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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是王先生的博士生，也不是王先生的硕士生，严格意义上讲，好像不是王先生的嫡传弟子。但是，我没有读过博士学位，也没有读过硕士学位，本科是我的最高学历，学士是我的最高学位，接受本科教育时的老师，是最后学历教育阶段的老师，记忆就很深。而王先生，我本科毕业之后，一直与他保持联系与交往，我一直接受着他的教诲，所以我把自己视为王先生入门弟子，从内心深处，把他老人家看做慈父般的恩师。 王先生不事张扬，沉静内敛。读大一大二时，没有他的课，也不认识他。记得好像大三时，上中国现代史，主讲教师是王宗荣先生、李隆基先生、马宝贵先生，分段讲授。导论是由王桧林先生讲的，后面讲思想文化也是由王先生讲授的。这是初识王先生。他讲课声音较轻，慢条斯理，似乎从来没有激情澎湃的时候。许多同学不欣赏他的讲课风格，我却被他的课深深吸引，他讲得有深度，有厚度，而且极其有思想。他看过的东西多，积累的历史文化思想资料非常丰富，对许多问题都有自己独到的见解，他的思想和思想方法，总在不经意间给人以启迪。 后来他主讲选修课《抗日战争史》，一个学期的课程。我选修了这门课程。我因为外语不好，不敢主修世界史。一开始选择参加顾诚老师的明史研读兴趣小组，参加了一个学期的兴趣小组活动，每周有一个晚上由顾先生主讲明史或者组织小组讨论。由于感到自己古文功力也不好，也不敢主修中国古代史。只能选择主修中国现代史。当时许多同学包括老师都认为现当代史不是“学问”，而是“政治”，禁忌太多，不易钻研出名堂来。但我却觉得，现当代史与现实联系紧密，学了有利于解读现实问题。我听王先生的课还是比较认真的，一个学期下来没有缺过课。王先生布置写小论文，既是作业又作为该门课程的最后考查成绩。我写的是对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政策”的评析，分析其时代必然性，分析这一政策比其“绝对不抵抗”来说是一极大的进步，是走向联合抗日的过渡性政策。其落后性、反动性仅仅在于不符合当时的国家民族主要矛盾的要求，也无法实现。王先生可能对我这篇小论文比较满意，不仅给我高分，还向准备报考他的硕士研究生的刘永明同学推荐，让刘找我交流这一问题，读读我的这篇小论文。当时，我也是很想报考王先生的研究生的，刘同学也反复询问我报考不报考王先生的研究生，他明确表示，如果我报考，他就不报考王先生的研究生了，改报其他老师的了，不要一个班的同学自家竞争，他担心王先生特别喜欢我而会导致他无谓的“牺牲”。我明确表示我不准备考研究生，家庭负担太重，无力再继续读书，得先工作挣钱要紧。而且也担心外语太差，过不了关。那一年刘同学报考王先生的研究生但没有考取，第二年考取的。 我的毕业论文是王真先生指导的，王先生对我的论文比较满意，推荐给当时担任现代史教研室主任的王桧林先生，不仅给我的论文评定成绩为优，还推荐我留校在现代史教研室任教。经系里同意后上报学校，未获批准。主要原因是当年北京市下发了一个文件，新一届大学毕业生留在北京工作的，原则上已经结过婚配偶在外地属于两地分居的不予留京。因为解决配偶孩子进京户籍、供应关系，麻烦多多。因为此故，我未能留校成为王桧林先生的“下属”，直接接受王先生的教导，留下无法弥补的遗憾。同样原因，我也未能留京，1982年6月被分配到安徽省宿州师专任教。 此后，与王先生鲜有来往。1984年，由南京大学主持在南京召开首届民国史国际学术讨论会。王先生，郭大均先生赴会,外地师大校友我和时在河南大学工作的蒋晔与会。那几天会议之余,我们在一起交谈较多。记得我们一起吃过一次饭，是看了一个旅游景点以后在一家饭店吃饭。我和蒋晔一直说由我们两个请两位老师吃饭，王先生无论如何不允许，他说我们四个人，他是老师，他拿的工资最多，一定得由他付账。王先生给我上了生动的人生处世哲学课，长者为尊，其尊者，尊于敦厚。学生、下属请长者吃饭，并非一定要学生、下属买单，谁的收入高谁买单，长幼讲究公平，长者并不倚老卖老心安理得的吃请，长者更加可尊可敬。 会议期间，我们一起聊天，他问我毕业论文修改得怎么样。他还记得我的毕业论文！他对我的毕业论文给与较高评价，给我很多鼓励、勉励，并提出一些修改意见。他让我修改好寄给他一份。我把论文修改好后，工工整整地誊写了一份（那时候没有打印稿，都是手写）寄给他。后来这篇文章经他推荐发表在《近代史研究》1985年第5期上。