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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里之行始于足下 。而立之年的我于1959年国庆节后来到了武汉大学，在珞珈山一区5号安下了家。这是众所周知的三年困难时期，物资极端匮乏，几乎到了难以维持正常生活的地步。记得何定华副校长在小操场向全校师生员工做报告，要大家“少活动，多晒太阳”，说这是当年在延安渡过困难时期的经验。为了维持七旬老母、周岁小女一家三口（肖静宁留在北京读研究生）的生计，我不得不在一些琐事上耗去大量的时间与精力，好在刚好随北京大学师生从农村劳动锻炼一年回到北大不久，农村的艰苦劳动与生活使我完全能适应眼下的各种困难。如从山下自己挑煤灰上山用手搓煤球，步行十几里到武昌汉阳门码头背萝卜上山.萝卜在我的生活中留下许多记忆,母亲的勤劳与能干,使我能吃到四川泡菜萝卜、辣萝卜干.更令我难以忘怀的是,母亲看到我深夜还在伏案,劝我休息也无用,总是每每为我送来萝卜丝”夜宵”,那时油很少,一个月只供给几两油，我的粮食定量只有27斤,大米很少,主要是高粮米,杂粮面粉,母亲巧妇能为无米之坎, 她用一小块布条沾一点油在锅中抹一下,用极少的面粉将萝卜丝粘合起来,就成了凝聚着慈母爱心的”夜宵”,激励我,支撑着我繁重的工作.那时因汽油紧缺，有一段时间到珞珈山的公交车也停开了，肖静宁寒暑假回来，是我到大东门火车站接她挑着行李一起徒步回到珞珈山的。有两件小事至今不忘.当我们走到一区山脚下的草地上休息时,我问她有什么吃的没有,她有点兴奋的说,火车上不要粮票供应烧饼,她节约了一个,她看着我一下子就美美地干干地啃下去了,没有喝一点水。北京相对好一些,肖静宁和研究生们发现有一个小店有一种用红果粗制的果酱可以随便买,不加糖,有点酸,也还好吃,她用大瓶子装了满满的一瓶,小心翼翼地从千里之外背来,学医的她还计算着能有多少卡路里,快两岁的女儿会爱吃的。可是由于我的笨手笨脚,不小心就把玻璃瓶打破了,还弄脏了她的衣服和书籍,好在下一个假期红果酱还是源源不断地安全到达了。
说实在的,对当年艰难困苦的生活我毫无怨言,相反的,倒是有点感激这种困难局面。因为正是由于这种局面才打住了那热火朝天的大跃进,才稍稍缓和了一点点日益高涨的阶级斗争,才迎来了贯彻“高教60条”的相对宽松的环境。这对我初到珞珈山的学术生涯具有绝对重要的意义。仿佛是在经历惊涛骇浪的大海航行之后，驶入了风平浪静的港湾，骤然呼吸到了阵阵袭来的平和自由的空气。这对我来说可是无价之宝啊！到武汉大学的调令我是被动而无奈接受的，但人已经来了，就成了胡适先生说的“只有拼命向前”的“过河卒子”。除去牢牢抓住这来之不易的好时机，凭着恩师们已把我引进了理性哲学殿堂的优势、自身的基础和干劲，去打开局面，站稳脚跟，一个一个足印地向前推进之外，我别无选择！
我一到武汉大学哲学系，就匆匆走上讲台，开始了教学生涯中主讲德国古典哲学的第一课，也开始了学术生涯中研究德国古典哲学的事业，与此同时还要着手进行贺麟先生交给的翻译黑格尔《精神哲学》的工作。教学、科研、翻译，三者互相结合，彼此促进，我终于走出了一条自己的日益深入到德国古典哲学巍峨大厦的学术道路。
