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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自学术批评网） 2010年3月28日下午，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河北人民出版社联合主办“祝贺齐文颖教授八十华诞聚会暨《美国史探研（续编）》首发式研讨会”。北京大学资深教授马克垚、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副主任章百家、中国美国史研究会理事长李剑鸣、首都博物馆馆长郭小凌、北京师范大学教授黄安年、湖南理工学院党委副书记余三定等嘉宾以及齐教授学生等五十余人参加。 马克垚教授赠送齐文颖教授一瓶美酒。章百家先生赠送花瓶给齐教授。书法家李万生博士向齐老师赠送他的书法作品“齐门十三弟子贺寿联——学高为师，身正为范”。画家唐建教授向齐老师赠送一幅画作。《美国研究》执行主编赵梅编审向齐老师赠送2010年度《美国研究》作为生日礼物。 牛大勇、赵梅、李剑鸣分别主持了研讨会的开幕式、主题研讨和闭幕式。 牛大勇（北京大学历史学系主任）： 我今天非常荣幸地来主持这个会，祝贺北大教授齐文颖老师八十华诞，我首先代表北京大学历史学系的全体老师和学生，向齐文颖老师表示热烈的祝贺，祝您健康长寿！非常感谢今天到会的各位嘉宾。 马克垚（北京大学资深教授）： 齐大姐八十华诞，我今天有很多话要说，不过今天嘉宾非常多，所以只能讲短一点。我比我们齐大姐小两岁，１９５２年到北大历史系学习，1956年毕业后留在这儿教书，她那时已经是研究生。50年代的北大历史系研究生是一个很了不起的群体，人才济济。男生有梁从诫、张磊等，女生有齐大姐，曾尔慧等，一个个神采飞扬，意气风发，时常听到他（她）们的各种各样活动和消息，是我们这些刚留下来的小助教仰望的对象，所以从那时起我就向齐大姐学习啦。后来留到系里，因为她也在系里工作，这样就接触比较多啦，可以更多地向她学习，学习了不少东西。我今天只讲两件事情。一件就是，大家知道齐文颖在学术上非常有开拓性，她研究美国史和妇女史，可以说都有开创之功。在美国史方面，她是改革开放后最早出国到美国进修的。记得好象是１９７９年，国家开始向外国派遣留学生、进修生，美国的大学到北大面试，大概也就是简单的英语对话。我们还没有完全从过去的思想禁锢中解放出来，议论纷纷，有人说凭什么他们来考我们呢，意思就是说我起码也是堂堂的北大教师，还要让人考试。我知道教世界史是要出国学习的，像我这样的土包子怎么能搞好世界史，可是听说考英语可吓了一大跳。因为我的英语过去只是读，连蒙带猜，还能来一起，听和说可就没有起码本领，所以十分懊丧。后来听说面试去了不少人（理科的居多），可是大多不过关，就是我们齐大姐的英语受到对方的称赞，所以她很快就去美国学习了。她在美国不但自己进修，而且和美国的教师挂上钩，建立了联系，回来后推动美国史的研究，带了很多学生，其中不少人已经成长为我国美国史研究中的重要力量。就从掌握英语这点说，就可证明齐大姐学习上的远见卓识，值得我学习。齐文颖还开拓了妇女史的工作。我这个人，比较保守。当时她搞那个妇女史，我就很奇怪，我想妇女问题有什么研究的啊。后来我在系里工作，有一回她还和郑必俊正儿八经来向我汇报一通。按现在的话说，我当时就是一头雾水，不知道她们说什么。之后北京开了一个国际妇女大会。据说因为许多女权主义者行为古怪，容易和男士产生矛盾，闹出事端，所以把他们搞到密云还是怀柔，就是很远的地方去开会。由此我觉得妇女问题可能很神秘。当然我也逐渐了解了妇女问题是怎么回事，知道国外妇女史研究是一大热门。齐大姐在妇女领域做了很大的开拓，还编了有关的辞典。那确实很了不起。这就是说要学习齐大姐的开创精神。 还有一个就是齐大姐为人方面。因为我是齐思和先生的学生，我感到她是齐先生家风的真正的体现者，待人非常的热情、非常的周到、非常的平易近人，很愿意提携后辈。从中我也学到不少东西。齐大姐处理事情非常的周全，考虑的非常细腻。在处理人际关系上，和学生的关系上，非常细腻。我从齐先生处学习到能比较平易近人，不生气，系里大家都知道老马一来，满堂大笑，哈哈哈，这点学到了；但是自己老着急。我做什么事都急着要办，老是着急，所以许多事情处理不好，这点学不到齐大姐的长处。 大姐已经八十啦。不过人家说，人生九十不算老，七十八十还正小。所以我祝齐大姐健康长寿，不断还有新的创造。我也不断地还可以向你学习。 章百家（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副主任）： 今天就是来给齐老师祝寿。我们上学的时候，在座的很多老师都教过我们。像马老师、齐老师，从开专业课来讲，大概齐老师是第一个，因为我原来上大学的时候选的是美国史，齐老师那时候上美国史的课。那个时候还很少有人去过美国，齐老师回来以后，给我们介绍美国史学界的一些情况，我们那时候听了都是很激动。别的都记不太清楚了，就记得齐老师当年讲，美国因为历史很短，所以历史做得很细，面包房配方都属于历史研究的范围。齐老师当时讲，在美国，学史学的两种人，一种人是家里很有钱的，要有点文化修养熏陶，所以要念历史，还有一种就是有这个嗜好。后来我总结，基本上学历史的是两种人，一种是吃饱了撑的，一种是有病。但是，不管怎样，那时候齐老师给我们上课给我留下了非常深的印象，后来我念研究生的时候就改行了，不过呢是在他们齐家的门下，跟齐老师的妹夫李宗一同志学民国史。今天，给齐老师八十大寿，祝齐老师身体健康，平平安安，也祝北大的各位老师身体健康。 李剑鸣（中国美国史研究会理事长、北京大学长江学者特聘教授）： 首先向齐老师祝贺八十岁华诞，祝齐老师生日愉快，健康长寿。齐老师是美国史的前辈学者，我刚开始学习美国史的时候，特别想投到齐老师门下深造。但齐老师是知名的美国史专家，再加上北大历史系门槛很高，所以我当时不敢动报考北大的念头。在后来的学习过程中，我逐渐了解到齐老师在美国史领域所做工作的重要性。刚才马克垚老师说，齐老师在妇女史方面所做的工作具有开拓性，我觉得她在美国史领域同样做出了开拓性的贡献。齐老师主要研究美国早期史，但美国早期史在中国长期不太受重视。直到今天，早期史的重要性没有得到充分的认识，研究人员的数量比较少，史学界的认可度也不高。其实，早期史在美国史学界有非常重要的地位。而且，早期史的概念，早期史的研究范围、方法和材料，都在不断发生变化。在美国，在英国，都出现了很多成就斐然的早期史学者。齐老师有出色的学术眼光，她的远见卓识，集中表现在她最早在国内建立了一个早期史学位点，培养了一大批真正意义上的美国早期史研究人才。她当年指导研究生所做的学位论文，在今天看来都是早期史的经典题目。在美国早期史的框架结构中，那些根本的、重要的问题，齐老师的研究生一个接一个都做了。因此，把她的早年指导研究生做的论文排列起来，就是一部相当完整和系统的早期史重大问题的研究专辑。这个专辑早几年已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了，书名是《美国史探研》。这本书中有不少文章，在今天来看仍然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是美国早期史研究者必读的参考书。齐老师培养的研究生中，有很多人成了学术的栋梁之才，特别是像今天在场的满运龙兄和杨玉圣老师，都是学界特别景仰的人物。满运龙兄许多前年发表的文章，我们今天的研究生在课堂上还要认真研读。从这些事情可以看出，齐老师在早期史领域所做的工作，影响是多么长远！我虽然没有正式入齐门深造，但实际上是齐老师的私淑弟子，从她那里学到了很多东西。今天喜逢齐老师八十华诞，我们聚在一起向齐老师祝贺，主要是想表达一种敬意和谢忱。我们感谢齐老师在美国早期史领域所做的开拓性工作，使我们至今受益，使我们的美国史学科能有今天的规模。再次向齐老师表达我的感谢和祝贺。 黄安年（北京师范大学教授、中国美国史研究会原副理事长兼秘书长）： 先向齐大姐鞠个躬，祝贺你八十华诞。 在齐文颖先生八十华诞前三天,齐门弟子和受惠于齐门的学子聚集于北大,回顾北大齐思和、齐文颖两代美国史学研究者所走过了80年不平凡道路是很有意义的。2007年5月,也是在这里举行了纪念齐思和先生百年诞辰学术研讨会,我们仿佛看到了北大学人80年来坚持不懈地从事美国研究的缩影。 