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俞吾金，哲学博士，复旦大学教授，国务院哲学学科评议组成员。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国家“985工程”创新基地复旦大学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心主任。 1学术·人生 马克思就像一艘升火待发的军舰 记者：从77级大学生到今天成为一位著名学者，您是怎么走上哲学研究道路的？ 俞吾金：我本来是66届高中毕业生，打算考医科大学，以尽早在经济上独立，为父母分忧。“文革”爆发后，1968年我被分配到上海电力建设公司做安装工人。直到1977年高考招生制度恢复，我才考入复旦大学哲学系。 之所以选择哲学系，一是因为我的母校上海市光明中学偏向文科，高中时我就萌发了对哲学的兴趣，当时在福州路旧书店买了不少哲学书籍，似懂非懂地阅读。二是因为在上海电力建设公司做工人时，有一次右手工伤，在家休息了4个月，当时我在离家很近的上海图书馆浏览了《马克思恩格斯全集》，非常佩服马克思百科全书般的知识积累。记得李卜克内西在谈到马克思的渊博知识时指出，马克思就像一艘升火待发的军舰，接到指令后可以驶向任何一个海域。这个生动的比喻一直印在我的脑海里。三是在上海电力建设公司做了5年工人后，我被抽调到公司的宣传部门工作，有机会阅读更多的哲学著作，从而进一步引发了我对哲学的兴趣。 记者：您报考复旦大学时，哲学是您的第一志愿吗？ 俞吾金：不是。现在回想起来很有趣。当时我在表上填写了四个志愿：复旦大学新闻系、中文系、哲学系和历史系，并在附注栏里写道：“除了复旦大学这四个系，其他学校、其他系一概不去。”当时我的工作环境也不错，我想，假如进不了这四个系，我就不读大学了。 为什么我把新闻系、中文系作为第一、第二志愿呢？如前所述，因为当时我在公司的宣传部门工作，我的具体任务是采写新闻报道和摄影。就工作的性质来说，与新闻系学的课程最接近；就当时我的兴趣来说，我对文学的兴趣压倒了对哲学的兴趣。一方面，虽然我喜欢读哲学著作，但由于哲学与政治的关系过于紧密，我在“文革”初期时因为在言谈中表示不同意林彪的“顶峰论”而在光明中学被工作组内定为“现行反革命”，这大大挫伤了我学习哲学的热情；另一方面，我在公司宣传部门工作时，结交了一些朋友，他们都喜欢文学创作，这也在相当程度上影响了我，所以把中文系作为第二志愿。结果我被哲学系录取了。当时我觉得很遗憾，自己“大门”进对了，“小门”却走错了。在大学本科的前两年，我的主要努力仍然是在阅读文学作品和撰写小说上。然而，在阅读古希腊剧作家埃斯库罗斯、索福克勒斯、欧里庇得斯和阿里斯托芬作品的时候，我对古希腊哲学的兴趣与日俱增。 我撰写的第一篇学术考证性的论文《“蜡块说”小考》被刊登在《国内哲学动态》上，这时我才发现，我的思维方式更适宜于哲学研究。从大三开始，我的注意力完全转到哲学，尤其是外国哲学上去了。这大致上奠定了我以后的研究方向和学术道路。 为什么人类需要哲学？ 记者：我在读您主编的《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报告2009》时，发现您在“主编的话”中将金融危机置于哲学的视野中进行解读，很受启发。怎样才能把哲学研究与现实问题紧密结合起来呢？ 俞吾金：您对问题的提法包含着对问题本身的遮蔽。因为当您试图把“哲学研究”与“现实问题”“紧密结合起来”时，实际上认可了两者原本处于分离的状态中这一前提。如同走进一家咖啡馆，当侍者问您：Coffee or tea（要咖啡，还是要茶）？这一提问方式反映了侍者已经形成的思维定势，其实，您还拥有其他多种选择方式：或只要一杯其他饮料，或咖啡和茶都要，或要一杯开水等等。