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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绪贻教授访谈录 我担任中国美国史研究会秘书长的那个时期，我感觉印象非常深刻的就是，从筹建美国史研究会开始，直到后来我任秘书长的整个时期，我们开创的几个单位非常地团结。虽然当时秘书处是在我们武汉大学，但南开大学的ersonName w:st="on" ProductID="杨生茂">杨生茂ersonName>教授、东北师范大学的ersonName w:st="on" ProductID="丁则民">丁则民ersonName>教授以及人民出版社的邓蜀生编审，这些同志非常支持武汉大学秘书处的工作。除了这些老一辈的先生以外，当时北京师范大学的ersonName w:st="on" ProductID="黄安年">黄安年ersonName>教授，还有其他有关的一些单位，都非常支持我们武汉大学秘书处的工作。我就深深地感到这种团结的力量当时对我们美国史研究会的筹建工作以及后来成立以来各方面工作的发展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要是没有这些同志的互相团结、互相帮助，（没有）把中国美国史研究会办好的愿望，就很难取得后来我们美国史研究会在（国内）各个国别史研究会中取得比较突出的地位。这是我的一个想法。 其次，我觉得办一个《美国史研究通讯》也起了很好的作用，它能够使得全体会员跟美国史研究会的关系非常密切，它对于促进我们研究会工作的发展，甚至对于促进中国美国史研究的工作都起了很好的作用。 我也认为在武汉大学作为中国美国史研究会秘书处的时期，我们确实尽了很大的力量，对美国史研究会的工作打下了比较坚实的基础。但是，后来秘书处(迁)到了南开，特别是到了厦门大学之后，秘书处起了很重要的作用。我觉得现在厦门大学的秘书处的工作是很出色，他们不仅都继承了原来美国史研究会的好的传统，而且他们发扬光大，开创了很多的新的工作，对于促进中国美国史研究会的发展起了很好的作用。我希望厦门大学的中国美国史研究会秘书处能够百尺竿头更进一步，使我们中国美国史研究会的工作更能够取得巨大的成绩。 （潘迎春采访并整理） 杨生茂教授谈记忆中的美国史研究会及联想 首先，感谢中国美国史研究会秘书处。中国美国史研究会成立30年了，搞这样一次采访活动很有意义。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首要的事是恢复学术活动。中国社会科学院1978年在天津召集历史学界会议，世界史学界会议的议程由世界史研究所负责安排，主题是拨乱反正。当时美国史研究组织还少，研究人员更少。南开大学在1964年成立美国史研究室（当时称“点”），但接着就开始了文化大革命，工作并未开展，没有发挥什么作用。 1978年在武汉大学举行的美国史研究讨论会时，面临的第一个问题是研究资料少而分散，尤其美国的历史资料少。因为当时美国封锁中国，中国订的美国史杂志图书都是由外文书店通过外国友好人士代订，不是直接从美国出版社订购。有时这样杂志上面有一些反动宣传照片。 1979年在武汉举行的美国史学界第二次会议，首先决定编出各校的有关美国史的图书资料汇编。后来南开编了3本，北京大学、武汉大学、四川大学等也都编出。编好后互相交流。我记得当时北京大学把编好的美国史参考书目寄给各校。那时大家寻找资料的兴致很高，其中特别应该提到的，是一位国家图书馆馆员。她把当时馆内美国史书目分类编辑，其中包括历史、经济和外交等，编到1974年，免费发给各研究机构。她那里的书很多，大家受益很大。