历史评估需要时间的积淀，年长者研究历史往往具有这方面的年龄优势，一批年长的美国研究者，数十年如一日从事美国研究,“80后”“90后”学术老人迄今活跃在美国研究领域，不能不是我国美国历史研究者的一个可喜景象。以中国美国史研究会19人组成的顾问团为例，除已故的刘祚昌、冯承柏、严四光先生外,迄今健在的16位中就有7位属于“80后”学术老人，他们是刘绪贻先生（1913年5月，97岁）、黄绍湘先生(1915年5月,95岁)、杨生茂先生(1917年9月，93岁)、邓蜀生先生（1923年,87岁）、方生先生(1926年,83岁)、顾学稼先生（1927年8月，82岁）、齐文颖先生（1930年3月,80岁）等，张友伦先生和华庆昭先生明年80华诞，他们是我国美国史研究的宝贵财富。我国的美国研究队伍又是一支越来越年轻化的队伍，老中青三代人协同建设美国研究不能不是一个突出的特色。 今天的聚会使我们有机会探讨齐门老人对于北大美国研究的影响。这里谈几点个人感受 第一,北大有美国研究的传统 自上世纪30年代以来的迄今80年间,这个传统从未间断。齐思和老先生20世纪30年代自哈佛大学获得博士学位后,返回祖国，他是我国第一位在美国学习美国史的哈佛博士,1935-1937年，齐思和先生在北京大学历史学系、北平师范大学历史学系和清华大学开设了美国历史课程，系统介绍美国历史及美国史学家的主要著作,这一课程为迄今所知在国内高校最早开设的，如齐文颖先生所说: 齐思和先生“是在我国开设‘美国史’的第一人”。（齐文颖：勤奋•创新•爱国——纪念先父齐思和先生百年诞辰）文革后期的1973和1975年齐文颖先生等率先在北大为学员开设了美国历史课程（黄绍湘、齐文颖、杨立文、谭圣安、罗荣渠等先生主讲），1981年上半年齐文颖先生等还组织北大外的美国史研究者在北大举办为期一个学期的美国史系列讲座，听课者有北大历史学系世界史专业1977-1979级学生、文科各系研究生和校外美国史同行，参加讲授的有唐德刚、杨生茂、张友伦、黄绍湘、黄颂康、邓蜀生、齐文颖等11人。1981年下半年，齐文颖老师还在北大历史学系讲授美国史，系统讲授有关美国早期和近代的历史。众所周知，改革开放后齐文颖老师在北大培养了第一批美国史的硕士研究生，先后培养的十几位弟子，迄今早已是活跃于美中学术教育领域的中坚力量。为北大历史系美国研究作出贡献的还有黄绍湘、罗荣渠、谭圣安、杨立文等教授。 我们欣慰地看到，今天北大的美国研究实力之强已为全国之冠，以历史系为例，李剑鸣、王希、王立新、牛大勇等教授在其各自研究领域独领风骚，北大美国研究领域并不限于历史系，还涉及其他与美国问题相关的系院所,如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等,这些高端研究人才,合在一些为全国其他任何美国研究机构所不及。我们还欣慰地发现,今天北大历史系美国研究人才来源不限于本校培养、师生近亲薪火相传，而且扩大人才交流范围、开放引进高端人才,使得北大美国研究得以人才济济，并对于国内外美国研究学者具有强大的吸引力。饮水不忘掘井人,我们在谈到北大具有今天我国美国研究一流基地时，要向为美国研究做出开拓性、奠基性贡献的齐世和老先生、齐文颖先生、罗荣渠先生等表达我们的敬意。 第二,北大有美国早期史和早期美中关系史研究的传统 美国早期史是美国奠基时代的历史,也是美国研究的奠基性工程,做好了这项奠基性工作,将为我们的美国研究奠定良好基础, 齐文颖教授和北大美国史研究者一起,在这一学术领域进行了坚持不懈的努力，不仅把它作为在改革开放新形势下重新研究美国史的起点与重点，而且把早期历史作为美国历史的一个独立的重要阶段来看待，组织力量围绕早期史上的若干重点问题加以深入探讨。如满云龙博士在《美国史探研（续编）》序）中所言：“在中国，老一代学者（如黄绍湘教授、刘祚昌教授）做了不少开拓性的工作，但主要是把殖民时期当成美国革命的历史背景而非美国历史的一个独立学科来看待的。齐老师访美归国后，致力于美国早期史的学科建设，把殖民时期、美国革命时期和制宪时代打通，从而使中国的美国早期史研究进入了一个新阶段，开启了中国学者系统研究17-18世纪英属北美历史的先河。” 黄绍湘教授在新中国成立初期曾在北大任教，并于1957年出版了《早期美国发展史（1492-1823》（人民出版社）。2001年齐文颖教授主编的《美国史探研》出版,和2010年满云龙等编《美国史探研（续编）》出版则是美国早期史研究成果的集结,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我国学者在这一领域的新进展、新思路、新贡献，续编中有满云龙、陈勇、李剑鸣、苏鹿垒等人的八篇论述美国早期史的论文。在齐文颖教授深入开展美国早期史研究的同时,我们也高兴地看到人民出版社2002年6卷本《美国通史》的出版,其中第1卷《美国的奠基时代—1585-1775》是李剑鸣教授多年潜心研究美国独立前近200年历史的心得成果，该书把习称“美国殖民地时代”,概括为“美国的奠基时代”，该书的出版是我国研究早期美国史的新的丰硕成果。值得欣慰的是李剑鸣教授近年由南开重镇加盟北大历史系,为北大延续和发展美国早期史研究注入了新的活力。还有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是齐门弟子杨玉圣教授在美国早期史研究中辛勤耕耘，他和他的弟子们在这一领域也取得了可喜的研究成果。 客观地说,在我国美国史研究向纵深和横广两个方面发展的过程中，我国的美国早期史研究有一种相对弱化的趋势，这突出表现在除北大、南开以外，其他多数美国研究专门机构在这个领域的研究显得相当薄弱,在这种情况下，北大在美国早期史专门领域的持续深入研究的重要地位就不言而喻了。 中美关系是我国与各国关系中最为重要的双边关系，了解和研究早期中美关系是全面审视中美关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北京大学是研究中美早期关系史的重要基地，齐文颖先生和罗荣渠先生在早期中美关系史研究上做出了开创性努力,如《美国史探研》所显示的, 齐文颖先生选择了过去很少有人涉及的中美关系开端的问题和中美文化教育交流方面的问题作为研究的起点。其中《美国“中国皇后号”来华问题研究》提供了一些鲜为人知的第一手资料。 北京大学在早期、近代和现当代中美关系的研究上的重要贡献是众所周知的，如果加上北大国际关系研究所、北大历史系从事中国近代现代史的力量,那么北大从早期到当代在中美关系史的研究实力也是全国首屈一指的。 第三，北大也是美国妇女研究的基地 正如齐文颖先生在《美国史探研》前言中说,妇女史研究是“我国美国史研究中延伸出来的一个新领域，同时也是我们对国内美国史研究作出的新贡献。美国是当代西方妇女研究的重要基地，是70年代以来发展最快、最有显著成绩的学科之一，也是研究美国历史不可缺少的重要部分。”80年代初，齐文颖先生“作为第一批访美学者不仅带回了殖民地时期史和早期中美关系研究的新课题，也带回了妇女史研究这一新学科。” 《美国史探研》中妇女史研究4篇论文，反映了我国改革开放以来最早从事美国妇女史研究学者的开创性研究成果。今天已经看到我国学者对美国妇女研究所取得的新成就，北大还专门成立了中外妇女研究中心，拓宽了妇女问题研究领域,今年是国际妇女节的100周年，我们期望齐文颖先生的开拓精神能够召唤更多的美国研究学者为我国的美国妇女研究作出新贡献。 第四,北大有美中文化交流的传统 正如齐先生的得意门生满云龙所说：“齐老师是改革开放后史学界率先走出封闭的国门、在美国留学的访问学者”，“齐老师在积极推动中外史学学术交流方面发挥了特别重要的作用，为中美史学界的深度交流与友好合作架起了桥梁：一是邀请著名美国史学家来北大讲学，二是推荐学生赴美深造，三是主持翻译美国学者的著作。”“除了前辈学者张芝联教授外，在促进中外（尤其是中美）史学交流方面，也许只有罗荣渠教授、冯承柏教授能和齐老师相媲美。”对于这一点,我们的许多中青年学者是受惠者。我想补充说的是,齐文颖先生不仅身体力行，而且还开展了北京大学对美文化交流的深度研究。在《美国史探研》中有一篇她和郑文鑫先生合写的《北京大学与中美文化》论文,以详尽的资料阐述了自京师大学堂到80年代末北大与美国文化交流史，文章特别提到：“北大作为我国第一所国立大学,研究它不仅具有一定的典型意义，同时,还有一批原始资料尚未被研究者充分利用。