而您上面的提问方式反映出您的思维定势，即把“哲学研究”与“现实问题”理解为两个相互外在的、完全不同的东西。 实际上，按照我的看法，“哲学研究”本身就是“现实问题”中的一个侧面，而“现实问题”本身也是“哲学研究”中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为了使“哲学研究”与“现实问题”不至于在提问中被分离开来，或许我们应该这样提问：怎样理解哲学研究中的现实问题与现实问题中的哲学研究之间的关系？当然，在意识到“哲学研究”与“现实问题”之间的内在关系基础上，为了表述简洁化，您前面的提问方式仍可保留，关键在于不要割裂两者间的内在联系。 在传统的哲学研究中，人们常常询问：What is philosophy（什么是哲学）？而这种提问方式已经蕴涵着一个前提，即把哲学理解为现成的、像一只杯子那样摆放着的东西。这种提问方式往往忽略了提问者与提问对象之间的意义关系，它实际上是一种冷漠的知识论哲学的提问方式。其实，现实性（包括现实问题）正隐藏在这种意义关系中。因此，更重要的是下面这种提问方式：Why does human being need philosophy（为什么人类需要哲学）？正是这种提问方式把注意力转向作为提问者的“人类”与作为提问对象的“哲学”之间的意义关系上。在我看来，只有在哲学研究中始终铭记Why does human being need philosophy？这一提问方式的人，才不会陷入“为研究哲学而研究哲学”的观念主义和本本主义，才会密切地关注研究者和研究对象之间的意义联络，从而敏锐地觉察到“哲学研究”与“现实问题”之间的内在关系。比如，1978年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并不是一场单纯的理论讨论，它要解决的重大现实问题之一就是让邓小平重新出来主持工作。 2思想·情趣 培养思想型学者要从小做起 记者：有人把学者分为专家型学者和思想型学者。在当前高等教育体制屡遭诟病的背景下，思想型学者显得尤为重要。您认为，当代思想型学者具有哪些特点？肩负怎样的重任？如何培养？ 俞吾金：俄国思想家赫尔岑在《科学中华而不实的作风》一书中就区分过这两种类型的学者，并且对思想型学者作出了更高的评价。然而，在我国应试教育制度的背景下，思想型学者的出现更为困难。因为在应试教育制度的语境中，善于考试的学生就是好学生，而考题又通常是按照类似于TOFEL的形式框架来设计的，标准答案也是事先确定的。虽然这种考试方式在某些方面具有其合理性，但它不但不能培育学生思想上的独创性，反而是对这种独创性的拒斥。在考分至上的环境中，思想性完全处于边缘的状态中。我认为，教育制度的改革，就是要把学生的素质教育，尤其是把鼓励学生独立思考的教育放在核心的位置上。 在我看来，思想型学者具有三个主要特征：第一，具有知识分子应有的良知和责任感，始终关注学术研究与现实生活之间的密切关系，不走“为学术而学术”的学究式的道路；第二，具有深厚的批判意识，而这种批判意识又有扎实的学理基础，决不是突发奇想的标新立异；第三，具有独立的、建设性的思想观念，但又能以宽容的态度对待其他不同的思想见解。 当代中国，前现代、现代和后现代价值体系纷然杂陈，而上世纪最后25年内发生的政治格局上的大变化和全球化进程的加剧，使整个哲学研究转向实践哲学，尤其是转向政治哲学、法哲学、道德哲学（包括应用伦理学）、历史哲学、文化哲学和宗教哲学。而对于当代中国哲学界来说，在这些领域里，还有许多开拓性的工作要做，也有许多新的法规和规则需要加以确立。与此同时，科学技术的高度发展又把人与自然的关系和生态哲学凸现出来。而所有这些重大变化反过来又促使哲学必须在自我反思中重新确立自己的理论形象。毋庸讳言，上面谈到的这些方面，正是青年学者大有作为的领域。 至于思想型学者的培养，在我看来，一定要从小做起。