若干基本共识的再检讨与历史学的前景——访王学典教授
王学典，男，汉族，山东滕州人，1956年3月生,1976年6月参加工作；1986年7月山东大学历史系研究生毕业后留校任教至今。现为山东大学教授、文史哲研究院院长、博士生导师，专业方向为史学理论和20世纪中国学术思想史，尤长于近50年间的史学史研究，已出版《历史主义思潮的历史命运》、《二十世纪后半期中国史学主潮》、《20世纪中国史学评论》《翦伯赞学术思想评传》及《顾颉刚和他的弟子们》等专著，在《中国社会科学》、《历史研究》、《文史哲》、《近代史研究》、《史学月刊》等专业杂志上发表学术论文50余篇。
问：王先生，您好！我受《历史教学问题》杂志社王斯德主编的函托，对您进行一次专访。该杂志设有“史家访谈”栏目，刊发过不少著名学者的访谈录，很有一些影响。您的史学理论研究和20世纪中国史学史的研究很长时间以来即为人们所瞩目、所关注，在史学界有一定地位。下面就请您介绍一下您的学术成就、治学经验以及您对当前比较重要的史学问题的看法好吗？
答：好的。其实在这之前我就曾读过这个栏目的一些访谈，例如去年对齐世荣先生和高敏先生的访谈，很受启发。与他们相比，恐怕我是不够格的。但《历史教学问题》杂志在我治学的起步阶段给予过很大的支持，连续刊出过我的两篇习作，其中一篇还放在头一条，我很感激。所以，尽管不够格，我仍然很高兴能接受你的采访，一是以此来回报当年的厚爱，同时，我也愿意借杂志的广泛影响，发表我对一些问题的看法。
问：您主要的治学领域是史学理论和20世纪中国学术史，请问，您是怎样走上这条治史之路的？
答：我在一篇文章中说过一句话，很得师友们的赏识。这句话是，“一代人本身有怎样的历史，制约着他研究什么样的历史和怎样研究历史。”我觉得我和我的同龄人在所研究的学问上和所选择的专业方向上可能千差万别，但对20世纪的中国所走过的路线的反思，可能构成了几乎所有同龄学人的基本背景。我出生于1956年，20世纪后半期的历史保留在记忆深处的有这样几件事：第一件就是所谓的“三年自然灾害”，这三年给我的最深刻感受是关于肚皮饥饿的感受。而此后的“文革”对我们来说则是一场最严重的精神饥荒：因为这场毁灭文化的“革命”就发生在我这一代人读书求学的关键时段。无书可读的日子同样很难过。而1979年元月1日开始的邓小平的美国之行是“文革”结束之后给我刺激最大的一件事，当同行的中央电视台记者对美国的普通家庭进行随机采访时，我几乎被电视屏幕上所展现的这些家庭的富裕程度惊呆了：因为长期以来我们一直在接受这样的教育：帝国主义已日薄西山，气息奄奄；世界上还有三分之二的人民处在水深火热之中，等待着我们去解放；等等。此前建立的全部信念就这样顷刻崩溃。我进入大学校门的时候，正是举国反省我们自身历史的高潮期。当时人们所苦苦思索的一个问题是：最高尚最圣洁的社会动机为什么促使我们犯下最严重乃至不可饶恕的错误？我们这一代人正是带着类似这样的“问题”步入了学术领域。我研究史学理论和20世纪学术史、思想史，可以说都直接或间接与上述“问题”有关。
问：那么，您后来是如何思索上述问题的呢？能结合您所出版的著作，给我们谈谈这个问题吗？
答：可以。我出版的第一本书是《历史主义思潮的历史命运》，第二本书是《二十世纪后半期中国史学主潮》。反思“文革”、反思1949年以来的中国历史，是这两本书的重心。而这两本书的主旨都和上边所说的“问题”有关。我觉得贯穿20世纪后半期中国社会也贯穿20世纪后半期中国史坛的一个要害“问题”是：如何从根本上认识人类文明史？阶级社会、私有制社会的出现究竟是一种“进步”还是一种“反动”？如果说是一种“进步”的话，那么这个上升的、进步的人类文明史，究竟是由哪一部分人创造的、推动的，是统治者、高贵者，还是被剥削者、卑贱者？