除此之外，各个学校有美国史研究室的，或是对美国史有研究兴趣的同志，把本校图书馆里的美国史资料也都做了编目的工作。当时就开始酝酿编写美国通史的问题。 1979年在武汉大学召开美国史学界会议，在这次会议上中国美国史研究会正式成立。这次会议去的人很多，出版社、边远地区都有人去。那时思想开始解放，大家都很高兴。在这次会上决定编一部美国通史。大家就这个问题展开了激烈讨论，有人说现在力量薄弱，资料也不够；有的说就是要团结起来，发挥集体力量，促进学术研究交流，互相协助，把美国史学研究会工作发展下去。还有第三种意见，就是折中派，认为不要搞通史，可以搞单行本，一系列的专题研究，以题目为主，或者是搞成论文汇编。讨论非常热烈，最后的决定是搞多卷本通史。第二个问题就是谁来做、怎么做。最后决定以学校为单位，一个学校领一本任务，总共六本。主编具体负责组织、编写体例格式和有关定稿的事情，最后决定由北京大学、南开大学、武汉大学、四川大学、南京大学、东北师范大学这六个学校各负责一本。人民出版社的编辑邓蜀生说负责出版，对编写工作起了促进和鼓励的作用。从1979年开始编写。后来编写的高校间有些变动。六卷本《美国通史》在2001年正式出齐。这是我们最感兴奋的事。 我对美国史学会印象最深的是有一个健全的秘书处，具体表现在秘书处办的美国史研究通讯。早时并没有通讯，想搞也没有力量。初时各校曾试图编论文集，希望成为一个系列，内容自己决定。第一册是东北师范大学编的，大家决定使用他们那个封面，这样看起来是一套。后来有了美国史研究通讯。它发挥的作用更大。在秘书处的组织下，开始举办史学会的年会。 因为健康原故我参加研究会的年会不多，很惭愧。定期会议所起的作用非常大。通讯尤其注意学术水平的提升，并有游记、书评和研究生的毕业论文等，办得很活泼，为抒发感知提供了园地，体现了不断改革开放的趋向。通过它传递的信息也很多，后来增加了出版信息，对读者帮助很大，学术上帮助读者开阔眼界。通讯一年两期，每当我收到个通讯就如获至宝。 美国史学会是一个奋进的集体，大家共同努力，会把研究会办得越来越好。 中国美国史研究会秘书处的采访是个很亲切的美意。再次谢谢。 2009年6月22日 （赵学功采访、于冬梅整理） 邓蜀生编审访谈录 研究会发展是个重要的事件，现在年代久远了，很多我也记不太清楚了，不过可以笼统地说一说。这么讲吧，美国（史）研究会，我们一开始，在改革开放以后，在中国的各个学术团体当中，成立学会的可以说是最早的一批当中的一个。当时我们的感觉就是这么一个情况，经历了多年的压抑以后，有了这么一个机会，研究美国史的同志能够聚会在一起，当时的心情是非常的兴奋。当时的状态，兴奋状态，应该讲是现在的一些人恐怕不大容易感受到的。特别是一些现在青年的同志更感受不到了。所以那个时候就有一个很重要的特点，就是大家有了这么一个平台，有了这么一个机会，大家发表自己的各种学术观点就比较开放一些。当时我们觉得，我们开会的时候，成立大会的时候，当时还没有偏重一些学术探讨方面，当时还是处于一种彼此联络、交流这种阶段。 随着我们这个学会成立，以后我体会最深的一点，就是我们这个学会的学术的讨论气氛还是比较浓的，不同的观点的交流、交锋或者相互切磋也在逐渐的在展开的。我回忆一下，各个年会每次讨论的主题我现在记不太清楚了，这个应该要问比较更年轻的同志，他们比较清楚，我觉得这个事情黄安年记得会比较清楚的，可以问问他。我今年年纪也是比较老了一点，86岁了，因为眼睛也不太好，所以最近几年我也脱离了研究工作，眼睛不行，这个毛病很讨厌。我们可以想象得到，美国史过去受苏联的影响非常大，这是你们都知道的。当时一般的理论体系、学术观点，基本上都是从苏联方面继承下来的。