前给中国学术思想界的临别赠言。但甘阳本人却并未加入这一洪流。 在1980年代后期，随着西方经济学在中国的普及，私有化便成为势不可挡的普世真理。而作为毛泽东时代的社队企业的衍生品的乡镇企业虽然不符合这一理论，但却在1990年代初期的中国大放异彩，随之在海外中国学人中引起轰动。从表面看，乡镇企业并不集中在大城市，也不需要国家投资，又能吸纳农村的富余劳动力，还能增加农民的货币收入，当然好处多多。甘阳当时也对乡镇企业赞赏有加。不过，其兴也勃，其亡也忽。到1990年代中期，蓬蓬勃勃地发展的乡镇企业便或者是在市场竞争中被大企业压垮，或者是在一夜之间“改制”成为私有企业，这场讨论也就不了了之。而对我们在这里讨论的甘阳的问题来说，甘阳对乡镇企业的热情欢呼表明，他并不认为西方式的现代性是唯一的道路，不一定人口都要集中到大城市，也可以就地城市化，农业人口不必完全脱离农业变成工业人口。 甘阳在美国的学习结束后，并没有回到中国大陆，而是转到香港工作。表面看来，似乎可以说，虽然甘阳认为自己始终关注着中国，但在改革开放狂飙突进的1990年代，甘阳对中国学术思想界的影响并不如1980年代那样大。 1997年，启蒙知识分子的内部分歧终于公开化，分裂成了自由主义者与新左派。双方从学术观点争论一直发展到意识形态辩论，从观点讨论发展到对对方的动机和立场的赤裸裸的怀疑。作为曾经的启蒙运动领袖，甘阳丝毫没有顾及到自由主义者阵营的知识分子绝大多数都是他在“文化：中国与世界”时期的老友，而新左派旗帜性人物却基本都未参与“文化：中国与世界”的工作。但甘阳选择了直接站在新左派一边。他不仅在道义上支持新左派，同意新左派对市场化、资本主义和全球化的批判，而且对自由主义采取了严厉的批判立场。他将1990年代以来中国思想界日益趋于保守的自由主义走向直接斥之为中国知识分子的“集体道德败坏症”和“集体知性低能症”。他的语言甚至都与新左派如出一辙，激烈的质问自由主义知识分子，面对大规模的工人下岗、日益严重的贫富差距、东南沿海的迅速资本主义化，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仍然极力的为这种改革取向辩护，难道不是资本的马弁吗？他还质问中国以经济学为基本背景敷衍出来的自由主义理论：中国的自由主义到底是平民的还是贵族的，是民主的还是反民主的？他提醒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们说，即使是伯林，也并没有对所有的积极自由采取一棍子打死的态度，而是说“我站在法国大革命这边”。 不过，至少从姿态上说，可以认为甘阳当时并没有对自由主义采取完全否定的态度，只是着力批判了当时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中间广泛存在着的日益保守化的趋向。虽然如此，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们也并没有念丝毫旧情，果断地将新左派的帽子送给了甘阳。甘阳并没有象其他新左派那样，不予置评，而是完全地剖白称，将批判资本主义现代性与中国的市场化改革中出现的问题的知识分子称为新左派是不正确的，更应该将他们视为“自由左派”。在《中国自由左派的由来》中，甘阳列出了被公认为新左派的代表性人物的四个人，其中除了受到强烈批判与抨击的汪晖、崔之元、王绍光外，也包括了他自己。换言之，在甘阳看来，这场争论更应该被当成一场针对内部意见分歧的讨论，即“做人民内部矛盾处理”；而不应该相互将对方当成敌手，上纲上线为“阶级敌人”。 2000年，《读书》奖事件再次引发中国知识分子大讨论，对汪晖的个人攻击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从此前的理论上的相互批评直接上升到了对个人品质的质疑。面对滔滔洪水般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讨伐，甘阳再次选择了支持汪晖，为之辩解。他甚至在一篇反击自由主义阵营的文章中劝沈昌文“不要越老越不要脸”。而沈昌文本人与甘阳并非毫无渊源。按照甘阳后来的回忆，即使沈昌文在当时因为稿费等问题与甘阳发生过一些纠纷，沈昌文在1980年代对“文化：中国与世界”群体的支持无疑也是非常重要的。正是在沈昌文的支持下，“文化：中国与世界”才得以大量出版，甘阳为核心的这个群体的学术影响力才奠定下来。 经过这两次争论，甘阳与他曾经的朋友们彻底分道扬镳了，成了一个板上钉钉的新左派，而且经常被视为新左派代表人物之一。 一直以来，甘阳都是一个敢开风气之先的人，似乎每一次他都能敏锐地把握到中国思想界的基本趋势并做出相应的批判。他当年对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那些批判在今天看来，应该更多的被当作是善意的提醒与批评，而不是完全的否定。但在当时派性攻伐流行的语境中，自由主义几乎享有一种天然正确的霸权地位，所有批判自由主义的人都被认为是大逆不道的，是背叛知识分子理想的。