在我看来，这是几十年来我们的这个社会、也是我们的史学界折腾不已的根源。譬如，贯穿“文革”的主导倾向，就是要求人民从文明走向愚昧，从不可避免的差别走向原始平等，要求在全社会范围内“等贵贱均贫富”，取消商品、取消市场，“割资本主义尾巴”。而从事这一切的观念前提是：私有制社会不如无阶级的初民社会好，文明不如野蛮好，商品经济不如自然经济好，工业社会不如农业社会好，城里人不如乡下人好，有知识的人不如“大老粗”好，高贵者不如卑贱者好，精英人物不如痞子、二流子和流氓无产者好，等等。所以，“文革”赖以发动的观念是一种与世界潮流人类文明特别是工业文明对着干的没落观念。“文革”是工业文明与农业文明的一场剧烈冲突，重建一个农业文明背景下的世外桃源，是“文革”的终极指向。“历史是意识形态的战场。”这一切在“文革”前后的历史理论论争中都有或强或弱的反映，如“历史主义及其与阶级观点关系问题”、“农民政权的性质问题”、“打破王朝体系问题”、“封建王朝在历史上的地位问题”、“历史人物评价问题”、“清官问题”、“让步政策与反攻倒算问题”、“历史动力问题”、“历史创造者问题”等一系列论战，就比较集中地渗透着上述历史观念。我的上述两本书就是专门研究上述论战及其背后所透露出来的历史观念变迁的。之所以在时隔这么久之后还清理这些观念，因为在我看来，如何从根本上看待人类文明史，实际上是如何创造人类文明史的观念折射，这直到我写这两本书时还仍然是一个现实的社会导向问题（如90年代前期的“姓资姓社”的争论就是典型例证），因为我们现在仍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仍处在文明史的范围之内。因此，如何看待人类文明史，也就是一个如何看待我们自身所在的社会的性质问题。
问：您的见解很犀利、很透辟，和我的观察与感受相符，我很赞成。我虽然出生于1963年，躲过了挨饿的“三年困难时期”，但毕竟在“文革”期间开始接受教育，领教了您所说的那些与现代文明对着干的措施和宣传。我看过电影《决裂》，对当时所谓“批判资产阶级法权”的一些文章也还有印象，如姚文元的《论林彪反党集团的社会基础》和张春桥的《论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等，知道这些人所提倡的一些高论，如“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宁要没有文化的劳动者，不要精神贵族”之类荒唐观点。“文革”结束之后，人们虽然对“文革”和引发“文革”的因素从各方面进行了反思，但像从历史观念、历史意识出发的深层反思并不多见。我坚信，您对当代中国所进行的这些思考在这一时期的思想史上会是重要一笔。这就难怪有的大学中文系现当代文学博士点将《二十世纪后半期中国史学主潮》列为必读书了。据我所知，除了上述著作外，您还出版过其他专著，也一并给我们说说好吗？
答：2000年我差不多同时推出了两本书，这就是《翦伯赞学术思想评传》和《顾颉刚和他的弟子们》。《翦伯赞》是一本从写作到出版时间跨度为15年以上的书。此书的基础是我的硕士学位论文。这本书可以说汇集了我对整个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思想史的思考，绝非就翦论翦的一本书。但读书界对此书却几乎没有反应，我担心这部耗去我最多心血的书将被埋没。而与此相对照的是读书界对《顾颉刚》一书所表现出来的热情：一大批书评、一大批摘要、一大批表达好感的信，听说连北京人民广播电台也播颂过此书，另外，一批跟进的书如《章太炎和他的弟子们》、《胡适和他的弟子们》、《费正清和他的弟子们》等听说也在上马。这绝对是我始料不及的。这本书的写作与出版本身也带有相当大的偶然性，我在该书的“后记”中说得很明白。把中国读书人看得很重的“师承”关系当作专门的研究课题，本书可能是这一方面的开辟之作。《20世纪中国史学评论》则是我去年刚出的一部论文集，似乎也得到同道的好评。对90年代以来的为学取向提出了某种批评，可能是此书引人瞩目之处。
