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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年初，天津古籍出版社作为名师讲义系列丛书，推出了先父齐思和先生(以下称齐先生)的《史学概论讲义》，原本是齐先生于1935年获哈佛大学博士后，任北平师范大学历史系副教授主讲“历史概念”一课的讲义。“史学概论”一课在解放前属历史系本科生学习的基础课程之一，是历史学入门课，也是交给同学们开启史学大门的一把钥匙。凡属有条件的大学均设有此课。齐先生在北师大历史系开设这门课程的同时，还应胡适先生邀请在北京大学历史系开设同名课程。当时学术界著名刊物《食货》发表评论说：“齐先生在美国饱学史学方法归来，现在北平师范大学、北京大学讲授史学概论等课……如今摘出他的《史学概论》一部分供我们发表。”足见这门课程在当时引起了很大效应。 《史学概论》的原始讲义，是我于2005年在北京大学图书馆善本阅览室发现的。原讲义线装一册，下印北平师范大学教材课，蓝色封皮，外加蓝色书套，古色古香。从书后所附借阅登记表中可以看出，从解放前至今不断有人借阅，可见它受重视的程度。本次出版的《史学概论讲义》，除收有20世纪三十年代先生在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开设此课的原始讲义外，还增加了他于1952年院系调整后在北京大学历史系任教期间，与中国古代史教研室诸教授合开的“中国史学要籍介绍”课程中的“历史地理书籍”一课的讲义原稿，以及有关论文五篇——《先秦历史哲学管窥》(《史学年报》1929年第1卷第1期)、《史学之价值》《最近两百年来中国之史学界》 (1931年《朝华月刊》第2卷，第3、4期合刊)、 《改造国史之途径步骤》 (1936年《大公报•史地周刊》5月1日)、《晚清史学的发展》(《燕京社会学报》1949年第2卷，1980年修改稿)。 去年，本书的出版正值齐先生诞辰100周年，这是对他最好的纪念。就20世纪三十年代来说，齐先生开设的“史学概论”课程是一门打破传统的创新课，不但内容新，反映中外史学的最新进展，而且主讲人也新，是由刚从学样毕业的新秀，带着时代对史学概论的新要求走进课堂，为课程增添了新鲜感与活力，受到同学的欢迎。三十年代曾在北师大历史系就读的学生万福增先生，在七十年代还对齐先生当时讲课的情况记忆犹新，盛赞不已。 《史学概论》是每周两次，每次一小时，为期半年的课程的原始讲义。全部课程分为8章24节，每章之后，附有“参考书举要”及简短的说明与评论，供同学学习时参考。《史学概论讲义》的八章题目分别是： 第一章 历史的意义与范围 第二章 历史之目的及其价值 第三章 历史之科学观及其在科学中的地位 第四章 历史之相关科学与辅助科学 第五章 历史之体载 第六章 历史之分类 第七章 史料论 第八章 史料之寻求与整理 那么，《讲义》的特点又是什么呢?初步看来，我认为其特点有三： 第一，它建立了融中外史学于一体的《史学概论》新体系。之前，国内各大学历史系所开设“概论”课程，全部都是关于中国史学的内容，讲课者也都是博学多识的资深老教授，像北大历史系的朱希祖教授等。而西方国家开设造门课程，也仅限于西方国家的史学。在我国的教会大学，间或也有开设“西方史学概论”，或内容类似、但名称不同的课程，主讲人为西方教授，如燕京大学历史系的瑞士籍教授王克斯等。但是，作为单独的、一门全新的“史学概论”课程，将中外史学融为一体，在中外大学乃属首创。 第二，高瞻远瞩。《讲义》是一部站在20世纪三十年代的制高点上，俯瞰中西方史学源起与发展，适应时代与学科，并适合学生需要而编写的一部讲义。依此，作者经过筛选，最后确定为八个专题(章)24个问题(节)，并一一做了解答，明确说明它今天所达到的高度，其代表作品和代表人物。