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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聊城傅家 最近看到《北京青年报》上朱玲记者写的两篇通讯，一篇的是“百岁史学泰斗何兹全推新作”，一篇是“傅乐成著《中国通史》比肩钱穆《国史大纲》”。在追逐各路明星的时代，朱玲记者把眼光放在那些学问家身上，介绍他们的思想和著作，值得称道。文中引许倬云语：“聊城傅家，出过至少四位当代的中国史专家。傅孟真（傅斯年）先生领袖中国史学界数十年之久，自己的学术造诣，既有功夫，也有观点，确是一代人杰。” 傅斯年，山东聊城人，生于１８９６年。１９１９年北京大学毕业后，先后到英国伦敦大学、德国柏林大学学习心理学、物理学、化学、数学和比较语言学。１９２６年回国后，任中山大学文学院院长兼历史、国文两个系的主任，并创办了语言历史研究所。１９２８年，中央研究院成立，傅斯年应聘任历史语言研究所所长。 他以“史语所”为阵地，吸收和培养了一大批中国史学界的精英，据何兹全先生回忆，这中间有：陈寅恪、徐仲舒、赵元任、李济、董作宾、梁思永和陈槃、石璋汝、胡厚宣、夏鼐、周一良、邓广铭、张政烺、周法高等。 傅斯年先生在史语所还干了几件大事：一是抢救、整理明清档。清朝内阁大库的档案，宣统年间曾以大洋４０００元的价格，将8000麻袋计１５万斤卖给造纸厂。著名考古学家马衡大声疾呼，傅斯年出面呈请中央研究院院长蔡元培先生作主，出１、８万元将这批频临被销毁的档案买下。这批档案的史学价值不可估量，傅期年是有功之臣。二是抢救发掘殷墟甲骨。殷墟甲骨流传于世后，傅斯年呈请中央研究院，由史语所组织和主持小屯的殷墟发掘。小屯甲骨和殷墟文物的大量出土，使殷商历史变成了科学。何兹全先生说：“在中国近代科学考古史上，傅斯年是第一功臣。” 傅斯年先生学贯中西，横跨文理。在国外学的是理科，回国教的是文科。他天生聪明，后学用功，重要古籍都能上口背诵，何兹全先生如是说：“傅先生讲课引用古书，要找出出处，常常整篇整篇地背诵，背了半天，不在这篇又背另篇。”傅斯年先生的著述有：《与顾颉刚论古史书》、《周颂说》、《中国古代文学史讲义》、《诗经讲义稿》、《史学方法导论》、《大东小东说》、《夷夏东西说》、《周东封与殷遗民》、《性命古训辨证》等等。 傅斯年被誉为民国第一牛人。１９１９年五四运动时，傅斯年任游行总指挥。抗战初期，他准备弹劾平庸腐败的行政院长孔祥熙，在参政院上大声疾呼：“惩罚贪污要从大官做起”，经傅斯年两次开炮，孔被轰下台。接任者宋子文，傅斯年又用一篇《这个样子的宋子文非走不可》，将宋子文赶下台。一个国民参政员将两任院长赶下台，历史上并不多见。抗战胜利后，多人推荐他任北京大学校长，他不干，而是保举远在海外的胡适当北大校长。在胡适回国前，他又坚决要求当了一段北大代理校长，目的是抓紧时间清理北大的伪职人员，为胡适扫平道路。傅斯年到台湾后当了台湾大学校长，当时蒋介石也把傅斯年待若上宾。李敖在一篇文章中说：蒋介石去机场接李宗仁时，“在松山机场的会客室里面，蒋介石坐在沙发上，旁边坐的就是台湾大学校长傅斯年。傅斯年怎么坐的？在沙发上面翘着二郎腿，拿着烟斗，就这样叼在咀里，跟蒋介石指手画脚讲话。其它的满朝文武全部站在旁边，没有人在蒋介石面前敢坐下。” １９４５年，傅斯年任北京大学代理校长。１９４８年史语所迁往台湾，１９４９年任台湾大学校长。１９５０年，傅先生在台湾大学校长任上，十分辛劳。为了学生福利，在台湾省议会质询时，因为议员质询过当，既累又怒，心脏病发，竟以身殉。”傅斯年去世后，胡适著文说：“孟真（斯年）是人间一个最希有的天才。他是最能做学问的学人，同时他又是最能办事，最有组织才干的天生领袖人物。” 傅家的另三位史学家为：傅斯年之侄傅乐焕、傅乐成和侄女傅乐淑。傅乐焕（１９１３年——１９６６年），１９３０冬，得堂叔傅斯年之助，在北平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任书记员。１９３２年考入北京大学历史系。大学毕业后在“史语所”做研究工作。１９４７年去英国留学，从事契丹、蒙古和中亚民族史的研究。