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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历史上的中国东北地区，因为垦荒和战事频仍，武人侠士史不绝书，却少见文人活动的载述，以致人们日渐形成东北地域“武盛文衰”的一般印象。实则，武人身侧总有文人代为谋划，当年张作霖的“秘书长”袁金铠（洁珊）就曾举足轻重，权倾一时。不过，这位袁先生到了晚年私下感悟自己“文不如于思泊，考订不如金静庵”，颇有为后辈所超越之叹。于思泊，即于省吾，乃著名古文字学家；而金静庵，乃二十世纪前半叶蜚声海内的历史学家金毓黼。此二人均籍属奉天，堪称民国时期东北学人之翘楚。 金毓黼，别号静庵，1887年生于奉天辽阳一普通农家，早岁所受学塾教育不甚正规，靠勤奋自修，于1913年二十六岁时考入北京大学国学门，师从黄侃（季刚）等名师研究文史，北大校内称其为“东北读书种子”，受到青睐，其同窗有范文澜以及傅斯年等，至1916年夏毕业返乡。蔡元培先生出长最高学府是在这年年底，即是说，金毓黼并未直接受到“五四”新文化运动“洗礼”。 此后十余年，金毓黼在白山黑水之间谋生发展，虽“混迹”官场，却力学不辍，终以编撰东北史书而声名鹊起，到上世纪三十年代初，升任奉天省政府秘书长、省教育厅长等职。其间，一些“流年不利”的内地学者像黄侃（季刚）、吴宓（雨僧）等人曾到关外谋职（东北大学），金氏趋前拜晤，热心关照。大概缘自公务关系，金毓黼与国内实力人士如章士钊、黄炎培（任之）、叶恭绰（誉虎）等亦有直接或间接往来。显然，他正处在“学优则仕，仕而助学”的特有互动状态。1930年9月末，参加中原大战“武力调停”的东北军进驻平、津两市，接收各行政机关，金毓黼在日记中载述道：“东北发表大批官吏接收平、津，今午启行，诣站送之。数日内为友人设法，颇效奔走之劳，皆能各就班位，亦一快也。”身为奉天行政当局的“幕僚长”，其作用当然灵便。 然而，一年之后发生“九·一八事变”、东三省沦丧，金毓黼的命运随之改变。他遭日军拘禁近百日，解禁后又被监视行动。其间，他只能以编书自遣，《渤海国志长编》即杀青于此时。日军命其出任“省府参议”之类伪职，他选择省图书馆公务，并主撰《奉天通志》，力求以此摆脱与伪省署的干系。羁留伪满四年，金毓黼甚感压抑，总觉得潜伏着危险，进而萌发出走念头。他借重学界友人、东京帝国大学教授服部宇之吉等人的关系，提出赴日本访查图籍文献，竟获允准。1936年4月，他抵达东京后，即到东洋文库、静嘉堂文库阅读资料，一连数月日日如此，日人防范因而放松。7月中旬，他按预先计划，登上由神户直达上海的加拿大“皇后”号班轮，于14日安抵沪上，成功脱离日满统治。稍后有乡人来函：“言彼中（日满区域——引注）管理思想，罹惨祸者多人，盛赞余之知己。”金毓黼自己也暗自庆幸：“自来江南，重睹天日，……其喜幸为何如也！” 金毓黼施巧计自日本回归，与后来郭沫若的秘密离日返国，多少有些异曲同工之妙，可是人们的审视眼光却不甚相同。金氏抵沪后数月，适值鲁迅逝世，他曾有过一番议论：“吾国之文学家，如鲁迅、郭沫若皆有左倾色彩，受青年学子之欢迎。鲁迅与日人内山完造交谊极笃。其卒也，内山氏为主丧人之一，值中、日国情严重之日，而吾国人不以为病，盖以私交与国事判然两途也。郭氏娶日妇，久居日京，不啻籍于日本，而国人甚爱读其著作，不以为病。闻其每年著述所得约数万金，而日本文化机关且以奖学金予之，而国人亦不以为病，何也？吾国不可解事极多，岂止鲁、郭二氏而已乎！”金毓黼的敏感与困惑，似与他的心境有关，那段羁留伪满的经历，日后果然给他带来“麻烦”。 二 金毓黼离乡背井，投奔关内，故乡的优渥境遇殆已失去，等待他的是职业学者勤勉而清悠的生活。