起初，为了解救燃眉之急，我只得以当时被公认为权威著作的苏联科学院出版、敦尼克主编的《哲学史》中的“德国古典哲学”部分为教材进行讲授。但是，在编写教学提纲的过程中，恩格斯关于“德国哲学从康德到黑格尔的发展是连贯的、合乎逻辑的、必然的”论断深深地吸引着我，在我心里迸发了解开这种发展的连贯性、逻辑性和必然性之谜的强烈冲动；而列宁关于近代哲学认识的圆圈运动（霍尔巴赫——黑格尔＜经过贝克莱、休谟、康德＞。黑格尔——费尔巴哈——马克思）的设想，像一道划破黑暗的闪电，在我眼前显示出了解谜的前景。这就使我清楚地看到了敦尼克主编的《哲学史》中的“德国古典哲学”部分、以及当时北京大学哲学系外国哲学教研室编写的这一部分的讲义所共同存在的一个根本性缺陷，就是没有表现出恩格斯所指出的德国古典哲学的发展是“连贯的、合乎逻辑的、必然的”这个特点和列宁所说的“圆圈运动”的轨迹。恩格斯的这个论断人们是知道的，甚至在自己的作品中引用和写上了这个论断，然后用几个众所周知的黑格尔战胜康德的例子就敷衍过去了，而不了解这个论断的真实意义所在。在我看来，恩格斯的论断只是一个坐标、指南和号令，它告诉我们，德国古典哲学不是通常所说的那样一个体系推翻和代替一个体系的进程，而是一个严整的具有连贯性、逻辑性和必然性的发展过程；不过这种连贯性、逻辑性和必然性不是现成地摆在那里，而是有待人们通过辛勤的探求和艰苦的思维去开发、提炼和铸造出来。基于这样的见解，我坚信，只有抓住德国古典哲学发展的连贯性、逻辑性和必然性这个主题和关键，才能把对德国古典哲学的研究和陈述从苏联和国内学术界所止步的地方向前推进到一个新的、更高的层次。说真的，我为自己能获得这样的学术洞见感到极大的喜悦，就好像发现了“新大陆”一样激动地勉励自己：用你的坚强的意志与信心、智慧与汗水去浇灌这片处女地吧，它一定会以丰收的硕果回报你的，我像着了迷似的这样不断地自己对自己说。
于是，我就向自己提出了这样的任务：弄清楚德国古典哲学发展的连贯性、逻辑性和必然性的具体表现及其内在机制和根源，以及具有这些特性的发展过程和内在规律，实际上也就是把揭示和描述德国古典哲学发展的内在逻辑和逻辑进程作为自己长期研究的中心课题提了出来。经过反复的探索和推敲，能够把这个任务或课题明白地提出和确定下来，这是我在独立治学道路上的一大进展。但是，接踵而来的问题是，我要运用什么样的方法才能解决或实现这样的任务呢？这里说的方法不是指具体的方法，如分析综合、归纳演绎等等，而是指在德国古典哲学研究过程中起着指导作用和主导作用的研究原则，或者说方法论原则。那么，我要在那里才能发现和找到这样的方法论原则呢？这可以说是我初到珞珈山所面临的、必须奋力解决的关键问题。
建国后的中国思想界，从上世纪50年代到60年代，马克思主义哲学处于独尊的地位，德国古典哲学由于是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来源，对它以及西方古典哲学的研究也受到了重视与扶持，而现代西方哲学的研究则被打入冷宫而实际上遭到禁止。这种情况也使我在遇到学术问题和理论问题时，就有一种自然而然的倾向，要向黑格尔和马克思的著作请教。那时，为了找到研究德国古典哲学的方法论原则，除了对黑格尔著作进行广泛深入的学习与研究外，还特别对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相关哲学著作进行了一番认真地深入地的研读 。回顾起来，这可以说是我第三次这样地学习马列著作了。第一次是在北平和平解放期间，与在贺麟先生课堂上认真研读黑格尔哲学的同时，我以极大的政治热情大量阅读一切能够到手的马列著作。这次学习的最主要的收获就是在我思想里形成了没有黑格尔就没有马克思，没有马克思就不能洞见黑格尔真谛的坚定信念。这一信念支配了我毕生的学术追求。第二次是在1952年院系调整后我在北大马列主义基础教研室从事教学工作和协助苏联专家指导研究生班的数年间，我对马列著作的学习和研究无论在广度和深度上都大大超过以前。可是，对马克思哲学了解的越多，我在思想上对作为其理论来源的黑格尔哲学的依恋就越深，常常难以自拔。以至最后，经我一再坚决要求，在时任系主任的金岳霖先生和各位师长的大力支持下，我终于回到了哲学系外国哲学史教研室。