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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谨以此文献给以朱老师为代表的新中国世界史研究第二代学人） 谁企图把身边伟大的历史学家仅仅看作思维陈旧的回忆者和记录者,并且仅仅把他们的名字当成是教科书上那些千篇一律的、毫无分明色彩的冰冷故事，而忘却了他们鲜活的身体里流淌着炽热、真实的血液，那么，谁就失落了一个历史学习者所应具有的敏锐直觉和深邃眼光，就注定无法同这些卓越的思想者们交流，并收获他们所能给予我们的美妙智慧与率真感情；谁企图用化学实验或解剖小白鼠的方法来解析历史学家的心灵，那么，谁就远离了历史研究最为独特的人文与艺术性，从而放弃了一个历史学习者最可珍贵的情怀与技艺。 （一） “用身体读书可以学到知识，用大脑读书可以学到理性，用心灵读书可以得到理解与感悟，希望大家用全身心来读书，净化心灵，达到读书的最高境界。”这番恳切的叮咛是朱孝远老师在为聊城大学历史文化学院的同学们进行的一堂讲座上发出的，它令我深深感动并备受启迪：感动的是，一位站在当代中国世界古代中世纪史学术研究之巅的风云人物，一位在北大都只是带博士生并进过中南海为党和国家领导人讲解希腊罗马史的高端精英，当他面对一群满身雏稚，甚至连前途亦未可知的普通本科生时，态度竟是如此平和、真诚，他对他们的期望是如此简单而深重，仿佛父亲之于子女；启迪的是，它似乎让我理解了上帝为人创造这诸多器官的真正意义。书，是要分用何种器官去解读的，而无论单用身体、大脑还是心灵，所能得到的都只是书中宝藏的一部分，唯有全身心的投入其间，才能在一种纤尘不染的状态里优游涵泳。这是何等的智慧！！！倘若没有经过一番对人、对书、对阅读最透彻的思考，哪能得到如此深刻的认识与体悟。 可以说，朱孝远老师是当代中国我最喜爱和推崇的为数不多的世界史学者之一。倘若说我这样一个二流大学的、毫无作为的、满怀虚无缥缈的浪漫主义与理想主义的年轻人，还在努力地追逐着什么，那是因为朱老师的文字和思想吸引着我、激励着我、引领着我，一如暗夜里最明亮的星斗。 （二） 出身于上海的朱老师，祖籍是浙江海宁——王国维、徐志摩、查良镛.....一个名流辈出的山水之地。然而，朱老师从不以此为傲，他诚恳的说：“海宁出了很多有智慧的大师，但不包括我，我是学历史的，我只是帮他们写历史。”不过，无论怎样，朱老师身上却始终流溢出一种与生俱来的儒雅气质，那该是这江南水土孕养出来的特有的文人风骨。曾在网上看到一篇写朱老师的文字，题目是《教授,胡乱吃些酒：朱孝远先生印象》，里面写道： “朱孝远先生是典型的南方人，给我的印象应该说要在柔细缠绵之外再加上敏捷风趣，当然，他还有谦逊和谨严。......及至我们在餐前就桌，他依旧带着他特有的谦逊和稳健。.....我们一桌子六男二女，只他一个地道的南方人，喝的酒全都是红酒。说实话，就是看他是学者不会如我们俗人一般喝酒的份儿上照顾他，像我们这些山东大汉，即便是小聚小酌，那个是半斤烈酒能下来的？看到教授文雅，我们这些北方人也不免装得含蓄。我端着三分之一杯的红酒，笑语盈盈地套用《水浒传》里阮小七对吴用说的话：‘教授，胡乱吃些酒。’然后，用自己的大嘴轻轻地微抿一小口儿，坐下再款款地谈。朱先生大概很自然于小口的品咂的，我却实在有些按捺不住，于是就赶紧左右开弓，胡乱喝完了事。” 我想，不是作为南方人的朱老师不如北方人豪饮、直爽，更不是他故作斯文，实在是他的人生信仰必使他遵循着一种优雅的精神。此种精神，即是他常说的“极度的诱惑与极度的克制之间的动态的平衡”（事实上，这句话是朱老师对古希腊文化内核的概括。而我以为，作为一个古希腊迷的朱老师，他自己的精神世界也是完全可以这样概括的）。 然而，今年56岁的朱老师的求学之路也是坎坷的。