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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出处】古代文明 【原刊地名】长春 【原刊期号】20082 【原刊页号】102～109 【分 类 号】K5 【分 类 名】世界史 【复印期号】200807 【作 者】李长林/杜平 【作者简介】李长林，湖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410081)；杜平，湖南科技学院政治系教授。(425100) 【内容提要】台湾学者邢义田对古代罗马史素有研究，编译过资料选集，写作过专题论文和有关书评，翻译过重要文献，发表过考古调查报告，现场拍摄过文物照片。这些成果中有的内容为大陆史学界少见，因此颇具参考价值。 【摘 要 题】世界古代、中世纪史研究 【关 键 词】台湾学者/邢义田/古代罗马史 台湾学者对中国古代史的研究素为大陆学界关注，但学界对台湾的世界古代史研究则所论不多。就世界古代史研究领域而言，邢义田先生所获成果颇丰，是台湾该领域的重要代表。邢义田，1980年于美国夏威夷大学获历史学博士学位，1986至1987年曾在哈佛大学做访问学者，1993至1994年又至夏威夷大学做访问学者，现为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研究员，曾多次来大陆参加学术讨论会。邢义田尤其致力于古代罗马史的研究。本文拟着重概述他在这方面取得的成果。 一、罗马史原始资料译注与引介 邢义田对世界古代史资料选译方面下了很大功夫，先后编译了两部资料选集。第一部是《西洋古代史参考资料》（一），联经事业公司1997年12月初版，共25万字，其中第一部分是“两河流域与埃及”，涉及语文、法律、政治、军事、诗歌以及人生观。第二部分是“希腊与罗马”，包含政治、哲学、史学、诗歌、社会、经济以及和中国的关系，其中有古罗马哲学家鲁克瑞斯（又译卢克莱修）《万物本质论》（又译《物性论》）篇首第145行的中译文；古罗马诗人卡特勒斯的抒情诗恋歌3首。本资料集第三部分是西方学者对西洋古代史的研究概况和西洋古代史史料概论。 邢义田编译的第二部资料集为《古罗马的荣光——罗马史资料选译》（Ⅰ&Ⅱ）。邢义田在研究秦汉史之余用10年时间编译完成的这部资料集，列为新桥译丛第39辑、第40辑，1997年由远流出版社出版。在选材上主要参考了同类书籍中较全面、使用最为便捷的刘易斯和莱因霍尔德所编的两卷本《罗马文明资料选读》（Naphtali Lewis & Meyer Reinhold eds., Roman Civilization: Selected Reading, 2nd edition, 1966, 3rd edition, 1990）。对于英译意义不易确定的地方，参考了不同的译本，有些还查核了拉丁文原文。该资料集涵盖罗马共和与帝国两大时代，共9章，除首章外，各章都附有参考书目。第1章为史料、史学与工具书介绍，从第2章到第9章辑录的史料内容丰富，涉及政治、法律、军队、经济、宗教、文学、生活、娱乐、妇女与儿童，共收约180余件材料，60余万字。本书除了文献之外，特别译出60余件碑铭，10余件纸草、木牍或陶片文书，更附有140余件文物或遗址的图片，有的照片是他在现场亲自拍摄的。通过这些资料可以使读者知道，古罗马人如何兴起，如何成就一个旷古绝今的大帝国，又如何走向灭亡的。选译的资料有农庄经营秘诀，工商大亨谈投资，有的资料包括下列内容：婚约、离婚协议书，名哲谈夫妻之道，避孕妙方，名诗人谈斗兽场中的偷情术，占卜术，豪门晚宴及食谱。本选集还告诉读者古罗马人如何经营一片成功的事业，如何成家，如何看待妇女，如何养育儿女，又如何享受人生。 在解释和译注罗马史原始资料方面邢义田做了3项有意义的工作： 第一项工作是解释了古代罗马最早应用的阴历——努马历。① 此前，大陆学者李雅书曾对努马历做过极简单的介绍。