甘阳的那些批判没有为中国自由主义所及时接受，所造成的后果之一是，当经济学支撑下的整个理论体系逐渐失去其魅力时，中国的自由主义思想显得极其软弱和敏感，面对其他思想的挑战，除了神经质般的过敏和人身攻击之外，几乎无法做出更好的分析与回应。 如果说启蒙首先是启蒙知识分子自己的话，那么中国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似乎大多都没有经历过这个自我批判与反省的过程，从而长期陷于另一种蒙昧状态之中不能自拔，即对自己所信奉的东西笃信不疑，容不得丝毫的怀疑与批评，常常将自己关于历史与现实的种种个人感受放大为真实的“事实与常识”。近年来日渐高涨的爱国情绪的表达被自由主义知识分子斥为义和团与文革的事实再次说明，中国的自由主义已经成为一种近乎神经质的意识形态，不仅缺乏自我更新能力，缺乏吸纳其他思想潮流的能力，更不具备为历史与现实提供完整的解释的能力，正在变得越来越僵化，而失去了时代感与现实感。 站在今天的角度看，甘阳在一开始对新左派的支持更多地不应该被当成意识形态攻击，而是另一种方式的调停。也就是说，他希望自由主义一方能对自己有所反思，而不要过分敏感地将批评都一律当成攻击。但自由主义者们却几乎是情绪反应似的对甘阳的批评当成意识形态攻击，对甘阳的反击也像对汪晖一样，马上就上升到了人身攻击，甘阳在芝加哥大学读书却并未拿到博士学位成了主要的突破口。 甘阳与新左派被开除出自由主义阵营，对中国自由主义来说，是一个重大损失。虽然在那之后涌现出了众多的以自由主义思想家面目出现的知识分子，但他们毕竟只是知识分子，除了会重复早已由别人编制好的顺口溜之外，几乎没有丝毫的创新能力。关于历史、关于现实、关于文化……在众多重大问题上，自由主义都缺乏积极的回应与建设能力。在1990年代中后期，甚至有些自由主义者敢于宣称自由主义是不讲道德的，是无所谓文化的，资本主义现代性是普遍适用而无须任何论证的。一种无知而无谓的乐观与自信弥漫在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中间，甚至连将他们称为“形而上学骑士”都是一种名不副实的过奖。 在那之后，中国自由主义似乎再也没有能够在内部调整自己的姿态与思想结构。在2004年关于文化保守主义的争论与由郎咸平引起的关于国有企业改制的问题的讨论中，自由主义阵营内部的混乱正是这种后果的初步显露。 保守主义归来 1990年代后期，刘小枫就开始讲施特劳斯与施密特引介到中国，政治哲学一时之间成为国内最时髦的学术，对苏格拉底、柏拉图的重新阅读和理解也随之展开。但2002年甘阳为《自然权利与历史》一书所作的长篇序言仍然引起了轰动，说是甘阳“归来”的号角也未尝不可。 与刘小枫介绍的施特劳斯学派完全不同，甘阳的长序《政治哲人施特劳斯：古典保守主义政治哲学的复兴》给人一个很不同的施特劳斯。刘小枫的介绍虽然看起来为全面，但主要的还是在哲学层面，尤其强调的是施特劳斯学派对柏拉图、尼采等哲学家的重新阅读和理解，国内学术思想界对施特劳斯的理解也更多地是在其对古典哲学的阅读和理解的与众不同的方式上，甚至也没有与新保守主义在美国的兴起太多地联系起来。而甘阳介绍的施特劳斯虽然仍然是作为哲学家的施特劳斯，与政治之间并无太多关联，但以他为核心的新保守主义与美国的国内外政策之间的联系却被国人广泛了解，施特劳斯隐隐然成了美国的文中子，生前寂寞无名，身后却荣耀备至。可以说，刘小枫让中国人知道的施特劳斯还只是施特劳斯学派，而甘阳却让中国人知道了 “施特劳斯主义”。 随后，甘阳在国内发表了诸多言论，但主要的还是集中在积极推广“通识教育”层面上。包括他在北大改革讨论中的发言，也是如此。所谓通识教育，在甘阳的语言里，更多的实际上是指经典阅读和经典教育。尤其是在中国的文科分科体制之下，古典的经史教育传统被分解成了历史、文学、哲学等不同的学科，而且都还不是一级学科，各个学科之间门禁森严，隔行如隔山，老死不相往来。即使是在各个学科内部，大多也是在各自的专业方向之下继续细分，比如中文系以现当代文学为主，而对传统的经典如四书五经等基本着作缺乏了解，有些人甚至没有通读过。所以，甘阳认为，必须要改变这种状况，要打破专业局限，加强大学文科教育中的经典阅读，让学生对古典传统有起码的认识和了解。 不过，应该特别说明的是，甘阳所谓的经典阅读并不只是1990年代一直存在的“国学复兴”的重复，而是泛指古今中外的各种经典，既包括四书五经、《庄子》和李白杜甫，也应该包括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康德、黑格尔和尼采等。而且，这种对经典的阅读与理解还不能仅限于对文本的理解，而是必须结合文本产生时所面对的具体的政治、经济、文化环境，理解作者的意图。比如他2006年在上海做关于文化研究的演讲中提到，中国的文化研究不能仅仅教学生读文化研究第三四代学者的着作，而是应该强调对最早的文化研究着作的阅读和理解。文化研究不等于对所有精英主义的东西都去做解构和批判，而是应该认识到，文化研究最早的研究恰恰表明，即使是无产阶级劳动群众，也并不只是喜欢“下里巴人”的文化艺术，也同样渴望理解和接受“阳春白雪”的经典。 