这第三次广泛而深入地学习马克思列宁著作则是我初到珞珈山，初次登上西方哲学史的讲坛，为了适应新的教学工作需要而奋发而为的。这就是要找到研究德国古典哲学的方法论原则，也就是我如何真正深入到德国古典哲学的研究中去，有根有据地去挖掘、思考和阐明德国古典哲学的真谛。随着学习马列著作的步步深入，我对自己确立的研究目标越来越充满信心这一段步步深入学习马列著作的情况，使我对自己确立的研究目标越来越充满信心，工作和生活是那样的充实，把不得已来武汉大学的被动情绪一扫而光。那时中外哲学史同属一个教研室，时任教研室主任的萧捷父先生对我认真学习马列著作的情况是很了解的。在那个教条主义大批判、左的意识形态挂帅的年代，他曾向教研室的一些同志打招呼，说杨祖陶同志关于业务讨论的发言、他的讲授、讲义内容都是有根据的，他讲的话有时甚至就是马、恩、列的原话，只是没有点出名字而已；你们在对他的发言和观点提意见时可要小心，不要批到马、恩、列头上去了。也正是基于对我这方面情况的熟悉与了解，虽然我丝毫不懂王夫之的哲学思想，他还是亲自上山到一区我的住处，把他为纪念“王船山逝世270周年学术讨论会”撰写的论文“王夫之哲学思想初探”的油印稿交给我，诚恳地要我仔细阅读，提出意见。我想他这么做的用意，也许是希望我能在文章的观点是否符合马克思主义这点上替他“把把关”吧。
通过对黑格尔、马克思哲学反复刻苦的学习和研究，我终于在60年代初发现、得到和系统形成了研究德国古典哲学的一些互相关联的重要的方法论原则。这是我至今仍感到心中格外充实和自我肯定的地方。这些原则可以简要地概括为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一个时代的哲学，作为一种意识形态，归根到底是通过政治、法、道德等等一系列的中间环节而受到一个时代的社会经济发展的制约的，弄清楚两者之间的内在的、平行的关系，是对一个时代的哲学作深入研究的基础。马克思的这个思想是黑格尔的下述思想的继承和发展：一个时代的哲学是关于贯彻和体现在一个时代的政治、经济、技术、道德、宗教、哲学等等方面并将它们结合为一个有机全体的时代精神的知识，因此哲学的发展和世界历史的发展从总的结果看必然是平行的。按照黑格尔和马克思的观点，弄清楚一个时代的哲学发展和社会经济发展或世界历史发展之间的平行关系，是对一个时代的哲学进行研究的基础，抽掉这个基础，一个时代的哲学的产生及其特有的内容就不可能得到科学的说明。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我搜集了大量的历史资料，对18世纪末到19世纪40年代的德国社会状况进行了详细地研究，写成了《德国古典哲学的阶级基础》的论文（江汉学报 1962年第2期），以阐明德国古典哲学从康德直到费尔巴哈的发展与同时期的德国社会经济及阶级关系发展之间的内在的、平行的关系，并将此作为我往后对德国古典哲学进行深入研究的基础。奠定这样的基础是非常必要和重要的，它决不是偶然的心得和一蹴即就的产物。但我不能停留在这个基础上流连忘返，因为这还没有真正深入到德国古典哲学本身的研究哩。
第二，一个时代的哲学，作为社会分工的特定的领域，也和其他社会分工领域，如贸易、金融、国家权力、法、宗教等等一样，有它自己固有的本性和为此本性所决定的特殊规律以及循此规律独立运行的特殊阶段。哲学的这种相对独立的运动和发展表现为：每一个时代的哲学都必须以其先驱者传给它而它便由此出发的思想资料为前提和它对这些思想资料的改变和进一步发展；而这些思想资料本身又是在那以前各代人的思维中独立形成、并在这些世代相继的人们的头脑中独立发展起来的。18世纪末至19世纪初的德国虽然各方面都很落后，但德国古典哲学家却可以继承英法先进哲学的思想资料，经过艰苦卓绝的思维，把哲学继续向前推进。这样一来，就出现了落后的德国却能在哲学上演奏第一提琴的千古奇观。德国古典哲学的研究，就是要以德国古典哲学从时间上在先的哲学体系向时间上在后的哲学体系进展的内在规律和特殊阶段的这种相对独立的运动或历史发展为对象。