他通过黄炎培介绍，拜访蔡元培，持蔡先生一纸专函，于同年7月20日到南京北极阁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会晤傅斯年，“傅君于余研究工作允为尽力助成，殊可感也！”翌日，“朝间傅君来访，谓为余筹得办法，如此迅速，殊出望外”。第三日“孟真招晚餐，肴馔颇丰”。傅斯年为金毓黼所“筹得办法”，乃是推荐他担任中央大学史学系教授，此时的中央大学校长为罗家伦。傅斯年如此非同寻常的礼遇，使自感“孑身万里，漂泊无家”的金毓黼感恩莫名，铭记于心。 傅斯年与金毓黼作为北大同学，此前接触不多，但彼此相知。傅差不多与金同时入北大，所不同的是，傅先入预科后升本科。二人几乎同时为国学家黄侃所赏识，金在季刚师门内可谓登堂入室，四十年代后期北平学界老辈赞其治学“笃守黄法”，“能传季刚先生之学也”；而傅则稍窥黄门即“叛逃”，转入胡适门下致力于新文化之提倡。不过，金、傅二人均以国学见长，自然惺惺相惜，尤其在东三省事变前后，有关东北历史的编撰与研究已成热点，傅氏曾大力提倡并编写专书，而金氏无论在资料积累或研究功力方面均可谓权威。故此，傅斯年对金毓黼的到来高度重视，妥为安置。任教国内规模最大之“首都大学”史学系，对于长期身处“边疆”的金毓黼而言，亦可谓实至而名归。 从金毓黼日记观察此后十余年间他与这位“傅大炮”的交往，可知二人均十分在意彼此关系的维系，往来虽不甚密切，却相互尊重和信任，有着学人之间的君子之交。金毓黼在一些事情上需要借重傅斯年在学界的“权势”，而傅对这位东北学长也全力维护，尽显豪爽仗义之性格。抗战中期，金毓黼曾一度到臧启芳（哲先）任校长的东北大学（时在四川三台）任教，1944年底该校发生学潮，学生自治会中有人以金氏羁留伪满一节“横加污蔑，被以恶名”，使金毓黼“闻之大愤”，颇受刺激，“余为此事伤心已极，夜不成寐”。随着抗战胜利，又有人不断“旧事重提”，进一步加重了金氏的“隐忧”。1945年10月18日他在日记中写道：“（民国）二十五年之夏，余自沈阳逃出，经日本而至南京。援我于困厄之中，而不致饥寒于他乡者，傅君孟真也。近八年来，与孟真不常晤面，而精神息息相通。近以外间流言不利于余，日前偶同孟真言之，孟真曰：‘君之行谊，余知之最清，设有人不利于君，余必为之辩护，请勿介意。’余乃为之大感动，古人云‘患难乃见交情’，吾于孟真见之矣。”19日，“晨起入城见孟真，余以所撰备忘录请其签证，君即慨为签证，并系以注语甚详，谓余所记皆属事实，并谓余受困时曾寄语孟真，将乘机逃出，后果实践其言。噫，知我者舍孟真谁属哉！” 众所周知，傅斯年乃抗战后清算“汉奸罪”之有力者，当年北平教育界所谓“伪教授”甚至“伪学生”之说，均与傅氏“肃奸”壮举有关联。不要说对于周作人之类落水者决不留情，即使像容庚那样在伪大学谋生计的故旧，也难以见容而割席绝交。在此问题上，傅先生的正大立场无可指摘。然而，在金毓黼“个案”处理上，孟真先生却难得的清醒与宽宥，其内心之坦荡无他，同样无可指摘。看来，勇猛如傅孟真者，在“讲政策”方面也未可低估也。而此举对于“弱者”金毓黼而言，无异于“上帝的拯救之手”，傅氏的“签证”，简直就是化险为夷的护符。 值得玩味的是，战后重庆流传这样一则“内部消息”，蒋委员长对东北元老莫德惠说：“东北沦陷，中央未加拯救，此中央有负于地方，地方官吏固无罪也。因此我对于东北官吏不愿苛责。”最高当局的表态，显示了国民政府安抚东北人士的用意和策略，那些曾经“夜不成寐”的人们，盖可安然入睡矣。难怪金毓黼闻之由衷感叹：“此真仁者之言，而以平恕为心者也！” 三 在中央大学，金毓黼先后开设东北民族史、中国史学史以及应用文（为中文系）等课程。他为教学而撰写的讲义《东北史稿》、《中国史学史》等，先后作为专著印行。尤其是史学史一书，可谓专门史领域的开山发凡之作，其功力之厚重，广为史学界同人所服膺。