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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4月28日晚上，接到剑鸣发来的电子信件，告知杨先生病情危急。耳朵里就如响起一声炸雷，不敢相信这一消息。立即打电话给令侠师妹询问详情，证实之后，心如刀绞，坐立不安，恨不能马上飞到天津。接着就是整整一个不眠的夜晚，辗转反侧，为先生祈祷，寄望上苍有情，助先生度过难关，恢复健康。第二天凌晨，我风风火火地赶到济南车站，因为时近“五一”，驶往天津的动车有座车票全部售罄，只好手持一张无座票，一路站立，急匆匆奔到天津总医院。在令侠的引领下，我终于来到了先生的身边。先生静静地躺在病床上，双目紧闭，呼吸机的胶管插进口中，上面的仪表不断地闪烁，记录着先生生命的脉息。我凑在先生的耳边，呼叫着：“先生，学生来看您了”，却早已泣不成声，热泪迸出，无法自已。少顷，我感觉到先生对我的呼声有了反应，一只脚在上下起伏，手指也微微颤动，血压也在攀升，我向令侠师妹急呼：“先生听见了！先生听见了！”就这样，我在先生身边同先生娓娓谈心。周围的一切仿佛都已不存在，天地间好像只有我和先生在一起。我和先生师生相处了32年，但是还是第一次同先生谈话贴得这样近。不久，王晓德也千里迢迢风尘仆仆地从福州飞来了，他站在先生的身旁，弯下腰来向先生问安。先生同样把脚动一动作答。为了使先生不过度激动，我们依依难舍地退出了病房。同令侠交谈中，得知剑鸣和立新此前已经由北京赶来看望先生，因为有课，前一天返回北大了。我想，先生一定会为他的学生们前来看望而感到慰藉，并从中汲取生命的动力，先生一定会好起来。我和晓德都坚信，先生那充满智慧的大脑不可能就此停止思考，先生那宽广博大的心胸不可能就此停止跳动。我们都充满了希望。 由于要赶回去上课，我第二天即回到济南，带着对先生病情的无比担忧和一丝希望，盼望先生能创造奇迹而康复起来。那些日子，我每天都同令侠保持电话联系，希望听到“先生好了”的话语。然而，话筒中仍然是沉重的声音：“没有好转”，心中不由生出丝丝不祥的预感。5月4日晚，为工作上的事情同剑鸣通了电话，顺便问问先生的状况，告知还在维持。刚刚挂机，电话又猛然震响。我拿起话筒，里面一阵噪杂，勉强分辨出晓德的声音：“先生走了”。我的心猛地沉了下来。马上，剑鸣打来了电话，重复了那个我极不愿听到的噩耗。我立即拨通了令侠，令侠哽咽着告诉我，先生于当晚7点20分病逝。我急急喊道：我明早去津，便陷入了无声的悲痛，漆黑的夜晚包围了我…… 那一夜，济南淅淅沥沥下起了雨，天在哀痛。第二天早晨天刚亮，我便飞驰到车站，那天的动车车票全部没有了，连站票也没有。我心急如火，连忙赶到长途汽车站，9点上车，到达天津已经是中午两点。急急赶到先生家中，看到肃穆的灵堂，我的脸上已经分不清哪是汗水哪是泪水了。令侠未等说话，抱着我，痛哭失声。我在先生的遗像前，叩首致哀，执弟子礼，无语，只有哽咽和热泪。先生的门外摆满了花圈花篮，亲朋同事还有学生络绎不绝，前来吊唁。先生的弟子——李剑鸣、王晓德、王立新、赵学功，加上我共五位，一直守候在先生家，直到深夜。回到下榻处，躺在床上，头脑中不断地响着同一句话：先生去了，先生去了……夜深人静，和先生相处的往事，一幕幕涌上心头。 时光倒流回1978年春，我怀揣着北京大学张芝联先生的推荐信，来到南开大学校园。在这之前，我报考了杨生茂先生的研究生。我对杨先生仰慕已久。早在1963年在北京大学历史学系就读世界史专业本科时，我们选用的教材是刚刚问世不久的、周一良和吴于廑先生主编的《世界通史》，其中的近代卷的主编就是杨生茂和张芝联两位先生。