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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里斯托夫·安德鲁·肯特（Christopher Andrew Kent）是加拿大萨斯卡彻温大学(University of Saskatchewan)ersonName w:st="on" ProductID="历史系">历史系ersonName>教授，曾任该系主任、《加拿大历史杂志》（Canadian Journal of History）主编、西加拿大维多利亚研究协会主席、《维多利亚研究》、《维多利亚评论》、《反思历史：理论与实践杂志》等多家杂志的编委或评委，主要研究领域是19世纪英国社会史、史学理论与史学史。 过去与现实之问的平衡与妥协 刘军(以下简称“刘”)：我很高兴在毕业16年后再次回到母校，见到老师们，特别是看到您的身体很好。 肯特(以下简称“肯”)：我也很高兴与你重逢，时间真是太快了!明年初我就要退休了，虽说退休后还可以搞研究。但不能教学了。可我喜欢教学，一想到要告别教室和同学们，我就有些失落。 刘：没关系!您现在就可以再给我上一课。我曾读过您的一篇书评，题为“史学史和现代主义”( Historiography and Postmodernism)。里面点评了20本20世纪90年代出版的史学理论新著，我以前还没看过这样规模的书评。您如何看待史学理论？ 肯：在英国乃至欧洲，理论总是和哲学这样宏大的观念相联系的。大多数史学家更愿意研究贴近事实的具体事件，他们面对理论总有些不自在，觉得它们太大、太模糊了。然而，对于史学家来说，他们对现在的理解决定着他们对历史的认识。史学家不能装作对未来一无所知的样子看待历史，似乎过去就是过去，与现在没有关系。比如，我们研究18世纪60年代的北美殖民地，不能像当时的人那样没有意识到革命的必然性。当时殖民地发展的最大可能性不是革命，王室对民众很重要，但让历史学家不用后来的眼光研究那个时代是很困难的。尽管也有历史学家认为，革命不一定是不可避免的，殖民地发展还有其他可能性，只是这些可能性都没有实际发生。 每个史学家都要在过去和现在之间保持一种平衡或妥协的立场。在过去与现在之间的位置问题是史学家们不可避免的一种理论问题。一般而言，研究大的问题，如美国革命，史学家的眼光会更靠近现在：若研究一些小的和具体的问题，史学家受现在的影响小一些，与过去更近一些。两百年前人们认为重要的事件。现在可能不重要了：现代人认为重要的，过去人可能都没有意识到。同时，由于历史学家们的位置不同，这个人认为重要的问题，那个人可能认为不重要。以上这些问题都是史学理论问题。 刘：史学家的观念很重要，选择大题目或小题目，靠近现在或过去，有时就取决于这种观念。但无论如何。这种选择应该对现在有益处或有用，否则，我们为什么要耗费精力做没用的事呢？ 肯：这又是一个有意思的问题。史学家一直在争论，我们究竟为了谁在写作？是为我们的同行。还是为更广泛的读者？我的第一本书是在我的博士论文基础上完成的，是写给史学家看的，没有考虑其他读者。它奠定了我在这个学术圈里的地位，证明我可以从事史学研究工作。现在我写的这本书则是给更多的人看的。我们历史系有的人更愿意做专业研究，有的则愿意写给更多的人看。当然，我也承认，所有历史作品或多或少都会对当代人有影响。 史学史渐受重视 刘：在加拿大如何讲史学理论课？它是必修课吗？您为何对这门课感兴趣呢？ 肯：近十多年，史学理论课比以前多了。四十多年前，读研究生时的我就对史学理论问题有兴趣，最初是想解决我自己学习和研究中的一些困惑。但当时的学校没有这门课，也没有多少史学家对理论感兴趣，这方面的书也很匮乏。二十年前我开始在研究生中开设史学理论讨论课：大约五、六年前，我也开始为高年级本科生讲授史学理论，很受欢迎。史学理论课在本科阶段不是必修课，我们只是希望学生能了解一些最基本的知识。在硕士研究生阶段，它是必修的，对史学理论主要内容和发展过程都需要了解。相应地，我们系里的老一代史学家，大多对理论不感兴趣，我可能是极少数的例外；年轻一代对史学理论大多有兴趣，区别只是兴趣有大有小，史学家逐渐重视理论的趋势很明显。 