同所有经历过66—76年的事件的人一样，在那样一个时间里，朱老师被迫离开学校、上山下乡，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务农、务工近八年”。我们毕竟难以想象,当个人的命运被历史的大手肆意摆荡的那种感受。前路茫茫，现实一片混乱，你无法确实地把握自己，你也看不见你的对手——那是如何的惶惶不安和举足无措？大概也因如此，在77年考上上海师范大学之后，朱老师的学习是相当刻苦的，他知道，上这个大学的机会着实来之不易。在上海师大，朱老师分别在历史系、英语系和艺术系学习史学、英语和音乐，他将沉重的学业看作是对过去十年的迷失的最好的慰藉。当然，跨度如此之大的学习也为他后来研究世界古代中世纪史积淀了深厚的人文素养。所以今天，我们常常会读到一些 他关于音乐、美术作品的别致理解。他还写过一本《艺术季风——写在史学边缘上》，同样极具魅力！我想，事情往往是这样的，一个历史学家最重要的品质应当是天使般的包容，而这种“包容”第一层的表现就该是他在史学之外的别的天地的行走，譬如对文学、哲学美学、音乐、美术、心理学乃至自然科学等的涉猎（如果说史家的“包容性”的第一层涵义是技艺上的，那么，其第二层涵义便属心灵的层次了：要善于理解并拥抱与自己脑海里的固有观念和价值标准有所不同甚至背道而驰的思想与行为）。例如，朱老师在论述历史学与艺术、哲学的关系时说：“历史学和艺术、哲学的比较在于，艺术是理想的美的寻找，哲学是一般的事物之理，历史学是直接目的，是对事件的叙述，更高目的，是找出理解它的钥匙。”又如，在美学方面，他将美分为自然美、天性美、古典美、人性美和诗性美，并用蓝、白、黑、红、紫分别作为以上各种美的代表色。朱老师相当醉心于对各种色彩所传递的意义的发掘与解释，在他看来，金色代表尊贵、红色代表热情和爱情、黄色代表优雅和风度、海蓝色代表清醒，而他最喜欢绿色，就是上品绿茶的颜色。他总爱穿着一件绿色的衣服给学生上课，他说：“绿色代表着希望和勤奋，每当我的心理地图上反映出这种颜色时，我总能写出很美丽的文字。”在我看来，绿色意味着亮丽的生命力的萌动，那是永不停顿的青春活力！ 86年对朱老师而言定必是不平凡的一年。这一年，他在美国伊利诺州立大学获得了欧洲中古史硕士学位，自此，他真正进入了历史研究，尤其是世界古代中世纪史研究的殿堂。四年后，他在美国俄勒冈大学取得哲学博士学位，继而任教伊利诺州立大学。92年，作为我国世界古代中古史领域的首批海归派学者的杰出代表，朱孝远老师走进了北京大学历史系。 （三） “我来到北京大学任教，我觉得是我一生最好的选择，也是我的荣幸，因为这里的学生非常之好。我问他们为什么来读书，他们的回答都会令我万分惊喜。有两种答案是我最喜欢的，一是为完善自己的人格而学习，二是为人类的幸福而学习。我觉得和这样的学生在一起，自己特别高兴。”朱老师如是说，言语间充满着对学生的尊重与爱惜。在他写的《史学的意蕴》里，我也发现了具有同样情感的文字：“不用遮掩，我的写作是同我的学生们共同进行的。在同他们的对话中，我产生思想。既是这样，那么本书也就因为大家的生命力而获得了自己的生命力。通过思索洞察人心，通过智慧寻找生命，这本来就是我们大家的事情。”这让我懂得，或者真正的历史学家们共有的品德之一，即是必当对年轻的力量予以由衷的、足够的、满怀爱意跟希望的尊重，让晚生之人知道历史学家的胸怀是宽宽阔阔的、清清朗朗的。“也许，历史交给我们的东西就是：如担任一名教师，一定要学会尊重人，尊重学生。教的难处，首先就是要让学——教师要克服极易蒙障的自我意识、狂妄自大的庸人的虚荣心，而让学生去学，去喜爱，去自由徜徉，热烈追求他自己所期盼和所寻求的。......倘若要让自圆之境在人的心中凯旋，那么，卓越的教师首先就不得不把自我撕裂开，深到根基，暴露缺陷。” 我想起另外两个历史学家。第一位是东北师范大学世界文明比较研究中心的王晋新教授，他是我们院长的博导，种种机缘让我和他有了一面之缘。他说：“大学的历史老师通常是很孤独的，学生是我们最好的倾听者和感情寄托者。只有把学生当成朋友，我们才会稍觉快乐。”