可是我们学会逐渐展开一些对美国史重大问题的讨论以后，也逐渐逐渐的，在这个方面有一些交锋了，不同意见的交锋就比较明显了。具体举几个例子吧，比如美国几个大的历史事件：美国南北战争的重点是在什么地方啦，我们和苏联的观点还是有所不同的；对人物的评价，后来都有所展开。而且在我们学界方面的这些人中，像我们这老一辈的人当中，有交锋嘛，在比较年轻的同志中间，也有不同意见之间的交流，我觉得这是我们学会的一个比较好的特点。当时我在人民出版社我们学会出过两本美国史学会论文集，这个里面也可以看一看当时我们的队伍对于各个观点的一些反映，从那两本论文集里，都可以反映出来。这是第一个，我觉得第一个特点就是学术气氛比较浓。 第二个，就是在我们参加学术活动，应该讲我们学会还是做出了一些成绩的。我们学会的会员出版的书籍，我这里没有详细统计，但是经过我手的，或者我知道的通过美国史研究所负责基金会资助的项目里面，里面的几十本著作里面，恐怕大部分都是我们学会的会员撰写的。嗯，绝大部分是，这个详细数字我这里没有，原来主持这个事情的陶文钊同志他那里应该有这个数字。ersonName w:st="on" ProductID="陶文钊">陶文钊ersonName>先生原来是美国研究所的副所长，现在不当副所长了，还是当研究员，他应该知道。但是这个项目现在已经停了，已经没有了。当时我们学会就有人参加了，张友伦呀，方生呀，我，我们3个人都是评委的一部分，也都是我们学会的成员。通过我们出版的美国史著作，在所有的中国研究外国史的科目当中，可以这么讲，美国史的著作出的还是比较多的。像那个《美国通史》经过了几十年，从第一本到最后一本用了30年。这个30年呢，断断续续、断断续续，这当中过程是非常复杂的。但是到现在为止，这是由我们中国学者自己撰写出来的，由我们中国人来执笔的外国史的系统性的著作，像这种大部头的，据我所知好像还只有美国史，别的那些史都在筹划，到现在我还没见到六卷本的其他的什么史。单行本也不少，但是六卷本的还没有，这个完全是美国史研究会，从主编，两个主编，ersonName w:st="on" ProductID="杨生茂">杨生茂ersonName>先生、刘绪贻先生两个主编到我当策划者、责任编辑都是美国史研究会的成员。应该讲这是我们美国史研究会的比较大的一个工程吧。这是举一个例子吧。 另外呢，就是我们这个美国史研究会，应该讲，是有一个比较好的传统，学术界有一个普遍的不大好的风气，就是门户之见。或者你说的更好听一点，就是学派之争，实际上也就是一个门户之见。在我们美国史研究会，至少在我所在的时候，我在参加活动的时候，我还不大看得见这个方面的倾向。后来嘛，因为年纪大了，学会什么的年会我都没有参加了。应该讲，这个传统是我们的一个很好的传统，学术上尽管争得，我们争得可以很激烈，但是并不排斥对方的观点，也不把事情扩大到人身上。我们还是应当保持这个优良传统。这是我自己的一个想法。 从我们研究会成立到现在，这么多年了，也不容易呀，经过了几个秘书处了。从武汉到天津，后来又到厦门。现在完全是新的一代在掌控了，现在当然是比我们那个时候，不论是规模也好，不论是联系的方便也好，不管是对外交流也好，比我们那个时候远远超过了。这是一个很好的现象。 这是我自己的一些简单的看法吧。最后我的期望就是：希望我们的学会，研究会，能够继续存在下去，而且能够逐渐地扩大它的影响。这个影响分几个方面。一个方面就是，我们在学术研究上，还是要不断地有新的成果。应该讲，现在有这个条件，因为过去很多材料看不见，很多资料不全。现在出国的，或者国外取进来的，各方面资料与我们当时是不可同日而语了，那是大大的丰富了。所以这个方面呢，应该有很多的新的成果出来。应该尽量争取在有影响的出版物上能够有所反映，不管是国外的，或者国内的，都应该有所反映。