１９５１年回国，在中央民族学院任教，兼职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和学术委员，长于辽金史。编著《辽史通考》、《满族简史》、《宋人使辽语录行程考》、《关于宋辽高梁河之战》等，与冯家声、陈述并称“辽史三大家”。“文革”中备受摧残，于１９６６年５月２３日投陶然亭湖自尽。傅乐成（１９２２年——１９８４年），１９４５年西南联大历史系毕业，受业于蒋梦麟、钱瑞升、傅斯年、吴晗等。毕业后在“史语所”任职，从事中国古代史的研究。１９４９年随傅斯年去台湾。著《秦汉史论文集》、《隋唐五代史》和《中国通史》。《中国通史》畅销台湾四十余年，重版四十余次，累计发行５００万册。大史学家许倬云称道：“在中国通史中，公认最好的一部作品。”傅乐成先生终身未取娶，生活起居，乏人照料，刚过中年，就中风不起。步入老年，体弱多病，思乡情深，嘱咐好友，待祖国统一后，将骨灰与先父一起归葬于聊城原籍。１９８４年病逝台湾。傅乐淑，中西交通史专家，曾在美国匹斯堡的杜肯大学任教多年。 （二）荷泽何家 何思源，山东荷泽人，字仙槎（１８８６年——１９８２年）。１９１５年考入北京大学，积极参加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１９１９秋去美国留学，１９２２年秋又去德国柏林大学研究经济。１９２４年到法国巴黎大学继续研究经济，并写了《国际经济政策》一书。在巴黎与法国女郎何宜文（后起名）相识。１９２６年冬回到广州，任中山大学经济系主任兼职图书馆馆长，当时鲁迅任教务主任兼文学系主任，傅斯年任哲学系主任兼文科主任。１９２７年加入国民党，１９２８年任山东教育厅长。 抗日战争爆发后，山东省主席沈鸿烈率省政府去鲁南抗日，临行前将海军陆战队一个团留给何思源．何思源从此由教育战线转入抗日第一线，任山东鲁北行署主任和鲁北游击总指挥，成为鲁北战场上的一位重要的领军人物，在山东军民中有极高的威信，成为日本侵略者的眼中钉。日军在山东战场动用一切手段追捕何思源无果，后来就将在天津租界地隐居的何思源的夫人和四他孩子抓捕，然后将他们押送至鲁北惠民，送信威胁何思源投降。劝降信中说，何若与日军合作，南京日伪政府的部长或日伪山东省政府主席可任选一职；不合作就将其家属全部杀害。何思源大义禀然，将劝降信撕毁，并呼吁媒体、教会和国际社会干予。因何夫人是法国人，日军无奈将其释放。 抗日战争胜利前夕，何思源被任命为山东省政府主席。日本投降后，率部接受伪省政府和“敌伪财产”。１９４６年调任北平市长。何思源对学生运动内心同情，对国民失去信心，熟悉此情况的魏德迈向蒋介石告了何一状，于是蒋于１９４８年６月免去了他的北平市长。１９４９年１月，何思源回到北平时，华北七省市议会推举他为和平代表团首席代表，他从此又为北平的和平解放呼吁、奔波，这样就惹怒了蒋介石，又成了国民党蒋介石的眼中钉。蒋于是命毛人凤的特务组织在他的住所安放炸弹，将何思源的小女儿炸死，全家人都受了伤。但他不畏强暴，坚定地与其他代表到前线与中共代表谈判，促成了北平的和平解放，毛泽东说：＂真正代表了民意＂。 新中国成立后，何思源先生淡出政治，一心做学问。先后在人民出版社、世界知识出版社和全国政协从事编译工作，又自学了俄语，充分发挥了精通英、德、法、俄四种外语的特长。６０年代初，出版译著已达１６部，其中有《哥白尼与太阳中心宇宙系统》、《卡尔•马克思》、《保思•朗之万》、《近代中国外交史》等，同时致力于《法华字典》、《德语文法》的编纂工作。 何思源晚年家境贫寒，生活困苦。夫人患中风病卧床不起，又无钱住院，就在家中由当医生的女儿何鲁丽和女婿治疗。何兹全先生如下说：“我不知道他很穷，也不相信他很穷。几十年官宦，总会落下几个钱。后来我才知道他是真穷。他去世后，我去给孩子们分家，家里家外只有几百块钱。” 何兹全，何思源胞弟，１９１０年生人。１９２７年，广东国民革命军出师北伐，北伐军节节胜利，“我的心和热情也跟着北伐军的前进而沸腾”（何兹全语），在这种背景下，一个１７岁的初一学生加入了国民党。１９３１年，何兹全考入北京大学，是何家继何思源后第二个考上北京大学的。考上北京大学后，就与任山东教育厅长的何思源联系，何思源给北大傅斯年写信，让傅斯年做何兹全的保证人，而何兹全在北大读书的全部费用靠何思源供给。 何兹全在北大开始读的是政治系，后来转入史学系。