为了开拓中美关系史研究中的新领域，为了使这批资料能获得充分利用,我们选择了这一选题。” 今天，我们已经看到了走出去，请进来的美中学者间交流和对话已经越来越多、越来越普遍,而这正是建设世界一流大学所必不可少的条件。这种良好局面的形成是和张芝联先生、罗荣渠先生、齐文颖先生对外开拓的辛勤工作分不开的。其中尤其需要提到的是对富布赖特项目的推动。 第五,北大有建设学术共同家园和重视图书建设的传统 齐文颖先生是中国美国史研究会的发起人之一，多年担任中国美国史研究会的副会长和顾问，对于建设中国美国研究的学术共同家园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续编》中王立新、王海燕对齐文颖教授访谈《中国美国史研究会成立的前前后后》记叙了齐文颖先生对研究会建设的关注和贡献。笔者和齐文颖先生在研究会里长期合作共事，对她顾全大局，积极推动研究会学术家园和谐发展的印象尤其深刻。我们很清楚，北京大学的美国研究在全国首屈一指，但是北大学者从未担任过理事长职务(李剑鸣是加盟北大前就已经担任理事长职务的)，北大齐文颖、杨立文等多年来一直积极参与理事会领导班子和秘书处的工作，这种团队精神和凝聚力对于我国的美国史研究是很可贵的。 重视图书建设是北京大学的优良传统，北大的丰富馆藏图书,不是天上掉下来的,这和老一代学者的收藏和重视是分不开的，齐文颖先生在这方面也作出了许多贡献,如她在《探研》前言中所说:“美国学者在北大讲学的同时,还为我们捐赠了一个以研究早期史为中心、有一定规模的北京大学燕京美国问题研究中心图书馆，目前它已成为我国研究美国史的重要图书馆之一”。我们从事美国历史研究的学者也分享了北大美国图书建设的成果。 第六,北大有尊师重教、尊重学术、尊重学者的传统 这三个尊重不是停留在口头上说说,而是落到实处、落到为已经退休多年的老学者举行学术研讨会、出版学术著作和庆贺八十寿辰上。如果没有年轻学子的尊师重教、尊重学术、尊重学者精神,没有现任系领导的组织和支持,这样的活动是很难组织起来的,这件事在北大能够办到,在有的学校就不一定办得到,对此我深有感触。 在我们这个日益老龄化的社会，相比刘绪贻、黄绍湘、杨生茂等90多岁老先生,齐先生不算老,相比105岁的周有光老人，齐先生还只是小字辈。衷心期望齐文颖先生健康长寿，并在力所能及的前提下为泽惠后学、为美国史研究开辟学术新天地。衷心祝愿北大学人发扬优良传统,更上一层楼,取得新成就。 牛大勇（北京大学历史学系主任）： 非常感谢黄安年先生认真地准备了这么一篇发言，对齐文颖老师在美国史学界特别是在美国早期史方面所作出的贡献、所处的地位做出了高度的评价，也非常感谢黄先生对北京大学历史学系的一以贯之的厚爱、关注和对我们的帮助。刚才他提到的一些事情也勾起了我的一些怀念。齐先生当年主持的这个美国史的讲座班，请了这么多名家来北大上课，不仅吸引了世界史专业的同学，也吸引了我们中国史很多同学。我也是参加选修这个课程的中国史的学生之一。之所以后来我还敢做美国对华外交史这样的课题，跟我在这个班上受到这么多名家的教益是很有关系的。另外黄先生对北京大学历史学系一贯重视发展美国史研究这样一个传统，给予充分肯定的评价，我感到非常感动。确实就现状来讲，我们引进了一批人才，加上我们自己培养人的才，现在北大美国史的师资队伍是对得起我们前辈的期望的。这里有我们国家教育部通过全国同行投票评选的第一位长江学者讲座教授王希，他是在美国受到美国史名师方纳指导的、在美国第一流的著名大学哥伦比亚大学拿到美国史博士学位，然后留在美国的大学里面教美国人美国史的中国学者。这也是让我们很佩服的。现在他已经被我们学校续聘为长江学者特聘教授。李剑鸣教授也是刚刚被评上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大家知道长江学者特聘教授每年也就是评选100人左右，而历史学每年能评出来的也就是一到两个。我们系六个长江学者里面，美国史占了两位。王立新教授也是一位出色的学者，也刚刚被评为国家五部委评选的百千万人才工程的国家级人才，他的实力也很强，我对他下一步被评为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充满着信心和期待。另外，牛可副教授实际上在做的研究也是美国对第三世界的政策以及美国的学术、意识形态、社会科学在冷战时期对美国发展、对美国各种政策的影响这样的问题。还有张雄副教授等等。另外，我们最近正受到学校的鼓励，用新的一种年薪制来聘请美国波士顿学院的一位副教授到我们系任教。他叫Michael Chapman。这样北大的美国史研究这个团队，应该说是非常强大的。Michael Chapman如果能进来的话，他对我们美国史，特别在外国文献、美国文献、英语语言、研究生培训这方面起到一定的作用。这都是我们的期待，也是我们用以报答我们老一辈包括齐（文颖）老师、杨（立文）老师、罗（荣渠）老师，校外各位老师对我们的关怀的一种努力吧。 余三定（湖南理工学院党委书记、《云梦学刊》主编）： 我到这里来，一个是我负责主编《云梦学刊》，2007年齐思和先生一百周年纪念会时，我得到邀请，但是那次因为有事没来。我还提交了一份书面发言，后来那个发言以及会议的记录，发在我们《云梦学刊》2007年第6期。然后又收到一本我们编的书即《当代学术史研究》中去了。我们这个刊物有个栏目叫“当代学术史研究”，既包括宏观的研究，也包括学科史研究，还有一个就是个案研究，即当代学者的个案研究。齐思和先生是我们的研究对象，齐文颖老师也是我们的研究对象。所以从这样的一个角度，我来向齐老师学习，向齐老师请教，也能够在可能的情况下找到一些资料。希望这次会议的录音整理稿，也让我们《云梦学刊》把它发表出来，这是一个意思。第二个意思，我个人还是藏书爱好者，今年有一本好玩的书，我自己认为是好玩的书，叫《南湖藏书楼》，玉圣给我很大的支持，包括仲伟民、李剑鸣，那里面还有他的墨宝。齐思和先生的百年纪念会后，我跟玉圣说过，我说希望能够有齐思和先生的著作，后来玉圣就找到齐文颖老师，代她父亲送了一本书给我，我也收在藏书楼里了，那么我今天也希望能收藏到齐文颖老师的亲笔题签。因为我藏书有两个特点，第一，就是作者的题签本，像剑鸣老师的题签本，他的书我都有啊，当然都是精品，玉圣的书我那里也有，所以除了齐老师的书以外，我希望其他在座的各位学者也能给我提供，我第一是拜读，第二是收藏。同时我也欢迎大家到我的藏书楼去做客。特别是希望能够留下墨宝。 中国美国史研究会贺电： 尊敬的齐文颖教授： 齐教授多年从事美国史的研究和教学工作，是我国美国早期史研究的开拓者之一，担任中国美国史研究会副理事长，为中国美国史研究做出了突出的贡献，深得广大会员的尊敬和爱戴。 适逢教授八十华诞，中国美国史研究会向您表示由衷的祝贺！ 衷心祝愿您健康长寿！ 中国美国史研究会 2010年3月12日 李世洞（武汉大学教授、中国美国史研究会原副理事长兼秘书长）贺信 在文颖教授80华诞即将到来之际，请接受我衷心的祝福和祝贺！ 我们相识在1979年5月武汉大学美国史研究会筹备会上，自那时以后，我们就有了业务和会务的联系。特别是在我担任秘书处工作期间，这种联系就更为频繁。我从您那里不仅得到对会务工作的意见和建议，而且还从业务上得到很多启发。 您知道，我在美国史专业方面是“半路出家的和尚”，业务底子远远比不上您。所以对您的文章特别是关于早期美国史的文章，我是很重视的。记得您《<独立宣言>是美利坚合众国诞生的标识吗？》，就对我启发很大。这篇文章针对我国学术界普遍存在的美国立国时间的误解提出很有见地的意见。从这里我看到您“知微见著”的治学精神和细致考证严密论证的治学方法，真是获益匪浅。这篇文章题目虽然不大，篇幅也不算太长，但在我看来远比那些空洞无物大话连篇的“长篇巨著”要强过百倍。 您不但治学严谨，而且育人有方。从您培养的学生在今日学界中的地位和工作成绩就可以得到证明。一个学者一个教授做到这两点可以说不虚度此生了。 现在您的高足正在满怀着感恩和对学术敬畏的心情为您的80华诞做着认真的准备，我相信这个盛会一定能办得高雅、隆重。我远在武汉无法在佳时前往祝贺，只能用这简单的书札表达自己的些许心意。言虽简而情至深。 叶霖、郭琦涛、杨志国、陆丹尼、陈勇（齐文颖教授在美弟子）贺信： 今天，一是个喜庆的好日子。吾等在京的同门，与各界前辈、同仁聚会母校，共庆恩师齐文颖教授八十华诞，嘉宾美酒满杯，高朋四方云集。