实际上现在也有所反映了，现在在国外发表论文的人也不少啦，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现象）。要想我们一个研究会，一个完全是老百姓自己办的这么一个研究会，能够搞出个名堂来的话，你如果不把自己的影响扩大的话，不让大家注意的话，是不大可能的。现在我们这个学会应该有这个条件，现在的条件跟过去那是差别太多了，现在人员的素质也比过去要好的多。过去不客气地说，是有点坐井观天。因为那个时候刚刚改革开放，从封闭的一个时代，逐渐转向开放的时代，但是还免不了坐井观天的痕迹，那不象现在。但是现在我们要警惕什么呢，你只受外国的影响而拿不出自己的东西来，那也是不行的。你必须得有我们中国自己的观点，是不是？我们自己可以有我们独立研究的成果。你不能够跟在别人的（后面）人云亦云，那不行。你看过去“一边倒”倒向苏联，那是错误的；现在完全一边倒，倒向西方，那也是错误的。必须得拿出我们自己的研究成果出来，这事情我现在是办不到了，因为年纪大了，我也脱离现在的学术界，脱离了也有几年了，就是我在也不行。现在就寄希望于我们这些年轻的同志，能够拿出更丰富的成果来。使我们对美国史的研究能够有一个更新的、更高的局面。这是我的一个期望。 至于对这几个秘书处的评价，这就很难说了。秘书处最困难的一个时期应该是在武汉大学时代，因为它对一切人员，那个时候都不摸底，到底全国有多少人在搞这个美国史研究、哪个学校里到底有开美国史的课程，都搞不清楚。这才进行调查研究，所以草创时期应该讲工作做得还是比较辛苦的。条件也不如现在，现在你看互联网多方便呐，过去哪有这个条件呐，是不是？现在不管几千里几万里，我要连就连，我找谁也很容易就找着了。所以说要我评价的话，优劣是谈不出来，讲特点是什么特点呢，就是我们初创时期的秘书处很辛苦。现在我们的秘书处，希望能够继承这个比较优良的传统，发挥现在的优势，干的更好。而且实际上，现在也比过去有更多有利的条件，这是没有问题的。所以我就只谈谈我的期望，要评定的话，我就很难评定了。我们过去草创的这些人，几乎都是要入土的人了。像刘绪贻先生90多岁，还能够笔耕不辍那是很少有的啦。应该讲，我们只是起了一个什么作用呢，起了一个将美国史过去的无人问津或是不敢问津或者一面倒的那么一个局面，慢慢地给它扭过来一点，就起点这个作用，别的作用，应该还谈不上，也就这样子啦。我因为现在脱离的时间也太长了，要我再来回忆再来讲吧，我也讲不出很多东西来，但是我先推荐一个同志，黄安年，他年纪比我们要小一些，他所经历的事情也经历的比我们多一些，他记忆力也比我强的多，可以多访问访问他。他的记忆力确实是相当强的。 应该讲，我对美国史的兴趣是比较早的，我在40年代就有兴趣了，这个美国了不起呀。40年代的时候呀，我就有兴趣。我对这个问题是很有兴趣的。当然由于各种条件限制，没有做出什么很大的成绩出来。 关于《美国通史》六卷本，当时我们一起在武汉的时候，我们就有这个想法。最早因为黄绍湘先生的那本《美国通史简编》就是在我们那出的，我就是它的责任编辑。《美国通史简编》是我们中国第一本比较详细的谈论美国史的（著作），但是说老实话，我很尊重黄绍湘先生的，但是我对她的一些学术观点，我不是很同意的。因为她或许也是，受苏联史学界的影响比较深或者怎么样，这个我不清楚，但是我不是很同意她的（观点）。所以后来跟刘先生，跟杨先生在一起我们就商量着，商量说我们能不能够分阶段，那个时候还没有形成说要搞出六卷本来，还没有。就是我们，能够发挥各位老师、学校所长，先从单行本，我们先出一出。成书一本出一本，以后我们出的多了，如果有可能的话，就把它编成另外一套书，当时有这么一个设想。但还不敢想出这么大的书呢，是不可能的。后来刘先生对这个主意非常赞成，嗯，非常赞成。