刘：您在史学理论课中讲史学史(historiography)？ 肯：我没有讲你说的那种史学著作史，但讲不同时代对史学的不同认识。以前人们认为史学是一种科学，一种关于社会进步的科学，科学就不太需要科学史。如化学，人们认为现在的化学研究肯定比两百年前要先进，谁还会对过去的研究感兴趣呢？20世纪60年代，有一项对美国史学界的调查显示，只有1％的史学家认为史学史是他们的第一或第二研究领域。一些人认为，研究史学史有寄生性之嫌，如同文学评论之于文学那样，似乎研究历史比研究历史是如何研究的要强一些。什么是史学史呢？有人认为，史学史就是回答什么是历史的问题，这是本体论(什么是现实)和认识论(什么是真实)的内容，这些问题应该由哲学家去考虑。 近几十年来，这种观念不再流行，因为史学家们逐渐意识到他们的历史研究并不比前人优越；相反，不同时代的史学家面对史学问题时有很多相似之处。因此，他们开始重视过去史学家的经验，尊重他们的研究成果，变得虚心多了。在这样的情况下，史学家才可能讲授史学著作史。 刘：在史学理论课上，您最希望学生了解些什么？ 肯：我经常强调的一点是，史学家不能因其职业而垄断历史，认为他们最了解历史，最有权讲述历史。实际上，历史的内容远比史学家理解的要多，每个人都有自己熟悉的领域能对这领域的独特理解和感受，所以每个人都能讲述他自己及其时代的历史。 我在课上讲到史学的用处时，会谈到其政治功能，如民族认同，我们是什么人，从哪里来，现在面临什么问题等。例如，在南斯拉夫分裂后形成的一些国家里，史学有很强的一种排外的民族主义特征。你可能会说这是一种不好的史学。但在那些地区，这种史学很重要，也是一种强有力的史学。最近我讲这种史学时，引用的是一位加拿大女史学家的著作《史学的用处与滥用》(The Uses and Abuses of History，Margaret Macmillanv，2008)。加拿大反对党领导人、自由党领袖伊格纳季耶夫(Michael Ignatieff)是一位著名的历史学家，有历史学博士学位。他在加拿大多所大学和英国剑桥大学教过很多年历史，出版过17本书。今年最新的一本是《真正爱国者的爱》(True Patriot Love)，通过他母亲一家四代人的经历映出加拿大的历史。很少人知道，英国首相布朗是爱丁堡大学历史学博士，他的博士论文写的是一个苏格兰劳工活动政治家詹姆斯·麦克斯通(James Maxton)与苏格兰工党在19世纪20年代的活动情况。历史对个人成长以及对社会发展的潜在影响是很大的。 刘：中国国内近年来翻译了不少西方史学理论著作，大多是英国、法国、德国和美国的，我还没有见到加拿大人写的，是不是整体比较而言，加拿大史学界不太重视史学理论？ 肯：好像不是，加拿大的史学环境和发展趋势同西方其他国家是一样的，但加拿大没有特别出名的史学家，尤其在史学理论方面。这个原因可能跟加拿大有英语区和法语区两部分有关，加拿大历史在英语区和法语区的讲述是不同的，史学家们因此也有很多争论，难有一致的认同。研究加拿大历史一定要懂英、法语才行。法语区的史学家至少要可以读英文，同样，讲英语的史学家也最好能看法文，这样才能了解加拿大史学研究状况。加拿大史学家协会很谨慎地对待这些争论，每年轮流安排英语区和法语区的史学家担任协会主席。 史学中的两种后现代主义 刘：近十几年来，后现代思潮对史学影响很大，您怎么看后现代主义史学思潮？或者它根本不能称为一种思潮，只是很多相关观点的集合。 肯：后现代主义这个概念是有些问题。一般人们认为，现代是从法国大革命开始的、后现代应该在它之后，可是现代是在什么时候结束的呢？为什么结束呢？它结束了吗？没有入能说清楚。有一种说法是，现代结束于苏联解体和苏联式马克思主义的终结，因为马克思主义是最具现代性的，即最信奉科学、进步的一种观念。这是一种带有意识形态色彩的解释，可是却不那么有说服力。苏联和东欧的一些社会主义政权是解体了，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也被淡化了，但社会进步的观念瓦解了吗？马克思主义是一种进步观念，但它就等同于进步观念吗？进步观念就是现代吗？这些都不清楚。另一种是意识形态色彩较少的观点，史学界感受的后现代主义是更少科学性的、更多艺术和文学化的史学观念，强调史学应更开放，史学家应有更多的自由。