按照施特劳斯学派的“显白教导”与“隐晦教导”的说法，真正的古典哲人都必须注意修辞，将自己的真实意图隐藏在语言的背后。而施特劳斯学派所作的“注疏经典”的工作实际上就是想努力解读出哲人隐藏在言辞背后的真实意图。甘阳在美国读书期间正是在施特劳斯学派门下，当然也学会了这一套。所以，这几年来一直有人试图解读《政治哲人施特劳斯》，甚至说，正如对《自然权利与历史》理解可因从不同的章节阅读而不同，对甘阳的文章也不应仅仅只看表面，而应该作如是观。甘阳的原文共六节，应该从第三节开始阅读，才能更完整地把握甘阳的意图。 如此说来，甘阳这几年来大力推广通识教育当然也有深意在焉。那么甘阳的意图是什么？ 甘阳在上文中提到的在上海的演讲中提到，同性恋权利在西方也还存在很大争论，而在中国，绝大多数人却都抱着很宽容的心态对待，并不觉得奇怪，也没有人旗帜鲜明地反对。他说，这不是一个正常的社会应该有的现象。他的意思当然是说，中国居然没有坚持传统的道德观念的保守主义，这是不应该的。 众所周知，保守主义对道德观念的强调是其与自由主义最基本的区别之一。现代资产阶级自由主义模糊甚至取消了好坏、善恶、美丑这些基本的道德判断。按照施特劳斯派的研究，启蒙运动的基本斗争方式不是理论辩论，而是血泪控诉——正如中国革命过程中的诉苦三查对解放战士的作用。比如在中国，旧道德究竟为何必然是吃人的又如何导致了中国在近代的落后，这些问题并没有多少人愿意讨论和回答，启蒙知识分子们的办法是偷换概念，将旧道德旧传统与小脚、辫子、妓女、小老婆、包办婚姻、人力车夫这些等同起来，却故意不提这些现象即使在旧传统中也是有争议的。也就是说，不讲道德的启蒙运动不是从逻辑上驳倒了讲道德的中世纪，而是靠着声音大骂倒了中世纪。启蒙运动成功地将道德与人性对立了起来，只要是讲道德，就一定是违背或压抑人性的，也就是封建的、虚伪的。从一定程度上说，道德相对主义的确立为资本主义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但道德相对主义的极端化发展到1960年代遍及全球的“文化革命”对资本主义形成了巨大冲击，保守主义死灰复燃了。 保守主义强调文化、道德、传统和秩序，与自由主义完全对立。所以，在保守主义者看来，晚近以来的所谓左派与右派之争、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之争根本就不重要，不过是五十步与一百步的分别，是自由主义左派与自由主义右派之间的分歧，根本上还都是站在启蒙运动的成果的基础上。重要的是古今之争，也就是古代与现代之争，是启蒙与反启蒙之争，是讲道德与不讲道德之争，也就是道德相对主义与道德绝对注意之争。按照自由主义的道德相对主义逻辑，道德是有时代局限性的，古代的道德不一定适用于现在，而按照保守主义的道德绝对主义逻辑，道德本身并没有什么时代性，而是超历史的。 要复活古典主义的文化传统与道德观念，最重要的当然就是阅读古代经典。施特劳斯指责现代社会科学“毫无心肝”，现代社会科学确实是鼓吹价值中立的，正是通过这种价值中立，才让社会科学取得了几乎与自然科学相同的位置。按照现代的观念，自然科学才是真正超越历史的，是没有局限性的永恒真理。而自然科学是价值中立的，因此，社会科学只有以自己的价值中立来表明自身的科学性。而古代经典恰恰与此不同，任何阅读古代经典的人都会感受到，这些着作中蕴含着强烈的价值判断，好坏、善恶、美丑、忠奸都是完全对立的，几乎没有什么相互转化的可能。坏人几乎从一生下来就是坏人，什么时候都是坏人，从来不做好事，即使偶尔会有些好的表现，也是为了做更大的坏事，而好人则从一开始就是好人，任何时候都是好人，即使做了坏事，也是好心办坏事。坏人做好事不值得称道，而好人做坏事则是可以原谅的。 甘阳鼓吹的古典阅读，也就是希望人们能够通过阅读这些古代着作，获得这种基本的价值判断观念，对好坏、美丑、善恶、忠奸的基本价值判断不再模糊。在保守主义的词汇里，这种意识就被称为德性。而这种打通文史哲的学科界限，放弃价值中立，而有意识地为学生培养这种观念的教育过程则被甘阳称为通识教育。 这与价值中立的现代教育当然是完全对立的。 按照现代资产阶级自由主义的观念，现代教育教给学生的不应该是价值判断，而是知识，至于对知识做出怎样的判断，这纯粹是个人的事情，不应该由教育负责。因为每个人的社会地位、文化背景、社会阅历不同，即使基于同样的知识，也会产生出不同的价值判断，这种判断没有正确与错误之分，都是合理的，价值上是平等的，用一种价值判断压倒另一种，才是错误的。 而古典教育则完全没有这种平等意识。且不说别的，仅仅语言文字一项，便将绝大多数人挡在了门外。表面上看，古典着作并不保密，而且自印刷术发明以来，已经日益普及，需要的人都可以获得。所以，保守主义者完全可以说，经典对每个人都是平等的，只要有个人意愿，就可以进入。但保守主义者们却有意无意地忽略了一点，繁体字虽然写起来显得古雅，写起来却很麻烦，文言文读起来当然铿锵有力，言简意赅，但即使是在相对而言与古代经典接触较多的中文系、历史系和哲学系的研究生，能看懂竖排繁体字文言文的人恐怕也不会超过一半。