如第一章的“史学范围”一节，除明确说明中外史学家对史学范围划分的异同外，还重点指出史学发展到20世纪三十年代已由“政治史”、“帝王将相史”、“战争史”，进入到以“人民史”为主的阶段。“此主张自英史学家格林着《英国人民史》启其端”。受其影响有法人薄(Henri bert)主编百卷本《世界文明史》、美人史莱辛格(Schlesinger)主编12卷本《美国生活史》等。历史学的发展是无止境的，今天的制高点将为明日的顶峰所代替，“史学愈发达，则去真理愈近”。 第三，文字上表达深入浅出，明白易懂。“史学概论”课是一门内容复杂、难度较大的课程。为使学生能于短时间内掌握它，既要求主讲人有博大精深的史学根底，又要求能深入浅出地将课程内容讲解清楚，易于学生理解掌握，《讲义》达到了这一目的。以第五章历史之题材为例。作者在论及中国旧史之题材时指出，史学之起源始于文字之发明，但文字发明之初，所记者仅限当时之事，如殷墟卜辞、周初金文以及《尚书》中《盘庚》以下诸篇。残留在民间的传说可追溯得更远。在我国，有组织的史书存于今者当以《春秋》为最古。至于《春秋》的体裁则为当时流行的、最简单的编年体。我国历史有固定之体裁始自纪传体，始于汉代司马迁著《史记》，后来史学家奉为典范，遂成为我国史学的正体。纪传体的目的是表彰忠烈，贬斥奸恶。其缺点是同为一事分在数篇，断续相离，前后层出。至汉末，荀悦又重兴编年体，宋司马光着《资治通鉴》将编年体推向顶峰。然而，在长期实践过程中，又由于纪传体是以人物为中心，自短于列事；编年体虽以事为中心，而为年月所拘，难详本末，往往一事鬲越数卷，首尾难稽，也非叙事之佳体；遂又有袁枢《通鉴纪事本末》出，为我国史学界又添一新体裁。从此，纪传、编年、纪事本末，成为我国旧史学三种重要体裁。但在史学范围不断扩大、内容更加复杂的今天，势必要引起历史体裁的新变化。对比西方史学，其渊源于古代埃及、巴比伦，最初是与中国一样，体裁也是简单的纪事体。然而，他们所记大多为宗教之事。西方正式的史籍源于希腊荷马史诗，但此作品大抵是采集各诗而成，其所叙述的战争内容虽略具史实，但杂有当时的传说与诗人的渲染。西方真正的信史是从希腊史学家希罗多德的《历史》开始的，故被称为史学之父。他不仅系统地叙述了波希战争，而且开创了西方历史用散文形式写历史的新体裁。其后，大史学家修昔的底斯、色诺芬，罗马史学家利瓦伊等，皆用这一体裁著书立说。于是，记叙体成为西洋史正式体裁。又，目录学是历史研究者必备的知识，尤其是中国古代史的分类，对史学家来说也难以掌握。《讲义》分别在第四章与第六章对此分别做了明白的交待。古代书籍甚少，无需分类。我国目录学开始于刘欣的《七略》，论目录学之书以《汉书．艺文志》和《隋书．经籍志》最为重要。它将中国古代图书的四部之法(甲乙丙丁)列史部为乙部，并分“正史”、“古史”、“杂史”、“野史”等13类。正史之名始于此书。清代《四库全书》是一部集中国图书目录学大成之佳作。对比西洋史的分类，西方早期史学家也多依史书的体裁分，如培根的分类法，将史书分为编年、传记、记述三类，编年又分为世界史、国别史。现今西方图书馆多依内容进行分类，如杜威氏十进分类法。于史部分为通史、地理游记、传记、古代史、近代史等六大类，大类之下再分若干小类。这种内容的分类虽较旧法便利，但还存在时代划分不准确、地域划分不灵活等缺点。而美国国会图书馆所用的分类法，对上述分类有所改进，特别将史学与辅助科学加以区分，尤为恰切，但还存有粗率的地方，而我国各大图书馆对两者均有采用。 1949年新中国建立以后，我国图书馆统一采用本国制定新的图书分类法，目录学进入一个新时代。《讲义》在其余章节中也体现了上述特点，这裹不再赘述。以上就是讲义的内容梗概与特点。随着时间的推移、时代的进步，有些当时看来有价值而用今天价值观衡量已是落伍的内容，在所难免。然而，它的内容、基本观点，大有助于引导学人读史、治史。它作为一份宝贵的文化遣产，会永存人间。 齐先生有此著述，是与他的治学、品格、素养分不开的，观其一生，可用“勤奋”“创新”“爱国”六个字来概括。 