这是我公开发表的第一篇学术论文，又是我的本科学位论文，我的感激之情是非常深刻的。王先生提携后进的品格，对我的教育更为深刻，为我以后的人生、学术生涯，树立了光辉榜样。王先生是一位宽厚的仁者。 由于王先生的这次推荐，因为发表文章的缘故，我还结识了当时是我那篇文章的责任编辑、近代史研究杂志社的曾景忠先生。后来曾先生成为我的良师益友，使我获教受益良多。 我与王先生近距离接触最多、时间最长的一次是我在河南大学读助教进修班期间。1985年9月至1987年1月，我在河南大学读助教进修班。河南大学历史系系主任林加坤先生、我们的班主任现代史教研室主任李光一先生，都具有战略眼光，他们的主导思想是：办助教班，就是为了培养人才，绝不以赚钱为出发点。学员来自全国各地教学第一线，都是高校现代史教学新生代，未来的骨干力量，一定要下大功夫培养。他们聘请全国各地多所大学、研究院所的知名教授、学者来给我们授课。绝大多数专家是来授课，不是讲座。每人集中授课一个多月（每天都讲课，或者半天四节课，甚至全天6——8节课），系统的讲授一门课程。王先生是被邀请的教授之一，讲授中国现代政治思想史。当时，我们学员分工分别负责接待不同的老师。我本来就是王先生的学生，负责接待王先生。到铁塔公园，大相国寺，龙亭，禹王台，繁塔，游览，都是我陪王先生去的。在繁塔，给王先生拍了一张塔为背景的逆光照片，那是我一生中拍过的照片中最精彩的一张，背影中出现放射状七彩光线，把王先生烘托得好像一尊活佛！ 王先生住在校园内的招待所，我们住在校园内的学生宿舍，相距不远。王先生在招待所食堂吃饭，我们在招待所后面的学生食堂吃饭。每天中午、晚上饭后，我都陪王先生散散步。我先吃完饭的话我到王先生吃饭的食堂门口等他，他先吃完饭的话他到我吃饭的学生食堂门口等我。然后我们一起在河大校园里面走，向后一直走到铁塔公园边上，再往回走。有时还会走到铁塔公园去转转。记得王先生住在河大的一个多月，好像没有下过大雨。我们每天坚持散步聊天。我们聊得最多的是学术上的问题。当时利用河大图书馆,历史系资料室的藏书,尤其是一批影印的五四时期期刊及革命文献刊物资料，我在查阅五四时期思想文化史料，共产党早期经济思想史料。每每看到一些自己认为比较新鲜的史料，都会向王先生讲述，每每王先生都知道怎么回事儿，并给我讲这一事件或者这一人物、这一观点、这一思潮的背景和来龙去脉。我对王先生的那个佩服呀，简直五体投地。天哪，他怎么接触过那么多资料，看过那么多东西呀！对现代史料那么熟悉，尤其对现代思想史，总有他自己的归纳、梳理和提炼，总有他自己的基本看法。我只有聆听的份儿，附和的份儿，偶尔有一两处阐释自己看法的份儿，绝无提出不同观点甚或辩论辩论的份儿。 这一个多月，王先生给我的教诲，给我的启发，给我的引导，是巨大的。一个多月每天两个小时左右的近距离接触，交谈，聊天，看似天南地北，并没有主线，但他对我最基本的学术思想、学术方法的启迪，使我受益终身。这么多时间连续地接受洗礼和熏陶，恐怕是他的博士生、硕士生也不曾有过的机遇。因此，我总是在内心深处，把自己当做王先生的入门弟子。自豪之情，感激之意，与日弥增。 1990年，我与我现任妻子结婚。第二年的暑假，妻（当时在湖北荆门的一所中学任教）与他们单位的人到兴城度假，路过北京。我也到北京与她会合，带她一起游览古都。一时没有找到住处，王老师和李老师（王老师的夫人，也是我的老师，教过我古代史籍要览，是我非常敬重的老师）让我们住在他们家，在王先生的书房里临时搭一张床铺。每天早点在王先生家吃，白天我们出去玩，有时晚饭也在他们家吃。有一天下午，王老师与李老师一起去西单商场，他们给我和妻每人买了一段毛料的可以做裤子的布料，说是送给我们的新婚礼物。两位老人，用整整一个下午的时间，给我们挑选礼品。另外一次，他们用一个上午时间，到全聚德给我们买正宗的北京烤鸭吃。这对他们来说多么不容易，多么的麻烦，甚至有点折磨。这真是我们的罪过呀！现在想来，我们真是给他们添麻烦呀！每每忆此，既感无比温暖，又深深感到惴惴不安。也是那次，王先生真挚地对妻说，人们追求钱，钱要那么多干吗呢？花钱多费劲啊！多耽误功夫呀！我当时就已经理解王先生的意思，理解王先生了，他是一位纯粹的人。妻当时感到非常震撼，但还不甚理解，为什么花钱还怕费劲费功夫呢？花钱购物多爽嘛。妻生病以后，对王先生的话对王先生理解了，她多次提到王先生的话，原来钱确实有烦人的一面。人生应该有比钱重要得多的追求，比如健康，比如事业，比如思想……（这几句话是妻在旁边口授的）。 还有一件事对我产生震撼，我不能不说说。中国现代史学会，是改革开放后成立的比较早的学会。王先生是发起人之一。