照这样，如果全部恢复古典教育，大学里不再进行分科，而是按照通识教育的做法，让学生都读竖排繁体的文言文书，结果自然是只有少数人能掌握，而大多数人只能望而却步了，最后当然是形成有文化的精英阶层与没文化的平民阶层重新区隔开来。 当然，对保守主义者来说，这一点不成其为问题，他们要的就是这个结果。按照保守主义者的看法，今天中国存在的诸多问题不在于精英太多，而恰恰是精英太少，没有真正的精英，以至于让许多本来根本就算不上精英的人在冒充精英，正是这些冒充的精英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统治才造成了社会风气世风日下、经济上贫富分化、政治上摇摆不定进一步退两步的现状。保守主义者所谓的精英，不仅要有文化，最重要的是有信念和对信念的坚定毅力，还要有责任感，而且这责任感还不仅仅包括现实的责任感，也包括对历史、对文化和对国家的责任感。用柏拉图在《理想国》里的比喻的话说，就是让金银阶层来统治国家，而不要让废铜烂铁们掌握国家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命脉。 但是，成问题的是，一个人究竟属于金银阶层还是废铜烂铁阶层，该如何鉴定？正如施密特所说，最关键的问题在于谁在决断。历史常常让人觉得悲哀的就是“金钟毁弃，瓦缶雷鸣”，有能力者不能得其位，在位置上的人常常又不具备相应的能力，大成至圣如孔子，一生奔忙，四处寻找机会，最终也还是郁郁而终，虽然也是王，但毕竟只是素王。如果真有孔子再生，如何让孔子不再仅仅是素王，而成为真王，这是需要保守主义者考虑的。 另一个需要考虑的问题是，金银阶层未必知道自己是金银阶层，废铜烂铁也未必知道自己就是废铜烂铁，金银阶层自甘与废铜烂铁为伍自然不是坏事，但如果废铜烂铁心有不甘也自以为是金银阶层，要做精英状，那又当如何？毕竟，2000多年前就有中国人说过，“帝王将相，宁有种乎？”从眼下的情况看，似乎金银阶层还是没出来，多的倒是稍微读了些古籍的年轻人越来越不谦虚了，一开口就是一副老子天下第一、舍我其谁的口气，对应该尊重的人缺乏起码的尊重。比如对五四运动的重新评价，就有许多自称保守主义的年轻人很不以为然，还自以为特别有历史感，但他们恰恰忘了的是他们很重视的历史感。即使存在再多缺陷，哪怕是真有什么“病灶”，五四运动对现代中国的形成所作的贡献是无论如何评价也不为过的。五四运动那代人骂倒了传统，但传统却未必能以同样的方式复活。 从时间上说，甘阳鼓吹的重读经典、通识教育刚好与文化保守主义兴起吻合。2000年以后，通过大众媒体的关注和传播，“新儒家”所倡导的读经就已经受到越来越多的人关注。到2004年，经过一场大众媒体广泛参与、诸多学术思想界名人参与的讨论，主张读经的“新儒家”虽然没有在辩论中取胜，但在社会上还是多少引起了一些反映，个别地方甚至开办了少儿读经班。多数读经班不久就被取缔，但作为在新左派与自由主义两个阵营对立的中国思想界，文化保守主义也另立了一个山头。相对而言，文化保守主义对现实的政治、经济问题介入较少，因此与左右两方面都能找到部分共同点，同时在左右两边也都存在一些严厉的批评者。但无论如何，文化保守主义还是争得了一席之地，左右两边都有人逐步分化出来，站到文化保守主义的立场上来，成了当代中国思想界的“第三党”。， 正因为时间吻合，所以在有些人眼里，甘阳也可以被算作文化保守主义者。但从甘阳的讲演和文章中看，这种看法准确，也不准确。之所以准确，是因为甘阳2004年多次在讲演和文章中都提到了中国人的文化自信，也就是强调中国应以自身的文化为主体去重新阅读和阐释世界上的各种文化和经典，不应该还是像过去那样只是一味地学习西方，而对自身的传统知识简单地批判和拒斥，这与文化保守主义的立场基本吻合。不准确的地方在于，甘阳倡导重读的经典并不只是中国自身的经典，也包括各种各样形形色色的经典，而文化保守主义则强调的多是中国自身的传统，强调中国文化传统的优越性。更重要的分别是，甘阳所说的文化自信、重读经典、通识教育实际上都是同样的功能，也就是为作为政治哲学的保守主义在中国的复兴做理论准备，而文化保守主义的政治经济方案至今仍然辅助阙如。 新时期的通三统 不过，甘阳最让人感兴趣的还是他的“通三统”说。 2005年5月12日晚上7：30，甘阳在清华大学演讲，题目是“三种传统的融汇与中华文明的复兴”。主持人是崔之元，评论人是朱苏力与汪晖。由于甘阳、崔之元与汪晖都是1997年那场争论中被命名“新左派”的人，朱苏力也因为鼓吹“法治的本土资源”而被视为“新左派”的同情者，这场演讲因此被有些人称为“新左派峰会”。虽然同题的访谈早在2004年年底就已在有名的《21世纪经济报道》上发表过，许多人也估计到了演讲不过是重讲一遍这篇文章，但这场演讲还是吸引了众多的人去听。 演讲后的第二天，一位听众写的一篇题为“甘阳演讲印象记”迅速在网上流传了开来。这位听众写道：“甘阳真乃人中之龙，谈话东拉西扯的蜻蜓点水，似乎很散，平淡无奇，但直抵根本的意识非常之强；指东打西，若无其事，背后却有极深厚的内劲。