所以是几个老先生促成的。 在这里边变的也很多，作者变的也很多，有的出国了，有的答应了后来又因为各种原因没有写成，后来作者换了不少。但是刘先生和杨先生是一直坚持下来的，到后来我们的书基本上成型了，成型以后，有必要做出很大的修改，所以我们就等于是一个毛坯做出来给我们学术界来评论。在这个基础之上，或者脱离这个基础，或者更高的基础之上吧，再来写出更好的美国通史当然更好。现在当然，这个难度是不小的，现在因为流动性太大，另外受干扰也比较多，要来完成比这个更充实一些的、水平更高的六卷本比较困难。如果稍微细心一点你也看得出来，我们这六卷当中水平也有高低的，因为完成的时代不一样。有的完成的很早，有的完成的很晚。比如讲，李剑鸣的是最后一本，他的是第一卷却是最后完成的。你可以看得出来，他的写法跟其他几个都不一样。所以应该讲，这六卷的体例并不一致，作为教科书来讲的话，这是有缺点的。教科书不是这个体系，但是我编这个书，不是按教科书体系来编的，我比较突出它的学术观点，而没有太在意它里面的体系问题，没有太在意的。如果再有新的书出来的话，肯定要比这个好。 但这个我只是说拿出来，给我们中国的学术界或者外国的学术界看看我们中国现在这几十年，研究美国史的水平是怎么样。当然不能完全反映，它至少是部分反映了我们研究美国史的水平，里面的缺点也很多，我自己翻回来看看也确实是这样，现在来写的话，也不会这么写。但是这反映一个时代的烙印，是在那个时候的（美国史）。我们出书，每一卷每一卷每一卷的，年代是拉了30年之久。这个时代，我们就应该讲里面水平是参差不齐的。但是总体来讲的话，出的这个书还是可以的。我们这个书得了中国出版集团的优秀奖的，还有得了新闻出版总署的中国图书的提名奖，我们是参加了评选的，最后是得了个提名奖，原因之一可能是我们的体例不够严谨。这我也知道，因为我编这个书一开始，就没有从这个方面去着眼。各个老师也看得出来，他们也并不都是互相交流很密切的，有上海的、有东北的、有天津的、有武汉的。从这也看得出来，它本身反映它自己的观点。如果是要到我手上来，要把这个体例统一，我力所不及，而且也不必要，是不是呀？我还是要等于说把这个端出来让大家来评判吧。作为一个平台去修改吧，或者是充实吧，或者是推倒重来吧，都可以。至少我端这个菜出来了，菜做的好坏，那是另一个问题。 应该讲，做这个东西，是比较辛苦的，因为变化很多，原来计划定了，结果后来稿子交不成。后来定的这些同志呢，有的走了，有的是各种原因他不履行了，这个要搞这么一堆东西，应该讲还是比较麻烦的。确实不是有人讲嘛，说现在要集合这么一些人，搞一套六卷本出来，恐怕难度是比较大的。那个时候呢，这些先生稿费拿的很少，各方面呢，出版条件也是很难的。当然也有一个有利条件，当是我在人民出版社，我就负责这个方面，我说话还是比较算数的，可以出得出来。现在要讲的话，出这个书呀，组织这个书呀，要费很大的气力，还费不少钱，没有这个财力还办不到。不过好在现在的出版集团很多，只要肯跑，只要肯去联系，还是有可能的，其他的我也想不出什么东西来。我们出的书，在人民出版社、东方出版社出的美国史的书还不少，大大小小的还出了有一些，翻译的也好、出版的也好、中国人自己写的也好都出了一些。现在各个出版社再有这么一个专门来搞美国史的这么一个机构可能也比较困难。当时我们一起参加的编的一些同志现在都退了，都不在出版社了。 我记得好象要出六卷本还是比较晚一点的，就是已经有四本书已经出来了。四卷本出来以后，首先提议是我提的，因为别人提议他找不到出版单位呀。当时出这个书是赔钱的，为什么要倒贴呢，因为印的并不多。好在那个时候是大锅饭时代，后来这个书赚钱了，因为后来这个书重新出六卷本，中国出版集团把它拿去了，收进中国文库了。它的中国文库很赚钱的。