只要我们仍然把“听话”作为自己潜意识中判断他人行为的最高道德标准，把“满堂灌”作为教学活动的主导性方式，思想上的独立和思想型的学者就很难产生。我认为，研究生教学中的讨论班是一种很好的形式，应该在更多的教学方式中使用这种形式，鼓励学生表达不同的意见。当然，从根本上看，应该对应试教育制度和评价制度进行改革，提倡思想独立和学术自由，从而为更多的思想型学者的产生创造条件。 记者：ersonName w:st="on" ProductID="俞">俞ersonName>老师，据我所知，除了关注学术话题，您也在报纸上发表了不少文章，讨论各种社会问题。您认为，学者的眼光在看待这些问题上有什么独到之处？ 俞吾金：由于学者有长久的知识积累和独特的理论视角，他们在观察、分析社会现象时，常常比普通人更深入，也更容易提出新的见解。实际上，只有理解了的东西才能更深刻地感受它。比如，在日常生活中，人们常常使用“恐高症”这个术语，但在我看来，这个术语是不准确的。假如你站在地球上，看见一架飞机在万米高空飞行，你害怕了吗？当然不会害怕。可见，世界上根本没有“恐高症”，而只有“恐低症”，因为当你站在悬崖或高楼上往下看时你会害怕。又如，人们在形容某处气候好时，常常会使用“四季如春”这个词语。其实，这个词语在逻辑上就是矛盾的，因为在“四季”中包含着春季，说春季“如春”岂不可笑！所以在我看来，准确的说法应该是“三季（夏、秋、冬）如春”。 再如，人们喜欢说：“近水楼台先得月”，意即离开利益近的单位和个人能先得到实际上的好处。但在我看来，人们把这句话的含义正好理解反了，为什么？因为月亮只有一个，挂在空中，而近水楼台所得的月亮并不是空中之月，而是空中之月在水中的倒影，即虚假的月亮。不是有过猴子徒然无功地捞月亮的故事吗？由此可见，“近水楼台先得月”的准确含义应该是：离开利益近的单位和个人反而得不到实际上的好处。这样的例子还有很多，我在这里就不一一列举了。 正因为学者有自己观察问题的眼光，所以常常可以看到普通人看不到的问题。比如，正如我们在前面已经谈及的，人们习惯于把2009年滥觞于美国的危机理解为单纯的“金融危机”，但在我看来，这却是由经济危机、政治危机、治理危机、文化危机等共同构成的“综合性危机”。我认为，哲学工作者不应该以“旁观者”的方式去反思这次危机，而应以“当事人”的方式去探索这次危机。 要提倡“非功利性的阅读” 记者：ersonName w:st="on" ProductID="俞">俞ersonName>老师，您的业余爱好是什么？您认为学者应该有怎样的品位和情趣？ 俞吾金：司马迁说：读万卷书，行万里路。这句话已经说出了我的两个爱好，即读书和旅游。就读书而言，我认为，大部分人一生中的大部分阅读都是“功利性的阅读”，即为了解决什么问题或做论文而去读书，这当然是必要的，我自己也不能免俗，但我也提倡“非功利性的阅读”。这种阅读方式常常会使我们获得意外的、充满惊喜的东西，以至于可能改变我们的治学道路，甚至改变我们的整个人生道路。 据说，喜欢数学和音乐的格林斯潘，由于偶尔翻阅经济学的著作，最后竟走上了经济学探索之路。就旅游而言，我特别希望到拥有不同文明的地区或国家去看看，以扩大自己的眼界。我曾经三次去印度，三次去意大利，或许就是为了满足这样的愿望。此外，我还爱好听古典音乐、爱好游泳。音乐是生命意志的流动，倾听伟大的乐曲，也就是倾听一颗伟大心灵的跳动。同样地，游泳，特别是在大海、大江中游泳，不但能够锻炼一个人的意志，也能够洗涤一个人的灵魂。 我个人认为，一个学者应该有“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这样的思想境界和道德情怀；应该领悟哲学、了解宗教、热爱艺术，学会宽容。同时，学者并不是感情贫乏的人，无论是在工作上，还是在生活中，他都应该充满激情。总之，一个学者应该努力地、创造性地工作，也应该尽情地感受生活，他应该努力成为有境界、有品位而又全面发展的人。 