这使一些严肃的史学家感到不快，他们强调史学和文学的界限。强调史学家自由的程度，即他们在多大限度内可以超越史料去解释历史。即使史学不是严格的科学，如化学和物理学，没有那么严格的规律，但史学毕竟是与事实相联系的，它不能脱离事实。 刘：我也觉得，仅将马克思主义与现代观念或思潮关联在一起有些牵强，马克思主义是一种现代思潮，但它又超越一般的现代思潮，在对很多现代社会现象的批判上，也带有某些后现代的特征。如果将马克思主义视为一种现代批判理论。甚至社会革命理论，后现代主义则是一种单纯的观念变革。或思想领域的一种革命。现在马克思主义与后现代主义的关系已经成为一个研究领域，中国国内也发表了不少这方面的文章，还召开过国际研讨会，您是怎样看这两者的关系呢？ 肯：这两种“主义”都有很强烈的现实批判性，但实际有很多不同。我认为，马克思主义在提供一种对人类社会过去与未来的科学理解的意义上，可以被看做一种最终的现代主义观念。它认为的真实是在现代科学认为真实的意义基础上，并基于这样的科学规律提供可以证明的社会发展规律和预言。马克思主义也可以被看做是启蒙主义思潮的一种最终版本。启蒙主义关于人类进步的观念最初在18世纪得到较为清楚的理论阐述，并在法国大革命中见证了其最初不完全的实践。 后现代主义则认为，启蒙主义的进步发展并不一定是一种不可避免的结果，关于社会发展的主叙事也不一定是一种不可避免的进步。现代主义相信历史会有终结，马克思主义认为它提供了实现这种理想社会的最短途径。 我认为，接受后现代主义观念就包括在某种意义上承认，启蒙主义关于不可避免的进步观念失败了，而失败的主要征兆是苏联、东欧马克思主义政权的解体。如果苏东马克思主义的失败代表着现代主义的失败，那就应该问：在现代主义之后还有些什么？这就是后现代主义。在我看来，后现代主义是一种理论热情，尤其在那些用历史性“失败”剥夺了马克思主义的人中。 当然，需要说明，我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很粗略，甚至有不对的地方。加拿大现在没有很多马克思主义史学家，老一辈史学家中有一些。他们会否认马克思主义已经死亡并被后现代主义取代了，因为后现代主义没有论及马克思主义意义上的“现实”，也没有提供什么(尤其是社会分析的)方法。也可以说马克思主义没有在世界上失败，一个例子就是中国认为自己是一个马克思主义国家，如果是这样，那它就是一个很成功的马克思主义国家，也是一种现代主义没有结束的证明。我不知道西方马克思主义如何看待中国，但我认为他们面对中国版的马克思主义时一定有很多问题。 刘：请您接着谈另一种意识形态色彩较少的后现代主义，这与专业史学家的关系更密切些。 肯：这种后现代主义或许出自一些人对那种不仅能解释过去，也能预测未来的一种宏大叙述的觉悟。我重视的是这种负责任的后现代主义，它的批判性是值得认真对待的。大多数史学家对福柯都有些看法，我仔细看过他的著述后，觉得福柯首先是一个严肃的历史学家，也许他还是最伟大的后现代主义思想家，我现在还想不出其他人可与之相比。为什么很多史学家不愿接纳他，是一个有趣的问题。我觉得他不是一个破坏者，而是一个建设者。 海登·怀特也是一个遭很多史学家反感的人，人们认为他破坏了史学与文学的界限。我读过他的绝大部分著作，他没有破坏史学与小说的界限，他最多是模糊了这种界限，而这种界限本来就不是很清楚。他认为，史学与文学不是完全不同的两回事，这两者的关系比大多数史学家认为的要接近，但它们还不是一回事，还是有区别的。有些人指责他将两者混为一谈，或许他们没有仔细地看他的书。如果说史学与文学是一回事，那确实是很危险的，但怀特不是那样的。 刘：中国有句老话：文史不分家，但后现代主义似乎也是对近年来史学界讲故事趋势的一种讽刺，人人都是自己的史学家，大家都在讲自己的故事，史学还有什么可信性呢？ 肯：史学向文学靠拢本不是什么坏事，看看十多年前的那些历史著作的可读性多么糟糕，史学在高中和大学生中多么令人生厌。1994—1997年间，加拿大大学历史系的注册人数减少了22％，历史在47个专业中排名43位。美国很多高中生也表示最不喜欢历史课。这样你就能理解史学界为什么要讲故事。但后现代主义风行不单是因为故事讲多了，更是与史学潮流转换有关。