在民国时期的史学界，金毓黼属于不新不旧、学有传承而派别色彩淡薄、各方均可接纳的那类实力型学者，因而他在史学圈内颇有“人缘”。对师长一辈如朱希祖等他不时访谒请益，对年少新锐像邓恭三（广铭）等能够平情相处；与“五四”一代北大学人可叙校友之谊，与“南雍”《学衡》主干柳翼谋（诒征）等亦共享问学之乐。抗战期间流徙巴蜀，又得与“边缘学者”蒙文通、钱宾四等人讲学论道，战后复返平津，既曾拜见晚清文士金梁（息侯）于津门，也尝造访年轻的收藏者王世骧于燕京南小街芳嘉园。旧雨新知，兼容各方，故而有学者认为金毓黼“能够会通南北学风”。 不过，金毓黼在中央大学并不安心，好友臧启芳（哲先）主政的东北大学自陕南迁至四川三台后，他便“移情”于家乡学府，由兼职而专任，一度出任该校文学院院长。后来校内发生“恶名攻击”事件，才又重返中央大学，直至抗战胜利。金毓黼之所以在中央大学不安心，校内人际问题乃一要因。据金氏晚年忆述：中央大学自南京迁到重庆，“柳翼谋先生适经国民党教育部派为中大部聘教授，应在历史系开课。尔时张贵永为系主任，同系如沈、贺诸人亦不睦于柳，乃约系内诸师，共排柳先生，不为开课，并要共签名于一约上，以坚之。但余于柳先生，非有任何雅故，特以景仰其学行卓越，拒于约上签名，因此以致开罪于张、沈诸人”（此处之沈、贺，应为沈刚伯、贺昌群）。学人纠葛，袭扰心境，耿介不群，避去为上。金毓黼有段时间执意辞离中大，应与此类事相关。 可是，他与中央大学终究保持“剪不断”的关系，则是由于他与罗家伦非同恒泛的交谊所致。罗校长在任期间，金毓黼备受眷顾，1941年夏罗氏离任后，仍以其固有影响，对金予以关照。金毓黼对此深有所感：“罗君志希于余有刮目相看之意，深可感也。尝谓志希有学人风度，此非阿好之语，有目当共见之。”罗、金二人均以史学为业，又都雅好诗文，加之北大校友关系，彼此相处颇为洽契。金毓黼主持中大历史学会第一次讲演会，即请罗校长讲“治史学之态度与方法”，听后盛赞其“精湛之至”。金氏计划进行《清史稿》点校工作，罗家伦便设法搜寻到最佳版本供其使用。蔡元培在香港病逝，罗请金氏撰写祭文以备悼念之用，金当日一挥而就。 罗家伦曾在庐山作《含鄱口远眺》一诗，陈三立（散原）先生“见而极称之”，罗氏大受鼓舞，“知是名贤掖后生”，此后这位“五四”健将便一发而不可收地大作旧体诗，竟达数百首之多。他精选其中二百首辑印成册，名曰《耕罢集》，致送同好，金毓黼得到一册后“逐首读之，并加以圈识”。金氏认为，罗诗大抵工于写景，刻画入微，也不乏感时抒愤之作，但有些诗句构思虽巧，而笔力未健，用字亦弱，微失之粗，则是美中不足。罗、金二人时有“长谈”、“深谈”，交流心得，切磋学理。且看金氏有关日记：“罗君志希谓《通鉴》有启发性，而《毕鉴》无之。喻以近人之著作，则胡适之《中国哲学史大纲》有启发性，而冯友兰之作无之；梁任公《近三百年学术史》有启发性，而钱宾四之作无之。然冯、钱之作，皆视胡、梁为密，其终不之及者，惟在无启发性耳。所论极有理致，余方拟重订《续通鉴》，合宋元明清四代为一书，偶与志希论及此，故志希以是意相谓也。”（《毕鉴》，即毕沅著《续资治通鉴》） 金毓黼与罗家伦自然也不乏酒宴之欢。一日罗校长设宴款待来校讲学的考古学家李济和浙江大学校长竺可桢，金氏作陪。席间，“志希述沈尹默近嘲正统派及才子派诗人云：‘叹己卑时比地低，颂人高处接天齐。婚丧喜庆千篇备，雪月风云四季题。鹊噪总云传好讯，猿吟硬派作悲啼。应声虫合诗人号，哪有东施不效西。’极尽诙谐之致”。 四 作为历史学家，金毓黼不仅熟悉历代文献史料，应当说他也深谙中国政治。浏览他的交游记录，除了学界同行、东北同僚及友人，还有不少民国党政高官。他与张继、于右任、陈果夫、吴铁城、陈立夫、朱家骅等均有来往，他于四十年代初加入国民党，介绍人即时任教育部长的陈立夫。