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由著名历史学家、社会学家、武汉大学老教授刘绪贻先生口述和审定、《长江日报》记者余坦坦记录、整理的《箫声剑影——刘绪贻口述自传》（上卷），已于最近由香港时代国际出版有限公司出版。蒙刘绪贻先生雅意，日前传来全书电子文本，故得以先睹为快。 余坦坦在《后记》中说：2005年下半年，萌生与刘先生合作，撰写其口述自传的想法和计划，后又以书信、电邮、电话和上门拜访的方式与先生进行了多次沟通，最终达成以口述历史的访谈和写作方式合作撰写其口述自传的意向： 之所以选择为刘绪贻先生作传，除了因为刘绪贻先生是我国史学界和理论界里程碑式的人物，更因为刘绪贻先生以其跨越近一个世纪，丰富、曲折、独特的人生经历，而成为现、当代中国知识分子“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身心演进的一个典型，一个“活化石”，其思想脉动亦反映并折射了中国现、当代知识分子不断发展和变化着的心灵轨迹。因此，从某种程度上，了解刘绪贻先生，就是了解中国现、当代知识分子的命运；研究刘绪贻先生，也就是研究中国现、当代知识分子的心灵史。且放眼中国学术界，于今，能有像刘绪贻先生这样学术成就和身心历程的人，可以说已十分鲜见，作为一名矢志口述历史搜集、整理与挖掘的晚辈，我有“珍藏”刘绪贻先生人生传奇之责。 可以说，身为记者的余坦坦不但有新闻人特有的敏感意识，而且有一般学者很少有的学术眼光。确实，从做口述自传的角度说，刘先生带有范本意义。 刘先生的知己、中国科学院原副院长叶笃正先生，不仅在本书的“序言”中动情地回忆了当年他和刘先生在芝加哥大学学习、生活的情景，而且还对其老友给予了高度而中肯的评价：刘先生“除早期研究社会学，近六年来着重研究中国的民主和法治问题，批判和反对儒学糟粕外，主要从事美国史研究，著述颇丰……他的著作使国人对美国的情况有了更多的理解，对美国社会有了更多的认识。同时他和他许多的美国朋友相互交往，使美国人对中国有更多的了解。在交流两国文化方面也做了大量工作。美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发达国家，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美关系是世界上最重要的国家关系之一。中美关系对中国很重要，对美国很重要，对全世界也很重要。绪贻的工作，对于促进两国人民之间的沟通，促进两国人民之间的交流，促进两国之间和平共处，促进中美关系的发展，有重要的意义”。 说来不无巧合的是，德高望重的刘绪贻先生正好大我50岁：到今年5月13日，老人家就将迎来97周岁的生日了。作为学界“90后”的杰出代表，刘先生一直退而不休。最近二十年多来，他一直“不用扬鞭自奋蹄”，除与杨生茂先生、邓蜀生先生合作主编六卷本《美国通史》外，还一直在美国史、世界现代史、儒学、现实观察与评论等领域，夜以继日，笔耕不缀。即便是我这样的中年人，也常常感叹老爷子何以有如此之充沛的精力。这个谜底，94岁的叶笃正先生给出了答案：“绪贻做了这样多这样重要工作，他的动力是从哪里来的？这不能不想到他是清华大学的毕业生。清华的校训是‘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绪贻一生全心全意为祖国服务的人格和业绩，说明他深得校训的真谛，说明他是校训的忠实的实践者。同时他又毕业于昆明的西南联合大学。西南联大是抗日战争时期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和南开大学联合组成的大学。这所大学有北大的自由民主、清华的刚健笃实以及南开的知行合一，合一而成的一种卓越的文化品质。