好像发起人主要有北京师范大学王桧林、南京大学张宪文、东北师范大学王文礼、郑州大学蒋湘炎，可能还有南开大学魏宏运。首任会长李新，算得上中国现代史学界泰斗。王先生是副会长。秘书处设在郑州大学，蒋湘炎为秘书长。蒋先生不幸去世后，秘书处“移置”到中国革命博物馆。会长后来换成一位历史学界董老先生。本来已经有历史学会，中共党史学会，中国现代史学会是高校从事中国现代史教学和研究的老师们发起组织的，想在中共党史之外，组建一个专门研究现代通史的学术团体。更有利用深入研究现代史学的各个阶段、各个方面、各个领域的历史。而且用现代史学会，也更方便对台湾、对海外交流。民政部门加强对各种学会的管理后，对一级学会进行登记，要有依托单位，还要求“保证金”（好像是10万元以上）。中国革命博物馆是在这种情况下取得秘书处地位的。董老先生年事高需要退出会长职位时，学会进行换届选举。那是在上个世界后半叶的重庆会议上。我当时作为现代史学会理事，也参加了这次会议。感受到，会议开得有点“剑拔弓张”，暗流涌动。一些人想推举中央党校的***先生继任会长，一些人想推举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的***先生为会长。主张推举后者的人，不仅仅因为后者具有很高学术造诣和学界威望，更主要希望推举一位通史学界的人担任现代史学会会长，不希望由党史学界的人担任这个职务。即将卸任的老会长好像更喜欢前者，一大批党校来的代表，军事院校代表，都推荐前者。普通高校、近现代史研究单位代表主张推举后者。但分明前者的拥护者或者提名者事先有所准备，我的印象那一届会议党校代表、军事院校代表与会人数超前的多。会议最后推举党校***先生为会长。我们几个还有点“愤青”味道的与会者对会议的种种做法种种迹象多有微词，感到学术团体，也搞成准官僚衙门的样子，很没有意思。但也就是背后发发牢骚而已，并没有什么具体行动。闭幕式那天，我看到主席台上有王桧林先生排位卡，没有见到王先生出席。王先生他们原来的副会长大都变为名誉会长。我以为王先生有什么事，就匆匆离会到王先生的房间。他正在收拾物品，见我去了，他说他是有意不到会，他羞于与那些争名夺利的小人为伍！不以学会自身发展、学会建设为重，却尽搞小动作，把好端端一个现代史学会，搞成“准党史学会”，令人气愤！一位学会创始人，对学会的感情是不言而喻的。但温文尔雅，内敛含蓄的王先生会如此“动怒”，还为此拒绝出席闭幕式，这是我从未见到过的，也是始料不及的。但是，王先生在我心目中的形象，更加丰满了。他原本就是有非常强烈的是非观念的，正义感极强，是敢于表达自己观点的，既从善如流，又嫉恶如仇。王先生是一位高尚的智者。 重庆会议后，我与王先生随会议组织的旅行团一起畅游了长江三峡。一路上一边看一边交谈，他已经将昨天的“不快”完全丢到了重庆，没有带走丝毫“郁闷”。到宜昌后我上岸，他随其他老师到武汉上岸北返。 此后，我只参加过现代史学会上海会议的半天会议，再也没有参与过他们的活动。现在，可以说已经完全与他们脱离了关系。这绝对不是因为直接受王先生“情绪”的影响。王先生教给我的，是我更喜欢独立思考问题，更敢于表达自己的意志。 …… 写起王先生，我没有能够一气呵成，主要是因为近期心神不太安宁，一些外在的东西、内心的感受搅得我失去了平常心。但我还是坚持断断续续写了上面一些话语。王先生说：“身处大化中亦忧亦喜，道观天地外既幻既真”。我正下大功夫地体验着、体会着…… 王先生的夫人我尊敬的李老师在王先生的告别仪式上，撰写挽联：“史海无涯殷勤意， 思国念民赤子心”，这是她对王先生的总结。 其实，王先生是一本大书，得潜下心来慢慢读，才能真正读懂，才能真正读出味道。 启功先生为我的母校题写校训：“学为人师，行为世范”。我从王先生身上，体会到了它的内涵。 王老师多次敦促我，不要搞得太泛，太宽，要搞得更专一些，集中到哪一方面，力求大突破。这几年又一再告诫我，要把自己的许多想法梳理出来，写出来，对自己是一个交代，对学界对后人都是一个交代。今年初我去看他，他还这样告诫，而且目光、口气都非常殷切。我一直答应着，但一直为稻粱谋，没有践行。总觉得还有的是时间，等我把自己的思想写出来后一定请王先生作序。不曾想那次见面竟成为永诀，令我痛，令我后悔莫及。王先生，安息吧，我会更加努力。我知道我们每次交谈，你都给我激励，鼓励，我敬重你，敬仰你，你对我的勤奋、勤思，也有些欣赏。这将成为我日后继续治学和思想的动力。 王先生千古！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