② 吴宓也只对努马历做了极简单的介绍。③ 邢义田则详细地介绍了这部历法的内容，并指出这部历法反映了早期罗马以耕战为主的生活。 第二项工作是译注了十二铜表法。④ 邢义田根据的是《洛布古典丛书》（Loeb Classical Library）辑本（1979、1983修订本）。这个辑本将考订后属于十二铜表法的“原文”与引述者的话一并列出。邢义田仅译被认为是“原文”的部分，且删节了少数过于残阙和语意不明之处。保留了辑本的原编号，以利读者查对。译注主要依据辑本原注，并曾参考有关解释罗马法的书籍，共有注释72条。大陆学者陈筠、防微也翻译了《十二铜表法》，⑤ 所据的是俄文版的《古代世界史资料选读》第三卷《古代罗马》，也参照了《洛布古典丛书》中《古拉丁佚文辑》的译文，但这份中译文注释较少，只有15条。 第三项工作是译注了《奥古斯都的“功业录”》。⑥ 这部文献在中国大陆地区曾有李雅书根据刘易斯和莱因霍尔德主编的《罗马文明资料选读》第二卷英译本所做的中文译注。⑦ 另有王以铸及张楠与张强的两种译注。王以铸的译注题为《圣奥古斯都行述》，系据《洛布古典丛书》中的拉丁文本译出，并参考了该本所附的希腊文本和英译本以及刘易斯和莱因霍尔德的英译本。⑧ 张楠和张强的译注晚出，铭文据《拉丁铭文集成》中蒙森的拉丁文校勘本译出，注释则本蒙森原注、并参考《洛布古典丛书》的希普雷注释及《罗马研究杂志》中的相关研究。⑨ 此外还有郑群的译文《奥古斯都自述》，主要根据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历史系1898年出版的《欧洲史资料》（原文为拉丁语、希腊语、英语3种文字）英文译出，这份中译文1983年3月由山东大学历史系内部印行，译文后附有《奥古斯都年表》（标有《自述》中涉及的有关章节）。 邢义田的《奥古斯都的“功业录”》译文主要据布伦特与穆尔校订的拉英对照本（P. A. Brunt & J. M. Moore eds., Res Gestae Divi Augusti, 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7）译出。此外，译文还曾参考奇泽姆与弗格森（K. Chisholm & J. Ferguson eds., Rome: the Augustan Age: A Source Book,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1）以及刘易斯与莱因霍尔德（N. Lewis & M. Reinhold eds., Roman Civilization: Source Book Ⅱ: The Empire, New York: Harper & Row, 1966）所主编的两部资料集中的英译本。邢义田的译文附有详细的译注，共56条，有的内容字数多达600字。 在介绍原始资料方面，邢义田根据1973年以来的考古新发现，向中国学术界较详细地介绍了在英国雯都兰达发现的古罗马木牍文书。可贵的是邢义田曾到雯都兰达木牍发现地进行过实地考查，并写有考察报告。在这份报告中，邢义田介绍了木牍发现的经过（包括雯都兰达的地理和历史背景，出土经过与处理情况）；木牍的形制；主要内容（军事文书，私人信件）；与中国居延、敦煌木牍的同异。文中邢义田着重指出在整理方面雯都兰达发现的木牍较胜一筹之处，在于每一件木牍都有清楚的出土地点和层位资料。⑩ 二、考察罗马的生活习尚 邢义田在研究罗马古代史时还把视野投向日常生活和风习方面，他写有《古罗马人的生活与娱乐》。(11) 此文主要取材墓碑、古典著作或后世辑本，经由这些当时人真实的记录，重现了古罗马人的食谱、住屋、庞贝街头的广告、上流人物的丧礼、公共娱乐、比武斗兽等场面。 在古罗马有钱人的宅第没有无浴室的，也没有一个城市是没有公共澡堂的，可见沐浴在古罗马人生活中的重要地位。邢义田对此做了研究，写有《古代罗马的公共澡堂》一文。