问：从您的介绍中，可以看出您的治学重点是现当代史学、特别是当代史学。这个领域很可能是整个史学界都比较关心的。既然您是这方面的专家，就请您把当代史学的发展情况给大家稍作介绍吧。
答：应该说，对中国当代史学的研究目前还是很不充分、很不成熟的，尤其是原创性的作品太少。这样，许多人对都经历过的甚至参与创造的这段历史事实上并不十分清晰。我最近写了一篇总论近50年史学的文章，试图给人们一幅总的轮廓，给这段史学史一个总的把握，明年年初发表之后，大家可以参看。
问：如果没有什么妨碍的话，先给大家说一说可以吗？
答：好。我大体上把这50年的史学概括为一条线索，两大阶段，三个流派。“一条线索”指的是我把近50年的中国史学界纳入史观派与史料派的冲突之中，也就是说，把史观派与史料派的冲突看作是贯穿新中国历史学50年的一条红线。谈当代史学离不开民国时期的历史学这个一般背景，而民国时期特别是五四以后的史学史可以看作是以实验主义为背景的史料派和以马克思主义为背景的史观派之间的对抗史。1949年以后，这一对抗仍在继续，尽管双方已经易位。“思想改造”、“胡适批判”、“史学革命”、“史论关系争论”、直到七八十年代之交的所谓“回到乾嘉去”、九十年代的所谓“国学复兴”和“陈寅恪热”，均可以看作是这一对抗的具体表现。所谓“两大阶段”，是指我撇开了按政治史分期来给学术史划段的做法，依据史观派与史料派之间的力量对比，尤其是基于占主流地位的话语系统的置换，把1949至1989年划为史学发展的一个段落，而把九十年代以来的历史学划为另一个段落；认为前40年是马克思主义历史话语基本上占主流地位的40年，后10年则是这一话语逸出主流和所谓“国学”从边缘向中心复归的10年。近十几年来，学界的人心、语境、话语、“问题”、价值尺度等和前40年相比已经发生了几乎是天翻地覆的变化，这是大家都能感受得到的。这也是我作这种史学分期的主要理由。所谓“三大流派”，史观派与史料派这两大流派大家都已比较熟悉，勿须多说，在这篇文章中，我特别向学界推荐了“会通派”。会通古今、会通中西、会通学术与时代、会通史观与史料、会通宏观与微观、会通史学与社会科学，是我这里所说的这一流派的主要治学特征，这一治学特征在近20年来的社会史、特别是社会经济史领域得到了最好的体现。傅衣凌等学者的学术成就反映了这一特征的有效性。克服史观派与史料派时起时伏的两极对抗，同时又兼取两派所长，走会通之路，在我看来，这既是中国现代史学走向成熟的表现，又是中国史学未来的希望所在。
问：“一条线索”、“两大阶段”和“三个流派”的概括，听起来颇有些道理，这12个字似乎也能提纲挈领，但问题在于，我们史学界内部真的存在像您所描述的这样一些界限比较清晰又各自独立的“派”吗？
答：这个问题看起来需要略作说明，因为对此发生疑问的将不止你一个人。我这里所说的“派”主要是指那些持有同一治史路数、为学取向的学者，而不管这些学者在自觉的层面上是否结成一个团体，是否建立起一种形式上的联系。譬如，我这里所说的“唯物史观派”就是如此：在支配历史演变中的众多因素中，他们都认定经济因素是最基础、最原始的因素；在处理理论与史料的关系中，他们不是不重视史料，但认为理论的地位更根本；在宏观与微观的张力中，他们更看重探究历史的大关节、大变动、大波澜；等等。凡是认同于上述做法的，不管他们之间有无沟通，均可看作一派。再譬如我这里所说的“会通派”，他们的基本立场是：重材料但绝不轻理论；在运用理论时，他们并不把唯物史观看作是“唯一”科学的历史观，因此也就不把这一历史观放在最优越、甚至更优越的地位上；在处理宏观与微观的关系时，他们无不立足于微观而放眼于宏观，他们着力于“区域史”，但着眼于“全局史”；尤其在看待学术与时代的关系问题上，他们主张学术与时代应该双向互动；反对“为学术而学术”；等等。因此，说认同上述取向的学者是一“派”，似乎并无不妥。