齐先生1907年生于河北省宁津县(今属山东省)城内一个开明士绅家庭。祖父齐俊元是当地有名的维新派，父亲齐壁亭是国内著名的教育家，早年曾留学日本广岛高等师范学校，获学士学位；从日本归来后，便接替著名教育家张伯苓先生，任天津河北省直隶女子师范学校校长。数年后，又留学美国斯坦福大学获教育学学士及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教育学硕士学位。壁亭先生1929年自美归来后，在回原校任职的同时，还创立了河北省立女子师范学院并任院长。由于他对中国女子教育的卓越贡献，解放后历任国务院参事、河北省政协副主席，直至去世。由于有这样的家庭环境，齐思和先生从小学直到研究生，读的都是当时的名校，授业者亦是名师。俗话说“名师出高徒”，自入天津私立第一小学，聪颖、勤奋的他，在英、汉、算等课程都取得了优异的成绩，为以后的学习打下了良好的基础。五年级时，他利用暑假圈点了全本的《纲鉴易知录》，并顺利考入天津南开中学。当时学校的数理化课本是英文版的，所开设的每一门课程他都喜欢，且成绩都是优。在南开中学及南开大学历史系一年级学习期间，又直接受教于名师范文澜先生，并得到范老的真传，开始对历史学人了门径，特别在经学方面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大学一年级时，他发表学术论文《魏弃年代学术考》(《南开》1927年第41期)，后又是在范老的建议下，转学考入燕京大学历史系二年级，插班学习。也是经范老介绍，他与思想进步、勤奋好学的经济系学生连士升同住一室，直到大学毕业。从此他们建立了终生的友谊。连士升当时为燕大地下党员，齐先生从他那里学会了背诵英文版的《共产党宣言》，直到晚年还能流利背诵。 1926年，燕京大学由城内盔甲厂旧址迁至西郊海淀燕园新址。新校址不但以校园美丽著称，更为使燕京大学能成为一流大学。这个教会大学的办学理念由培养传教人员的需求而转变成要大力为中国培育现代的、各学科的、适合社会发展需要的人才的办学方针。以历史系为例，除加强中外历史、外语等教学外，也加强国学的研究与教学。为此该系除陈垣、洪业等教授继续留校任教外，还陆续聘请了王桐龄、孟世杰、张星 、容庚、张尔田、邓之诚、顾颉刚、钱穆等名师来系任教，可说是名师云集。齐先生很注意吸取每位教师所长，就连哲学系冯友兰教授开设的哲学课他也不错过，用心听讲。他根底好，又勤奋，故学问扎实，中英文俱佳，因学习成绩拔尖而誉满全系。入校当年则被选为系学术科长。次年，历史系创办《史学年报》，他当选为主编，并连选连任直至毕业。《史学年报》以刊登系内师生学术文章为主，因学术价值高，而广受西方史学界、汉学方面的专家的赞誉，至今犹有影响。1931年，齐先生由燕大毕业，因学习优秀获得金钥匙奖。他的毕业论文《黄帝的制器故事》 (《史学年报》1934年第2卷第1期)，发表后博得国内外学术界好评。英国著名学者李约瑟在其名著《中国科学技术史》一书中充分肯定了齐先生在这方面的研究成果，并加以吸收采用。他大学毕业的当年，时值美国哈佛燕京学社在中国和美国各设置一名全额奖学金，互换学生，让中国学习成绩优异、有培养前途的应届大学毕业生，赴哈佛大学研究生院就读，但要保证在四年内拿到哈佛博士学位。如果是这样，还可再选派一人到哈佛就读。当时燕大虽有不少外国大学毕业的博士及硕士，但上至校长下至教师却没有一位是在哈佛就读过。哈佛大学是世界名校。能与哈佛结缘千载难逢，是提升燕大学术地位的一个重要机会，所以经校系再三评选，决定选派历史系应届毕业生齐思和赴哈佛就读。历史系洪业老师还建议齐先生“既到美国哈佛大学，就要学他们最拿手的美国史，及教授们的特长和史学方法”。 1931年，齐先生来到誉满全球的美国历史学重镇——哈佛大学。当时正值哈佛历史系的黄金时代，名师荟萃，讲座级教授居全美之冠。