绪贻自然深受这种文化品质的感染，这也是他一生工作的动力”。 这本口述回忆录，如实记叙了刘绪贻先生从童年到留学归国的前半生的人生足迹：家世、半耕半读的童年、雏燕学飞的初中时代、炼狱的高中时代、进出南京军需学校、华年近于虚度的清华岁月、摸着石头过河武大借读生活、心系国运守寒窗的西南联大时光、硝烟弥漫闯花旗的留学历程。通过老人的自述，一个鲜活的生命的奇迹，栩栩如生，跃然纸上。对先辈的深情回忆，特别是母子情深、兄弟姐妹之情，让人感动不已。我还注意到，从少时的初恋到结婚的感情之河，刘先生也打开了闸门，如行云流水，美丽而难忘：刻骨铭心的恋爱，前途与爱情的矛盾，“发乎情，止乎礼义”，追随着老人的忆旧，我们似乎也一同体味到了刘先生那风雨如磐的青春之歌、爱情之韵。刘先生对他在芝加哥大学留学期间的好友和女同学弗洛伦丝•爱德华兹、吉娜维芙•哈格曼、卡罗琳、简等的回忆，温馨，乃至凄美，给人以无言的感动乃至心灵的震撼。比如，刘先生曾谈到皮肤白皙、面目端秀、举止文雅、三十岁的女同学简，在一个雨后初晴的周末黄昏，请刘先生到家中共进晚餐的美丽故事： 酒上心头，她尽管极力保持着少妇的矜持和尊严，我仍能在她的眉宇间、腮帮上读到一个怀春少妇期待和渴望的信息。晚餐后，她又开了留声机，放着舞曲。但另两位客人不久就起身告辞，并似无意似有意地对我说：“我们走了，你留下吧。”这时，我望了望她，她微笑不语，既不请我留下，也不向我道别。我忽然想着，如果我留下，这个弥漫着温馨和春意的屋子里就只剩下我们两人（她的孩子早已睡了）。她肤如白雪，面泛桃花，红红的咀唇，柔软而丰满的胸脯。这情景呵，纵使刘郎真铁汉，奈神失，乱穿心。但又一转念，忽然想到留在国内一人带着一双小儿女的年轻妻子……我只好硬着心肠离开了那个撩人的黄昏后。离开她家后，忽然一阵春风吹来，熏人欲醉……更引起我的惆怅之情。我站在街头，深深地吮吸了一番这迷人的春之气息，才踽踽地同到自己的宿舍——我也孤独，简也孤独；妻子虽有一双儿女作伴，我想也不免感到孤独。 刘先生还特别提到了美国同学中最让他怀念的马尔科姆•柏森。因为这位本科学俄文、20出头的小伙子，“胖胖的，戴副黑框眼镜，显得憨厚，”表面上交往淡如水，但骨子里却富有热情，没有杂念。他主动要求阅读刘先生的硕士论文稿，并声明在必要时做些文字润色，绝口不谈报酬，1947年回国时无缘和他道别；“解放以后，因中、美断交，我未能和他联系。‘文化大革命’中，红卫兵抄走了他的通信地址，此后我一再拜托美国进步人士打听他的消息，却杳无音信。而今，他应是80出头的老人了。人世沦桑，他还健在吗？或者，他生活得怎样？是否仍在追求理想呢？老来情怀，怀念故人愈切，特别是忆起我当时没有答应和他共同从事研究工作，尤感歉疚，往往在月明人静之时，不禁遥望大洋彼岸，轻轻呼唤：‘柏森，我多么希望再见到你呵！’” 在本书中，刘先生还回忆了他在清华、武大、西南联大、芝加哥大学时个性炯异的业师，如陈达、潘光旦、吴文藻、费孝通、吴宓、冯友兰、袁昌英、贺麟、柳无忌、李景汉、陈序经、陈梦家、罗伯特•雷德菲尔德、罗伯特•帕克、威廉•奥格本、路易斯•沃思等，为学术史珍藏了宝贵的个人记忆，同样是活的历史的一部分。 刘先生主张，“写口述史必须绝对说真话，还要勇于揭露自己的缺点和问题。我觉得我是基本上做到这一点的。说‘基本上’，是因为我担心伤害他人、忤逆他人，在极个别问题上还是有所省略、有所禁忌的。”通读《箫声剑影——刘绪贻口述自传》，刘先生是这么说的，也是这么做的。 最后，有两个殷切的期待：一是期待本书的姊妹篇即下卷，尽早完成，以期合璧；二是期待本书能有机会在内地出版，为广大读者提供购藏及阅读的便利。 （《世界知识》2010年第8期“读书视界”专栏）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