我们这些在美国的齐门弟子， 虽远隔万里，然也能想象盛会之此情此景，并分享喜悦。谨此奉上弟子们对齐老师最衷心的祝福：祝恩师寿比南山，福如东海！ 从1982年起，我们从各地先后投入齐老师门下，由此也奠定了往后几十年人生的轨迹。从恩师那里，我们不仅开始认识美国，而且学到了很多治学、为人之道。恩师出身名门世家，学富五车，但对我们总是那么平易、亲和与耐心。有的弟子已经多年没能见到恩师了，但老师那慈祥的笑容却时常浮现在眼前。记得在北大时，每当我们在学业上遇到挫折，老师总是会笑着说：“这有什么？再来呗。”老师视名利、财富谈如水。记得当年有弟子将老师刚自美带回的昂贵相机不慎摔坏，老师看都没看一眼，边笑边说：“这有什么？”老师不仅谆谆指导我们的学业，而且还将英美等国的名教授请到北大，不停地创造各种机会，让我们扩展视野、增长才干。每当弟子表达谢意时，老师总是淡然一笑：“这有什么？” 身处异国他乡，为学业和生活奔波，我们也开始体验到人生的酸甜苦辣。但只要想到老师豁达的笑容、想到那句“这有什么”的名言时，身心上的重负就顿时消失。这笑容、这短短的一句话，包含了多少人生的经验与史家的智慧！当年柏拉图为了将其领悟传给门生，著书立说，但他留下的哲理很多至今仍让人感到晦涩难懂。而我们的齐老师却在谈笑中将自己的知识、生命的感悟、睿智的人生哲学，用“这有什么” 这四个平凡的字轻描淡写地道出，寓深于浅， 寓教于行，可谓大家风范，智者斯人。我们能入齐门，真是莫大的福份。 齐老师说话，带有字正腔圆的京味儿，这是我们这些来自外地的弟子学不来的。老师那爽朗的笑声中所蕴含的心灵的快乐与宁静，却是我们永远都要不停地学习的。回首燕园，相别已有近三十载。如今我们这些齐门弟子分布在美国四个不同的州，或为人父，或为人师。吾辈当竭尽努力，师法恩师的道德文章，并进一步发扬光大。 万水千山，隔不断师生情谊；千言万语，道不尽心中感激。 最后，我们也要用四个平凡的字对我们的恩师齐文颖老师，轻轻地说一声：生日快乐！ 杨立文（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 齐文颖大姐的80岁生日到了,非常高兴,今天校内外亲友在这里聚会为她祝寿,我敬祝她生日快乐，健康长寿,万寿无疆！ 受北大加拿大研究中心主任陈燕萍同志的委托，让我代她向齐文颖教授致贺：祝生日快乐,健康长寿！并深谢她长期以来对北大加拿大研究中心的支持与贡献！ 我本人与北大齐氏一家关系特殊：因为齐思和教授是我的导师。老先生与我父亲同年,都是1907年生人,大齐又与我姐姐同年(1930年)。齐老先生被公认“学贯中西,博古通今”,中学时期就读完了廿四史。30年代初他在哈佛攻学位时,就研究了美国黑人问题,他用英文写的黑人史论文就在美国发表了。所以我在大学时选美国黑人史作为毕业论文题目,系里就指派齐思和先生作我的导师。在同学中我出入燕南园齐府次数最多，也认识了齐家兄弟姐妹。大学毕业后我被分到历史系欧美史教研室工作,大齐又长期是教研室领导,我在大齐、老潘领导下,从事欧美近代史的教学与科研工作。因此对齐文颖同志的工作与贡献比较了解。我认为齐文颖同志对我系美国史教学与科研有多方面的贡献： 1.创建了北大历史系美国史小组。1972年尼克逊访华,揭开了中美关系新的一页。当时的形势是，因“文革”停滞多年后我系的美国史研究应该上马了。齐老先生让大齐把研究重点由英国史转向美国史。她首先成立了我系美国史小组,任务是帮黄绍湘教授修改《美国通史简编》。每两周开会一次,成员有大齐、黄绍湘、罗荣渠和我。这部书经修改后发表了。 2.改革开放后，我系美国史小组在大齐领导下接待了多批次美国来访教授和富布赖特学者,如威亷•怀赛、E.B.Smith、Bruce Stave、约翰•霍普•富兰克林，等等，发展了与美国的学术交流。 3.北大美国史小组也参与了中国美国史研究会的创建工作。1979年12月1日武汉成立大会,我们也是创始会员之一。 我们去武汉参加了成立大会,并成为研究会的积极成员,合作编写《美国通史》,还协助在北大开过多次该书编写工作会议。 4.齐文颖教授培养了一批高质量的美国史研究生：滿云龙、杨志国、陈 勇、叶 霖、郭奇涛、胡新军、杨玉圣、郑文鑫、陆丹尼、秦玉成、张雄、王其寒。这些同志都成了栋樑之材,在国际、国内正在发挥重大作用,今天他们中有些人就在现场。 5.大齐还推动了全校的美国学研究。在大齐的努力下，美国研究不仅在历史系也在全北大开展起来。北大成立了美国研究中心,在图书馆还设立了富布赖特美国研究书库。因工作需要,1989年12月大齐调到图书馆,负责全校美国中心工作,直到退休。在这一工作中又作出了重大贡献。 可喜的是：今天我系的美国史教学与科研力量都大大增强,增添了一大批专家能手和新生力量,情况远非昔日那几枝枪可比。真可谓“长江后浪推前浪,世上新人胜旧人”！但我觉得在这种大好形势里,凝聚着开路的辛劳，我们不能忘记呵！ 时殷弘（中国人民大学美国研究中心主任） 今天我们欢聚一堂，共贺齐文颖教授的八十华诞。在座诸位中的大多数可能比我更熟悉齐教授。多年以来，我仅偶尔有幸聆听她的教诲，瞻仰她的风采，感知她的魅力，但是，我深信，我已懂得齐教授身上最重要的特质。 她有着出色的学识，在国内美国历史研究的两个领域内做出了不可磨灭的、开创性的贡献：殖民地-早期共和国史以及美国妇女史。这两个领域都极其重要，且对它们进行深入的探索是相当困难的事。对任何一位历史学家来说，仅在一个领域做出开创性的贡献就足以令人十分钦佩，而齐教授在两个领域都取得了这样的成就。 在学术研究之外，她诲人不倦，几十年如一日地教育、培养学生，其中许多已成为国内外学术界中的一流人物。做好学术研究，需要在智识上出类拔萃，而要育人有成，则需要一种更为珍贵的、源于天性的情感与品质。 齐教授有着卓越的品格，集严谨、勤奋、同情心及超脱于一身。念及她的书香名门出身，我们可以说，她有一种“贵族精神”，且是得其精华。 在上周的一次学术访问中，一位来自澳大利亚国立大学的人士问我：我的伟大老师——王绳祖教授对我以及我的学术生涯有什么样的影响。我这样回答他，最重要的是，他使我深信历史和历史研究真的很重要，甚至比它在人文学科领域的“兄弟”或“姊妹”学科，哲学和文学还重要，更不用说它的“远亲”社会科学了。 作为从历史领域“入侵到”国际政治研究领域的（按照目前盛行的狭隘且不完全正确的标准，它算是“政治学”的分支）学者，我得说：我是读历史和研究历史出身，这首先就决定了我对历史考察和思考有一种很深的情感，很重视。有人瞧不起历史，虽然口头上讲历史，实际上不看历史。我却相反，总是在国际政治和国际关系领域，包括国际关系理论领域强调“关于国际关系的历史理解（连同哲理理解和广义的文学透视）”的头等甚而头号意义，而且有愈益增进的反响和影响。 历史总是叫人要谦虚一些，历史证明人的认识能力、预见能力和成功地自觉塑造历史的能力是相当有限的，远不像有些社会科学学者认为的那样。不仅如此，凡是比较懂历史的人，永远不会机械、宿命和刻板地看待世界，他们总是会承认偶然性的巨大作用，总是承认某种变更或不可预料的“突变”(“surprise”) 的可能性，总是承认在一个社会、一个民族、一个群体成功的同时也有失败、犯错误、背运和悲剧的重大可能性。另外，搞历史的人一般来说非常尊重经验和实际上基于丰富经验的所谓直觉，而对那些“科学”的东西不是那么崇拜。设想一下，连“历史”给你的东西都是有限的，“科学”能给你的东西就会更加有限。 当然，搞历史的人有时候也会夸夸其谈，也会用所谓的博学来吓人，或者成为狭隘的经验主义者。但是，他们相对而言知道的过去的东西较多，看过的历史图景较多，比较知道“天高地厚”，比较明白世事无常或少常，连同“天人之际”的巨大复杂性和多变性。一般来说，人文学家谦虚一些。谦虚非常重要，谦虚就是认识到人类的局限，认识到任何一个人的局限。 谈及历史学，我想借耶鲁大学的历史学和古典学权威教授——唐纳德•卡根的一番话来表明我的观点。 几年前，卡根在对美国全国人文学基金会（National Endowment for Humanities）主席布鲁斯•科尔作了一次谈话，供该会发表。他在其中说：“历史饶有趣味，历史可供享用。在整个人类经验历程中，人们一直阅读历史，因为他们觉得这是一种愉悦，同时这以某种方式具有教益。[我们当代的]历史学教授行业却已将它带入了一个不同的方向。在作为一个行业写历史的人们与读历史的人们之间，先前从未有过像现在有的那么一种鸿沟。对大多数人来说，[由这些专门家写的]历史不显得有趣，不显得与他们感兴趣的东西有多大关系。” 