美国史学大师如莫里森、史莱辛格、国际关系史权威兰格、英国史专家艾伯特，再加上各国来访的史学家、学者，听了他们的讲学，更使人大受教益。哈佛大学图书馆藏书之丰富，仅次于美国国会图书馆，而且校园附近书店林立，24小时营业，真是一个读书学习的好地方。齐先生在那里充分利用哈佛学术上的优势，除努力向美国史大师学习外，还选修了所有西方史学大师课程，诸如英国史、欧洲古代中世纪史，直至大战史、国际关系史、史学方法等。他在课堂上认真听讲，课下认真研读这些大师的著作，努力学习他们的所长，并获得了他们的好评。如在哈佛就读伊始，便在以对学生严格著称的莫里森班上，他的第一次作业便被这位大学者批上“Good English”。他还曾获得美国史学大师史莱辛格的青睐，在他回国后，这位美国学者还来信表示关心，这在美国师生关系中是十分难得的。如果说南开与燕京为他打下了坚实的中国史与史学方法的基础，哈佛大学则进一步使他确知并深研美国史、西洋史及西方史学方法。他在哈佛学习，两年得到硕士学位，四年得到博士学位，并获金钥匙奖，成为燕大校史上敢吃美国名校名系“螃蟹”的第一人。 齐先生1935年归国以后，首应北平师范大学历史系聘请，在历史系开设两门课程——“史学概论”、“美国史”。同时，应胡适先生之邀请，在北大历史系开设了同名课程；还应清华大学历史系的聘请，开设“战后国际关系史”；又应母校燕京大学历史系的聘请，开设“中国上古史”。在京城四大名校同时开设四门不同课程，除中国上古史外，其他三门课程在国内均属首创。他来往奔波于城内外，白天忙于上课，晚上备课、写讲义或写学术论文，日夜不息。齐先生备课认真，每科都写有讲义，供学生参考阅读。他讲课，全身心投入，能做到旁征博引，中西对比，且不时穿插一些有关的历史轶闻趣事，时常提出一些带启发性的问题，生动活泼，引人入胜，并能做到准时上课，准时下课，绝不拖堂。对此，至今听过他讲课的学生还津津乐道。1937年，北大历史系聘齐先生为专职教授，未及赴任，“七七事变”起，国立院校纷纷南迁。其父齐壁亭率领女子师范学院师生远赴西北，与北师大合组西北师范学院。齐先生因是独生子，只好留下照顾多病的老母。为摆脱日伪控制，他又重新回到燕大历史系任教。因为燕大为美国教会创办，当时尚非日伪所能控制、操纵，直至1941年珍珠港事变燕大关门时为止。他在燕大历史系所开设的课程有“中国上古史”、“春秋史”、“战国史”、“西洋通史”、“西洋现代史”、“史学名著选读”等。“西洋现代史”课程，能突破日军的新闻封锁向学生们传递当代世界最新发展的信息。学生们将此课视为了解外部世界的窗口，不管是文科还是理科，都有很多学生选修，穆楼(今外文楼)最大教室103室因此座无虚席，甚至连过道、门外都挤满了旁听者，可谓盛况空前。现任教于首都师范大学的我国著名史学家戚国淦教授对此课至今记忆犹新。1941年l2月8日，太平洋战争爆发，英、美对日宣战，日军强占燕大，学校停办。齐先生断然拒绝了日伪的高薪聘请，改任私立中国大学政治经济系教授，主讲“中国通史”、“西洋通史”课。同时，又在天津工商学院讲授“中国经济史”，直到全国解放。1952年，院系调整，他到北京大学历史系任教，主讲“世界古代中世纪史”。 齐先生中西历史兼长，博古通今，知识渊博。我国史学史名师、南开大学历史系杨翼骧教授在其《中国史学讲义》(天津古籍出版社2006年版，第l58页)中指出：“在我国能做到中西兼通的知名教授有三，齐思和先生即属其一，另外两人是北师大历史系的陆懋德教授及清华的雷海宗教授。他们都能教世界通史与中国通史，讲中国史时，用世界史比较；讲世界史时，用中国历史比较。”齐先生对中外历史知识的渊博，可谓“烂熟于胸，信手拈来”。他在史学上的创新，不仅反映在教学上，而且也反映在科研上。如他在战国史的创新方面，体现为对战国史地位的翻案。他指出“战国”一词原指战争的国家，在六国时已有，至刘向始以之为时代之名。自汉武帝之后儒家思想统一中国，从此，学术界受儒家思想影响，对战国时期历史持轻视而忽略的态度。