3治学·研究 临渊羡鱼 不如退而结网 记者：在您看来，当代中国人文社会科学的发展面临怎样的机遇和挑战？ 俞吾金：就机遇来说，应该说非常好。无论在科技进步、经济发展全球化方面，还是在政治变动、社会运动多样化方面；无论在知识积累、信息转换的瞬时化方面，还是在文化碰撞、生活形式的丰富化方面，我们面临的都是前所未有的大变局。与两千多年前的先秦时期相比较，我们这个时代在内涵上要丰富得多。现实的丰富性为思想上的丰富性提供了可能的条件。如果说，先秦时期出现了老子、孔子等伟大的思想家，那么，我们这个时代更应该出现融贯古今中外的伟大的思想家、理论家和科学家，应该拿出无愧于这个时代的伟大的思想作品。在这个意义上，我们面对的是前所未有的机遇。 然而，我们同时也面临着严峻的挑战。在打开国门、推动市场经济发展的背景下，浮躁像病毒一样在当代中国学者的身上蔓延开来，而同样浮躁的评价系统又进一步强化了这种浮躁情绪。有些学者不愿“坐冷板凳”，而想走捷径，甚至不惜剽窃抄袭、伪造数据，一夜之间就“爆得大名”。 历史和实践都表明，浮躁是学术研究之大忌。临渊羡鱼，不如退而结网。要拿出无愧于这个时代的伟大的思想作品来，就必须克服浮躁情绪，确立合理的评价系统和价值导向，努力贯彻“双百方针”，真正引导学者们自由地、潜心进行研究。 记者：您如何看待“文化软实力”的问题？ 俞吾金：这个问题早已引起国外理论家们的重视，近年来，我国理论界也开始讨论这个问题，并已引起政府领导人的高度重视。显然，这是一个好现象。其实，早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毛泽东就深入地探讨了“政治”、“经济”和“文化”三者之间的关系，把新民主主义文化建设置于十分重要的地位，并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等论著中对这一文化的本质和发展方向作出了全面的论述。在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理论界进一步认识到，现代化归根到底是人的素质的现代化，而人的素质正是在特定的文化氛围中形成并发展起来的，传统文化热或国学热的兴起，反映出理论工作者的普遍心态，而政府领导人提出的关于“两个文明一起抓”、“以德治国”、“依法治国”等口号，也充分体现出他们对“文化软实力”问题的重视。 近年来，随着中国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中国在硬件建设方面已经不逊色于西方发达国家，但在软件，即软实力建设方面，如教育的普及、素质的提高、交易的诚信化、服务的优质化、制度的人性化等，均存在着较大距离。毋庸讳言，随着我国综合国力的发展，文化软实力的提升已经迫在眉睫。在我们看来，哲学既是文明或文化的活的灵魂，也是民族精神的精华。作为理论工作者，我们理应为文化软实力的提升贡献自己的力量。事实上，在我主编的“理论新视野丛书”中就收入了ersonName w:st="on" ProductID="童世骏">童世骏ersonName>教授撰写的《文化软实力》一书。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我们对这个问题的高度关注。 记者：您能就自己的治学经验为青年人提一些建议吗？ 俞吾金：孔子说：“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光学习不思考，学到的就是一堆死知识。反之，光思考而不学习，思考的东西就会失去基础。在我看来，在“学”和“思”之外，还可以加上一个“写”字。不但学与思之间存在着飞跃，思与写之间也存在着飞跃。思考得清楚的东西未必能写清楚，但反过来可以说，写得清楚的东西必定已经思考得非常清楚了。所以，在学与思之外，也应该重视写。