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率直存真的哲人——追忆杨生茂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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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茂先生走了，我的恩师走了，我心目中的一位学术界的哲人走了。我潸然涕泣，头脑中涌出许多杂乱的记忆碎片。我在恍惚中似乎丧失了理性，任由痛失恩师的悲情左右自己，乃至语无伦次。30年前，我与生茂先生从未谋面，只是两次交谈，他即邀我回母校从事美国史的教学和研究。这知遇之恩使我告别了我多年混迹江湖的生涯，来到了做学问的圣殿，并从此成为生茂先生的私淑弟子。
生茂先生走了。他走时，有着心灵的宁静，有着灵魂的洒脱。这绝非偶然，因为他有着堪为师表的人品，有足以入史的学术业绩。生茂先生的学术造诣在我国学术界早已耳熟能详，不容我来置喙。频频扣击我心灵的是他的诚厚、平实的人品。相处30年，晤淡多了，我头脑里闪出了古德的一句话：“处世无奇但率直，传家有道惟存真。”生茂先生就是一位率直、存真的哲人。率直、存真是他的纯色，他的本色。他正是以这种纯色和本色来奖掖后学。他总是以仁心待事，以爱心待人。我初来美国史研究室，见他安排一个个同事去美国访问，从事学术研究，然而却没有把这种机会留给自己。我在美国史研究室仅工作两年，他亦推荐我赴美深造。他将许多好事给了大家，唯独不给自己。我回国后撰写并出版了我的第一部美国史专著，并获天津市学术专著一等奖。我抑止不住内心的喜悦。生茂先生大概洞察了我的浅薄，告诉我：入门容易，登堂入室尚需时日。做学问需要对中外的建立于人性的人文观念的熟稔，需要优秀传统文化的积淀和生发，并将文化修养内化成自身的学术品格。他的话让我清醒了许多。我开始补课，其中包括通读了生茂先生的文章和著作。读后使我领悟到，一个史学工作者需要脚踏实地，仰望星空，浸润于中外经典，甘之如饴，需要对文化因袭、历史演变、民族兴衰的沉思和反省。现在忆起当时读生茂先生的著述的感受，正如托尔斯泰读屠格涅夫的小说一样，是一种“智慧的体操”。他那种治学的潜心，探颐索隐的勤勉、视野的开阔、论证的严密、资料的翔实、文风的朴实、文采的斐然等等，像风暴震撼了我。他的治史不跟风，不媚俗，不受世俗尘埃的蒙翳，始终保持一种自律，一份清醒。他对后辈的关心和劝勉是大爱，一种对寻常之爱的超越，而且是那样的率意自然。在以后的岁月里，我感受到这种超越没有止境。生茂先生对后辈的劝勉，依靠的是他的丰富的人生经历和生命体验以及长期的学术积淀。这对我们是润物无声的陶冶。他尤其启迪我们，研究美国史，不要崇美，中国绝不能走西化或美化的路，绝不能养成另一种形态的奴化。我深感到生茂先生身上的中华民族精神、中华民族文化品质是他学术成就的灵魂。生茂先生的学术文章和道德文章均堪称楷模。
生茂先生走了。历时93年的人生之路。“仁者寿”啊！生茂先生在年届华龄、桑榆晚景之时，我同恩师依然常常传递音讯，知会心声。他仍然告诫我要自觉抵制人世间的道德腐败和精神沉沦。他狭小的客厅的壁上挂着一条“淡泊惜阴”的横幅，他以此自律。世之最可爱惜者，莫过于光阴，世之最可珍惜者，莫过于精神上和物质上的淡泊。既不可唐丧光阴，亦不可追求名利这种身外之物。有时，客厅的横幅换成诸葛亮《诫子书》中的话：“非淡泊无以明志，非宁静无以致远。”诸葛亮的这一思想继承了《大学》中的“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止而后能定，定而后能静，静而后能安，安而后能虑，虑而后能得”这一儒学学说的纲领。生茂先生深悟儒家的止静功夫。这是为什么生茂先生对学问、对事、对人均有淡定从容的情怀，有对学问的敬畏，一生清风亮节，生活简朴，犹如竹杖芒鞋的苦行僧。生茂先生，一位饱经沧桑的哲人，在充满物欲的世界中，面对人生的忧患，他心里有阳光，给我们后辈指点了精神超越之路。
生茂先生走了。我凝视他的遗像，惭愧之情蓦然从心底升起。我没有做好学问，愧对他的教导。然而“虽不能至，心向往之”。他鼓励后辈在做学问上要登天摘月、入海寻宝的遗言仍在耳边回响。有生茂先生活在我们心中，我们就会有着充实的时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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