因此，他们把秦亡汉兴的原因归之于废封国、兴郡县。而齐先生早在1938年在《战国制度考》(《燕京学报》1938年总第24期)中，通过对大量史料的研究，分为“土地私有制度的成立”、“工商业之兴起”、“各国重要之变法运动”、“平民走人政治舞台”、“中央集权制的出现”、“中央及地方政府的变化”等五个方面，证明战国在中国历史上的重要地位。他说：“经战国二百年的嬗变，至六国之亡，统一之局，郡县之制早已完成，嬴政不过将郡县制，整齐之，统一之，而施之于天下而已。实因而非创也。是故封国之废，郡县之兴，皆发生于战国”，从而得出“战国是中国政治制度历史上的重要关键时期”的结论。这是具有创新意义的重要结论。他并以此为出发点写出了一系列有关战国时期具有创意的文章，重要的如《商鞅变法考》 (《燕京学报》1947年总第33期)、《战国宰相表》(《史学年报》1938年第2卷第5期)、《楚终战国之世未置相考》(《史学年报》1938年第2卷第5期)、《李克、李俚非一人辩》(《燕京学报》1947年总第33期)、《孙子兵法著作时代考》(《燕京学报》1939年总第26期)等。 我国是一个农业大国，具有悠久的历史，并有丰富的记载舆论著。挖掘它，发扬它，对前人研究中不正确的地方给以批评、纠正，使之发扬光大，是史学工作者的重要责任。齐先生对农业的历史研究有非常浓厚的兴趣，写出了不少具有创意的文章，如《毛诗古名考》《牛耕的起源》《孟子井田说辨》《先秦农家学说考》等。其中《毛诗古名考》是作者以《诗经》中所见的15种谷物并列表表其在《诗经》中出现的次数，用以说明它们在当时国计民生中的重要地位，并依次对上述15种谷物的来源、出现与演变及实用情况一一做了考证。特别应当指出的是，他对清代经学大师程瑶田的《九谷考》及刘实楠的《释谷》的批评。程瑶田主张说稷为今之“高梁”，这是程氏征引浩博，且漫游北方、亲询老农的结果，以后诸家均采如是说，几乎成了定论。然而，齐先生却指出，它虽是一部精心之作，其中武断之处也不少，如以“稷为高粱，以粮为粟”，尤为谬误。齐先生指出，程氏关于稷的考证，至少有十个极大的错误，并一一作出纠正，最后他得出“稷为今之小米，粱为高粱”的结论。先生的文章还对《诗经》中其他的谷物，甚至《诗经》中未列而于国计民生的重要谷物如玉米、花生的来源作了详细的考证。齐先生关于稷为小米的考证也得到了20世纪五十年代在半坡村的考古发掘的印证，《中国农业科学》杂志特加以转载。 齐先生对我国的封建制度也有深入的研究，他持西周封建说，主张西周时代为中国政治制度之开始。属于这方面的名篇有《封建制度与儒家思想》《周代钦命礼考》以及《中国与欧洲封建制度的比较》《西周时代之政治思想》(1948年《燕京社会科学》第一卷)(英文版)等。其他有关中国古代史方面的文章也都可以作为这方面的左证。美国著名史学家、芝加哥大学教授何炳棣先生，曾在20世纪三十年代末就读于燕大历史系研究生院。他说从观点、方法、论断上获益最多的是齐先生几度对中西方封建制度的比较，国内自1949年至今半个世纪内对“封建”有五种不同的看法和主张，他相信最合理、最正确的是齐先生的看法(参见何炳棣《读史阅世六十年》，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28页)。关于周民族的起源问题，齐先生写的《西周地理考》(《燕京学报》1946年总第30期)、《封建制度与儒家思想》(《燕京学报》1937年总第22期)，既是对钱穆先生等人持周民族源于汾水流域的有力反驳，也是对西周封建论的有力左证。他对清代学者魏源的研究与评价赢得了海内外学者的高度赞誉，中国近代史专家、哈佛大学教授孔菲力称齐先生的名篇《魏源与晚清学风》(《燕京学报》1950年总第39期)为“迄今研究魏源的最好著述”，香港学者陈云甫均称赞他对魏源的研究是一个“里程碑”。齐先生对晚清研究的名篇还有《晚清的史学发展》 (《燕京社会学报》1949年第2卷)等。 齐先生在世界史方面也做了大量的创新工作。