第三，在研究德国古典哲学的历史发展时，有两种方式可以选择：历史的方式或逻辑的方式。用历史的方式，即按照历史的顺序来进行研究，似乎是很自然的，但我们却不能以这种方式进行，因为这样地追随历史，工作就会漫无止境，而不会有积极的结果。因此，就必须以逻辑的方式，按照逻辑的顺序来进行研究。这就是说，必须首先以历史的客观事实为根据构建起与历史的起点相符合、能够作为逻辑推演出发点的简单概念。从这个概念可以逻辑地推演出下一个概念，换句话说，就是后一个概念的产生及其特性、情况等等都是以一种意识到的必然性从前一个概念中引申出来的。而概念由此及彼的逻辑进展与哲学体系前后相继的历史进展是一致的。因为一方面概念的逻辑推演是以哲学体系的历史进展为参照的原本、校正的准绳和正确与否的依据；另一方面，它又是哲学的历史进展的抽象的、经过理论上修正过的、前后一贯的反映。因此，哲学历史发展中的每一个环节、要素、阶段等等就都可以在其完全成熟和典型性的发展点上加以周密的考察。这就是黑格尔和马克思、恩格斯所制定和运用的逻辑与历史相一致的原则和方法。
第四，在进行逻辑推演时，不仅要以历史进程的客观事实为依据，而且必须以思维的规律为依据。这里所说的思维规律不是形式逻辑的规律，而是辩证逻辑的规律。这就是说，概念由此及彼的运行是遵循它自身的辩证法法则，沿着对立统一、否定之否定、圆圈运动和从抽象到具体、从简单到复杂的道路前进的。因此，在运用逻辑与历史一致的原则研究德国古典哲学时，“关键中的关键”就在于要抓住所建构起来的的概念的内在矛盾性，要对概念由内在矛盾推动的前进发展过程进行分析与综合，并从而揭示和展现出德国古典哲学的历史发展的同样的前进发展过程。
我就是根据上述四条我所发现和找到的研究德国古典哲学的方法论原则来揭示和陈述德国古典哲学发展的内在逻辑和逻辑进程的。为此，我从上世纪60年代初期就进行了大量的、艰辛的、创造性的工作。我在广泛搜集和研究浩繁的第一手资料的基础上，以教学促进研究，在那特殊困难的年月，高度集中，超常发挥，夜以继日，以边讲授、边编写、边印刷、边发给同学的方式，完成了一部以探索德国古典哲学的内在逻辑为目标和特色的教材——40万字的铅印本《18世纪末至19世纪40年代的德国古典哲学》，又在此基础上，经过再抽象、再提炼为湖北省第一届哲学年会赶写了一篇长达5万字的主题论文，系统而深刻的探索了德国古典哲学由主观能动性和客观制约性这一内在矛盾推动的螺旋式进展的内在逻辑规律和逻辑进程，冲破了流行和通用的对德国古典哲学研究的框架与桎梏，这在当时可以说是非常大胆和另类的，这也就理所当然地引起了一场相当尖锐的学术争论。有意思的是，46年之后，即2009年，当这篇长文以“论法国唯物主义向德国唯心主义的过渡”和“论德国唯心主义对法国唯物主义的胜利复辟”两篇相对独立的论文的形式重现在国内最有影响的天益学术网上时，受到头条推荐，其阅读率创排行榜学术文章之首，这的确大大出乎我自己的意外！拿现代的语言来说，文章虽老，还是有一些“亮点”。这使我体验到我以探索哲学发展基本规律为目标的研究风格和方法是有生命力的。从北大到武大，是我教学与研究生涯的转折，幸而遇上了贯彻高教60条的相对宽松的政治环境和尊重学术的系主任余志宏先生的支持，使我迸发出空前的学术追求的热忱，那种不顾一切的一往无前的精神，现在想起来有时也有不可思议的感慨！可是，谁会料到接踵而来的却是一浪高一浪的阶级斗争，四清与十年浩劫打破了我的一切学术的迷梦，我的研究工作中断达10余年之久。直到1976年粉碎“四人帮”，迎来了科学的春天，才有可能重新思考这个问题。