其人气息澄敛而有弹性，收放自如、动静皆宜；特别令人惊异的是，五十几岁的人，却是三十七八岁的相貌，二十来岁的举止与活力，七八十岁的秋肃之气”，“甘阳有没有说出什么高深的道理不重要，重要的是他所涵的思力与气象。人中之龙，这是确定无疑的”。并且，这位作者在文中将甘阳称为“甘子”、“大师”等等，言语之间充满了崇拜。 甘阳在这次演讲中提出，当代中国本身存在着三种传统，即中国古代以儒家为核心的文化传统、毛泽东时代的平等主义传统和1978年以来所形成的市场自由传统。当代中国应该融合这三种传统，形成一种既有内部张力又能共存共荣的新的文化。这一说法并不是在这次演讲中首次提出，早在2004年甘阳就在上文提到的《21世纪经济报道》访谈中，甘阳就已经这样讲过。但令人瞩目的是，这一次，甘阳将三种传统的融合称为新时期的“通三统”而“通三统”这个说法本身就是来自古代公羊学。 在文化保守主义如日中天的时候，采用这样的说法，无法不让人想到，虽然甘阳讲了中国的三个传统，而且说三个传统哪个都不能缺席，要相互融合，但作为主体的仍然是儒家。也就是说，在这三种传统的融合过程中，儒家仍然是核心主体，毛泽东时代的平等主义和1978年以来的市场自由传统应该被吸收进去。 但是，熟悉中国近代以来历史的人应该都很清楚，甘阳提到的这三个时期，虽然相互之间存在着复杂的继承关系，但大体上说，仍是每一个新时期的兴起都是以否定前一个时期为前提。毛泽东时代有激进反传统的倾向，1978年以来对毛泽东时代的物质和精神遗产进行了激烈的改造，而这一过程就是今天我们所说的改革开放。这三者之间又如何调和以至于最后融合成为一体，能够支撑起中华文明复兴的大厦？ 即使是传统，甘阳对这三个传统的概括，也未见得能够得到多少人的赞同。 先来说“老祖宗的传统”。甘阳在演讲中并没有明确地说他所谓的“老祖宗的传统”是什么。自从晚清以来，儒学逐步退出意识形态神坛，下降为诸多现代大学学科中的一个科目，曾经的经世济民的宏大抱负也变成了皓首穷经的学院八股，而且很多人还不以为耻反以为荣。诸子百家、老庄申韩、诗词曲赋、训诂考据就被统称为所谓的传统文化。总之，传统成了一个筐，什么都能往里装，几乎只要是中国历史上曾经存在过的一切都可以堂皇的成为传统的一分子。甚至连“中国历史的后门”、“流民文化”、“潜规则”也往往以“真正的传统”自居，以何为主以何为客、以何为体以何为用的问题也变得越来越没有意义。而对任何一个有社会、文化、历史责任感的儒者来说，儒学都如陈明所说，“不主流，毋宁死”。因此，不明言传统的具体内涵，而“若存若亡”的说“老祖宗的传统”就是最笼统的。 虽然甘阳在那场演讲中没有明确提出来，但从之后的言论中看，大体上说，他是同意文化保守主义的观点的，也就是中国传统应以儒家为核心主体。 对毛泽东时代的传统的概括最让人不能满意。毛泽东时代的传统中当然包括人人平等这一启蒙运动以来形成的基本观念，但毛泽东时代的传统却不能简单地被概括为平等主义。虽然如果从1949年算起，毛泽东时代才只有27年，加上1976年之后的凡是派的两年，也不到30年，但毛泽东时代仍然是复杂的、丰富的。对这个时期的传统的最简要的概括，汪晖应该是最简要也最准确的，也就是反现代性的现代性，或者换一个说法，就是反资本主义的现代性。毛泽东时代的政治经济文化方针几乎与现代资本主义完全对立：在政治制度上不采取代议制而建立了一套复杂的“党—国体制”，在经济制度上反对自由资本主义主张国家资本主义，在文化政策方针上反对市场主导坚持人民主体。而且，毛泽东本人贯穿其一生的基本原则是坚持走群众路线，发挥群众、各级党政组织、社会团体的能动性，强调党的领导不等于由党包办一切。即使是甘阳曾经在演讲和文章中提到的毛泽东多次破坏一个由中央领导一切的全国性计划经济体制的形成过程，毛泽东也并非仅仅出于对中央集权与地方分权的考虑，更多的仍然是考虑到要发挥地方的主体性、能动性和创造性，根据当地的具体情况制定具体的政策，而不应该由中央来统管一切。也正是在这些基础上，中国才成功地研制出了核武器，并在1970年代重返联合国改变世界格局划分，为1978年以后的改革开放奠定了多方面的基础。因此，把毛泽东时代的传统概括为平等主义是对毛泽东时代的简化处理，它实际上更应该被称为人民主权。 毛泽东时代的平等也是在当时的具体历史情境下通过一系列的制度来保障的，而不是抽象的平等主义。在政治上强调群众路线，强调人民群众参与决策与执行，在经济上则更为明显，尤其是在企业里强调工人参与领导，在对外经济交往上强调自力更生。而1978年以来的改革开放在这些方面却恰恰是与此相反的。正如一本关于改革开放的回忆录中所说，如果都是国有企业，就没有什么市场自由，所谓市场，是从国有企业手中争夺过来的，市场自由的每一步前进都是以国有企业的倒退为代价的。而国有企业的每一次后退，代价都有普通工人承担。尤其是在市场经济突飞猛进的1992年之后的10年里，大面积的国有企业破产改制和资产重组，造成了数以亿计的工人失业。作为最受欢迎的自由市场的主体的民营企业则带来了几亿农民工，造成了严重的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问题，农民工从事工人的工作，却无法得到工人应该享有的基本权利，既无相应的劳动保障，就业机会也不稳定，离开了农村，又无法顺利进入城市，成了夹在城市与农村之间的边缘人，这还不算民营企业同时带来的资源浪费、环境污染将会带来的严重后果。