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宝生：真心做学问是快乐的
“做我自己喜欢的事很快乐，虽然也很辛苦，但是有苦才有乐，快乐是以勤奋和努力为代价的，没有单纯的快乐。”走出中国社会科学院干面胡同的宿舍，黄宝生的话语依然萦绕在耳畔。在两个小时的谈话中，记者真切地感受到了一位热爱学术、淡泊名利的学者的魅力。季羡林在朝杖之年曾将“纵浪大化中，不喜亦不惧”作为自己的座右铭，同样恬静的生活态度、同样超然物外的洒脱，我想，师生之间大概是心有灵犀的吧。
认真读书是对老师最大的尊重
不是每个人都能得遇名师指点，而黄宝生却是个幸运儿，在他的人生道路上，遇到了好几位名师。
1960年，他考入北京大学东方语言文学系，跟随金克木和季羡林学习了5年的梵文和巴利文，为后来的研究工作打下了扎实的基础。“我很幸运，一生当中，能够接触到这样的好老师。他们是我实实在在的榜样，他们的爱好、平时谈论的话题、看的书、提出的观点都会潜移默化地影响到我。”
当回忆起自己的老师时，黄宝生说：“金克木先生是外向健谈的人，去拜访他，随意提个问题，他马上会滔滔不绝地跟你讲个不停，有他在，肯定不会冷场。他还是个诗人，与戴望舒是好朋友，年轻时很爱写诗。”
季羡林喜欢写散文。在学术论文中，他也常常会联系中国古代文学，他同样要求自己的学生学习古代文学。“虽然我们学的是外文，但是，季羡林先生却主张我们也要背诵中国古典诗词，他说，他年轻的时候，还和别人比赛背诵《红楼梦》呢！”
“季羡林先生还要求做学问要有创造性，每篇论文都要有新的内容和见解，不要‘炒冷饭’，同时注重考证，有一份材料说一份话。”时隔多年，黄宝生对老师的教诲依然铭记于心，“这些点点滴滴的小事，都会印在脑海中，遇到事情，就会指导自己如何去做。”
毕业之后，黄宝生来到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工作，在工作中，他又结识了钱钟书和杨绛，并和他们有着密切的往来。“就像他的名字一样，钱钟书先生酷爱读书，在外文书的借书卡上经常会看到他的签名。他还常年有写读书笔记的习惯，他家里的藏书其实不多，但是有很多很多的笔记，他的《管锥编》就是通过笔记整理出来的。钱钟书先生是我学术上的楷模，有这样的老师在前面，我觉得自己永远不够，永远要勤奋努力。”
黄宝生认真阅读了老师们的每一本著作，他认为这是对老师最大的尊重。在大量阅读的基础上，他总结自己的学习心得，写出了《季羡林先生治学录》、《金克木先生的梵学成就》和《〈管锥编〉与佛经》等文章。值得一提的是，金克木在弥留之际看到《金克木先生的梵学成就》的打印稿时，深感欣慰，这也是迄今为止仅有的一篇总结金克木梵学成就的文章。
梦中还在翻译《摩诃婆罗多》
由于印度古代主要采用桦树皮和棕榈树叶为书写材料，因而，始终保持着以口耳相传为主的文化创作和传播方式，这也决定了印度古代神话和史诗非常发达。《摩诃婆罗多》与《罗摩衍那》并称印度两大史诗，其核心故事都是围绕争夺王权展开的，经过一代又一代说唱艺人的加工和创作，历史事实早已湮没在神话传说当中。《摩诃婆罗多》的产生和发展经历了大约八百年的时间，最终成为一部以英雄传说为核心的百科全书式的史诗，并在公元4世纪定型，篇幅为十万颂。
能够将这两部史诗翻译成中文，一直是国内梵文学者的心愿。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季羡林翻译并出版了七卷本的《罗摩衍那》。《摩诃婆罗多》的篇幅是《罗摩衍那》的四倍，尽管巨大的工作量令人望而生畏，但是学者们仍然在努力尝试。在80年代，由于各方面的原因，翻译工作曾一度搁浅，直到1990年底，翻译工作才得以重新启动。1993年，由黄宝生接手主持这个项目，直到2002年完成全书的翻译，前后花了10年的时间。
因为这部史诗涉及古代印度的方方面面，要求翻译工作者非常熟悉古代印度的各种情况，所以翻译过程异常艰难。为了保证质量，黄宝生坚持全部翻译完成之后，再一起出版。“翻译是需要前后照应的，翻译到后面，发现前面的翻译不妥当，要随时改动，如果已经出版了，就麻烦了。”