而我的年龄、身体、心态与初到珞珈山时已经不可同日而语了！但值得回忆的是，文化革命后期，由时任系主任孟宪鸿先生支持的由湖北省保康县小小印刷厂排印的的铅印《欧洲哲学史》上、下册讲义（我曾用了三个月的时间蹲在厂里协助排字和校对，这一份情感是抹不去的），于1983年由湖北人民出版社出版了。这一套由山沟里飞出的讲义的正式书名为《欧洲哲学史稿》，是我与陈修斋先生合著的最具影响的高校哲学教材，在相关的“德国古典哲学” 部分我又下大力气尽可能使之更多地体现我关于这一哲学运动的内在逻辑线索的观点。1992年，我终于将早已发黄的《18世纪末至19世纪40年代的德国古典哲学》铅印讲义加以整理、修订、补充作为专著《德国古典哲学逻辑进程》正式出版。我说不清的是为什么我不早一点整理此讲义以求教于学术界？这也许是由于我而整个80年代都忙于本科生、研究生的系统教学工程，又一头栽进开设新的选修课《纯粹理性批判》、《小逻辑》的探求之中，并仍然是以教学促研究，写出了一些被学术界视为有份量的新的专论，如“康德范畴先验演释构成初探”、“黑格尔逻辑学中的主体性”等，就把这个已经完成的工作先放着吧。但更仔细地想起来，更好象是由于我完全沉浸在默默地在内心感悟艰辛的付出与探根求源得到真知灼见时的喜悦之中，而把公开出版之事抛在脑后了。这部迟到的著作依然保持了我当年经过艰苦的探索和思考所得到的基本观点和基本做法，即以主观能动性和客观制约性的矛盾为纲，展开这个基本矛盾在从康德开始经过黑格尔到费尔巴哈止的德国古典哲学中自身必然的辩证运动进程及其向马克思的实践唯物论发展的内在必然性。我认为这不仅符合德国古典哲学发展的实际，而且也是鉴于主观能动性和客观制约性的对立统一在我国的实际生活或理论生活中，都依然是一个所谓“关键中的关键”、“问题中的问题”。归根到底，我之所以能够独立地、从理论上论证地做出这样的工作，都是由于我所发现和找到的研究德国古典哲学的方法论原则。正因为如此，我在运用这些方法论原则的过程中，也十分注意对它们本身的检验与审视，力图对其精神实质进行再把握、再概括和再提高。这样一个为学的过程给自己带来了不可遏止的精神追求和精神满足，有时全身心投入会达到对自己的亲人“不近人情”的地步,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如，肖静宁在北京读研究生三年半中，只有寒暑假才回到家中，可是当我的思路到来时，我自己也无法阻挡，我急于完成正在写的部分，竟然如往常一样的开夜车，直到凌晨两点，后来我听到有动静，才知道肖静宁生气了，她竟在三更半夜的冬天用凉水洗她的又长又粗的双辫子……。
《德国古典哲学逻辑进程》一书问世后，学术界有人称之为“哲学史方法论典范”。我在该书的“结束语”中，对我在书中所运用的方法论原则作出了这样的几点结论：
“（1）人类哲学思想的发展不是一个随意的、偶然的过程，不是个别天才人物头脑中的一闪念的产物，而是基于人类思想文化和哲学的已有成果之上的一个有规律的过程。个别天才可以使某一历史阶段的哲学思想带上某种独特的形式，使之更明确、更准确、更系统、更有震撼力，但却不能脱离历史和时代而提出任何有价值的哲学思想。
（2）不过，哲学思想发展的规律并不是明摆着的，而是内在的、隐藏的，它被包裹在无数偶然性之中，在暗中支配着哲学家的思想动向。必须首先“筛选”掉某些不重要的、表面的素材，用那些带有本质意义的材料去突出和强调思想内在的逻辑线索；然后反过来在这一线索指导下，将那些曾被筛选掉的素材重新把握在一个被理解了的系统中。