在回答科尔所提“为何如此”的问题时，卡根答道：“[因为]这个行业搞了一种特定的转向，转离了……讲故事——一种叙事行为。历史有它自己的解释事情的方式。史家解释事情的方式是讲一番故事。他们问一个问题，其答案是一番故事……它是对史上实际发生的种种特殊环境的一系列人类反映，从而产生……一番故事。”“我认为，自然科学的力量迷住了人们的心灵，结果任何并非一门科学的事情不知怎地就不被当真。因而，人们断定，我们历史学家做的事必须是一门科学。这种张冠李戴发生得越多，它就越是背离传统的历史学问概念。”“在我看来，最好的历史是讲一番故事，同时将它与分析结合起来。对一位史家来说，分析事情的自然而然的途径包括用一番故事作答。讲一番有趣的故事，同时将它与回答种种问题结合起来，而回答的方式是一个具有才智的人有兴趣聆听的：这就是最好的历史学问。” 徐波（《世界知识》主编）： 我首先还是向齐老师鞠一躬。我是81级世界史的学生，齐老师可能已经不记得我了，但是齐老师对我的影响是长远的。 进入北大历史系，我们有幸遇到了一大批非常好的老师。仅就世界史专业的老师来说，记得我跟一个在外校上学、想考我们专业研究生的朋友说过，这些老师的名字都印在我们当时使用的教材——《简明世界史》的版权页上。几十个名字构成一个强大的阵容，堪称当时中国世界史学科的最豪华最强大的阵容，也体现了当时这个学科的几乎全部领域。这个阵容现在想起来依然让人亲切和激动，其中就包括齐文颖老师。 从讲课特点来说，这些老师有的严谨缜密，有的开阔深沉，有的儒雅舒缓，有的热情奔放，有的谦逊诚恳，有的风趣幽默，有的慷慨激昂。现在回想起来，好像齐老师具备所有这些特点，但是有又自己鲜明的特色。 我跟随齐老师上过欧美近代史基础课，还上过美国早期史选修课。那时正是改革开放初期，我们这些选择了世界史专业的学生，和当时的整个国家一样，对美国充满强烈的兴趣，因此对美国史课程也抱有热切的期望。齐老师的讲课，总是缓缓道来，具有女老师的独特魅力，但是在波澜不惊的讲述背后，分明让人感到她深厚的学术功底、对学术的敬畏感、探寻真相的热情、传道授业的责任感和对学生的一片爱心。 齐老师讲课有这样一个习惯：每讲到一个新的专有名词或概念，都会随手在黑板上写下对应的英文词汇。这个小小的做法所起的作用，可不仅仅是丰富了我们的单词量，它传递的是教给我们的是随时随地学习哪怕很小的一点知识的习惯。在后来的学习和工作中，我也采用了这个做法，每碰到一个新的概念就随手查查它的英文是什么，这个习惯一直保持了很久。 毕业后我从事了国际关系方面的工作，没有再系统地学习美国史，但是齐老师给我打下的知识基础让我在工作中、甚至在意想不到的其他方面终身受用。也许平时我们不会常常想起它们，但是在一些特定的时间和场合，它们会一下子涌到心头。十几年前放映过一部美国电影《阿甘正传》，当我看到阿甘的家世和他童年生活经历的时候，我猛然意识到，这不正是暗喻着齐老师给我们讲过的美国早年的历史吗？循着这个思路看下去，果然发现，电影正是通过阿甘的经历，讲述了一部跌宕起伏的美国历史。我感到彻底看懂了这部电影。这个感悟真是让我感到一种大欢喜。 还有一次，我在美国弗吉尼亚州的小城威廉斯堡。走在那刻意保留下来的殖民地时期风貌的街道上，看着那些装扮成殖民地时期各色人等迎接中国客人的市民，我一下子想起了齐老师和她讲过的那一段历史，一时间仿佛不知今夕何夕。我与一位装扮成市政官员的老人聊起了那段历史，那时在我心头涌现的正是齐老师的身影。 齐老师给我们讲过那艘开辟了新天地的小船“五月花”号。我要说的是，不管我们这些学生，开启了怎样的人生航程，驶向了怎样的方向，遇到过怎样的风浪，齐老师就是我们人生航程中的“五月花”。齐老师还讲过感恩节的来历，对齐老师和所有的老师，我们永远感恩。 和其他老师一样，齐老师教给我们的不仅仅是一门具体的知识。更重要的还有建立在知识基础上的思考问题的方法，和永远追问真相的精神。记得当年在齐老师的课上，我最想了解、也是印象最深的，是美国先民对理想的追求，是美国的建国理念、民主制度和法治精神。这么多年过去了，我们对美国的看法也一再发生变化。就我们个人来说，这与我们的年龄、阅历和知识的增长有关；从更大的范围来说，这与中美关系和整个国际关系的进程有关，也与近年来中国和美国的相对位势的微妙变化有关。当年我们看美国的时候，目光单纯，现在人们越来越多地谈论G2，谈论中美共治、北京共识和中国模式。这本来是中国获得发展的体现，足以让我们骄傲。但是在其背后，我们也愈益明显地感受到一种虚骄之气，仿佛美国已不再值得我们学习，我们已经获得了傲视美国的优越感。 今年年初海地发生地震后，有记者到当地采访，看到海地的破败景象，联想起中国30年来的进步。姑且不论中国与海地是否有可比性，这位记者随后的一句议论，却让我感到吃惊。他写道：如果这30年中国采用了美国式的民主制度，我们还能发展得这样快吗？ 看到这样的议论，看到人们对美国的种种评价，我会不自觉地用齐老师教给的知识和方法，去检测一下、思索一下、反问一下。我感到，我们对美国的认识，对世界的认识依然远远不够。这样的时候，齐老师和我们所有的老师们的工作，愈加显示出永不退色的意义。 让我们祝愿齐老师和我们的世界史学科青春永驻。 仲伟民（《清华大学学报》常务副主编）： 首先祝齐老师健康长寿！今天很高兴来参加这个会议。尽管没有得到过齐老师的教诲，可是我和齐老师的几位学生都很熟悉，正是通过他们，我读了齐老师的著作，了解了齐老师渊博的学问和高尚的品格。 我个人不做世界史，可是我对美国史的非常关注。学术批评网上也经常有关于美国历史的文章，我从中获益匪浅。我近年对中国近代茶叶和鸦片贸易史做了一点研究，其中同美国的关涉比较多，无论在茶叶贸易还是在鸦片贸易方面，都不能绕开美国。因此，我心里始终有一个愿望，就是想对中美早期贸易做一些研究，可惜这个愿望很难实现，因为既没有太多时间，也受到材料的限制。不过，有一点我感到很欣慰，就是我的研究生在做相关的题目，其中一个学生的选题就是《中美早期棉纺织品贸易研究》。 我个人对美国早期历史了解不多，可我知道其中有很多内涵值得我们去挖掘。今后我更加关注美国早期史，尤其关注早期中美关系史，有机会多向齐老师请教。 王希： 首先祝齐老师生日愉快！ 我其实跟前老师并不是特别熟悉，真正熟悉是从去年的十月份，10月22号我到齐老师家里采访她的时候才真正的了解了很多。那么，最早听说齐老师是在读一个美国学者到中国来做福布莱特scholar，大概是杨立文先生刚才提到的怀塞。他在八五年的时候写过一篇长文，讲他在北京大学的经历，里面就提到了齐先生，所以那是我第一次听到你的名字，读到你的名字，它里面有很多细节的描述，当时我们的国家还不是很开放，非常困难，他提到。我看到他用词是非常委婉，所以，我可以想象当时那种情形，就是齐老师为搭建中美学术交流的桥梁，而且当时的国内条件也非常的艰苦，能够需要沟通学校还要沟通外校，这样做了很大工作，随后就是遇到了运龙、陈勇等一大批齐门弟子，所以齐老师的名字在我认识她之前已如雷贯耳。直到去年，就是十月份，因为我做一篇中国美国史教育60年的研究，所以我去采访了齐先生，还同时采访了黄安年先生和杨立文先生。那么在跟齐文颖老师谈话的过程中，我才感觉到就是说齐老师在美国史研究方面的贡献和力量。而且我还有另外一种感受，就是我觉得齐老师的历史就是她的治学求学的历史，不是她一个人的历史，我感觉到是一个家族的历史。因为齐老师告诉我齐思和先生是中国最早开设美国史教学的，1936年在北京师范大学，而且，齐老师告诉我齐思和先生在哈佛留学的时候选了所有美国史的课，而且做过Arthur Schlesinger Senior的学生，后来这个就引起我很大的兴趣，所以我就读了很多齐思和先生的材料，而且北大图书馆也看到齐思和1937年写的《美国史纲要》，书目举要，这本书我觉得当时非常难得，1937年的时候写的这么个小册子，用我们今天的话来讲，叫做注释性书目，当时把这个可以说美国在三十年代最先进的、最优秀的学术著作介绍到中国来，而且按照美国的学术研究方法写了非常精细、文字非常儒雅的介绍，我觉得非常难得。 然后，也都是近几年发生的事情，就近几个月发生的事情，去年2月的时候，我正好去德国自由大学，在那儿碰到齐老师的侄子也是我的同事，就是北京大学的李维教授。然后我等于就是一下在短短几个月里边也同时从齐思和先生、齐文颖教授、李维这一家三代，这使我想起中国的美国史发展，当时李维是搞德国史的，但也是世界史。顺便提一句，李维听过我的课，当研究生的时候。