后来六卷本是人民出版社出的，但是中国文库是由中国出版集团收进去的，现在人民出版社是独立于中国出版集团的。现在全国只有一个人民出版社是独立于中国出版集团的。人民出版社现在还属于“吃皇粮”的单位，它不是企业化的，全国只有我们这一家，名字叫公益性事业单位，就这么回事。 我建议这个访问，多访问一些现在年纪比较轻一点的同志，（他们）也在学会起了很大作用的。他们知道的地方比我多。我这个人还有这么一个特点：编书我感兴趣，对这些社会活动，我兴趣不是很大的。 （联系人孟庆龙、秘书处电话采访并整理） 方生编审访谈录 我先开始要说的是，对我们中国美国史学会这30年的工作我的一点看法，我想就三点吧。第一点，大家就看老一代的学者对开创服务式研究作风的指导，在这个指导下走完了30年坚持不变，这个学风、这个研究作风，我个人认为是值得称赞的。第二点就是说我们美国史学会的确是团结了广大的老中青几代人，形成一支全国性的美国史专业研究队伍，人才、成果都丰硕辈出，这是我们应当予以充分肯定的，也是有目共睹的。第三，就是这个秘书处，我们美国史秘书处先是在武汉，后来又到天津，现在是在厦门。虽然在三个地方，但是都能坚持研究会原定的工作方针，做到日常工作规范化、定期开年会、出通讯、开小型座谈会、同广大会员进行联系，希望这个优良的作风今后发扬，也祝愿在新的形势下，我们美国史研究会能做出更多新的成绩！ 我在单位做编辑时是做翻译书稿的编辑，这是个特点，我就讲讲我在学会工作的体会，就离不开我的翻译书稿的处理。这个第一点体会，我在这里说，我在商务印书馆，是倡导编译现在已经出版好久的这个《美国丛书》。这个书当然不是说是我一个人的功绩，在我介入这个（工作）之后呢，单位的内务、领导同志们都很支持，还有提出这个意见之后，在学术界、大学里、研究机构，我们都征求过意见，对我这个创意也是广泛的赞成，直接予以帮助。这个书现在为止，出了21种有30本，因为有的书是多卷本，算册的话就是30册吧，有个90万字的样子。这个21种的编辑当中，有16种是我做的责任编辑，我在这个组里边，处理书稿是比较多一点的。 现在再说明这个书的目的是什么？它的出发点是客观介绍外国的著作，再将美利坚这个国家发展的历史，主导的政治思想，历史地理，政府运转的实况，经济发展的实况，还有历史上主要人物的介绍，差不多总体上，这个丛书是要体现美国自身的客观的面貌，这个书的选择呢，有历史的、有现在的，能做到历史与现状的密切结合。它的特点是不加任何批判、注解、批判性的注解，用翻译介绍美国的著作来了解美国，这个书整个的出发点是这样的。那么这个书出书以后，（引起）国内的一些反响，上海某一个培训机构，就给我们单位来信要求选用这个书的某一个部分作为教材，那当然可以了。还有，大家知道有一个书叫《中美关系十年》，是纪念中美建交十周年的一个各界学者的短论，其中介绍到我们这个《美国丛书》当中的《美国实录》，这个《美国实录》是个多卷本的介绍美国当代情况的书。这个作者认为，我们国家在开放的初期，据他的了解，我们当时国内赴美作学术研究的学者，都可能手头都带有这么一本书，这本书对了解当代美国的情况是有实际帮助，这是开放初期。后来呢，我们中国国内的一个叫做Beijing Review，Beijing Review是我们国家对外宣传自己的一个刊物，它的中文名字叫《北京周报》，是英文的，可能有的朋友们对这个单位有过接触。看到这套书出版之后，专门派记者对我进行采访，而且在89年1月发表一个对我的采访记，就发表在《北京周报》采访记上。因为采访记是英文的，在美国发表以后，就引起美国学者的重视，有些美国关心中国研究的学者们，就给单位来信，表示愿意推荐这些介绍美国的书。还有一位最有名的就是斯坦福大学的教授，就是John Lewis，他收到了一本中文版的《联邦党人文集》，也就是《美国丛书》的又一个大家比较熟悉的著作。