黄宝生除了承担较多的翻译任务外，还负责全书译稿的校订和统稿工作，并为每卷译文撰写导言。“翻译工作越接近尾声，我的责任感就越强。白天黑夜都沉浸在里面，其他的事情都成了身外之物，满脑子都想着它，常常是晚上入睡后，在梦中还在翻译，整个人和《摩诃婆罗多》已经完全合一了，进入了一种入定的‘三昧’境界。”终于，这部长达400万字的巨著于2005年出版，并获得了首届政府图书奖，填补了梵文文学研究的空白。
培养人才不是速成班
古代印度的文化绚烂辉煌，在文史哲各领域曾经取得过相当大的成就。中国、古印度和古希腊的文学理论形态共同构成了世界文艺理论体系的三大源头。印度的文学理论有自身的独特性，更强调注重文学本身，并在发展中形成了很多文学概念和术语。但是，长期以来，我们对印度文学理论了解甚少。因此，黄宝生的《印度古典诗学》一经出版就引起了广泛关注，国内已经有不少比较文学或诗学论著引用他的材料。
黄宝生常常把印度古代文化比喻成一座宝藏，而梵文无疑就是开启这座宝藏的钥匙，他希望越来越多的人能掌握这把钥匙。“这么多年来，全国几乎只有我一个人在作梵文文学研究，太缺人才了。现在我已经在培养年轻人，也有信心能培养出人才来，时间长一点没关系，我不想急于求成，我和他们说，你们要做好长期打算，坐得住冷板凳。”
早在两年前，黄宝生已经开始举办梵文培训班，定期带着学生精读梵文原典，一直没有间断过。一开始，只是针对外文所的几名梵文专业的研究生，后来，北京大学的研究生和一些外地学者听到消息，也纷纷赶来听课，现在全班已经有10名学生。黄宝生说：“我采取非常开放的形式，既鼓励又顺其自然。谁愿意来听课，我都欢迎，不用交一分钱，哪怕以后不作这方面的研究，也算是增长了见识。我是凭着一股学术热情来办班的，梵文研究需要后继有人，我希望通过培养，将来可以形成一个团队，我们能一起做点事情。从这两年的教学实践来看，可以说已初见成效。”
梵汉佛经对勘研究将成为学术亮点
梵文佛经传入中国后，被佛教高僧翻译成古代汉语，成为汉语佛经。但是，随着年代的推移，佛经中很多词语的含义已经渐渐模糊，而且，佛经在传抄中又产生了一些错误和脱衍，这对我们今天理解佛经造成了很大的障碍。面对这种困难，黄宝生认为解决问题的办法之一就是将梵文佛经与汉语佛经进行对勘研究。
目前，黄宝生正在做这项工作。他培养的学生分成两个研究方向：一个是梵文文学研究，一个是梵汉佛经对勘研究。他说：“梵汉佛经对勘研究将成为学术亮点。梵文佛经研究具有国际前沿性。在国外的梵文研究中，梵文佛经文献研究也是一个难点。而相对于国外的学者，我们有古代汉译佛经作为参照，因此，更有优势。”
黄宝生感慨，学问要做得好，不但专业立足点要精、要专，而且知识面还要宽，对古今中外的相关知识都要了解，这样视野才会开阔，也能抓到问题所在。“我对学生们说，如果真正学会了梵文，用它来工作，那么每次做出来的成绩都是填补空白的，自己会觉得很充实，这样的人生是幸福的。”
“要真正的热爱学术，沉下心来，愿意投入，经过长期积累，中国的梵文研究才有希望。”做了一辈子的学问，黄宝生深知其中的甘苦：“做学问不能追求轰动效应，不能追求一时的时髦。一个人如果能把做学问的快乐放在第一位，就不会去斤斤计较其他的东西，那些赞扬的或者是贬低的话，迟早都会随风逝去，只有真学问才能流传下去。这次，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力扶植绝学，给我的工作助了一臂之力，而且对年轻人也是一种激励，增强了他们的信心和动力。我目前最大的心愿就是给后人多留点学术成果，多培养一些后继人才，这也是我能为社会作出的一点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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