(12) 文章详尽地记述了罗马城市公共澡堂的兴建、经营与管理，入浴的过程，澡堂中的贵、贱、男、女。邢义田还论述了古罗马人的沐浴观和公共澡堂设置的社会意义，指出罗马帝国时代的公共澡堂是地中海城市文明的一个重要特色。浴池和运动场等设施合一的设计及其背后身心健康相互关联的理念，都渊源于希腊，而且，由于帝国的建立，公共澡堂随着罗马人的势力进入地中海的每一个角落，说明了地中海世界的罗马化，也见证了帝国居民在几百年间所享受的和平。对大部分的帝国人民来说，进入公共澡堂不仅是为了维持身体的清洁、健康，并且是分享城市一份子权利的必行之举。他们以自己城市公共澡堂的豪华舒适为傲，乐于赞助捐输。城市共同体的精神在这里展现：帝国的城市公共澡堂是一个比城镇议事会、斗兽场、剧院、神庙更自由开放的公共空间，进入澡堂的人们在没有贵贱和性别区分的情形下，分享每天生活中休闲的轻松时刻。作者提出这对地中海城市文明的形成有什么影响，应是一个饶有趣味的问题，有待进一步去思考与研究。这篇文章图文并茂，文后有附图16幅。 三、探讨罗马帝国军队的演变及其后果 帝国时期军队的演变是罗马历史上的重要问题。对此，邢义田有深入的研究，发表过两篇论文。 《罗马帝国军队常备职业化的特色》一文以罗马帝国头300年的军队为对象，从兵源性质（从征兵到募兵），服役待遇（从义务到谋生职业）、纪律要求与训练（以提高战斗力为目的）、组织（编制固定化为长期化）几方面来论述其常备职业化的特色。在论文中作者还指出罗马帝国军队常备职业化受多种现实因素的左右，一是临时征集的城邦公民军已远不能满足庞大帝国的防卫需要；二是一般公民从军已成为换取温饱的手段，成了防止社会动乱的重要措施；三是共和时代的公民军，经历长期的扩张和内战，已经常备职业化了；四是罗马帝国乃建立于征服基础之上的，征服者与被征服者的矛盾，使帝国必须将军队职业化。(13) 《罗马帝国禁卫军、地方军团和一世纪前期的皇位继承》一文中提出造成罗马帝国军队干政之烈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共和国末期罗马共和军的私人化和职业化，使得军队凌驾于元老院之上，成为社会中组织最坚强、内部关系最紧密的“利益团体”。在文章中，邢义田具体考察了公元1世纪前期军队干预皇位继承的演变过程：奥古斯都推行一种既不完全合乎共和传统，又不完全像王朝体系的妥协继承制，由于继承制的暧昧使戍守罗马的禁卫军有了介入高层统治者安排的机会。故而奥古斯都时期继承的“无法”状态，也是军队有机会介入皇位继承的重要原因之一。到提比瑞斯（又译提比略）在位时期禁卫军干政程度加强，其中关键性的因素有三：（1）提比略对继承人问题的犹豫不决；（2）将禁卫军悉数调入城内；（3）提比略过度信赖禁卫军，晚年退居罗马之外。这样竟然使得本来无望继位的卡里古拉成为帝国的第三位皇帝。卡里古拉在继位后才由元老院授予奥古斯都和提比略所拥有的一切权力，这意味着一个无政治经验和地位的人，只要能得到军队的支持，照样可以登上大位。卡里古拉的继位，还意味着从此先由军队拥立，再由元老院追认的皇权转移模式已逐渐形成。接着克劳狄即循着这一模式成为帝国的新主人。在克劳狄继承皇位的过程中，元老院再度沦为禁卫军的橡皮图章。克劳狄毫不避讳，公开宣扬自己从禁卫军那里得到的权力，而他本人也被称为“第一位以贿赂换取军队忠心的凯撒”。此后，尼禄也是依靠禁卫军的支持取得大权的。在尼禄之后，地方军团也加入了拥立皇帝的游戏。尼禄被刺后，中央和地方先后出现4位各有军队支持的皇帝。最后，由东方军团支持韦伯芗扫平群雄，恢复统一局面。这场变局的重要意义是地方军团从此取代禁卫军地位，成为皇位继承斗争中的主角，韦伯芗成为第一个非在罗马产生的皇帝。综上所述，可以看出：出身低贱的军人，不像元老贵族那样留念共和，他们更在乎自身的现实利益，相信从代代相传的皇帝手中，能获得卖命的报偿，他们倾向于拥护王朝式的继承。这一利益集团终于使罗马抛弃共和传统走向王朝体制。