那么，我就想到一个什么东西呢？我就是说中国的学术发展尤其是在现代，它有一个非常特殊的现象，如果我们将来要写中国的美国史研究的话，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值得注意的现象。就是有的时候一个家族，他把这个领域传承下来，这个在中国学术史上是非常少见的，在美国的学术史上也不多见，唯一能想到的就是Schlesinger，Arthur Schlesinger Senior和Arthur Schlesinger Junior两个人都是哈佛的教授，而他们也就只有两代人，而齐老师一家是三代人，说不定将来李维还可以继续把这个传下去。 我们今天在座的各位老师，还有齐老师的学生讲了很多，我觉得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品质，这就是牺牲精神，齐老师的牺牲精神。我觉得这是非常重要的，就是铺路、搭桥、为他人的成长作出贡献，我觉得这可能是做老师最伟大的地方。刚才时殷弘老师讲得非常好，淡泊名利等等。那我觉得这个牺牲精神是我们现代学者最缺乏的，我们现代学者想到的是我如何处理我如何挣得利益，我如何多上电视，我如何多发著作。而齐老师她所做的默默无闻，铺垫，而我们现在所看到的不管是郭琦涛也好，运龙也好，等等。如果没有当时齐老师的铺路，可能不会有他们的今天。而当时这个铺路所作出的贡献，所遇到的困难是难以想象。所以，我觉得就这一点来讲，我觉得齐老师还有包括齐思和先生，可能给我们树立的是道德的丰碑，这个是很难超越的，但可以去努力。 最后我把齐思和先生的在哈佛大学时的博士论文送给这个齐文颖老师。因为在采访齐老师的时候呢，她给我提到她说文革中间家被抄了很多次，她说我们家一直没有一份齐思和先生在哈佛的论文。后来我就请我妻子，她是在美国大学图书馆的馆员，到哈佛大学去把齐思和先生的论文找出来。但是论文不能拿原件，只能用这个microfilm，微缩胶卷，所以把微缩胶卷拿回来以后，买了一个微缩胶卷，然后她一页一页的把这个通过阅读器把它印成PDF，然后，我们把它装订了，做了两本，一本送给北京大学历史系作为保藏，然后这一本送给你，然后微缩胶卷我已经把它捐给北京大学图书馆了。谢谢大家！ 王立新（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 今天非常高兴参加这次会议，恭祝齐老师生日快乐！我跟齐老师的接触不是很多，但也不算少，第一次与齐老师见面是1991年在社科院美国所开美国学研讨会。我1998年调到北大后，齐老师已经退休了，但跟齐老师一起参加过美国史研究生的论文答辩，在答辩会上经常聆听齐老师的高见。后来因为学会的工作需要跟齐老师有一些联系，齐老师的女儿和我住一个小区，经常在小区里经常看到齐老师散步或买菜，有时候打打招呼，聊聊天，跟齐老师有一些接触。 我今天想谈两个意思：一个是齐老师的学问境界，另一个是我个人的一些感想。我对齐老师的学问境界非常钦佩，记得胡适谈到做学问时曾说，学者做学问有两种风格和境界：一个是开山斧，一个叫绣花针。开山斧实际上是指要要开拓一个新的领域，做宏观的研究，要能够改变前人的成说，提出大的、新的见解，甚至确立典范，那么这是开山斧的工作；另一种境界就是绣花针，他谈到绣花针，是指从小处手，做小题目，收集丰富的材料，把小题目做的非常精致而深入。但一般说来学者很难达到这两种境界，因为能够抡得起开山斧的很难拿捏绣花针，能拿捏绣花针的很难有力气抡起开山斧。我想对比齐老师的境界，齐老师在相当程度上已经达到既能够拿起开山斧、又能够拿捏绣花针的境界。为什么这样讲呢？因为齐老师的多篇论文体现了这一点。包括马克垚老师，还有其他几位先生都已经谈到了，齐老师在美国早期史、早期中美关系史、妇女史等方面都做了很多开拓性的工作，实际上是开辟了新领域，开风气之先。在八十年代初中国的美国史研究刚刚起步，齐老师的工作确有开风气之先的功劳。同时，齐老师的很多文章，比如说她关于“中国皇后号”商船来华问题的研究，对独立宣言是不是美利坚合众国诞生标志的问题辨析，大体都可以说是绣花针的工作，给我们绣出了非常美丽的图案。所以齐老师已经在相当程度上达到这两种境界，既有开山斧的开拓性的工作，又有绣花针细小、考证性的工作，这是非常难得的。 我也很有幸看到齐老师的一些弟子，包括在国内的玉圣兄，在国外的陈勇教授，已经继承了齐老师的工作，延续了齐老师的境界。我本人，甚至我们这一代人，也包括我现在培养的研究生，作为晚生和后辈，很难达到这种境界。我在上研究生的时候，做的就是一点绣花针的工作，可能绣的还不是很好，一直到现在，只能做一些小题目。随着互联网的发展，国际学术交流的增多，资料越来越丰富，特别是外交史领域，资料非常丰富。现在一般学者都能找一个小题目，收集丰富的资料，把事情的来龙去脉或政策过程呈现出来，也就是做一些精雕细刻的工作，但很难有一些开拓性的贡献。我想，齐老师能够达到学术界的两种境界，跟齐老师的个人的学养、天份和勤奋有很大关系，当然也跟那个时代，中国美国史研究刚刚起步，有大量领域需要去开拓和创新也有关系。就现在的学术界而言，虽然中国的美国史研究已经很好的积累，成果已经蔚为大观，但仍然有需要开山斧的工作，包括新领域的开拓，新问题的提出，新方法的运用，新视野的开辟，都需要开山斧工作，但是年轻一代很难达到这一点，我个人对此也比较焦虑。前辈学者，包括齐文颖老师和其他老一代学者，确实值得我们学习，值得我们敬仰，特别是他们这种开拓性的开山斧的工作。我个人，我也会教导我的学生，要尽量朝着这样的境界去努力，本着“虽不能至，心向往之”的态度，多多向以齐老师为代表的的老一辈学者学习。 赵法生（中国社会科学院儒学研究研究中心）： 今天是个喜庆的日子，是齐先生八十寿辰。首先祝齐先生健康长寿，天天开心！借这个机会谈几点感想。今天的会对我来说也算上了一堂美国史的选修课，我的专业是中国思想史，长期以来对于挖掘中国古代思想里面与民主、平等、博爱有关的思想资源很感兴趣，对于美国的立国理念和国民精神也深怀敬意。中国文明发展到今天，主题仍然是中西文化融合问题。我们要秉承孔子“三人行必有我师”的遗训，放开思想,敢于拿来，要善于把中国传统中的好的东西，同美国早期建国期间优秀精神结合起来，将古老的中华文明推上一个新台阶。 我是通过玉圣、运龙的关系认识齐先生的，感到齐先生身上有一种值得后辈学习的大家的风范，为人处世透露出神定气闲的气象。这种大家风范与气象来自于先生本人的修养，也植根与一个学术世家的深厚的文化传承。在目前这样一个浮躁且功利的时代，恐怕很难培养出这样的气象了。另外，我发现齐先生的学生们，运龙、玉圣等，对于她怀着一种发自内心的敬重。刚才听到齐先生在国外的一些几位学生联名发来的贺信，使我明白了这种发自内心的尊重的渊源，这是一封透露着深厚情感的核心，是用心写成的，信里特别是讲到齐老师对学生们常说的一句话，“这有什么”，这是齐先生在学生们遇到困难和打击时鼓励他们的话，也是齐先生面对学生们的感激之词时说得话。这短短的一句话，至今让那些身在异国他乡的学子们难以忘怀，也体现了齐先生的一种精神，就是是厚德载物；而她一生在学问上的执着，则体现了自强不息的毅力。乾卦坤卦的卦义，是中华民族人格精神的经典表达，也在齐先生身上得到充分显现。这两种精神同样也为她的弟子们所传承。今天的庆贺会也使我对于中国人的师道有了更深切的体会，国人向来尊师重道，特别尊重老师，为什么？西方人它也尊重老师，但其尊重的内涵与形式和我们都不太一样，差别在哪里？差别在于国人对于老师的尊重是包含了亲情在内的，所以中国人说：“一日为师，终身为父。”但是这两种关系又不太一样，有些老师不仅从学业、事业上帮助学生，而且从生活上关心学生，所以师生间中的感情远远超出知识的传授本身，所以中国人对老师的尊重和感情有可能要超过父母。你看孔子，中国人的第一个老师，他去世后，子游、子夏、子张这些学生们非常想念孔子，想念到什么程度，《孟子》上讲到这样一个故事，因为孔子另一个的学生有若长的像孔子，他们就商量着按照用侍奉孔子的方式侍奉有若，结果让曾子给制止了，曾子说那哪儿成，他说我们的老师是“江汉以濯之，秋阳以暴之，皞皞乎不可尚矣”，我们的老师别人怎么能比呢？光长得有些像怎么行？。我的受业恩师李存山先生对我讲过一件事，让我触动很大，李老师的受业恩师是著名哲学家张岱年先生。李老师保存着不少张先生给他的论学书信，其中有一封信搬家之后找不到了，李老师四处翻找，朝思暮想未果。