即使是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角度说，中国经济总量的增加虽然带来了综合国力的提高，各方面都有所发展，但是因为对毛泽东时代的自力更生原则的抛弃，使中国在诸多工业技术领域长期落后，在国际经济体系中的地位长期无法提升。毛泽东时代对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固然出于各种原因态度较为强硬，但与广大第三世界国家却建立并保持着良好的外交关系，政治、经济和文化往来较多。而1978年以来的开放虽然对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打开了国门，而与第三世界国家的交往却更多的只是资源开发，以致于在非洲流传着中国取代了原来的西方国家的殖民地为的看法。如果说1978年以来的传统就是市场自由，那么下岗工人、农民工、资源浪费、环境污染、能源危机、“小姐”、“垮掉的90后”是不是也应该同样的算进到这种传统之下去？ 因此，甘阳说要融合这三种传统，说起来容易，做起来却没那么容易。 先说毛泽东时代与中国传统的关系。首先应该说明的是，长期以来，无论是在毛泽东的反对和批评者中间还是在毛泽东的同情与支持者中间，都存在着一种概念上的错置，即把毛泽东与传统的关系当成毛泽东时代与传统的关系，即使题目是毛泽东时代与传统的关系，内容也往往是毛泽东与传统的关系。但是，即使是毛泽东与传统的关系，也存在两种截然相反的观点，一种是毛泽东虽然号称马克思主义，实质上仍然是中国传统的现代变种，1980年代对封建主义的批判实际上就是指向这一点的；另一种是毛泽东是激烈的反传统主义者，无论是从他与五四新文化运动的角度，还是从他在现实政治经济中的观点，都是完全违背传统的。对于毛泽东时代与传统的关系则比较简单，主流的观点仍然是毛泽东时代是对传统的巨大破坏，不仅是对作为传统的人身化的“新儒家”诸大师的“迫害”和对作为无产遗产的文化古迹的破坏，即使是在具体的社会习俗也未能幸免。比如所有对文革的控诉中都提到，文革破坏了传统的伦理道德，夫妻、夫子关系都在划清阶级界限的名义下被破坏了。 包括魏斐德、史华慈等美国中国研究的专家在内的毛泽东研究专家都一致认定，中国传统文化尤其是儒家传统的影响是巨大的，魏斐德甚至认为，因为毛泽东青年时期的老师杨昌济是王阳明心学的崇拜者，所以认定心学传统对毛泽东思想的形成起了重大作用。托派作者王凡西在其《毛泽东思想论稿》中也认定，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的了解仅仅只是皮毛，对其思想的影响并不大，最主要的仍然是中国传统。王凡西甚至认为，即使是反对毛泽东的人也不得不承认的毛泽东的军事思想也不过只是对古老的《孙子兵法》的现代运用。但是，他们却没有解释，如果说毛泽东思想仅仅是心学或者古代传统，何以同样对心学非常崇拜的蒋介石却与毛泽东有着巨大差异？如果说毛泽东的军事思想也只是《孙子兵法》的现代盗版，何以以《孙子兵法》为基本教材的黄埔军校学生主导的国民党军却在与毛泽东指挥下的共产党军队的战争中一败再败？ 毛泽东的旧学修养极其深厚，这当然毋庸置疑，无论是其诗词还是古文或者对中国古代典籍的熟悉，都能看出这一点。但这并不意味着毛泽东思想就等于中国古代传统，更不等于马克思主义对毛泽东思想毫无影响。实际上，无论是用毛泽东思想中的中国传统掩盖马克思主义的影响，还是用马克思主义的影响掩盖中国传统的影响，都失之于片面。毛泽东思想当然同时包含着中国传统的影响、新文化运动的影响和马克思主义的影响，甚至还有现代资产阶级自由主义思想的影响。中国古代传统文化对毛泽东思想的影响当然是巨大的，但是正如毛泽东在对斯诺的自述中所说，他终究还是认识到，中国传统文化与他的理想抱负并不相符。这实际上意味着，他已经认识到，中国传统文化经过1840年以来的欧风美雨的冲击，已经不可能继续抱残守缺了，必须要吸收新的元素，加以调整，形成新的中国文化。而这新的元素，当然来自于他在具体的社会阅历和阅读经历中所能接触到的各种各样的思想文化，既包括五四新文化运动，也包括马克思主义和资产阶级自由主义思想。虽然他在自述中说，他接触过资产阶级自由主义思想、无政府主义等等当时流行的思潮，但最终他还是认为只有马克思主义才是中国和中国人民所需要的，也就是他所需要的。因此，他本人在接受马克思主义之后，虽然仍在许多方面可以看出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的痕迹，但其原则却是马克思主义的。不妨说，毛泽东思想的基础包括了中国传统文化、自由主义等多种成分，但在接受马克思主义之后，却仍然应算作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当然，他根据中国革命在不同阶段的现实需要，对马克思主义做了部分调整，这也毋庸讳言。 