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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02-21 15:29:43.0  何兹全近照（郭红松摄） 在北师大小红楼的住所里，99岁的史学家何兹全坐在轮椅里，吸着阿姨榨好的苹果汁。他的耳力不好，采访需要记者靠近他耳边很大声说话。作为当年史语所仍在世的唯一一人，何兹全对史语所岁月念念难忘，称那是最勤于读书的一段时光，奠定了他后来的学术道路。 近日北大出版社推出何兹全自传《大时代的小人物》，他回顾早年的学术生涯,从少年求学、加入国民党，到留学日本美国，直至进入史语所，他向学的坎坷经历折射着一个大时代的巨大变迁。 我是“三民主义”的信徒 南方都市报：你曾反省自己明明是读书人，这辈子却老和政治挂上关系，是为什么？ 何兹全：我一直没有离开过政治。我十五六岁就参加了国民党。那时正是北洋政府时期，我每天看报纸找北伐军的消息，还帮着报贩子送报纸，北伐军胜利让我很兴奋。就是在那种情况下，我加入了国民党。因为我是爱国主义者，近代中华民族很苦，受太多压迫。我对社会不满意，有改造社会的思想，我是“三民主义”的信徒。后来我离开国民党向共产党靠拢，因为国民党变得很腐败。国民党开始也是很革命的，后来拿到政权，就慢慢变得腐败了。 南方都市报：你那时的社会理想是什么？ 何兹全：我的社会理想就是社会主义社会，民主社会。我的看法跟共产党有分歧，共产党的口号是阶级斗争社会主义，我的提法是民主革命社会主义。民主革命的社会主义，民主资本家、小资产阶级都是可以团结进来的。我认为“三民主义”是最适合中国国情的思想和政治道路。其实现在不也是走民主道路吗？而且我不喜欢苏联，我对斯大林印象不好。我当时办刊物写文章是出名的，当时也有共产党的刊物，跟我对着干。解放后我回国，这些人都已经是中层干部，市长局长了。 南方都市报：但你的主业还是研究学问，并没有从政当官？ 何兹全：我自己没去当官，不愿意做，我的性格不合适当官，还是做学问好。当时我很有机会去当官，因为我的老师陶希圣是国民党的官，我还有个哥哥何思源是山东省主席，后来做了北平市长，他上哪里当官都想带我走，做他的助手。我不去，我只想念书，后来就到史语所去了。 史语所是我学术道路的开端 南方都市报：史语所的经历对你有什么影响？ 何兹全：史语所的经历对我影响可以说很大。我走学术道路，就是从史语所开始。在李庄的时候是我读书最勤奋的几年。那时在乡下，山里面，没别的事干，每天就是读书，写文章。那时候我在史语所《集刊》上发表了《东晋南朝的钱币使用和钱币问题》、《魏晋的中军》、《魏晋南朝的兵役》几篇论文。傅斯年是我的老师。不过我的学术跟他不一样，我学术上比他进步，是个马克思主义者。学术上陶希圣对我的影响最大。 南方都市报：陶希圣曾经跟汪精卫走了，你当时是什么态度？ 何兹全：汪精卫离开重庆，跑到上海去当汉奸，陶希圣也跟着去了。陶希圣有五个学生，我是其中一个。他投奔汪精卫，那四个学生都跟他去了，只有我一个人留在重庆没走。我给陶希圣写了一封信，说汪先生如果想对中国好，只有在中国，在国民党政府下。汪精卫不是主张和平吗，你在重庆，有百万国民党大军的基础上才可能谈和平，你跑出去没有军队，不可能谈和平，只能投降。 陶希圣后来又回来了，觉得那条路不对。他回来只有一个学生跟着回来了。剩下三个都留下当汉奸，当了厅长一类，解放后都被判刑，最后死在监狱里了。 南方都市报：傅斯年跟你关系如何？ 何兹全：傅斯年对我很好，要不是他让我回到史语所，还不知道我后来会怎样。傅斯年脾气很暴躁，但心很好，史语所的人都喜欢他，又怕他，都不愿跟他在一块儿。有时候几个人在那里说笑话，他一到，一个接一个都溜掉了。 我不怕他，我跟他关系很好。他的脾气有时候跟个小孩一样。举个例，早年他在中山大学当教授，跟人有了气，觉得人家欺负他了，他就找朋友，何思源等人，要他们跟他去打架出气。人家不去，他把书一丢，坐在地上哇哇就哭。这不是很幼稚的小孩嘛。后来我到美国读书，他也到美国，经常见面。后来我回国了，他去了台湾，我们就没有再联系。 投降思想 保住学术 南方都市报：你当时在美国已经有工作，为什么要回来？ 何兹全：中国人嘛，自己国家好了，为什么不回家为国家服务呢？我1950年回来的时候，一个人都不认识，认识的都是仇人。他们都知道我原来是国民党，办刊物写文章的，我的观点跟共产党有分歧。当时共产党办刊物跟我对着干的那些人都已经是中层干部，所以回来是有压力的。不过我也不在乎，顾颉刚介绍我到北师大教书。当时给我工作就已经很不错了。大概因为我是国民党，我做了30年的副教授，有做副教授30年的吗？我估计开天辟地以来没有。 那时我在美国已经有了工作，在哥伦比亚大学中国史研究室，是很多人求之不得的工作，工作很好，钱也很多。我也可以把家人带到美国去，但就是没想过。我说是爱国，是祖国的召唤使我回国，这感情是很朴实的。 南方都市报：傅斯年让你去台湾，你也不去。 何兹全：台湾呢，我史语所的老同事都去了台湾，傅斯年把我的书，行李全带到台湾去了，我也没去。因为国民党腐败啊，他失败了，你还跟着他们去。你又不拥护他，跟他去干嘛？ 南方都市报：在《大时代的小人物》结尾处，你写到你的“投降思想”救了你的学术生命，怎么理解“投降思想”？ 何兹全：我原来是国民党啊，跟共产党有些是对着干的。所以我回国就投降，我认错，你对了。投降思想就是没有反抗精神。解放后一次次的运动不是都在打击知识分子吗？我没事，因为我老实认错。政治上没问题，我就可以多搞学术研究。虽然不被重视，但自己可以安心念书。当了右派就不能念书了。 采写：本报记者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