后来他做了个梦，梦到张先生问他，我给你的信，你怎么找不到了？醒来后更是寝食难安，翻来覆去的寻找，终于在一本旧书里找到了这封信。这不是单纯的一封信的问题。韩愈说老师的职责是“传道、受业、解惑”，中国真正的士大夫会将老师传的道看得比生命还重要，值得他一生去体会、珍惜和践行，这就是中国人的师生关系的不同寻常之处了。这中尊师重道的传统，历经文化大革命的严重破坏，今天正在恢复，值得我们倍加珍惜。以上是今天与会的一些感想，最后，祝齐先生健康长寿！ 马宵雷： 今天我可能是离大家离历史最远的，我的专业是法律，同时有时做传媒的工作。但是我跟齐老师还是有一点小小的渊源，直接的渊源就是我跟齐老师的学生运龙、玉圣是很好的朋友，是因为我工作的原因结识的。另外，间接的渊源是当齐老师的父亲齐思和先生从美国回到中国在北师大任教的时候，我的外祖父正好在北师大学习，当齐老师1958年从北大研究生毕业任教北大的时候，我的父母正好在北大学习，当玉圣到师大任教的时候，我的外祖父已经在师大执教三十多年了，当年的学生在白壁黑板前已经站了五十年，我想，从这一点，我可以称做是齐门外围组织的的核心成员了。 另外谈一些就是齐家三代人所做的教学科研工作，在研究上的这些成就我想是非常重要的，那么另外一点，刚才时殷弘教授也提过，历史学对人民大众或者对学生来说更多的是一种乐趣和兴趣，我非常感谢齐老师的研究为我们提供这么多的乐趣，我想，在近代史上，没有任何国家像美国这样，让中国人这么爱恨交织，有多少故事发生在两国之间，发生在我们这片土地上，我现在所从事的工作，与齐老师所从事的工作，她可能是象牙塔内二三素心人，所做的一些研究，我们面对的是中国的现实，我想说另一方面我愿意人们知道中国的真相，另一方面由于齐老师和在座各位诸老师的工作，能让我们知道在这片土地之外还有那样一个国家，有那样一些事情在发生，这些工作会让人们有更多的想象。我想在这两点上，我们的努力和方向是一致的，同时在工作上，我觉得齐老师和他的学生莫大的鼓励和支持，再次表示感谢，希望齐老师身体健康，万寿如疆！我想齐老师是担得起这四个字的。我愿意和在坐的在10年、20年、30年后，在齐老师90、100、110岁的宴会上我还能够出席。谢谢！ 贺维彤（《美国史探研（续编）》美术编辑）： 既然大家把我作为美术编辑请来，可能大家，我不知道有多少人知道这座雕塑是谁，这是美国国会大厦最高处那个，实际上可能很多人，我一直在看，那究竟是谁，我觉得应该是乔治•华盛顿，我认为他应该在那地方站着，但后来国会大厦维修了一次，把这个东西搬到地上了，然后有修理人员拍了一张很大的照片，然后我才看清原来是一个特别柔美的一个女子，像大仙女儿一样，估计齐老师的工作就是这样，她开创了美国早期研究史、美国妇女史研究，她的工作就是要把那些模糊的东西，放大到让我们看的很清楚，美国究竟怎么回事，美国到底长什么样，我们，我觉得这个雕塑放在这，我觉得是比较贴切的，最适合放在这个地方，我就说这么多吧，祝老师身体健康，生日快乐！ 王其寒（北京道福广告公司人民影像工作室总经理） 我是齐文颖先生的关门的弟子，也是两个女弟子之一，而且还是现在的弟子里面没有从事历史学研究，但是一直致力于历史创造的这么一个人。为什么这么说呢？我现在在做什么呢？我在拍摄纪录片。我在纪录片界，大家都知道，有一句名言叫“今天的纪录就是明天的历史”。我们在2001年的时候去过怒族，我们拍摄时，他们的生活状况是没水没电，没通路，什么都没有。但是当我们2005年再去的时候，那里有水有电有路，生活方式发生了非常大的变化。我觉得我们2001年记录下来了的就是历史，而且是不可再复制的历史。 那么，还有一点，就是说，我还说了一句，就是说“时间是真相的女儿” 是英国的格言。我08年的时候我去了四川，地震的时候我去了四川，我拍摄了，在我看来，我记录了当时的四川，也许不是大家在新闻上看到的四川，但是非常真实，但是我在片子里没有任何评论，他们问我为什么，我就说了这样一句话，我觉得，是从齐老师那儿我知道，口述史其实是最重要的。我让这些人说出她们想说的话，并不代表我想说的话，但是这就是历史，历史就是这样记录下来的。那么，我觉得，其实我在北大呆了十年的时间，我有七年的时间在做学问，三年的时间在当老师。我是团总支书记，那时候杨立文老师还曾经是我的同事，但是后来变成还是老师，永远都是老师，还有牛大勇老师也是。 我后来并没有从事历史研究，但是我仍然认为我从来没有后悔我学了历史，我一直在想历史无意之间带给我们什么东西，我觉得有三点，就是对现实记录和分析的时候那种历史感，这种历史感是什么呢，就是真正当你去看一件事物的时候，你会不仅从现实的角度出发，而且会从历史的角度去看，将来的人们怎么评价它，所以我现在说我记录就好，这个东西留给后人去评判。那么第二点就是说，我就觉得在思想上的创新性和在工作过程中的严谨性，这就是历史。我觉得历史上我受益匪浅的东西，就是我们其实做片子也好，我们永远都在创新，形式上在创新，我们内容上也在创新，但是其实在真正的做事情当中，我觉得严谨是第一位的，所以我们所有的拍摄，我们同国外的很多公司都合作过，美国国家地理也好，Discovery也好，我们所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research，先做调研，然后再来来拍摄，调研可能做的很广，比如说，我07年带领发现中国摄制组从东北的瑷珲走到了云南的腾冲，时间非常长，两个半月的时间，其实我们既是做研究，也是在做记录。那个时候，我在2007年，奥运会之前的那段，我们记录的是中国人的心声，再过10年﹑20年、100年以后，就是历史。那么，第三点我觉得就是思考的独立性和对人的尊重，我觉得这一点对普通人的尊重，我从齐老师身上学到了这一点，是我慢慢认识到的，就是说齐老师是那样，我当时记得就是说，她不光是对，比如对我们这些学生，对系里的老师，她甚至对一个普通的卖菜的人她也特别平和，非常平和。这一点我觉得我，后来我在做纪录片的时候，最后的时候能够在大婶儿坐在坑上的时候，我会和她平等的交流，她并没有觉得我是一个学者，她就认为我是她家邻居家普通的人，就是跟她聊天的人，所以我觉得纪录这些东西，也许现在不是很有名，但是在今后的历史当中，它会留下一笔。 今天，我买了一束花，来表达我的心意：康乃馨，就是师恩如母，因为我们所有送妈妈的花就是康乃馨。然后“寿”字，它是蔷薇花做的，既代表齐老师桃李满天下，也代表我们所有的弟子对您的祝福；然后百合就是祝您健康长寿，快乐平安！然后是鹤望兰，就是松鹤延年。一片心意，在我心中。最后还要把我做的两个片子送给老师，虽然我没有从事历史研究，但我仍然在历史学中学习，谢谢大家！ 张雄（北京大学历史学系副教授）： 首先，我要给齐老师鞠上一躬，表示我对您的崇高敬意。我是1988年到1991在老师指导下，读美国早期史方向的硕士生。现在早已不研究美国史，而是转向了意大利史。应该说，不好从美国史方面谈老师对我的影响，但或许正好可以从不作美国史研究而作意大利史研究的角度，来谈一谈老师对我的影响，说不定更有意思。就我现在的感觉，老师对我的影响有三点。第一，老师是一个学问家；第二，老师是一个世家学者；第三，老师是一个教育家。 细细想来，其实前面两个都归结为最后一点，老师是一个真正的学术教育家。我的感觉一直是，跟随齐老师受教育，是真正的有教育可受。老师在学术上当然取得很大的成就，这是有目共睹的。但是，我认为她在传授学业的时候，也是更宝贵的，更多的是传授一些洞见，开风气，却不为师。比如说，她当年不仅邀请很多美国教授来北大讲学，还邀请包括王希教授在内的留美博士生来开讲座，给我们带来了大量新鲜信息，对我们的润泽是不小的。这些讲座我们都听，当时特别红火，感到心气儿向上，触发了很多灵感。如像妇女史方面的讲座很多，只要齐老师组织了，我都参加。所以我现在搞意大利史，也特别关注妇女史这个方面，回想一下，就是受到老师当年的影响。以现在的观点看，妇女史已经是誉满史林的大题目，可是老师当年早已捕捉到国际史学潮流，的确令人佩服。 另外一个印象深刻的是，老师的授课方式比较特别。当年美国早期史这门课，我们是在老师家里即燕南园53号上的。我们每次去她家上课，老师总是先把茶泡好，然后才开始上课。授课方式是所谓的习明纳尔（seminar）。记得她从美国带回一本最新的《美国早期史》专著，印发给大家。每个人分一章，大家分头去阅读。读了再翻译成中文，之后去她家上课。上课时同学一个一个发言，其他人进行评议，最后由老师做评论和总结。当时我们这些弟子们读得如痴如醉，收获很大。