就像20世纪60—70年代，社会史取代政治史，90年代前后，思想史又占据了社会史当年的位置。有人注意到，后现代主义阐述者大多是思想史学家，与经常去档案馆的传统史学家不同，他们去的是图书馆，接触的是二手资料，其中有经典文献，这些文本解释有很大余地。他们嘲笑那些因接触原始资料而自命不凡的史学家的天真，殊不知这些一手资料也有人为的痕迹，有些更不靠谱。 刘：后现代主义确实通过揭露史学的一些盲区，打击了史学的过分自负。您如何评论您所谓的负责任的后现代主义。 肯：我不是后现代主义者，但我认为虽然后现代的一些观点很尖锐，让我们不舒服，却值得我们去思考。如有人一方面无情地揭示，没有中立客观的历史解释，没有无倾向的社会调查，没有无立场的立场，历史总是现实中某些人的历史。史学家不过是高等教育中的工薪者；但另一方面，史学家应该成为在史学不可避免的功利化和意识形态化趋势下的守门员。这听上去有些矛盾，但其中有一种责任感。所以，某些后现代主义对学历史的人有益处，也不必然是危险的。 多元文化政策妨碍加拿大民族认同感 刘：您如何看待阶级、阶级分析问题，这些年，阶级分析的史学研究似乎在减少。 肯：的确是这样，近年来，阶级问题相对性别问题、种族问题，没有像以前那样受关注。尤其在加拿大这样的多元文化的移民国家中，种族意识一直比较突出。史学家在很长时间内都在讨论加拿大的民族认同问题，在这里教加拿大史很困难。如果你讲欧洲白人或盎格鲁-撒克逊人的历史，那些土著人、非洲裔、魁北克法裔等就会认为，这是你们的历史，不是我们的历史。如何讲述各个种族都能认同的加拿大历史以及如何形成加拿大民族的凝聚力，是加拿大史学家的一个重要任务。所以，这种国情特点就决定了阶级问题没有种族问题更明显、更受关注。当然，因各自的研究题目不同，有的史学家重视阶级，有的不重视。但总的说来，阶级问题不如二十年前那样受重视。 刘：您的意思是说，研究加拿大的史学家不太重视阶级，研究其他国家历史的可能会重视。 肯：是这样。在我的研究领域，19世纪英国社会史，阶级就是一个非常有用的概念，那个社会很小，没有什么移民。富人和穷人、不同等级的人的区别非常明显。当然，直到20世纪，阶级仍然是一种重要的政治力量，受到学者和政治家的关注。 刘：您刚才提到，加拿大历史被碎化为各种族的历史，这不利于加拿大民族精神凝聚与发展，这与多元文化政策有什么关系吗？ 肯：上世纪60—70年代以前，加拿大历史主要是英国人和法国人的开拓和发展史。其后，土著人和其他少数民族的历史研究才逐渐出现，政府也鼓励多元文化。但有入认为，这也是造成民族认同缺乏的一个原因。有一本书《谁消灭了加拿大历史》(Who Killed Canadian History？ Jack Granatstein，1998)，就是这种观点的代表作。作者认为，每个族裔、每个教派都有权讲述自己的历史，但谁来讲述加拿大的历史？政府根据多元文化政策，用纳税人的钱来鼓励这些文化，不仅是浪费，更是培养分裂情绪。加拿大人总强调自己是“马赛克”文化，以示与美国的“熔炉”文化不同，其实加拿大的“熔炉”一点都不比美国差，只是由于各种原因，加拿大始终没有发展出一种加拿大人的民族认同，近几十年多元文化政策更妨碍了这种认同的形成。我觉得，如何对待少数民族的历史，尤其是过去少数民族带着伤痕的历史，如何着眼现在、面向未来，史学家们有着不同的观点，也有很多工作可以做， 刘：您刚才说，您现在正写一本书，是什么题目呢？ 肯：我现在写的这本书，讲的是维多利亚时期一个在英国和美国很活跃的通俗艺术家Matthew Somerville Morganv(1837-1890)的传记故事，这个人专门为杂志画插图、讽刺性漫画，讽刺对象是包括英国女王在内的很多社会上层人物，到他去世时几乎是美国最有名的通俗漫画家。我通过这个人的丰富经历。使读者了解那个时代通俗艺术的社会影响和人们在这方面的审美娱乐情趣。这本书不是那种严肃的专业著作，感兴趣的读者可能比较多，已经快写完了，我在找一家能制作很多插图的出版社。然后，我还要写一本有关伦敦l815—1914年间绅士俱乐部(The Gentlemen's Clubs)的书，这也是个社会史的题目，我已经考虑了好几年，资料都收集好了。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