他拍张照片寄给单位来表示他很高兴了解中国的情况。因为这个关于中国的报道登出以后，在华盛顿总统的故居Mount Vernon有个博物馆，收到我们《华盛顿选集》的中文版，这个华盛顿选集就是我们《美国丛书》的一本，它的馆长特别给我们单位来信，说我们（出版了）唯一的中文版的华盛顿的著作，能看得出来这个馆长非常高兴，予以称赞。这个是《北京周报》发表之后在美国引起的一些具体的反响，我想这个《美国丛书》就说这么一点。因为我们美国史研究会就是搞丛书、搞著作的，这套书就是完全搞翻译稿子，就是让外国的学者来作为我们研究的参考资料。这个外国学者的著作，翻译成中文，让我们中国学者更多的利用它做自己研究的资料，这个目的就是这样。 我再说说大家知道的中华美国学会所主持的美国学著作丛书，福特基金会赞助的。因为从组织结构上讲，我们美国史研究会是中华美国学会的一个团体成员。尽管美国史研究会这个机构，还有所有我们会员也就是中华美国学会的会员，但名义上要接受团体会员不以个人名义入会，这是美国学会的会长规定的。由这个学会设立的美国著作出版补贴基金组织管理条例，美国学会有一个成文的东西，为了成立这个补贴基金呢，专门有一个成文的条例，大家都按这个条例来做工作，来做事情。这个条例是美国学会制定的，处理这个补贴基金的事情，有一个五人工作小组，谁来做这个事情？就是由我们五个人来做。这五人小组就是美国学会常务理事会来批准、任命的，这个过程是很清楚的。第一次成立有五个人，我可以说一说。第一次的小组里有邓蜀生、张友伦、我、施咸荣，他后来病故了，他原来是文学出版社的，还有一位黄书海是《世界知识》的，他后来出国了。所以第一次这五个人当中呢，只有3人参加工作，后两位就没有参加工作，原因已经说清楚了：一个病故了，一个出国了。那么1994年开始又调整小组成员，小组成员还是邓蜀生、有南开的张友伦、我本人，还有两位一个叫陈宝森、一个叫朱世达，他们都是美国所的研究专家。第二个（小组）就还是5个人，只不过换了2个人。第二阶段就是由陶文钊先生来代表美国学会组织日常工作，我们这个小组就是在他组织之下工作的。 这个出版基金是由美国学会向福特基金会申请的，每年给一万美元。用这一万美元换成人民币，补助我们中国学者因为在国内出版遇到的实际困难。这个大家都知道，专业有学术水平的著作、译著在出版社来讲一般不是太多的，出版社往往因为利润小或者赔钱不愿意接受。从这个出发点，美国学会成立这个基金，说有价值的美国学研究著作要出版，出版社有困难，由学会给它以资金上补助，出版社接受点资金补助，就是围绕这个，所以这个就解决了一个资金补贴的问题。其中美国史学者占多数，但是不完全限于美国史的研究著作，把这个学者接受补助的范围扩大了，这个是和过去稍微有点不太一样的。但是接受资助的美国学的著作大部分还是我们美国史研究会的学者、专家们他们写出的著作，看下目录就知道了，受资助的这个学者著作当中，还是美国史研究会的成员占多数，这是一个特点需要在这里说明的。因为当时这个美国学会研究基金成立时就说只要关于研究美国的著作都可以，是这个原因。但是翻译的著作一本都不资助，专门资助中国学者自己研究的成果，这是肯定无疑的。 那么因为我参与过这个小组的整个过程，大概有这么几点情况，给并不了解这个学会资助情况的，简单的做一个介绍。一位美国学的学者要想申请这个美国出版基金的资助，首先要提供书稿或者大部分书稿，得有副教授职称的二人以上的推荐。比如说我有稿子也想出版，也有两位副教授或教授推荐我，向福特基金会申请资助。当然，不是教授副教授职称的其他学术职称，同样的，当然也是可以的。要提出你的书稿来由推荐的学者根据书稿提出意见。