还纠正了原作者书中的不少错误，连印刷错误也看出来了。记得当时我向老师请教，什么是seminar，因为当时感觉是一个新鲜玩意儿，大家都在说这是一个先进的教学方法，可是总是有些玄乎，不明所以。结果老师的回答有些让我诧异：“seminar啊，其实就是讨论课。”现在回想起，这种在老师家举行的seminar课程，觉得氛围特别好，让人永远感念不已。 另外一个特别深刻的印象是，老师对北大资料建设的贡献。她为北大图书馆的美国史资料建设，可以说是呕心沥血，可歌可泣。她不仅为北大建立了美国史研究中心，还不断建设图书资料。她一直关注美国方面的赠书，只要美国各种机构有什么赠书，尤其是亚洲基金会的赠书，老师就坐卧不安，没日没夜地忙乎。到处找钱，找关系，就怕错过了机会。我记得有一次，老师说北大那套《美国历史评论》不齐全，她要下决心想办法把它配齐。结果她花了很大的精力，真得配齐了。她的这项学术建设，对我的影响很大。后来我博士毕业留校以后，做意大利史研究，就把《美国历史评论》从头到尾进行翻阅了一遍，把有关意大利史的文章全部挑出来，复印出来，等于掌握了100来年美国史学界意大利史的研究脉络，那份惬意，真的没法言说。这个收获，没有想到竟然得自跟随老师受过的美国史训练。 在老师的影响下，我自己也很关注北大图书馆意大利史方面图书资料的建设。每次去意大利，都给北大图书馆挑选图书，去一次挑一批。亲自到罗马各大书店挑选，登记下最详尽的信息，同时请书店工作人员调出电脑中的书目库存，然后推荐给北大图书馆落实订购。因为自己一直有一个偏见，大学书馆的图书质量取决于教授，而不是图书管理员。经过多年努力见到了成效。意大利虽然是一个小国，但现在我可以自信地说，北大图书馆意大利文的图书建设，至少说也属于国内最好之列吧。很高兴的是，齐老师只是重视北大资料建设的一大批学者之一，其他还有如马克垚先生等学者，也十分重视资料建设，形成了一股风气。也许，这是北大的一种精魂所在。 由于受到老师美国史方面的训练，虽然多年不做这方面的研究了，但影响还是无处不见。我做意大利史和欧洲史研究，始终很关注美国。国际上有两种倾向，一种是美国人瞧不起欧洲人，说欧洲人太过传统；另一种是欧洲人看不起美国人，说美国人太肤浅。我两个方面都沾点边儿，站在中国看欧美，没有什么偏见。如果没有美国史的训练，恐怕就难做到这一点了。 此外，在我成长的道路上，老师的帮助是很多的。我在求学期间和之后，多次遇到困惑和困难，都是老师鼎力相助，得以解开和克服。比如，我读研究生的时候，我爱人在四川老家生孩子，身体很不好，入院治疗，急需我回去照料。可是当时论文还没写完，剩下最后一部分，而答辩日期已经临近，实在不能抽身回去。我报告老师以后，齐老师说：“你回去吧，把搜集的资料给我，我帮你写完，你回来就直接参加答辩。”当时，我那个感动啊！当然，最后因为爱人病情好转，我没有回去，还是自己完成了论文。但是老师在关键时刻的扶持，那一幅高大的形象，深深地印刻进了我的灵魂。 总的说来，齐老师给我的影响很多很丰富，但最深远的东西还是她的那种崇高的为学和为人境界。她是一个学术精湛的老师，一个师德崇高的教育家，一个润物细无声的圣者。这么多年了，搞意大利史后和老师接触也少了，但她传承给我的东西，往往是那些层次很高，有些飘忽不定的东西，经得起风吹雨打，永远不过时。难道这就是所谓的“大道无形”？昨天，我接到玉圣兄的通知比较晚，没来得及准备更好的礼物。临时准备了一束鲜花，献给老师。这束花的主角是“一片心”，请您笑纳。我们共同期待您老人家的九十周年华诞，谢谢您！。 孟爱华（北京大学历史学系办公室主任）： 我和我爱人都是历史学毕业的。我是74级学生。我们都非常崇敬齐老师。齐老师在我们心中，不仅是我们的老师，而且我觉得是母亲般的老师。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我们那个年代，是上大学的管大学，用毛泽东思想改造大学，老师太不容易了。她们不但要教我们书，而且还要让我们去改造她们。我们记得，学生有的时候，班主任还常常问我们，这些老师都给你们说什么了，然后还得要打小报告。当然，我没打过，有人打这种小报告，我不打那种小报告。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就觉得老师教我们这样的学生，而且我们的学生我们的文化水平参差不齐，其中像我这样，只小学五年级毕业，就上大学很难很难，特别是读《资本论》，我根本不懂，让我读十遍，也不懂，只能躲那个床头边儿去哭去。那个时候，记得林成洁老师给我们开小灶，说别着急，我说是不是你让我们先补文化再上课，老师说，你千万别说这话，你这一说这话就犯错误。后来，我就再也不敢说了那么就这么读下来了。 我今天应该代表我们这一批人感谢老师们的是什么呢？老师们对我们没有一点儿嫌弃，而且是很耐心的，给我们这些人多费劲儿，让我们学点儿东西，我觉得，真是有这么一个机会，我是来感恩的，代表我们这些学生来感恩。同时，我还要代表有两位留学生，一个是巴基斯坦的留学生，叫萨瓦特，他跟齐老师最好，他管齐老师叫齐妈妈。为什么呢？就是因为齐老师对他，不管因为我们那个时侯还生活在一起，不光是现在老师们下了课就回家了。那时候还在一起住，还在一起学习。留学生那时候等于是有政治上的原因，老师们不能跟学生有过多的接触，包括我们也不能，要是到留学生宿舍都开着门，都得敞着开，大家都得知道在干什么的，而齐老师不怕，齐老师不光是对学生，对留学生要从学习上关爱他们，还接到家里边。一个是齐老师，另一个是郑亚英老师，都是当时我觉得她们要挺着多大的压力。这些老师对他们这方面的帮助，你们是体会不到的，而我们一定要把这件事情讲出来。还有现在罗马尼亚大使夫人达妮娅，她也说我不知道能不能去，但是我要单去，因为我是昨天才告诉她这件事情的，她说我知道我一定要单去，一定要替我给齐妈妈鞠个躬，祝她生日快乐。我想我今天鞠这个躬代表我们74级的学生还有这两位留学生给您鞠躬，祝您生日快乐！ 牛大勇（北京大学历史学系主任）： 我想记住一点，就是毛泽东那个时代的政策是有很大问题，只是表面说，那个时候他要求教师和学生要同吃同住，要一起批斗改之类的，总而言之，师生关系不像现在，现在教完课就回家了。当然另一方面斗争的很厉害，孟老师能来参加，她说具体原因，人不是我请啊，但我有时候也建议加进这个人加进那个人，孟老师是什么呢？我们有的老师来就是开车来，开车来进北大的校门，这个时候就有个问题，这个校门我们北大不知道为什么就管得特别紧，老是要你事先得登记个车号，他知道登记车号他才让你进，不登记车号不让你进，一般车就不让你进。所以后来我就跟孟老师说，你考虑是不是留一个人在星期天值下班，谁来了这个车号提前报一下，然后跟门口打个招呼，但是我不好意思让孟老师来做这个，因为她们这个工作人员和我们教师不一样，我们教师是不坐班的，她们是每个星期一到星期五，从早到晚盯在这上班，礼拜六礼拜天是她们的休息时间，不好意思占用他们时间，所以我说你找个学生住进去，她听说这事以后她就主动要求，那我自己来，我正好想参加这个会，谢谢孟老师！ 牛可（北京大学历史学系副教授）： 我读书的时候其实没有机会听齐老师讲课，虽然我早就知道齐老师是一个很好的学者。我入校的时候齐老师已经到了图书馆，但是多年以后，就在前几年，我终于能够结识齐老师，是在一个偶然的场合，有一位芝加哥大学的学者艾恺是齐老师的好朋友，来北大,有一个欢迎宴会，我有幸参加了。除了艾凯之外，我觉得齐老师给我留下的印象更深刻。一件小事能看出齐老师的做学问的认真严谨。席间齐老师问艾凯一件事，就是芝加哥大学在进步主义时期有一个叫机构叫Hall House，齐老师问到底应该怎么翻译。正在这个之前我也碰到这个词，我要翻译的文章当中当时出现了这个Hall House，就参加进来向齐老师商量请教了一番。今天看到这些材料，我感到齐老师确实是一位宽容温婉的人。学者可能容易学者的优点，但是也容易有一个毛病，就是比较容易自恋，自恋又让人不太容易谦虚。但是我跟齐老师很少的接触中，感到她是一个能够产生内在的谦虚以及能够避免自恋的弱点的人，一个好人、好学者。我也许能给齐老师帮一点忙，因为我和齐老师住在一起，齐老师以后要是有什么事，给我打个电话，跑跑腿还是可以的。我上次才发现我们住得很近。以前我还以为齐老师不住在那里呢。 井建斌（天津行政学院副教授）： 我代表齐老师的再传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