如何准确地、简洁地表达自己的思想，这是非常重要的。任何科学都是通过语言表达出来的。比如，康德在出版《纯粹理性批判》前沉默了12年，其中相当一部分时间在探索如何把自己的思想准确无误地叙述出来。不少青年学者以为自己天生就能写作，这是一种错觉。 此外，治学贵在创新，而创新的前提就是博览群书。对于研究者来说，博览群书的真正意义不是扩充自己的知识，而是了解前人和时贤的观点，以便不在自己的论著中重复他们的观点。这个道理很简单，“新”与“旧”是相比较而存在的，如果在对某个问题的研究上，你连旧的观点都不了解，又怎么知道自己提出的观点是新的呢？当然，创新是非常艰巨的劳动，只有不断地从现实生活和历史上伟大思想家的著作中汲取灵感的人，才能保持自己旺盛的创造力。 还有，我认为，当代中国的人文社会科学学者对英美分析哲学，尤其是分析的方法缺乏兴趣和认同。实际上，当代中国学者要与国际学术界进行有效而深入的对话，就必须认真研究并借鉴这种分析方法，把可以说清楚的东西说清楚。据说，“文化”概念有300个左右不同的定义，假如两个人讨论文化问题，而对文化概念的含义都没有确定认识的话，怎么可能产生有效的讨论结果？应该指出，我们传统的研究方法过度重视辩证法，却忽略了辩证法的前提是知性的确定性。没有对知性的确定性的追求作为前提，辩证法必定会流于诡辩，而分析的方法是有助于建立知识的确定性的。 4上海·上海人·上海事 世博会既要算好政治账 也要算好经济账 记者：上海是一个现代大都市，长期以来的发展形成了独特的海派文化。请您谈谈对海派文化的看法。 俞吾金：所谓“海派文化”是相对于“京派文化”来说的。由于北京在皇城根下，一直是政治的中心，所以，“京派文化”始终保持着政治上的敏感性和意向性，与此同时，由于文化传承与科举制度的关系，历朝历代的知识精英都像受磁石吸附的铁屑一样，集中在京城，因而“京派文化”堪称博大精深，全国其他城市均无法望其项背。 然而，“京派文化”也由于片面注重其传承功能而具有文化保守主义的倾向，从而缺乏某种灵动性。至于上海，自开埠以来，尤其是自近代以降，不断吸纳国际国内的移民，逐渐形成国际性的大都市和斑杂的文化布局，而晚清政府的腐败和无能，又造成了上海碎片似的租界和殖民化的心态。所以，“海派文化”既因其融贯中西而具有开放性、灵动性和实验性，也间或杂有崇洋媚外的噪声；既因远离京城而彰显出更多生活上的细腻性和经济上的，特别是商业性的特征，也难以避免某种急功近利的浮躁心态。或许可以说，张爱玲的文学作品正是“海派文化”标志性的结晶。总之，“京派文化”和“海派文化”各有特色，应该相互取长补短。 记者：您在2002年的《解放日报》上曾就“新上海人”和“‘新上海人’的生活观念”作过探讨。上海每天都在发生着变化，您认为，近几年这种外在变化又带来“新上海人”怎样的观念变化？ 俞吾金：我认为，近年来，“新上海人”及其观念上的变化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第一，“新上海人”的内涵正在发生变化。随着世界性金融危机的蔓延和中国经济发展的“一枝独秀”，越来越多的境外人士、国外人士到上海就业或从事经济、商业、金融和文化方面的工作，从而使“新上海人”的国际化含义不断增长，而即将举行的世博会又成了这方面的助推器。第二，近年来，随着上海房价的不断攀升，“新上海人”中出现了一种向简朴性的生活方式回归的倾向。有的新郎不再用豪华的礼车，而是踩着自行车去迎娶新娘；更多的青年人则采用了取消婚宴、蜜月旅行的简朴方式，大大地提高了生活质量和情趣。第三，近年来，越来越多的“新上海人”觉得自己的生活节奏太快，不但造成了身体上的“亚健康状态”，也造成了文化上、心灵上的“亚健康状态”，因而倾向于在周末或假期里逛街、泡吧，过一种有滋有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