(14) 四、研究古代罗马与古代中国的差异及两者的关系 在古代罗马与古代中国比较方面，邢义田写有3篇文章： 在《从比较观点谈谈秦汉与罗马帝国的“皇帝”》一文中，邢义田认为秦汉和罗马的“皇帝”各自具有特色，这些特色明白表示，它们是不同思想文化形态和社会结构下的产物。秦汉与公元3世纪以前罗马帝国的皇帝相比较，有下列差异：（1）名号上的差异。在秦汉时期，中国皇帝某些名号的共同特点在于强调统治者与天的关系，而非与被统治者的关系，罗马帝国统治者的名号则恰恰相反。（2）权力来源和性质的差异。秦汉天子自天受命，自天接受了无所不包的权力。这些权力不须经过任何形式人间机构（如元老院、公民大会）的赋予或认可。在权力性质上，它是无所不包，完整不可分割，无所谓增减，也不意味任何单一特定的职权。和秦汉天子相比，罗马皇帝的权力虽然较大，却不是人人相同，也不是无所不包。皇帝任何合法的权力，至少在形式上必须由元老院授予和认可，以法律订定，绝非“天授”。总体而言，罗马皇帝的权力是共和传统下公职职权的集合与累积，具有不完整性、累积性、行政性与可分割性。（3）皇帝权力与地位转移。秦汉时的中国，皇帝把天下视为私产，其权力和地位自然由父而子，世世相传。在罗马，皇帝的权力和地位，理论上来自元老院和全体罗马人民的付托，绝不是一家私产。因此，其转移，理论上也是由元老院和罗马人民来决定。大体上说，由于共和传统和王朝制的矛盾，罗马帝国一直未能建立一套真正制度化的皇权转移方式，其结果是沦于实力的拼斗，谁能获得军队的支持，谁就能夺得大权。（4）皇帝的角色与人民。比较而言，罗马人民和皇帝是亲近的，他们除了可在剧院和竞技场上见到皇帝，也可写信给皇帝，或在路上将皇帝拦下，提出他们的要求。而秦汉天子和“天”的关系，似乎比和百姓的距离更接近，对秦汉的百姓而言皇帝是遥远而又神秘。在秦汉，皇帝应是百姓的父母兼君师，而罗马的皇帝从未想到他们对帝国的子民有教化的责任。在这篇文章的结尾部分，邢义田分析了皇帝与社会文化传统的关系，指出罗马虽由小城邦发展成以地中海为内海的大帝国，城邦社会和共和文化的特质仍被顽强地保留下来，极具王朝野心的奥古斯都大体保持了整个地中海世界以城市为基本单位的社会结构。城邦社会成员的基本成分是公民，社会关系的基础在法律，而法律是社会公民约定俗成的结果，对全体公民有一致的约束力。罗马帝国的皇帝作为“第一公民”，因代表全体公民的元老院的承认和赋予权力而有“合法”地位。他在名号、统治权力和地位上的特质都和这一城邦社会文化传统有密切的关系。反观中国，自有文字可考的时代开始，以血缘为基础的家族王朝即已取得政治社会结构的绝对优势。像希腊、罗马那样，以法为基础的城邦结构和公民文化从不曾出现。中国在血缘和拟血缘的单一基础上，似乎一直保持着一个“个人——家——国——天下”的一元政治社会结构。在这种结构里，天下国家基本上都是家的延伸和扩大。因此在家中以父为长，以父子为核心的角色结构和伦理关系，也反映在天子臣民的关系上。(15) 邢义田关于古代罗马与古代中国相比较的第二篇文章，题为《米勒著〈罗马世界中的皇帝〉读后》。(16) 该文在评介了《罗马世界中的皇帝》一书的内容之后，探讨了罗马帝国官僚体制之发展远不及秦汉中国的原因。邢义田认为社会结构的不同是其关键。罗马帝国的构成在无数高度自主自治之城市，罗马谴吏至地方仅及行省一级，省下之城市及城市所辖之农村，几乎全由城市自行推选官员治理。地方事务既无劳中央罗马帝国之责，简言之，不过以军队与法律维系帝国整体之秩序与安全，地方如无纷乱或要求，中央极少干预。一由自治城市组成之社会，使罗马之统治无庞大之必要。相比而言，秦汉社会有所不同，自周代封建崩溃，争霸之列国不久即将广大农村纳入严密控制之郡县乡里制中，自中央至地方逐渐形成一个高度集中的统治机构，社会不见自治之城市，亦少有全然有自主之村落，秦汉一统，承此格局，统治机构难免日趋复杂与庞大。 邢义田的有关古代罗马与古代中国相比较的第三篇文章为《汉代中国与罗马帝国军队的特色》。(17) 该文指出：大体而言当罗马帝国发展出一个训练严格、机动性高和战斗力强的常备职业化军队时，汉代中国在“寓兵于农”的大原则下，始终保持一支以农暇训练为主，亦兵亦农，临事征集，有浓厚“民兵”色彩的军队。