毛泽东时代与中国传统的关系也应当作如是观。正是因为认识到了中国传统文化已经无法适应中国的现代性转化的需要，他才竭尽全力通过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各方面的改革对中国进行改造，这其中当然也包括中国传统文化。即使是从对中国传统经典的整理看，从事这方面的工作的专家学者也都承认，毛泽东时代通过国家计划对中国古代传统典籍进行了系统的整理出版，并逐步将之普及。换句话说，毛泽东时代并不是在颠覆中国古代传统，而是在进行“创造性转化”，使之能够适应中国现代化的需要，也就是为中国古代传统文化“开新命”。如果说中国古代传统文化是在漫长的古代中国历史的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生活中积累而来的精华，那么毛泽东时代对中国的整体性改造也同样会在历史进程中完成这一任务。但与中国古代的多次传统转化不同，毛泽东时代为中国古代传统“开新命”的时间太短，尚未来得及完成基本任务，这个时代就已经结束了。正如有人在评论工农兵大学生制度时所说的，现代教育制度是在资本主义革命几百年的历史中不断改革而来的，而工农兵大学生作为一种制度创新不过才试行了几年，以此就断定工农兵大学生制度不好，未免太不公平。同样的，儒家传统在受到佛教传入的冲击后，经历了从西晋到北宋的调整，才最终形成了以程朱理学为主体的新儒学，这其间经过了800左右时间，而毛泽东时代对中国古代传统的改造即使从1949年算到1978年，也才不到30年，就要求见到多么明显的成绩，作为一种文化的形成，这个时间要求未免太过仓促了些。 因此，与流行的看法恰恰相反，毛泽东与传统的关系其实未必有外间流传的那样密切，而毛泽东时代与中国古代传统的关系也未必就是那样截然相对。毛泽东本人未必有为中国古代传统文化“开新命”的自觉，但毛泽东时代在客观上却恰恰在孕育着一种新的中国文化。反倒是一般被认为新儒家在复活的1978年以来的30年与中国古代传统的关系未必那样密切。 前有儒家资本主义的模范，后有新儒家浮出水面，表面看来，1978年以来的改革开放确实似乎与中国传统的关系更密切些，融合起来也更容易。但是，人们常常忽略的却是，1978年以来以市场化为导向的改革开放对中国社会进行的急速改造，让中国古代传统所赖以生存的土壤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一种文化之形成，端赖乎其政治、经济、社会的基本结构与运转规律。1978年以来的改革开放的一个逻辑用施密特的话说，就是“资产阶级的阴谋”，即将国家与社会对立起来，逼迫国家从各个社会领域逐步退出。但是国家在多个领域的退出过快，也带来了许多空白地带。填补这些空白的并非文化保守主义者念兹在兹的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优秀遗产，而恰恰是那些中国历史上曾经存在过的非主流传统。国家在意识形态方面的管制逐步放松，封建迷信复活；国家对社会基层的管制放松，黑社会复兴；国家对社会风气的管制放松，妓女重现。而中国传统中士大夫的历史、文化和政治担当却并没有与这些一起苏醒。尤其重要的是，以资本为主导力量对中国进行的改造过程，让中国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结构都发生了革命性的变化，高速推进的工业化、城市化过程已经基本摧毁了儒家所可能赖以生存的空间。虽然文化保守主义近年来大有复兴之势，但实际上仍然是看热闹的人多，愿意身体力行的人少，即使是看起来热闹的儒学，也已经越来越多地只是书斋里的玩物。至于如于丹般将《论语》改造成心灵鸡汤，离儒学本身的传统就更远了。司马光说过，“臣学先王之道，所以求有益于当世。”儒学本身关注的核心问题乃是政治，而非文化，更不是当代“新儒家”所说的社会自治领域。当儒学离开政治，当儒者也以“毫无心肝”的现代社会科学的标准要求儒者与政治保持距离，对国家保持批判的时候，儒学就已经不是儒学了，而不过是现代社会科学之一种。 可以说，沟通、融合儒家、毛泽东时代的传统与市场自由三者之难，难于上青天。当然，这并不等于这个方向本身就是错误的，方向仍然是正确的。作为中国人，只要还没有自以为成了世界公民，当然都乐意看到中国的和平崛起，也乐意看到一种崭新的中华文明。只是这三者之间沟通、融合的困难实在太大，需要更切实的研究成果。 文化与政治 在观点之外，甘阳在2000年之后尤其是2003年之后的一个重大变化是他的姿态。甘阳对国家不像其他人那样持批判态度，而总是以建设性的姿态发言。无论他倡导的是阅读经典，还是呼吁中国从民族国家走向文明国家，都与官方宣传的和平崛起相呼应。而在1989年后的中国知识分子中间，对国家政策保持的批判姿态，与政治保持距离，几乎已经成了知识分子的政治正确。在这样的氛围中，甘阳为中国经济实力的增强欢呼，并呼吁知识分子要通过自身的努力来建设能够与中国的政治经济实力增长相匹配的文化，确实显得相当特立独行，当然也就招来了众多的批评。 