怀念韦庆远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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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名档案学家和明清史学家韦庆远教授逝世已近一年了，他那高大魁梧的身影，慈眉善目的脸庞，仍不时浮现眼前。每当想起同他交往的件件往事，我便感到无比的悲痛与怀念。
我同韦先生的交往，始于1987年初夏。那时候，韦先生担任中国人民大学档案学院院长，家住北京东城区张自忠路人大清史研究所院内。有天 晚上，我随人大的一位老师前去拜访，受到热情接待。交谈中，我发现韦先生虽然比我大上七八岁，而且早已名著史坛，但却没有架子，和蔼可亲，乐于助人。当时我住在东城区王府井黄图岗胡同，离他家不远。有天我便骑上自行车，独自前去拜访，向他求教。他不仅耐心地解答了我的问题，还送我一份托人从台湾复印回来的《太祖御笔》，令我喜出望外。拜访结束，韦先生要送我到清史所大门口，从他住的红楼到清史所大门口要走好几百米，我忙阻挡。他却笑着说：“你是我们明史学界的后起之秀，送送是应该的。”我不禁满脸涨红，连说“不敢当，不敢当”，但又无可奈何，只得推着自行车，同他并肩步行到清史所门外的大马路边，再握手告别。此后，我有空常前往请教，同他逐渐熟悉，成了忘年之交。
后来，我从东城区搬到海淀区，住在魏公村，离清史所较远，拜访韦先生的次数逐渐减少。不久，韦先生申请档案学博士点，因人大档案学院当时只有他一名史学教授而未获批准，便于1993年辞职退休。此后，他先是在北京和故乡广州轮换居住，后来干脆把家搬到广州，并长期到港台和海外许多国家讲学，我同他的联系更是稀少。不过，他每有新著问世，总托人捎来送我；我有著作出版，也寄请他指教。每到两年一次的明史学术讨论会，我们见面都倍感亲切，总要聊上一阵。记得韦先生退休那年的夏天，在西安召开的第五届明史国际学术讨论会期间，会务组组织与会学者参观秦始皇陵、兵马俑和唐昭陵、乾陵等名胜古迹，我们结伴同行，一路边看边聊。有时他还把手搭在我的肩膀上，聊得极为尽兴。后来，韦先生的高足柏桦先生开玩笑说：西安开明史会，我本想凑到你跟前套套近乎，拉拉关系，一见韦先生同你那么亲密，就不敢造次了。
韦先生退休后，仍孜孜矻矻，执着于史学研究。众所周知，按照当前我国的教育体制，高校教师退休离开教席，就丧失一切行政资源，不能申请社科基金课题，无法得到出版资助，有的发表论文甚至要自付版面费，出版专著更要支付一笔不菲的出版补贴。大部分教师退休后，便偃旗息鼓，不再搞什么研究，整天在家抱抱孙子、打打麻将、练练太极拳。但韦先生认为，退休之后不用再忙于备课讲课，承担指令性的写作任务，也不用再参加过多的会议，填写各种各样繁琐的报表，可以有较充裕的时间研究自己感兴趣的课题，这是对自己的一种照顾。因此，他把退休当作迈向学术生涯另一个黄金阶段的新起点，更是刻苦钻研，笔耕不辍。除了继续探讨明清档案、明清社会经济和中国政治制度史外，还将研究的范围扩大到明清若干历史人物和官场吏治等方面，屡有佳构问世。由于他的论著多有新的资料和独到见解，许多杂志和出版社的编辑纷纷上门约稿索稿。人们不仅常在史学刊物上看到他的新论，而且几乎每隔二三年便可读到他的一部新著，令感到惊叹和钦佩。1998年，韦先生推出耗费十余年功力结撰的力作《张居正和明代中后期政局》，洋洋70万言，以资料之丰富、考证之缜密、论述之深刻、见解之新颖，获得广泛的好评和赞赏，被认为是一部可传之后世的学术精品。
但是，韦先生并不是一心只钻故纸堆、两耳不闻窗外事的学者。退休之后，他除钻研自己的学问外，还时刻关注着周围的文化动向和国家大事。改革开放以来，文化事业蓬勃发展，历史题材的小说、戏剧和电视剧创作日趋繁荣，让他感到欣喜；而低级、庸俗作品的泛滥，歪曲、篡改、戏说历史的小说和电视剧大行其道，又令其深感不满和忧虑。如有的历史小说把高拱塑造成与张居正对立的反面形象，无视高、张二人基于尊崇实学、倡奉变法的共同的学术见解和政治主张，在隆庆年间曾和衷共事，推行改革，并取得显著成果的历史事实，将高拱的学术成就和政治业绩一笔抹煞。又如有的清宫小说，写孝庄皇太后令其孙子康熙帝娶早年随她陪嫁到满洲、年龄比他大上40岁的蒙古侍女苏麻喇姑，并封其为德妃，而德妃在历史上又另有其人，她就是雍正帝的生母。韦先生认为，如此胡编乱造，不仅消解了史学家多年积累的研究成果，惑乱视听，误人子弟，而且还将对整个社会文化心理的塑造产生深远的负面影响。韦先生由此想到史学家的社会职责，认为史学家不仅应肩负发展历史科学的重任，而且也有普及历史知识的义务，既要写出高质量的学术论著，推动历史科学的发展，也应写点雅俗共赏的普及读物，向普通大众传播正确的历史知识。在《张居正和明代中后期政局》定稿之日，尽管他已年届70，但仍决心以明中期的荒唐皇帝明武宗为题材，撰写一部面向大众的长篇历史小说《正德风云》。