（3）要做到这一点，人们必须有一个高出于他所考察的对象之上的视角和立足点。“人体解剖是猴体解剖的一把钥匙”（马克思语），每一个后来的哲学思想体系都是理解前一个思想体系的钥匙，每一种哲学的内在意义和思想价值，都只有在后来的哲学中才能得到深入的阐明和显示。对于我们的论题来说，这就要求真正地理解和熟练地掌握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原理及其总体的精神实质和善于把它们所同研究的对象结合起来的思维艺术，否则是不可能深入掌握德国古典哲学的内在规律的。
（4）除了哲学思想本身的逻辑进程之外，一个时代的哲学与该时代的整个社会状况，如经济的、道德的、宗教的、艺术的状况，都有着直接或间接的联系；并且，归根到底，哲学思想是通过一系列的中间环节受到一个时代的经济发展的制约的。对于德国古典哲学的一个比较专门的方面，即其发展的内在逻辑关系方面的探讨，虽然不可能在分析那些高度思辨的哲学思维的概念、范畴及其内部复杂的逻辑关系时，时时处处都经过各种中间环节去联系当时的经济关系进行说明，但这种探讨必须是在弄清楚同一时期社会经济及其所制约的政治、文化发展的基础上进行，并表明哲学思想逻辑进程的轴线跟社会经济发展的轴线是平行而进的。” （“论德国古典哲学的逻辑进程”，《哲学研究》1992年第10期，第42-49页）
2000年，在为《康德黑格尔哲学研究》一书所写的一篇“后记”稿中，我将自己研究德国古典哲学的方法简要地概括为“发挥唯物主义和辩证法的观点”。我当时是这样写的：“在揭示和阐明德国古典哲学发展全过程的规律性方面发挥唯物主义和辩证法的观点，始终是我注意的中心”；事实上，我对康德、黑格尔哲学的研究也是遵循同一个原则，即严肃地对待唯物主义和辩证法，力图根据批判地审查过的材料，从事实本身的内在联系来阐明所研究的现象或问题。在这里，“发挥唯物主义观点”，就是要根据大量批判审查过的历史材料来把握事实本身；而所谓“发挥辩证法的观点”，就是要根据事实本身的“内在联系”来阐明事实本身；此外，别无他意。到此，这样地来概括我研究德国古典哲学的方法论原则，虽然很简要，但却未能把它们的精神实质全面地、精确地表达出来。
最后，2002年，在《德国古典哲学的逻辑进程》一书的“再版前言”中，我又将所运用的“方法的核心”做了一个我认为至为精当的概括：“这就是要把作为唯物主义认识论、辩证法和逻辑学之统一的唯物辩证逻辑应用于德国古典哲学的现实历史进程的研究”，而“所谓应用唯物辩证逻辑，就是以它作为研究的指南，去发现德国古典哲学发展的固有的内在规律和逻辑进程，实质上也就是要在这个‘单独的历史事例’上发展出与之相应的唯物辩证逻辑的观点。”这就是说，要揭示和阐明德国古典哲学的历史发展，是一个受其固有的辩证法则支配的、由自身的内在矛盾推动的、螺旋式上升的、必然的辩证逻辑进程。
当然，发展出与从康德到黑格尔、再到费尔巴哈的德国古典哲学全过程相应的辩证逻辑观点，这决不是一件轻而易举、一蹴即就的事情。正如恩格斯告诫的：“即使只是在一个单独的历史事例上发展唯物主义的观点，也是一项要求多年冷静钻研的科学工作，因为很明显，在这里只说空话是无济于事的，只有靠大量的、批判审查过的、充分地掌握了的历史资料，才能解决这样的任务。”令我心安的是，从上世纪50年代末起，我就下定决心，不赶浪潮，不趋时髦，而是咬住青山不放松，一头栽下去，长期沉下去，默默奉献，辛勤耕耘，运用我所发现和得到的方法论原则，去揭示和陈述德国古典哲学发展的逻辑进程，去原原本本地研究和探讨康德黑格尔哲学中一个一个关键性的、有重大理论意义的难题。这在我，不仅是一种学术上的爱好与执着，而且自觉是一种时代赋予的使命与职责。而立之年，我就踏上了这样一条“务求其新、必得其真”的学术不归路，我不禁暗自庆幸自己！
2009．国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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