早年在东北，他追随刘尚清（海泉）、臧式毅等实权人物，虽自称其任职乃属“幕友及冷曹”，毕竟达致文人学士的仕宦佳境。1945年国民党“六全”大会时，他成为中央监察委员，作为东北名士，又受命于教育部，筹备辽宁博物院，同时跟随国史馆长张继左右，积极筹划，成为国史馆北平办事处负责人。其生存适应能力之强，似非一般书生型学者可比。 还在抗战末期，金毓黼迁居重庆天官府街三十五号，恰与郭沫若比邻而居。金氏长子金长佑其时经营“五十年代出版社”，印行一些左翼人士的书籍。一日，张申府、刘清扬夫妇来访，知郭氏近在咫尺，便邀来酌酒欢谈，尽兴而散。金毓黼特作诗一首赠郭：“邀郭君沫若过寓小饮赋赠长句：寰海知名一作家，立言自足息纷拏。著书百万才未尽，脱手千金贫更加。智者大声不入耳，哲人辨味岂由牙。君患重听，又小饮而不进食。关心七件开门事，柴米油盐酱醋茶。时值物价飞涨，因论及之。”不久，郭沫若回赠一诗云：“静安邀小酌并有诗，依韵和之：平生四海惯为家，刻鹄不成未敢夸。折节粗通风雅颂，立身幸短乘除加。微怜已失耳为耳，犹信能堪牙以牙。畅喜当筵话班马，无心取宠向谁哗。”由此番往来判断，二人应非初识。1949年3月6日，金毓黼在北平于省吾（思泊）宅会晤刚从东北访问归来的郭沫若，又与马衡、唐兰、陈梦家、于省吾合邀郭氏聚餐于森隆饭庄，席间“颇能畅所欲言”。此时，北方已告解放，鼎堂先生仕途看好，行将高就前夕，史界同行聚首，已属难得之事。 金毓黼对于编撰中国通史始终兴趣浓厚，每有相关新著问世，必定评论一番，尤其注重其可取之处。可是，1945年4月间他读到范文澜主撰的《中国通史简编》却难以接受和认同：“似此力反昔贤之成说，而为摧毁无余之论，毫无顾忌，又前此尚论诸家所未有也。范君本为北京大学同学，又同请业于蕲春（黄侃，湖北蕲春人）先生之门，往日持论尚能平实，今乃为此偏激之论，盖为党纲所范围而分毫不能自主者，亦是大为可怜者。”岂料四年之后时局巨变，1949年2月，身居北平的金毓黼接连发信给在河北正定华北大学的范文澜，一再示好，屡叙同窗之谊……江山易主，士人随之转身。熟知古今之变的金先生不知可曾料想到，上世纪五、六十年代，郭沫若、范文澜二人恰是他供职中国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的两位顶头上司，一为院长，一为所长。更有趣的是，金氏在近代史所的主要任务，便是协助范老编撰通史简编一书，盖为资料顾问角色。 从1947年秋起，金毓黼定居北平，其身份乃国史馆驻平办事处主任。1949年5月，该机构并入北京大学，1952年院系调整，金氏转任中科院历史研究所第三所（近代史所）研究员。当解放军进入北平前夕，金毓黼已在台湾的两个儿子先后函劝他迁往台岛，他也曾经“心境不安，无以自决”，最后依从友人王树梅劝告“以不动为佳”。此时，他的实足年龄为六十二岁。解放之初，万象更始，他与旧友“论及时局之变革，前后不相习”，多少有些不适应。友人开导他：“譬如新履加之吾足，觉其舒适不如旧履，久之自相安矣。”他随即作诗云：“一朝大彻悟，顾影而汲汲，始知现在身，不是旧阶级。”流露出努力适应新社会的愿望。 晚年金毓黼曾受命主编《太平天国》史料集，也发表若干谈史书史料问题的文章，可是严重的失眠症和胃肠疾病折磨着他的身体和精神，甚至一度丧失治疗信心。1959年2月他致信范文澜所长和刘大年副所长：“我以历史复杂、过咎丛多之身，进入新社会已满十年。在此期间，幸未犯重大错误，得到大学教授及科学院高级研究员的待遇，叨忝非分，荣幸何极！”他感谢领导的关怀照应，表示一旦病情好转，仍将以学术自任云云。1962年，金毓黼先生在北京病逝，时年七十五岁。 五 金毓黼一生“嗜书成癖”，勤奋异常，自1920年至1960年坚持记日记四十年之久，总字数当在五、六百万字之间。