在当代中国学术思想界，对国家的批判态度在左右两派中间都是一致的。即使对1978年以来的改革开放的态度，虽然双方的批判理由不同，但结论基本上一致，就是都很不满。自由主义一方认为，中国经济改革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这成就与国家政策无关，而是市场的功劳，国家退出的越多，市场自由的空间越大，中国能取得的成绩也就越大。也就是说，站在自由主义一方的立场上看，国家对经济增长起的是负作用，以此推论，如果中国经济要继续高速增长，就必须在政治方面进行相应的改革。而站在左翼的立场上看，改革开放所造成的问题远比所取得的成绩更大，而且，由于对毛泽东时代的遗产的破坏，中国经济增长的潜力也正在被消耗净尽。甘阳的做法恰恰相反，不仅没有批评，反而不断援引欧美最新出版的对中国的观察说，中国所取得的成绩已经非常巨大了，连欧美都已经感到震惊了，中国不是将要崛起，而是已经崛起了，而且正在改变世界格局。中国人没有认识到这一点，而欧美已经在考虑如何应对这种变化了。因此，按照甘阳的看法，中国的当务之急就是要有“文化自信”，意识到自己是个大国，并且承担起相应的责任来，不能再看欧美的眉高眼低，而是要有一套自己的对世界的解释和规划。 由此导致的一个后果是，1990年代形成的对政治保持中立的姿态逐渐瓦解了，受甘阳影响的年轻一代几乎完全放弃了这种中立，而是对政治表现出了前所未有的热情。人们不再以批评政府决策为理所当然，而是强调针对具体问题进行具体的分析，该批评的就批评，该赞扬的就赞扬。因为他们完全同意赞同甘阳的立场，中国有自身的历史和传统，经过毛泽东时代的革命和建设，也已经为现代化奠立了基础，而近三十年来的高速经济增长则增强了中国的经济实力，中国完全具备在欧美之外建设一种不同的文明的能力。因此，他们对中国崛起显得格外热情，格外兴奋。甚至可以说，除了中国的崛起，他们不关心任何意识形态问题。包括中国的军事、外交、内政、政治、经济、文化乃至民族政策，他们都非常关注。在他们眼里，中国从来就是大国，中国也不需要变成欧洲那样的民族国家，而应该作为一个“文明国家”，也就是“帝国”，中国不仅不能被别人左右，而且应该学着去影响别的国家。 对于自由主义一直强调的政治改革，甘阳没有正面谈过，但是甘阳显然认为，选举制、代议制的民主只是一种政治形式，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实现中国的崛起，只要有利于实现中国崛起，就应当支持。近年来，许多人比较中国与印度，认为与印度相比，中国虽然经济增长速度比印度快，工业化、城市化的成绩也比印度要大，但是因为中国没有实行政治民主，所以并不具备典范意义。甘阳则认为，恰恰是因为中国独特的政治体制，才排除了印度经济发展中所面临的问题，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绩。因此，他认为对中国的政治体制不应该盲目批判，不能因为美国经常指责中国的人权和民主、自由，中国人也跟着批评。与新左派的看法接近，他认为美式民主不一定适合中国，中国应该寻求新的方式来实现民主和自由。因为中国面临的问题与美国完全不同，在美国有效的政治、经济制度未必在中国也有效。中国是有历史文化积淀的大国，有自身的文明传统，当然也应该根据自己的情况选择适合自己的政治制度。也因此，甘阳被不少人视为文化民族主义者。 不过，甘阳的讲演与文章中谈的最多的仍然是文化问题，尤其是古典教育、重读经典和通识教育，题目也大多与文明有关。但在甘阳的影响下的多数人都变得政治敏感性异常强烈，非常乐于谈论政治问题，即使是谈论哲学、宗教问题，也常常会与政治挂钩。这一点与施特劳斯学派相似，施特劳斯生前丝毫没有涉足过现实的政治，但在他身后，他的徒子徒孙们也对共和党的政策发挥着重要作用。甘阳强调中国文明的特殊性，与西方不能相互嫁接，这一点也与美国着名的保守主义者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相符。尤其是，如果套用施特劳斯学派的一个说法，所谓的通识教育其实不仅仅是精英教育，而且应该是“驯服君主”，也就是做“帝王师”。当然，古典教育所要培养的是对自身的文明有充分的自信，有历史责任感和文化责任感，也就是具有优良德性的政治家。 所以，与其说甘阳是文化保守主义，不如说是政治保守主义。众所周知，保守主义在政治上的特征是反对毫无差别的平等、自由与民主，而是主张共和主义。而且，这种共和主义并不是人民共和，而是精英共和。具体到当代中国，甘阳归纳的三统其实也意味着三种不同的精英：中国古代文化传统可以视为文化精英，毛泽东时代的传统可以视为政治精英，而1978年以来的传统则可以等同于经济精英。通三统也就意味着政治、经济和文化精英的共和，也就是共同统治。这一点在受他影响的人中间来说，显然是不成其为问题的。但这在今天的中国也就恰恰是最需要注意和防范的。 （原文刊《天涯》杂志2010年第一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