问：您的说明听起来有一定道理。这里我想提一个您刚才涉及的问题，即时代与学术的关系的问题。因为我注意到刚才您在谈到“时代与学术”的关系时，用了“尤其”两字，我不知道您为何单单强调这一问题？据我所知，1979年以来，“古为今用”、“历史为现实服务”等口号均受到批评与质疑，史学界似乎已退回到“象牙塔”中，回避“现实”的干扰好像已成为史学界的共识，在这一背景下好像谁也不愿正视时代与学术的关系，您现在好像又在强调二者之间的互动，您是不是对这个问题有特殊的考虑？
答：你很敏锐，这个问题提得很好，的确是我近来正在思考的问题之一，有一些特殊的想法，愿意就此谈一谈。坦率地讲，重新考虑这一问题与我对90年代史学状况的观察有关。上边说了，与80年代相比，90年代的学术界绝对给了我们一种“换了人间”的感觉，人心、学风、语境、话语、精神气候、学术价值尺度等，进入90年代后都在变。必须看到，这种“变”带来了相当的建设性，应该充分估计。譬如，自从“学术规范”问题提出之后，学风的确笃实了许多，泡沫学术减少了许多，至少评价学术的学术尺度得到公认，由此，一种健康的学术风气正在形成，一批学者正在埋头于专门的探讨，一批饶富学术含量的论著正陆续面世。但是，与这种健康的倾向相伴随，一种有害的东西也在形成之中。譬如，刻意回避“问题”、回避“时代”就是这种有害的倾向之一。在我看来，“问题”缺席，已经形成90年代学风的致命伤。在近50年里，“文革”十年除外，实在没有哪一个年代像九十年代这样缺乏“问题”、这样处于一盘散沙状态。50年代有被称为“五朵金花”的各种论战，这些论战今天看来无论有什么样的缺陷，但它们对学术的推动、在学术史上的地位是有目共睹的。60年代前期的论战更多，甚至包括像农民战争史问题论战，也对研究下层社会史有刺激和引导作用。70年代后期，被压抑了10年之久的各种论战蜂起，对这一时期的思想解放、认识深化推动甚巨。整个80年代，可以说是一个论战的年代，得自于论战的成果也最多。“中国近代史发展线索问题论战”、“中国封建社会为什么长期延续问题论战”、“亚细亚生产方式问题论战”、“中西文化问题论战”等，把整个80年代搞得有声有色。尽管在这些论战中，泥沙俱下，泡沫横飞，但通过这些论战，学术界的的确确解决了不少关键问题，如中西所谓“封建制度”的差异问题、中国存不存在一个“奴隶制时代”的问题等。进入90年代后，各种“问题”似乎一下子都消失了，学术界对“问题”的兴趣锐减，“大河上下，顿失滔滔”，形成了一个我上边所说的“问题”缺席的局面。由于缺乏“问题”，使得学术界疲软不堪、生气全无。更重要的是，没有“问题”及其论战就没有焦点，没有焦点就无法聚合力量，“问题”及其论战是组织学者在一段时间内集中攻关、攻坚的最有效最恰当的方式。没有“问题”的史学界必然一盘散沙、各自为战、人自为战。90年代的史学界就是如此，这使得许多该解决的“问题”无人过问。譬如，从80年代大家就已意识到“五种生产方式”理论不适应于中国，中国没有典型的“奴隶制时代”已成共识，但秦汉以来的社会形态如何概括？是家喻户晓人人皆知的“封建社会”吗？就是一个存在于人人心中但未被提出来展开讨论的“问题”。由于这个“问题”不明，就导致对这段重要历史的叙述依旧停留在几十年前的水平上。众所周知，尽管近20年以来，史学界早已取得了为流行史学框架所无法容纳的新进展、新开拓、新探索、新成果，流行史学框架的各个部位尽管都已受到尖锐挑战，局部的翻新尽管一直未曾停止，但是，这些局部的认识提出之后，却缺乏应有的综合。专题研究早已十分深入，但综合概括却没有跟上，这当然会限制专题研究的进一步深入。把“剑桥版”的各种断代史与我们流行的通史比较一下就看出差距来了。综合概括、概念提炼是学术研究的重要一环，这一环在90年代被忽略了。