在我的印象中，杨先生一定是一位西装革履、仪态威严、表情凛然、不苟言笑、可望而不可即的教授。当我神情紧张地敲开先生家的大门时，出来开门的却是一位敦厚慈祥、和蔼可亲，身着中山装，满口河北口音的长者，如果是在熙熙攘攘的大街上，就是一个极为普通的老人，人们根本就想不到这竟是一位早年留过洋、才学卓著、在学术界享有崇高声誉的著名史学大家。 1978年是文革结束后我国恢复高校研究生招考的第一年。我有幸成为先生的首位硕士生、开山弟子，在先生门下专攻美国历史。刚入南开，懵懵懂懂，笨笨拙拙，极不适应研究生的学习模式，根本不知道如何学习。先生特地把我叫到家里，详细而耐心地向我介绍研究生的学习过程和方法。记得先生将他以前在美国斯坦福大学师从美国外交史学巨擘托马斯·贝利攻读硕士学位时的经历和体会讲给我听。我从中有两点重要的收获：第一，摸到了研究生学习的途径和方法；第二，先生在我心中的形象更加丰满，增进了我对先生的景仰之情，拉近了我同先生之间的距离。先生为我开出的第一门课程是美国史学史，从先生那里，我颇感新奇地接受了诸如“理想主义”、“宫廷史学”、“现实主义”、“修正派”等名词，接触到像比米斯、贝利、凯南、摩根索、特纳、比尔德、威廉斯等史学大师的名字，从此一头扎入到美国史学的无边无际的汪洋大海中，寻找到前进的方向和目标。后来我才知道，先生一直坚信，无论学习什么学科，必须要从学习这门学科本身的历史入手，进入美国历史的佳径，莫过于学习美国史学史。这是先生积数十年治学经验的切身体会，这一点深深影响了我，我后来从教数十年为我的学生主讲美国外交史时，也坚持向他们介绍美国外交史学史。 先生经常说起美国的研究生讨论班(Seminar)的教学模式。但苦于学生人数过少，只好退而求其次，要我每周到先生家里去，讨论就这样在师徒二人之间展开。先生平时话语不多，而这时却是侃侃而谈，话题飘忽不定，令我难以把握，然而内容异常丰富，每次交谈都足够我回味咀嚼四五天的时间才得以消化。一些重大课题，如特纳的“边疆”假说、威廉斯的“扩张”学说，先生在课堂上只是一点而过，其中的详细内容都是在先生家里灌输给我的。 先生的教学风格相当民主，不但允许我提出问题，而且鼓励我提出不同的意见。有一次我对先生在林肯评价问题“发表”了不同的看法，然后就等待着先生的猛批，但是先生什么都没说，反倒使我更加忐忑不安。不久，先生布置给我一个作业，让我给刘祚昌先生刚刚出版的《美国内战史》写一篇书评。我当即把这本书借来读了一遍，发现刘先生对林肯的评价和先生相似，我当时就觉得十分为难。没想到先生仿佛看出了我的心事，对我仅说了一句话：“用你的观点放开写，要相信自己”。我的书评《美国史研究中的可喜的新成果——评〈美国内战史〉》发表在《世界历史》1980年第1期，这是我在正式期刊上第一次发表自己的文字。其中谈到了我对林肯评价的不同意见。先生对我的习作比较满意，这显然是在鼓励我。这里还有一段小插曲。书评发表后不久，在苏州召开的中国美国史研究会第三届年会上，我有幸见到了刘祚昌先生。刘先生当时紧紧握住了我的双手，高兴地说：“你的书评写得很好，你的意见很有道理，说服了我。”刘先生后来发表的几篇有关林肯的文章吸收了我的意见，使我直接感受到老先生虚心治学的博大胸怀，以及鼓励后学的优秀品质。这是我同刘先生20多年交往的开始。虽然不是出于刘先生门下，但是我一直敬佩刘先生的学问和做人的品格，因此我始终视刘先生为自己的老师。刘先生也时常关心着我的成长，直到后来由于刘先生的大力引荐，我于1996年来到山东师范大学工作，加入了刘先生领导的团队，继承了刘先生的事业。此是后话。 专业英语由杨先生亲自操刀指导。先生以周基堃先生译校的《美利坚共和国的成长》为样本，教授我如何以“信达雅”为标准进行英文翻译，并且为我布置了作业：将特纳的四篇论文译成中文。