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网讯王静月即时播报南开大学教授杨生茂先生因病医治无效，于2010年5月4日下午7时20分在天津逝世，享年93岁。
    6日，杨先生的家人为他在家中举办一场简单的追悼会，杨先生的大弟子山东师范大学教授王玮，南开大学教授赵学功，福建师范大学教授王晓德等杨先生的得意门生都来到杨先生家中拜祭。在悼念先生慰问家属后,这些当今中国美国史研究的核心人物接受了天津网记者的采访。
    王玮：没有先生就没有今天的我
    山东师范大学教授王玮，在1978年作为“文革”结束后第一届研究生考入南开大学历史系世界史专业，师从著名史学家杨生茂教授攻读美国史方向。
    作为杨生茂先生的开山大弟子，王玮对恩师的感情非常深厚。在参加杨先生的追悼会时，王玮感慨地说，“可以说没有先生就没有今天的我，先生的的人格魅力在无形中影响着我们这些学生，他厚道正直的品质，他严谨的教学态度，他卓越的学术思想和辉煌的思想成果都给我们留下了宝贵的财富。”
    回忆当年和杨先生朝夕相处的日子，王玮指着南开大学校园深处的一排年代久远的房子说，“我在南开上学时，就住在那里，离先生的家不算远，因为那时候学生不多，也没有正规的课堂，我几乎每天都到先生家学习。”
    杨生茂先生对其从事美国史、世界近代史的教育和研究工作一丝不苟，“先生的论文注释往往比论文本身还要多，因为他对学术要求很严谨，每一句都会拿出几个甚至几十个文献资料来论证。对我们论文的指导十分认真负责，先生会每一句的修改，从不怠慢。”
    在王玮看来，先生除了在学业对自己的指导外，在生活上更像是自己的父亲一样。“那时，师母还没有过世，先生总是要请我来家里吃饭，我还记得师母做的香喷喷的面条，对于贫穷的学生来说可算是人间美味了。”
    说到这，65岁的王玮略显苍老的脸上露出了淡淡的笑容，“先生为人谦和平易，对学生的关心与爱护不善于用言语表达。”
    王玮清楚地记得，他在南开大学就读时，先生总是热心地帮助他打理生活琐事，为他出谋划策，事无巨细。“先生常常跑到我的宿舍告知我一些事情，有时是论文，有时是生活细节，很多时候我不在宿舍，他就留一张小纸条贴在门上。”
    杨先生喜静，几个弟子都说杨先生很少外出，特别是年老后，更是连他所居住的北村都很少走出。可是王玮对此却有不同的观点，他津津乐道地讲述他与先生的“香山之行”
    在1980年秋天，先生到北京开会，得知王玮也在北京工作很高兴，就约他吃饭后一同去香山看红叶。此时正逢香山红叶最迷人的时节，方圆数万亩坡地上，枫树黄栌红艳似火。“看先生很喜欢，我那时也年轻，就爬到树上，为先生摘下树上面最红的叶子。”
    杨先生看了红叶，许久都舍不得扔掉，小心翼翼地把它夹在书本里，回去送给女儿。“先生很宠爱自己的女儿令侠，希望能把最美好的东西送给她。”
    “先生年轻时拙于言谈，到晚年倒是像个孩子，对于国家大事总是侃侃而谈，而且很幽默。”王玮回忆说，先生到了晚年很喜欢看足球，常与他谈论国际足球和中国足球，但是由于自己对足球不是很热衷，几次下来，先生觉得“不投机”而放弃。
    杨先生的一举一动都温暖着王玮，“先生对我们的好，是三天三夜都说不完的。”
    赵学功：先生的逝世是南开大学的遗憾
    赵学功和其他杨先生的学生一样，在南开大学就读时一直在先生家里上课学习。先生很关心国家大事，而且每天都要看参考文献。就是在先生晚年时，眼睛花的严重，还坚持拿放大镜看书写稿件。
    在先生病危住院弥留之际，还曾打电话给一同研究的专家谈论工作，“先生怕自己讲话不清楚，在打电话之前，会把想说的写在纸上。”先生对工作的敬业与热衷都让赵学功敬佩不已。
    赵学功说，先生的睡眠情况一直不好，在人生最灿烂的岁月里，经历了战争、文革和无休止的运动，浪费了最宝贵的学术生命。先生曾在《探径集》的前言中写道：“解放后，主要精力花在多头教育和没完没了的开会和‘运动’中。坐下来，全力搞科研开始于1964年。……但不久又开始了‘文革’运动。‘文革’后的1978年恢复了研究室工作，但好景不长，多次接到‘病危’通知书。……近十年的工作是跑医院，只有在休息时写点随笔类文章。”