文章还分析了这两种军队的优缺点：汉代临事征集的军队，战斗力不强，但平时国家军费开支较小，而罗马的军队却正是相反，其常备军战斗力强，但国家军费开支较大。此外“民兵”性质的军队，不易造成武力干政的局面，而罗马实行常备军制，往往使军队成为社会上最强固紧密的“利益团体”，从而造成军队对帝国政治的干预。 邢义田还致力于古代罗马与中国关系史研究，取得多项成果。 一为张星烺的《中西交通史料汇编》译文订补。(18) 张氏的《中亚交通史料汇编》，几十年来一直是国人治中西交通史最重要的参考书，其中有关两汉时期与西方交通—段，除搜罗中国古籍中的记载，更集录了古罗马文献中指中国的资料，这部分资料系根据亨利·玉尔辑注的《契丹及其通路》（Henry Yule & Henri Cordier, Cathay and the Way Thither, Vol. I, 2nd edition, London: The Hakluyt Society, 1915）选译而成。亨利·玉尔的书有近一半篇幅为附录，将古代希腊与拉丁文著作里，提到的“Seres”，“Sinae”，“Thinae”，“Thin”的部分摘译成英文，并加注释。张星烺根据其英译，再转译成中文。张氏的部分注释也根据亨利·玉尔的注释而来。邢义田发现张氏译文古雅，大致信实，唯失误、阙漏或可斟酌之处亦不少。因此乃作译文订补，订补范围，仅限张编所录六世纪以前的罗马文献，其中亨利·玉尔所据的拉丁、希腊文原著，凡有《洛布古典丛书》可参者，邢义田亦曾随疑覆按，斟酌订补，共计10节之多。 邢义田另有《汉代中国与罗马关系再省察——拉西克著〈罗马东方贸易新探〉读记》一文。(19) 拉西克的文章刊行于1978年，鲜为中国读者所知。邢义田不仅对这篇西方学者讨论罗马与印度及中国贸易关系的重要文章，进行了评介，还提出了3点质疑，分别为匈奴武装装备问题、在中国发现的罗马玻璃器问题及汉代中国商人在贸易中所居的地位问题。在文章结尾部分对汉代中国与罗马的关系问题，邢义田提出了自己概括性的意见，认为由于史料的缺乏和解释的困难，现在还很难正确评估汉与罗马关系的紧密程度。过去的学者夸说丝贸易关系到罗马帝国的灭亡或罗马士兵在中国建立了城镇，固然不对，拉西克过分否定的观点也未必尽合事实。汉代中国与罗马大概确曾有某种程度的来往，除了物质如丝、玻璃等物的交流，或许罗马的臣民，如传说中的大秦幻人和使者，曾经来到中国，而中国人也曾辗转得知罗马的一鳞半爪。不过，相逢何必曾相识？如果来往只是偶然，间接或间断的，如果双方都不曾在对方的历史和文化中造成真正的影响，这种来往即使能够证实，其意义毕竟有限。 《汉代中国与罗马帝国关系的再检讨》，主要检讨1985至1995年间在汉代中国和罗马帝国关系的研究上有无新的发现和进展。(20) 针对不少学者急于论证汉代中国和罗马帝国之间曾有直接且密切的关系，本文特以145位罗马俘虏在骊靬建城及公元100年罗马商团抵达中国洛阳两说为例，指出两说基于浪漫联想者多于坚实论据。进而从考古遗物着眼，对照在印度和中国出土的罗马钱币和玻璃器，论证如果汉代中国和罗马之间曾有密切直接的往来，在中国也应该像在印度一样可以发现大量的罗马钱币和其他遗物。事实上，在汉代郡县所及的范围内，迄今不见任何一枚属于汉亡以前（公元220年）的罗马钱币。至于极少数几件出土的罗马玻璃器，是否为真品或其他民族的仿制品，如何进入中国，由谁传入，都极不明确。因此，该文认为，依目前的证据看，汉代中国与罗马之间只能说曾有间接且间断的关系。 在《从金关、悬泉置汉简和罗马史料再探所谓罗马人建骊靬城的问题》文中，邢义田根据新发现的有关骊靬的汉简和罗马方面的史料，再次说明骊靬并不是罗马人所建成或为罗马俘虏而设。骊靬建制与汉代一般内地郡县无异。骊靬县居民应为汉之齐民，其中或许有若干汉化的“胡人”，但无法证明原本是罗马人或罗马人的后裔。而罗马方面的材料也无法证明，曾有罗马军团的残部，于公元前1世纪中后期助匈奴郅支单于守城，更于败后，成为陈汤的俘虏被送到汉代的边郡，建立骊靬城。