；第二位是程应缪先生（他也是朱孝远老师的导师），先生在世时常常邀请他的学生到自己家做客，跟他们促膝而谈古今大势以及生活中的悲喜乐愁。每次谈话结束，先生会亲自把学生们送到门口，并对他们说：“看，月亮有多好！”这样，学生们记住了那一轮明月，更记住了程先生对人类幸福的时刻的忧思，那是一颗如皓月般清净的心。 （四） 众所周知，北大的那些高材生对老师的要求是相当严苛的，这一点远远超出了清华那帮性格相对简单的理科生。我的史学导论老师郝虹副教授曾赴北大学习，亲耳听到一个北大中文系女生对戴锦华破口大骂，说她是一个“巫婆式的女人”；在网上流传着据说是“范跑跑”写的对北大历史系老师的逐一品评，如吴荣曾先生、郑家馨先生、邓小南先生、高毅先生等知名学者几乎全被他说得一文不值。不过，在北大学生的眼里，朱孝远老师却是个公认的值得肯定的好老师。他是那么的与众不同，那么的平易近人，那么的风度翩翩。北大的学生如是描述朱老师： “朱先生上起课来，一口上海普通话，天马行空、不着边际，习惯记笔记的同学对他的这种授课方式深恶痛绝，而像我这种从来不记笔记的则欣喜异常。”； “朱老师的讲课方式完全是美式的，他讲课从来不拿讲义，他说教科书可以回去看，因此在课堂上他都给我们讲课本以外的东西，而且大都是能启发学生思维的东西。比如他当时提到的内容和形式的关系以及一棵树的象征意义。在讲历史的同时，他尽量地将同学的思维打开，将文学、哲学、美学以及人生学也都穿插进去，教给学生如何进行自我教育和如何运用以后人生的完美意义。 对于任何一个问题他都不给出一个确定的答案，而是让学生们自己去思考，自己得出自己的答案。...........他要求我们多写东西，而一次平时的作业就是一人交一篇自己的文章、散文、随笔、杂文，什么都行。他主要是想鼓励学生多多思考问题，同时也想看看班里同学的创造力。”； “Eric（朱老师的英文名）永远鼓励学生挑战自己的极限，譬如看无数的书，做许多不可能做到的事情，他称之为“高峰体验”，就像一根琴弦，一定要拉到即将断裂的那一刻，体验到那份逼近极限的快感，然后收回。这种看似病态的想法，却锻炼了我们的毅力，直到现在，我个人依旧迷恋这种‘高峰体验’，在仅有的时间里尽可能地提高效率，做更多的事情，挑战自我极限。”； “Eric跟现实生活是有点脱节的，但他有一个令我们非常向往的精神世界，在那里，他生活得十分淡定，十分从容。.......我依然记得期末考试的那天，发完考卷，Eric就一个人坐到窗台上，靠近暖气片，慵懒地晒着太阳，眼神里有着我们全然无法猜透的内容。 ” ............................... 当然，作为一个真实的人，朱孝远老师也还是有一些缺点的，“他的脾气有点古怪，衣服不常换，手指甲和脚趾甲都留得很长”、“Eric的穿着总是显得很邋遢，背个大包，眼神迷离地骑着自行车来上课”..........不过，这正如我们所知，优秀的学者们往往都是衣衫褴褛、不修边幅的，因为他们的一切都不在当下的这个世界，他们的颜容只为心中的那个彼岸而妆点。我相信，这种付出并非人人都能轻易理解的。朱老师自己在文章里这样写道：“从少年时代开始，我这个人就有点孤僻，喜欢和自然亲近，不喜欢和人亲近。这个坏毛病直到长大后才有所改观。不过，我仍然更喜欢和自然亲近！”在德国疗养脑伤的那段日子里，他常常独自到蒂宾根的森林里漫步，在那里，他心境空灵；在那里，他悠然拾捡思想的碎片；在那里，他能以最简单的心情获得一份又一份厚重的生命启迪。 （五） 我曾说过，朱孝远老师是一个很特别的历史学者，因他富于浪漫与诗情。读他的历史著述，竟更像在读林清玄的散文。如《1525年革命，对德国农民战争的新透视》一书的代译序里的“重新评价农民运动”，他这样写道： “1524——1526年间，一场波澜壮阔的人民运动在神圣罗马帝国的南部地区蓬勃高涨。从西南的阿尔萨斯到东边的斯蒂里亚，从南面的蒂罗尔至北部的图林根，遍燃着战争烽火。