    “先生一直无法走出那段回忆，总是无法入睡。所以先生对现在的生活很珍惜，我从来没见先生发过火，也从不计较得失。”
    赵学功说，先生是河北省涿鹿县人，虽然曾去美国留学，但是河北口音依然很浓厚，“不认识先生的人，光听先生说话还以为先生是个地道的农民，有很多留洋海归派在话语间难免会夹杂几个英语单词，但先生从不会。只有在翻译时先生才会展现他的外语才华。”
    先生1995年从南开大学退休后，依然从事专业工作，“我们有问题请教先生，先生也十分乐意为我们解答，先生无论是学术水平，还是宽厚的品质都值得学生们学习。”
    “先生的不幸逝世，是中国美国史学界的损失，也是我们南开大学的遗憾，作为学生，我们会发扬先生的优良作风，培养下一代史学人才。”
    王晓德：杨生茂先生“一日为师终身为父”
    得知杨先生病危开始，王晓德就从福建赶回天津，一直在守到先生身边，陪伴先生走完人生的最后一程。
    王晓德说，先生对他恩重如山，“先生不是我父亲，但更胜我父亲。”
    在先生潜移默化的影响下，他的优秀品质在学生间竖立着典范的作用，到现在先生所培养的11个硕士研究生、6个博士研究生的师兄弟关系非常亲密，“先生无论在学术上，还是做人上，先生都是我们的榜样。”
    杨先生出身在河北省涿鹿县的一个大户人家，从小入私塾背三字经。在1941年赴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学习历史学，先生可以说是“中西贯通”。就是在这样环境下成长的先生，对于生活条件和穿衣打扮却异常的平凡。
    “先生穿着十分朴实，走在校园里常常被误认为是工人，先生却从来不介意。”王晓德回忆说，他从没见先生穿过西装皮鞋，先生外出常带一顶圆布帽子，师母活着时会帮先生整理帽子，才让先生出门。
    每次上先生的课之前，先生都会根据学生所定的选题，给学生推荐几本优秀的参考文献一共阅读和查阅。先生要求学生在学论文前一定要了解国内和美国研究这方面的状况，并且要知道这些研究学家的主要观点，在这个基础上再去写一篇论文。
    有一次，先生让王晓德翻译一本美国史学家特纳的学术著作的其中几章，他翻译完后拿给先生审阅。过了几天，先生把翻译稿件还给王晓德，上面用铅笔密密麻麻地写着修改后的标注。“先生一个标点一个词地帮我修改，先生下的功夫，绝对比我翻译还要多。”
    王晓德说，自己当年在南开就读时，曾和先生共用一个邮箱，“那时学生公寓并没有邮箱，先生就把他的邮箱分给我用，只要邮箱里有我的信件和论文方面的资料等，先生就会跑到我的宿舍给我送信。”
    “先生对我的好，我感激不尽。上学时，先生总请我去家里吃饭，等到我上班了，我第一件想做的事就是请先生吃一顿饭。”王晓德说，有一次，他请3位同学和先生去火车站附近的山西面馆吃饭，先生不让大家多点菜，不许大家浪费粮食，“那次我们的打车钱比饭钱还多呢。”先生在生活上很节俭，他也从不去外面餐馆吃饭，但是如果是学生请客吃饭，他都会很高兴，为学生可以自食其力而高兴。
    “先生一直很关注我们的成长，我们获得一点点荣誉他都很高兴。”所以当王晓德从南开大学转到福建师范大学工作时，王晓德怕先生知道后伤心，而不敢直接告知先生。
    但是几个月后，先生写了一封长场的书信邮到福建给王晓德，“先生在信中说，‘在南开有什么事情，我一定尽力而为’”。
    坐在王晓德旁边的大师兄王玮说，那时来天津看先生，先生早已觉察王晓德想从南开大学离开，先生说，“我心里明白，王晓德是在骗我。”
    王晓德感叹地说，“先生真是大智若愚啊，先生见了我开玩笑地说，‘我听说你一脚抬到台湾了’。”
    先生对王晓德的决定表示理解，“我非常希望你能够按自己的意志生活。”
    这些年不能侍奉在先生左右，是王晓德最遗憾的事情，“先生对于我是一日为师终身为父，我能陪先生走完人生最后一程感到很欣慰。” (责任编辑：admi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