师从傅斯年、胡适、钱穆、陶希圣。他的同学后来鼎立我国史学界的有：胡厚宣、杨向奎、张政烺、邓广铭、傅乐焕、王毓铨、任继愈等。其学术观点较多受马克思、恩格斯、考茨基、陶希圣的影响。１９３５年北京大学毕业后，傅斯年约他到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做研究工作，但其兄何思源决定让他到日本留学。在日本学习期间因神经衰弱，１９３６年回国。回国后到《教育短波》社做编辑工作，在１９３６到１９３７这一年多时间里，除为《教育短波》写社论和文章外，还写了《中国中古寺院经济史》、《日本维新史》。１９３７年“七七事变”后，《教育短波》迁往武汉。因国家已进入战争状态，《教育短波》已不适应形势，由《教育短波》出钱，又出版了《政论》半月刊。这时国民党又在武汉组建了“艺文研究会”，由陶希圣领导。《政论》杂志又归属了“艺文研究会”，何兹全任主编。这期间他结交的一个大人物就是陈独秀。陈独秀常给《政论》写稿，他俩经常在会议上碰面，两家也有来往。何兹全在一书中还说：“１９４２年后，我在国民党中央训练委员会工作时，他（陈独秀）住在重庆上游的江津。他在《时事日报》上写了一篇文章，论说国内国际形势，上篇刊出来了，下篇被扣压不许刊登了。我很想知道下篇的内容，写信给他要。他给我回信，好大的口气，他说‘我叫张国焘给你寄，他没寄？’这以后通过几次信，讨论过一些问题。”何兹全先生说：“我是现在活着的人中唯一见过陈独秀的人。” １９３８年夏，“艺文研究会”迁往重庆，后陶希圣出走，“艺文研究会”失去靠山，自行消亡。何兹全经傅斯年帮助，进入在重庆李庄的“史语所”。与他同住一院的有：劳榦、董同龢、芮逸夫、岑仲勉。傅斯年住桂花院，董作宾住牌坊关头。在“史语所”期间，写了《东晋南朝的钱币使用和钱币问题》、《魏晋的中军》、《魏晋南朝的兵役》三篇文章。抗日战争胜利后，“史语所”迁往南京。１９４６年，其兄何思源调任北平市长，在何思源的资助下，何兹全去美国留学。 １９４７年５月，何兹全入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历史研究院，学习研究欧洲古代史和中世纪史。１９４７年秋冬，经赖亚力介绍，加入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美州总会领导人为冯玉祥。这期间还是《纽约新报》的主笔。１９４９年暑假后经陈翰笙、王毓铨推荐，又去霍普金大学国际政治学院协助弗朗西斯教授翻译范文澜的《中国通史简编》。因国内形势的变化，１９５０年春回国。回国后经顾颉刚推荐，白寿彝将何兹全留在了北师大历史系．因他历史上与陈立夫有过交往，怀疑他与ＣＣ派有关，北师大暂定他为副教授．但这个副教授头衔一当就近３０年．在师大历史系开设的课程有：秦汉史、魏晋南北朝史、隋唐史和元史，并提出了魏晋封建说．著《秦汉史略》、《魏晋南北朝史略》、《读史集》、《中国古代社会》、《三国史》、《中国文化六讲》、《爱国一书生——八十五自述》、《大时代的小人物——何兹全》、《何兹全文集》六卷本。主编：《五十年来汉唐佛教寺院经济研究》、《中国历代名师》、《中古北方民族史探》和八卷本《中国中古社会和政治研究丛书》。 何兹全先生已是百岁老人，德高望重，被中国学界誉为史学大师、史学泰斗，日本学者说他是中国史学界的长老。是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的五位学术顾问这一（其它四位为季羡林、任继愈、饶宗颐、叶嘉莹）何兹全先生虽是学人，但一生又与不少学者型政治人物如陈独秀、胡适、陶希圣以及冯玉祥、陈立夫等人有些交往，按何先生自己的话说：“我生的时代，是世界、中国千载不迂的大变动时代，也是一个大浪淘沙的时代。”所以有的学者说何兹全先生的一生就是一部历史。 何芳川，何兹全先生独子。1939年生于重庆，1956年考入北京大学东语系，一年后转入历史系。1962年毕业后留校，任助教、讲师、副教授、教授、博士生导师。并先后任北京大学历史系主任、海外教育学院院长、北京大学副校长，北京大学校务委员会副主任，兼任北京大学亚太研究院院长、教育部历史学科指导委员会副主任、中国史学会副会长、北京史学会会长、中国亚太学会副长等。