他刻意效仿李慈铭《越缦堂日记》体例，注重读书笔记之积累，其数量之繁，学术价值之明显，在近世学人日记中堪称佼佼者。其日记中还有大量“杂记”，举凡文史掌故、时政秘闻、学界内幕、市井奇谈等，莫不记入，可谓实录社会万象。此外，为数可观的诗词，也反映出“最后的士大夫”们的生活情态。金毓黼生前一直希望将日记精华部分辑出付梓，也忧虑身后不肖子孙“持之易米”，枉费毕生辛劳。好在日记稿交由公家保存，历经数十年后，终以全璧面世，成为丰厚珍贵的文献遗产。 以下撮录数则日记片段，读者诸君或可略窥其概貌。 金毓黼因治辽、金史（东北古史）的关系，而对有关宋代史籍发生绝大兴趣，几乎遍读两宋文献。他认为：“朱子之文，有光明俊伟气象，应为南宋人之冠。”又如，“近日读《宋史纪事本末》，始知其佳。偶以语缪君赞虞（缪凤林）。赞虞曰：‘是书之可贵，在虎虎有生气耳。’余颇以其言为然。罗君志希所谓作书贵有启发性，亦唯此书足以当之，世人病《宋史》冗杂，诚然，然是书之来源，十九取自《宋史》，何以不失为佳书？” 金氏曾记一当年幕宾谈李鸿章往事：“李文忠公督直隶日，王湘绮先生闿运忽来谒，向其借现银四万两。文忠曰：‘借银何用？’湘绮曰：‘吾以之撰《淮军志》。’文忠曰：‘如是则余不借矣。’即举茶送客。湘绮甫出门，文忠大声曰：‘壬秋（王闿运字）提起笔可爱，放下笔可杀！’此盖取瑟而歌之意。湘绮前撰《湘军志》，于曾九有微词，故以是挟持文忠，有打秋风之意，此为文忠所不受，故即斥其去也。” 又记近人谭延闿论作诗：“谭组庵（延闿）论诗有极扼要语，云：诗当有回肠荡气之观，不可太易；又当有温柔温厚之致，不可太粗；更当有言近旨远之思，不可太浅。故当以学古人为第一，且必须学唐以前，久之放笔自写胸臆，自然与宋贤合，所谓取法乎上也。又当避熟用生，且须炼生使熟，以清真雅驯四字为主。” 作为东北文士，金毓黼对少帅张学良多有批评，他录下“九·一八”后传诵一时的马君武讽张学良绝句二首，并加按语：“诗云：赵四风流朱五狂，翩翩蝴蝶最当行。温柔乡是英雄冢，哪管东师入沈阳。告急军书夜半来，开场弦管又相催。沈阳已陷休回顾，更抱佳人舞几会。此诗摹李义山而痕迹未化，第二首尤拙。将军之妾曰赵四小姐，朱五则朱桂莘先生之第五女，嫁朱光沐，尝在将军左右。当‘九·一八’之夕，将军方观女明星胡蝶演剧，故马以是讥之。东北四省之沦陷，原因甚复杂，不能专责将军。然将军在平征歌选色，贻误军机，亦属事实，马氏讥之，非无故矣。” 民国名士中，杨杏佛善为打油诗，令人忍俊不禁。金氏记曰：“往者杨杏佛亦喜为打油诗，如在南京中央研究院开会得一律云：‘龙行虎步上楼房，鹊噪鸦鸣入议场。儿女成行谈节育，望梅止渴闹分赃。皱眉都叹先生胖，掉舌难当博士刚。最是天文台上雨，鸡林个个落泥汤。’先生胖谓傅孟真，博士刚谓胡刚复也。” 1944年10月17日，金毓黼应华侨实业银行荆雪岑招宴，座上竟遇识刚刚辞任归朝的“新疆王”盛世才（字晋庸）。盛乃奉天开原人氏，早年曾在郭松龄部任连长，旋留学日本陆军大学，归国后一度任职南京。其后应招入新疆，升为督办公署参谋长。1933年主政新疆的金树仁与回族马氏争锋不利，盛世才统合由俄境入疆的抗日东北军马占山、李杜、苏炳文诸部，一举扭转战局，进而成为新疆军政新主人。金毓黼在当天日记里有过长篇大论：
十余日后，金氏又记录下盛世才早年同学高崇民谈话：“盛氏治新疆，标举六大政策：一曰亲苏，二曰反帝，三曰民平，四曰建设，五曰和平，六曰清廉。反帝者，反对帝国主义也；民平者，各族人民平等也。盛氏在新颇以主持民族平等收效，至其为政清廉，尤能贯彻到底。”看来，金毓黼留心新疆边务已非一日，他对刚刚终结的所谓“盛世才传奇”抱持独到见解，后人观此，自当有所启悟。 （金毓黼：《静晤室日记》全十册，辽沈书社1993年出版）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