转眼到了2008年3月，我欣喜地收到广东人民出版社寄来的两厚册《正德风云》征求意见本，内附责任编辑的一封短笺：“中国人民大学韦庆远教授历时10年，撰成80余万字的长篇历史小说《正德风云：荡子皇帝朱厚照别传》。全部书稿已于2007年8月交给出版社。遵照作者所托，我们先将未经校对的清样做成电脑直印的样书，寄给台端征求意见。”我当即放下手头正在撰写的稿子，兴致勃勃地读起这部散发着墨香的小说。开始我还担心韦先生擅长逻辑思维，会把小说弄成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的简单摹写，通俗敷陈。翻了几页，发现他不仅擅长逻辑思维，而且兼擅形象思维，这种担心便一扫而光，并迅即转为惊异、佩羡。整部作品，在充分尊重历史事实的大前提下，充分运用各种艺术手段，巧妙地编织故事情节，营造环境氛围，强化矛盾冲突，刻画人物性格，充满着丰富的想象和合理的虚构。通过艺术的再创作，作者把原本残缺不全的历史碎片，连缀成一幅幅完整的历史图画，再现了那些已经消失了的历史人物的活动场景，形象地反映出正德一朝的社会风貌、政治风云和历史走向，是一部严格意义上的长篇历史小说。
读完小说，我打电话到广州番禺，对韦先生谈了自己的初步印象，向他表示祝贺。同时，也对样书提出几点小的改进意见。一是建议将回改为章。小说采用章回体的形式，但并未像章回体那样，每回都在情节开展的紧要关头煞尾，留下悬念，下回再接续前回的情节展开叙述，把悬念解开。这部小说的写法，更像西方小说的章节体，不妨将回改为章，更符合实际。二是建议将目录改为横排。样书的目录从右到左竖排，而正文却是从左到右横排，很不协调。何不将目录改为横排，同正文一致起来？三是建议重新设计封面。样书的封面显得杂乱、俗气，是否可重新设计，搞得素雅庄重一些？四是建议改换开本。样书采用32开本，版面较小，上下两册各40万字，都在500页上下，像两块砖头，显得小气。可否改为16开本，版面扩大，本子变薄，大气一些？
韦先生听后当即表示，待小说正式出版时，一定将回改为章，其他三点建议也将转达出版社，请他们考虑。接着，他要我为这部小说写篇书评，好话坏话都可以说。我对文学是外行，隔行如隔山，怕评不到点子上，连忙推辞。他却说：“我都80岁了，这部小说大概是我最后一本大部头著作，以后只能写些单篇的论文。这次我只请移居加拿大的陈捷先教授写序；毛佩琦写了篇书评，他是我的学生，不算同行评论。明史学界我谁都没找，只请你来写书评。我读过你的几部著作，知道你的文笔很好，有一定的文学修养，肯定能评到点子上。咱们是几十年的老朋友，你就不要推辞啦。”话已至此，我只得勉力承应下来了。
7月，《正德风云》正式出版，韦先生果然将回改为章，表现了他虚怀若谷、从善如流的宽广胸怀。涉及出版社的三点建议，除封面维持原样外，其他两点也都作了相应改进。我以《一部正德历史的活剧》为题的书评，也在《博览群书》当年第7期发表。韦先生收到我寄去的样刊后，从广州打来电话致谢，并告知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的李根蟠先生将把这部小说发到“国学网”的“中国经济史论坛”上连载，同时把毛佩琦和我写的书评也转载到网上。接着，韦先生还就拙评涉及的历史事实与历史真实问题，谈了自己的想法与体会。拙评指出，关于历史小说，史学界和文学界长期争论不休，史学界强调历史小说写的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必须符合历史事实，否则只把历史人物当作一个符号，涉及的历史事件全是随意编造的，完全背离历史事实，那就不叫历史小说。文学家却说文学创作需要想象和虚构，不能完全拘泥于历史事实，否则就不成其为文学作品。文学创作当然需要虚构和想象，需要艺术的再创作，不然就不可能把历史人物转化为艺术形象，把历史事实转化为历史真实。但是，说历史小说写的主要人物和事件必须符合历史事实，并不等于拒绝虚构和想象。相反，历史的记载往往十分简略，残缺不全，甚至是断线的。你要把那些残缺不全的历史碎片连缀成完整的历史画面，形象地再现历史人物的活动场景，就需要进行艺术的再创作，需要想象和虚构。问题是，你的想象和虚构必须符合当时的历史条件，是当时条件下可能出现和发生的事情。只有这样，你的想象和虚构才是合理的，才能令人信服。韦先生说他完全赞同我的看法，并表示：“我写这部历史小说，就想在这方面做个试验，看看在尊重历史事实的大前提下，究竟能不能写出一部真正的历史小说。我不是专业作家，小说的艺术成就可能不高，但我的试验起码可以证明，此路是可以行得通的！”听了这番话，我更是肃然起敬。试想，一位著作等身、享誉史坛的老学者，在70高龄之际，敢于承担风险，不惜花费10年的时间和精力，跨行在文学领域进行这样的试验，需要有何等的勇气和魄力啊！
然而，谁也想不到韦先生说的《正德风云》大概是他最后一本大部头著作的话，竟一语成谶。2009年5月下旬，我到厦门参加郑成功文化节后返京，即听到他于5月11日因胃癌辞世的消息。闻此噩耗，我不禁悲从中来，为失去一位可以请益切磋的师友而痛惜。由于长期不辍的笔耕，他实在太劳累了。愿他的在天之灵安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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