成千上万的农民、市民、雇工、矿工、手工工匠、下层僧侣、小贵族和政府的秘书、公务员等联合起来，他们高举神圣的《福音书》英勇抗击贵族领主的残暴压迫。当城堡、宫殿、修道院和诸侯住宅被付之一炬时，德意志民族的神圣罗马帝国显得那样软弱无力，僧俗贵族在农民面前被迫逃亡，帝国统治势力不得不为生死存亡而斗争。不久，当农民们被诸侯的雇佣军打败屠杀和审判时，农民的一方显得单薄无助。当乡村中的农场、农民的房屋被火焰吞没时，那些关于基督教世界的美好向往，那些对兄弟之爱、友善、平等、正义和公正的追求，那些以《福音书》和基督教神法为指南、要求建立基督教人间天国的政治构想，似乎也与起义者崇高的斗争理想一起烟消云散了。但历史却永远的铭记住了这场人民的革命运动。” 又如《世界文明史》第11章“原工业化时期西欧诸农业文明的嬗变”第4节“文艺复兴和人文主义新文化”的第一段： “在欧洲历史刚刚进入近代的黎明期，在佛罗伦萨和威尼斯诸城升起的一片灿烂星云，成了中世纪和现代的分水岭。但丁、彼特拉克、薄伽丘等人把形形色色的思想汇聚起来，从而产生了崭新的近代文化。最朴素的政治情怀，最自然的家乡之爱，最真挚的艺术、文学追慕，成为托起近代欧洲的力量。在五彩斑斓、瞬息万变的景色中，诗歌、音乐、绘画、雕刻和建筑天花乱坠，一个多元的近代欧洲文化体系浮现了出来。” 再如在《近代欧洲的兴起》一书中论述文艺复兴新文化的兴起： “对人的生命性和创造力的崇拜和透彻了解，正是把文化从中世纪传统和经院派手中解放出来的思想武器。如果一定要寻找新文化发展轨迹的话，那么就是：对古典文化热烈的赞美，在古典文化的土壤上嫁接出新思想的幼芽，最后再让它普遍开花结果影响文学、思想和艺术领域。新思潮的诞生与伟大诗人但丁所著《神曲》中的内容一样，经历了‘复兴’、‘再生’、‘新生’三个阶段的苦旅，完成了一次地狱、炼狱和天堂间的穿插旅行，最后，它也开始哲学化、体系化，这就是所谓的人文主义哲学家。” 你会发现，作为一名历史学家，朱老师的文笔堪称举世无双，大量修饰语的应用因其加强了中心词的精准、深刻与生动性而非但不显得矫揉造作，反而呈现出一种引人入胜的神奇力量；他的文字饱含着款款的深情，那是对日子逝去无声的爱抚，更表达着他对历史时空里的生命的生存状态的热切关怀。朱老师说过：“历史学的叙述和理解必须艺术化，避免唐突，对自然作模仿。”事实上，这也是顺应了当今社会中读者向世界史研究者提出的新要求。正像朱老师自己分析的那样，读者不再喜欢单纯知识性的作品，人们要聆听学者内心世界的真实声音；他们已完全不能容忍枯燥、说教式的文字，而喜欢具有时代气息的、富有文学、美学特点的新式语言。在我眼中，朱老师书写历史的目的只有一个，那并不是单纯的去描述往昔，而是要力图触动人们追求尽善的企盼的心灵。 （六） 朱孝远老师至今都没有结婚，亦未曾闻他有过的爱恋。只知道曾有一名北大大四的女生在追求他，然而他选择了拒绝。我曾以一个少年最躁动和最肤浅的思维去猜度老师是一位单身主义者，但随着对他的文字读得越来越多、理解得越来越深入，我隐约发现，自己曾经的猜度终究只是个庸俗的错。 “人文主义者提倡爱情，也愿意接受家庭的快乐，但决不以牺牲别人的快乐为前提。例如：彼特拉克可以写无数抒情诗给所爱之人，却从不曾卷入任何不道德的行为，也不破坏别人的家庭幸福。又如达芬奇一直有着强烈的艺术冲动，却终生不娶。人文主义者对自己的限制是：只能给予，不能夺取。这是伟大的天才艺术家的爱情，当然，这也是最动人的爱情。” 这是朱老师在《世界文明史》关于“文艺复兴”一节里的一段话。窃以为，与其把它看作朱老师对人文主义者爱情观的审察，毋宁把它看作朱老师个人爱情观的读白。这样，我们得以明白，他所追求的是一种近乎骑士之爱的爱恋，是两个人在精神上的相依相携。 “生活在心境中的人们，他们要的是心心相印，无需多言，懂得珍惜。他们不喜欢既无知又无感觉的人。” 2010年9月7日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