(21) 五、评论有关史学著作 邢义田研究罗马史时写有两篇书评。罗马帝国初期的罗马史学家苏东尼乌斯（Suetonius, 69-150年）所著《十二凯撒传》是罗马史的重要文献，也是罗马史学上的重要著作，其中有不少资料独一无二。以《奥古斯都传》而言，这是有关奥古斯都内容最完整、材料最丰富，成书较早的记载。这些情况引起了台湾学者邢义田的重视，写有《从苏东尼乌斯（十二凯撒传）看奥古斯都的形象》一文。(22) 文中，作者以《奥古斯都传》为核心旨在说明苏东尼乌斯这位典型的罗马传记作者的成就。邢义田认为苏东尼乌斯对奥古斯都性格上的描述是比较真实的，在苏东尼乌斯笔下的奥古斯都形象是勇敢和怯弱、仁慈和残暴、虔诚和不拘守传统并存。在文章的结语部分邢义田将苏东尼乌斯与蒲鲁塔克及塔西陀作了对比分析，指出，严格而言苏东尼乌斯并不像蒲鲁塔克或塔西陀有那样严肃的目的或立场，他的书只是以“网罗放失旧闻”为目的，自娱娱人的消遣之作。这样一部并不严肃的作品，却因为内容的生动、丰富和有趣，受到当时和后世的欢迎，其中所呈现的罗马皇帝的形象，恐怕比塔西陀等人所刻画的更接近多数罗马人心目中的面貌，而我们今天想象罗马皇帝的形象，主要也是依赖苏东尼乌斯的《十二凯撒传》。苏东尼乌斯传记作品具有较大的真实性，其重要原因在于他运用了一手资料（他亲见的非文字实物和各式文件）。 另有一篇重要书评为《罗斯托夫兹夫与〈罗马帝国社会经济史〉》。(23) 书评在介绍罗氏生平之后，重点评论了《罗马帝国社会经济史》一书，指出就时代意义而言，此书代表了19世纪古典研究中科学史学训练与20世纪初作者个人经验反省的结合。其贡献与经验主要有二：一是在罗马社会经济史研究上，该书取得了许多实质的成就，开辟了许多未曾开发的新园地；二是在方法上为古史研究确定了历史与考古学结合的典范。罗氏不是运用考古资料的第一人，但是他的确是第一位能大规模综合应用碑铭、钱币、纸草文书、造型艺术器皿类遗物等考古成果于历史解释的人，将考古资料与历史文献结合为一，成为成功的典范。邢义田认为罗氏也有“失败”之处，在于将个人当世经验与反省作了过度的投射，翻开全书不难发现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欧洲和俄国社会变动的影子。该书的整个体系包括使用的名称（阶级对立、城乡对立、中产阶级、无产阶级、资本主义）都脱胎于他对时代的认识与感受。而为什么罗氏会无所顾虑地以当代的观念去解释罗马的历史呢？邢义田指出这是罗氏基于一种看法，即他认为现代与古代世界的不同，只在量而不在质，尽管他曾指出古代与现代有截然不同之处，但他仍然坚信古代的原始资本主义制度或多或少类似于现代资本主义，这种原始的资本主义发展到最高阶段时，在某种程度上，可以与17、18、19世纪近代欧洲的发展相比拟。由于时代环境的投射和理论的需要，有时罗氏扭曲了历史真实的画面。他受19世纪欧洲工商资本主义发展的刺激，过分强调工商业和“中产阶级”的重要性。事实上，在罗马帝国的经济生活里面，工商业远不能和农业相比，而罗马到底有没有中产阶级，更是大可争辩的。为了配合2世纪安东尼王朝是最美好时代的看法，罗氏不惜借重希腊修辞学者阿瑞斯地底斯（Aristides）对罗马作的颂词演说。这篇演说的夸大其词和时代的不明确，几乎是习罗马史者人人皆知的。诸如此类例子足以说明这位著名的史学家有时也不免成了自己理论的牺牲品。在书评中，邢义田强调说明了尽管罗氏应用了一些类似马克思主义的概念，但他的思想观点归根结底是与马克思主义对立的。邢义田还分析了罗氏这部著作的影响，指出后世学者鉴于《罗马帝国社会经济史》有“现代化”的失误，因此很少再从事像这部著作那样大规模的宏观研究，而趋向于就某一部分的社会经济问题作专精的研究。通论性巨著的减少，可以说是罗氏对古代史研究趋向的另一种形式的影响。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