这份作业无论是数量还是难度，对我来说都是难以胜任的。好歹如期完成了作业，惴惴不安地交给了先生，心想先生肯定没有时间和精力批阅，我可能会侥幸过关。谁知，过了几天，先生将作业发还给我，只见上面先生用铅笔密密麻麻地左批右改，连错别字、遗漏字、甚至标点符号都进行了校正。更多的是句子结构、语序、用词，先生认为不妥的，也都一一作出了修改或更换。那一字一句、一笔一划，无不渗透了先生的心血。先生那一丝不苟、认真严谨的治学态度，极大地震撼了我，并且影响着我的学术生涯。后来，我的作业被收入到先生主编的《美国史学家特纳及其学派》(商务印书馆1984年版)一书。 学业上先生对我的要求极为严格，比如，我的课程成绩，先生给我打的分数从来都是80分上下，做得再好也最高85分。这样可以迫使我在学业上努力再努力，永不满足，永不停止。但是，先生也有亲情的一面。记得1980年中国美国史研究会第二届年会在山东的烟台召开，我、王心扬和徐秋随先生参加了会议。在蓬莱阁下，先生请我们几个吃大虾，看着我们几个大快朵颐，狼吞虎咽，先生在一旁开心都笑着，神态简直就是一位慈祥的父亲。那年秋天，我去北京为学位论文的写作查阅资料，先生也在北京开会。会议结束时，先生兴致勃勃地邀我同游香山。那天，先生的游兴甚浓，走了一路说了一路，说到他早年的生活，以及在美国留学的情况。先生感叹道：“我上一次来香山还是我读高中的时候啊，时光如水，转眼之间我都进入老年了”。时值深秋，满山的红叶映红了整座山峰。先生让我采一些红叶，我欣然从命。低矮的树枝已被游人采光，我就爬到树梢摘下几片鲜红而整齐的叶子交给先生。先生小心翼翼地把它们夹在书本里，说要带回去送给爱女令侠。第二天，我们回到天津，我把先生送到家，已经是傍晚了，先生非要留我在家吃饭不可。师母为我端来一碗热汤面，里面还卧着两只鸡蛋。我感觉这是我一生中吃到的最为可口好吃的热汤面了，那种浓浓的亲情，至今难以忘怀。 先生知识渊博，听他讲课就如同面对面促膝交谈，像聊天，像闲谈，而不知不觉就会有所顿悟，有所启示。先生的论著内容极为丰富，远远不是预先设定的论题所能包容的，先生的思路就如瀑布从天而降，一泄如注；论证的结论切中肯綮，令人眼前一亮，如醍醐灌顶痛觉透彻。先生的文章富有文采，引经据典，随手拈来，读起来不枯燥，不古板，灵气飞动，有一气呵成之感。更为重要的是，先生的论著功力厚重，几乎每一句文字都有多个注释支撑，往往注释所占的篇幅远远超过了正文。这些都是我们这些弟子学习遵循的楷模。 先生不仅仅学识丰厚，而且以他那崇高的人格魅力感染着我们这些莘莘学子。首先是做事治学严谨认真，第二是待人宽厚；第三是淡泊名利，不计较个人名利得失，为了事业和工作殚精竭虑；第四是生活简朴，一无所求；第五是关心提掖后学，甘为人梯。第六是爱国情操始终如一。这些方面都是我们难以逾越的优秀品质。先生培养的学生大多都活跃在教学和科研战线，发挥着学术骨干的作用。并且，先生指导的弟子保持着团结一心的好传统，从不为争夺个人私利而勾心斗角。这是先生言传身教的结果，先生生前一直为之感到自豪和宽慰。 正是这种恢弘宽广的胸怀与平和稳重的心态造就了先生九十余年的高寿，当然，先生的长寿同令侠的精心照料是息息相关的。先生的晚年身体并不是很佳，长期受着各种病痛的折磨，尤其是师母故去后，先生身边失去了相知相伴的精神慰藉。多亏了令侠，还有她的女儿家寅，祖孙三代相依为伴。为了照顾先生，令侠付出了惊人的辛劳，作出了许多的牺牲。在此，也向她表示由衷的敬意。 先生如今离我们而去了，但是先生没有走远，先生仍旧在指引着我们，他的永不熄灭的光芒依然在照耀温暖着我们。 先生不朽，先生安息。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