问：问题是，90年代的史学界为什么会没有“问题”呢？
答：原因很多，有外因，也有内因。这里我们主要探讨“内因”，——因为这和学者自身有关。我觉得，90年代的学者在汲取以往的教训时有些走过头了。具体而言，“问题”的缺乏，我感到和90年代的学者刻意回避“现实”、回避“时代”，一心想退回书斋有关。学术史上的“答案”由学者提出，但“问题”、特别是那些重大“问题”，从来都是由“时代”提出，时代“命题”，学者“作文”，可以说历来如此。影响20世纪学术进程学术变迁的重大“问题”均由外部社会提出，如“亚细亚生产方式问题”、“中国封建社会为何长期延续问题”、“中国近代社会转型肇始于何时问题”等，就是如此。90年代的外部社会不是未向学术界、史学界提出“问题”，只是90年代的学者未作相应的回应。上边说了，未作回应，原因很多。从深层上看，和这时的学者看待“历史与现实的关系”的态度和立场这个老问题有关。
问：愿闻其详。
答：大家知道，中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一诞生，就公开声明：历史研究要配合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需要、为马克思主义本身在思想领域里的地位服务，简称为历史研究为现实服务，换句话说，这一派一出世就不走“为历史而历史”的路子。1949年后，历史研究全面纳入为现实服务的轨道，有时甚至一度围绕着政策转，而登峰造极的表现则是“评法批儒”，这时的历史学可以说颜面尽失，声誉被严重败坏。所以，“文革”一结束，许多学者就提出放弃所谓“古为今用”的原则，向“为历史而历史”的路子靠拢，“回到乾嘉去”之所以成为这时一些人的选择，绝非偶然。这时人们似乎已达成一种共识：在“历史与现实的关系”中，“现实”好像已成为一种有害的因素、负面的因素，成为认识历史真相的障碍，要想避免丑恶的“评法批儒”，必须远离“现实”、回避“时代”，能遁入不食人间烟火的“象牙塔”中最好。这种对所谓“纯学问”的向往在80年代初可以说即已成为一种思潮。但由于强大的历史惯性的作用，整个80年代“历史”并未能实现回避“现实”的目的，但到了90年代，“现实”似乎已经成为一种“瘟疫”，使得许多人躲避惟恐不及，关注“现实”的学者常常被冷落。必须看到，这是一种比较严重的“矫枉过正”。问题的实质是：在整个历史认识过程中，“现实”究竟是否是一种积极的、正面的因素？90年代的主流学者可以说给出了一种否定的回答，在历史学领域可能尤其如此。然而，持否定答案的学者可能没有看到，没有现实的需要及其对这种需要的满足，就没有所谓的“二十四史”：这些“历史”的修纂本身根本就不是为了这些“历史”自己，而是为了那些主持修撰这些“历史”的人们。修史在这里几乎仅具有手段的意义。但这一现象说明：满足现实的需要完全可以成为学术发展的正面因素。《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的编辑出版，是这一点的又一典型例证。翦伯赞在最先编辑的《义和团》“序言”中毫不避讳地指出：“清算帝国主义的血帐”是编辑此一资料集的动机。另外，在《丛刊》的扉页上印着毛泽东在1942年说过的关于“应聚集人材、分工合作”研究“近百年的中国史”的话，所以，《丛刊》编辑的最初动机是落实毛泽东的指示，而毛泽东则是完全为了革命才要求人们去研究近百年的中国史的。但这套完全为适应现实需要而编纂的资料集，却将在中国近代史学学术史上占有极为重要的地位。双重的意识形态动机却导致出巨大的学术果实，这再一次说明，现实需要相对于学术史绝不仅是消极的因素，甚至被人们视为有害的“党派偏见”，也不仅仅具有负面的意义。