20世纪三十年代他在北京大学、北平师范大学历史系首先开设了美国史课程，是在我国开设“美国史”的第一人。在清华大学历史系开设的“战后国际关系史”、在燕京大学历史系开设的“西洋现代史”等，也都是前所未有的新课，且做到了每一门课都有讲义发到学生手中。1952年院系调整后，他被安排在北大历史系主讲“世界中世纪史”。他随课分发的《世界中世纪史讲义》，1957年由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1959年再版，是我国解放后出版的第一部由我国学者编写的《世界中世纪史讲义》，为我国中世纪史教学奠定了基础。除“世界中世纪史”外，他还开设过“英国史”、“世界史”、“世界史工具书的介绍”等，并写出了多篇富有创意的文章如《英国土地所有制的形成过程》(《历史研究》1964年第4期)、《从英国庄园制看欧洲庄园制的特征》(《新建设》1964年第10-11期合刊)、《中世纪西欧的集市与庙会》(《历史教学》1964年8月号)、《从伽图的“农业论”看罗马农业》(《大公报》1951年11月3日)等。 齐先生还以其深厚的史学根底，从浩瀚的史料及史学著作中，解答了一些前人、古人、洋人没有解决的问题，如关于匈奴的研究便是一例。匈奴人是我国历史上重要少数民族之一，长期活动在北方草原，在汉朝时期，作为游牧民族的匈奴人，时常侵犯汉朝边界，这在我国史书中有大量的记载。公元91年，北匈奴被汉将耿燮所破后“逃亡不知所在”。而后的公元374年，一支号称匈人的强大骑兵队突然在欧洲东部的东哥特境内出现，很快征服了东哥特人。接着又将西哥特人赶至罗马帝国境内，罗马皇帝亲自迎战，兵败身亡。之后又占领了匈牙利平原，建立起一个强大的国家。那么，这支强大的队伍从何而来?由什么人组成?长期以来一直是西方史学家的未解之谜。驰名世界的罗马史学家吉朋甚至武断地说：“这个历史之谜是不可解决的。”正是齐先生，经过长期探索与考证，在浩瀚的中外史书与史料中，找出了匈奴西迁的路线。匈奴人从公元91年离开漠北单于庭到公元4世纪出现于东欧，其间经历了280多年的时间，经历了悦般、康居、粟特和阿兰四个时期。证明了外国人所说的匈人即我国史书上所说匈奴人，解决了这一中外历史中的“千古之谜”。这是中国史学界的骄傲，也是齐先生向世界展示中国史学家研究能力的凭证。这项学术成果发表于《历史研究》1977年第3期，名为《匈奴西迁与其在欧洲的影响》。齐先生本来还准备将这一发现写成一部专著，提纲已写好，并收集整理出一部分资料，然而却因病逝而未成。 齐先生在中外关系史上的名篇，还有《中国与拜占庭帝国的关系》(《北京大学学报》1955年第1期，上海人民出版社，1956年)、《中国四大发明及其西传》 (《光明日报》1978年10月5日)等。解放后，他还主持并编写了《第一次鸦片战争》(资料集第一至六册)和《第二次鸦片战争》(资料集第一至六册)。整理并出版了《黄爵滋奏疏、许乃济奏议合刊》《夷氛纪闻》《筹办夷务史末(道光朝)》《西藏地方历史数据选辑》(清初部分)以及从框架、构思到三分之二的内容均出自齐先生之手的《中外历史年表》 (合编本)。 还需要指出的是，齐先生是一位具有爱国主义思想的史学家。他热爱历史，勤奋读书，治史多创见，为繁荣祖国的历史科学事业奉献了他的一生。他追求光明进步，爱国，抗日战争胜利后燕大复校，他返回母校任教。他还多次向解放区捐款、捐药，支持解放战争。在1947年，英国牛津大学聘请他到该校任教中国古代史，待遇优厚，他婉言谢绝。解放前夕，清华大学历史系陈同燮教授先后三次力邀齐先生同他一起到台湾，共同主持台湾大学历史系，他坚决不同意。之后，美国哈佛燕京学社邀请他到哈佛大学任教，也被他婉辞。他坚决不肯离开他热爱的祖国，要在祖国的大地上发展历史事业。 （原载《燕京学报》2007年）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