何芳川治学范围宽广，在非洲史、亚洲史、环太平洋地区史、中外文化交流史等领域进行了卓越的探索和开拓，先后出版了《崛起的太平洋》、《澳门与葡萄牙大商帆》、〈古代中西文化交流史话〉、《太平洋贸易网500年》（主编）、《非洲通史•古代卷》（主编）。发表《古代东非城邦》、《“华夷秩序”论》等学术论文50余篇。 何芳川秉承父亲低调做人、诚恳待人的优秀品德，虽然在副校长的位子上，但只把自己当做学人，不把自己当做官人。因此，司机们叫他“何大哥”，秘书们叫他“何老师”，同龄人叫他“老何”。2006年6月，何芳川在67岁，也就是在学者大展鸿图的年纪，突然患白血病去世。年近百岁的何兹全教授写下了“天哪！你何以如此残忍，夺走你的顺民，两个百岁老人的独子！！！芳川，我儿！走好！我想不久爸爸妈妈会来看你的。”在此打击下，何芳川的母亲，何兹全夫人郭良玉不久也辞世了。幸好何兹全先生心宽、仁慈、大德，仁者寿，今年9月7日，度过了百岁华诞。“如今，这位百年沦桑的见证者，坐在轮椅上，穿行于雪后的校园。偶尔会有年轻的学生路过，向他打声招呼——那是一个时代向另一个时代的的致敬了。”（刘子超语） （三）傅家与何家的世纪情缘 傅斯年傅家，山东聊城人；何思源何家，山东荷泽人。聊城、荷泽，是山东西南部两个毗邻的地区。 傅斯年于1913年考入北京大学预科，1916年升入文科。何思源于1915年考入北京大学预科，三年后升入文科哲学系。两人是北京大学的同窗好友，同是五四运动的积极参预者。尔后，两人又分别去欧美留学，回国后又都供职于广州的中山大学，都是教授，傅斯年还是哲学系兼文科主任，何思源是经济系主任兼图书馆长。两人的同学关系又变成了同事关系。1928年，中央研究院成立，受北京大学校长、中央研究院院长蔡元培之邀，傅斯年出任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所长，成为中国历史语言研究领域的最高领导者、组织者。而在同年（1928年），何思源出任山东省教育厅长，尔后任山东省政府主席和北平市长，走上了从政之路，两人志同但道不合了。 1928年后，何思源离开了学术研究领域，但何家的另一人——何思源的胞弟何兹全，又投靠了傅斯年的门下，再续了两家的历史情缘。何兹全1931年考入北京大学后，时任山东省教育厅长的何思源立刻给傅斯年写信，让傅斯年做为何兹全的保证人。按何兹全先生的说法，“我在北大时，影响我最大的是陶希圣，其次是胡适、傅斯年，再次是钱穆。” 1935年，何兹全北大毕业后，傅斯年约他去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但何兹全之兄何思源已安排他去日本留学。何兹全去日本后，因语言和身体健康的原因，留学半途而废。回国后，为了养病去了《教育短波》社当编辑。1944年，经傅斯年帮忙，何兹全到了历史语言研究所，按何兹全先生的话说：“正是这个正确抉择确定了我以后大半生的学术之路。”在“史语所”，何兹全处处受到傅斯年的关照。抗日战争胜利后，“史语所”迁回南京。何兹全先生说：“良玉带芳川回到南京，山东省政府派我出国考察。但能否出国，还得行政院批。一天行政院秘书长蒋梦麟到“史语所”看傅先生，傅先生匆忙喊我带上文件跟他去见蒋梦麟，他当时就签了字。”何兹全先生去了美国，但傅斯年先生仍给予何兹全保留“史语所”的位置。所以当“史语所”迁往台湾时，傅斯年先生把何兹全的书和行李都运到了台湾。但1950年何兹全先生由美国回到了大陆，而没有去台湾，师生从此天隔一方。 1995年12月，何兹全先生受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所长杜正胜教授的邀请，去台湾参加傅斯年先生诞辰百年纪念学术研讨会。在会上宣读了“五四”七十周年纪念会时写的一篇论文。何先生说：“因傅斯年先生是“五四”运动中的一员战将，我用纪念碑‘五四’的论文作为对傅先生的思想汇报和纪念。”纪念会后，何兹全去台湾大学傅斯年先生墓前参拜。85岁高龄的何兹全先生在傅斯年墓前行三鞠躬礼，然后和夫人良玉一起跪下默哀，“想起傅先生对我的关爱，不禁泪下。这时正下着大雨，风雨凄凄。”（何兹全语） 一个惊天动地的历史时代已经结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