这样，审批工作小组就看着稿子内容，大家一起讨论决定可不可以接受这个资助，程序就这样，这个讨论过程当中是一致通过的，有不同意见是很难得到通过的。 美国学资助的整个情况，分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1991年3月至1995年8月。那时候是学会同意哪一位学者的著作，可以给他补助，但是由哪个出版社出版，作者要自己去找，自己找出版社去出版，资助基金给你拿去，哪个出版社接受你就给它让它出版，这是第一阶段，一共有7本著作是作者自己找出版社由这个基金会提供基金出版的。第一本就是那个《中国美国学论文综目》，最末一本就是《美国军事力量的崛起》，一共这几本书，它们分别由不同出版社出版。就在1998年这个情况有些改变，就是说，申请补助的书稿、所有被批准的书稿统统交给一个出版社叫做“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由它统一来出版，不论哪一个学者的书稿，批准之后，受资助的基金都交给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这里面出版社还有个改进，就是在书的封面上加上一个“中华美国学会丛书”，都标明这几个字，而且开本比较标准，都一样，开本大小都一样，本来那几种开本大小都不一样，各有各的做法，统一起来呢，基本上一样。要做的是，不管第一阶段的出版物，或者这一阶段（最后一阶段的出版物），它可能内部都要注明两个东西，一个是关于接受美国福特基金会资助的几句话，（中文）同样的英文也要并列。现在我把这些给你念念：接受资助的书无论是第一期或者第二期都要标明“本书的出版得到由美国福特基金会赞助的中华美国学会美国学著作出版补贴基金的资助，特此致谢！”这是中文，写的字就是也不能增也不能减，英文就是这样：“The publication of the book is made possible partly by the Chinese Association for American Studies Publishing Subsidy funded by the Ford Foundation.”这是英文，和中文意思一样，同时印到书的内封上，这样一看这个美国学的著作就是得到福特基金会资助的。从第一个基金开始到最后这个资金停止、没有了，这个工作也没法继续做了。这个时间跨度大概是1991年3月到2002年的6月，在这个时间内，一共出了31种书。这是我们这个美国史研究会的一些成员参加美国学基金会做的工作的一部分，因为，我知道前3（个人），邓蜀生、张友伦、我本人最初都是以美国史研究会会员的身份（参加的）。 我本身做这个工作，从开始到结束，都一直跟其他一些学者一起工作，能为美国学界出这些书，为作者服务，这对我是最大的一个鼓励，我感谢朋友们的信任和支持！ （联系人孟庆龙、秘书处电话采访并整理） 齐文颖教授访谈录 时间很快，30年以前为什么要成立美国史研究会？背景是美国史教学在文化大革命之后就没有了，主要是世界近代史中讲一段，关于美国革命和美国内战。当时是因为阶级斗争，讲斗争，跟英国殖民主义的斗争，还有反奴隶主的斗争。到70年代末后，北大历史系开始研究两霸，也是从阶级斗争的角度来看两霸。到76年后，也就是打倒四人帮的前后，我们（北大）就觉得美国也应该研究，因为过去是从反修反帝的角度研究。当时教研室确定研究重点是美国、苏联和日本。其他都是世界近代史、古代史和中世纪，分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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