许多年来，特别是近20年来，学术界一直有一种十分流行的看法：要想获知“历史真相”、要想“客观”，必须克服“党派偏见”或“意识形态偏见”，潜在的观念预设是：“党派偏见”百分之百的有害于学术，必须坚决清除。“党派偏见”有无正面价值？在某些领域的研究中，“党派偏见”能否推动学术的发展？是人们几乎不敢想、尤其是不敢提出来讨论的问题。换句话说是不言而喻、不说自明的问题：它阻碍学术的作用似乎已经不需要我们再多说什么了。在最近翻译过来的《史学家：历史神话的终结者》一书中，作者——英国著名马克思主义史学家霍布斯鲍姆——用许多事实澄清了这一问题，这一澄清对说明我们自己学术史上的许多问题也有启发意义。在霍氏看来，“党派知识分子所研究的问题和学科可能是其他知识分子们（因意识形态或其他原因）没有考虑到的”。他举例说，直到20世纪后期，英国工人运动史仍主要由那些同情这项运动的人在研究，而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正统”或“主流”历史学家对这项研究还根本没有兴趣，到了现在，研究下层民众的历史才业已蔚成风气。霍氏说：以往的社会科学不能与党派偏见分开，并不能证明党派偏见有益于这些学科，只恰恰说明党派偏见的存在是不可避免的。只有在党派偏见促进了科学进步的情况下，它才是有益的。它能够做到并已经做到了这一点；特别是就它为改变科学争论的地位提供了动力，从外部为科学机制注入新话题、新问题及答案的新模型而言，它已经做到了这一点。霍氏断言：“社会科学的发展一直没有与党派偏见相分离——没有党派偏见，某些学科可能根本就不会存在——这是无可否认的。”对于某些学术科目而言，“党派偏见具有正面价值。这是无可避免的，即使在自然科学领域也是如此”。霍氏强调：“建立一种把新思想、新问题、新挑战从学科外部引入学科内部中的机制，在今天比以往更加必要。党派偏见就是这种颇具威力的一种机制，很可能是目前人文科学中最具威力的一种机制。没有它，这类科学的发展可能就要处于危险之中了。”霍布斯鲍姆的意见值得仍在用力躲避现实的中国史学界高度注意。“意识形态”和“党派偏见”并不必定导致“歪曲”真相，并不总是消极因素，甚至可以这样说，没有某种政治信念和现实追求，就没有历史学家执意要弄清某些真相的动力。“中国近代史”研究得比较充分，这和对帝国主义侵略的愤恨有直接关系，“先秦史”研究得比较充分，这和“奴隶制”的有无及其与“封建制”分期有重大关系，而“奴隶制”的有无及其与“封建制”的分期的争论长期以来基本上是一个意识形态问题。
近20年来，人们对“历史与现实关系”的把握是有较大偏差的，主要是前一时期谈二者的“区别”可能太多，在应该强调“区别”的地方甚至否定了二者的应有“联系”。部分史家因课题的性质躲避“现实”、遁入“象牙塔”是可能的，也是必需的，但主流史学界刻意回避甚至倡导回避“现实”则是不正常的。也就是说，前一时期可能以一种同样错误的方式总结了以往的经验教训，特定的意识形态立场导致了一种倾向掩盖了另一种倾向。所以，我认为，史学界应该对“历史与现实的关系”问题进行再检讨再审查。其实，应该进行这种“再检讨再审查”还有其他一些重要的理论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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