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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rsonName w:st="on" ProductID="黄宣民">黄宣民ersonName>先生学述 我的老师黄宣民先生（1934一2001年），江西萍乡人。他曾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中国思想史室主任、所学术委员会委员，中国社科院正高级职称评定委员会委员，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教授、湖南大学岳麓书院特聘教授、湘潭大学历史系客座教授，《中国哲学》主编，中国哲学史学会理事、孔子基金会理事及炎黄文化研究会理事兼学术委员会委员等。 ersonName w:st="on" ProductID="黄">黄ersonName>先生少年时代就学于萍乡中学，17岁时在江西参加财经工作；1955年考入广州中山大学历史系，师从陈寅恪、刘节、杨荣国等著名历史学学。这使他大学时代就已初步掌握了历史研究的基本方法，并有了一定锻炼，如其所撰作业《南宋爱国学生运动领袖陈东》即受到陈、刘诸师嘉奖，并蒙推荐而能以在校学生身份公开发表。在校期间，ersonName w:st="on" ProductID="黄">黄ersonName>先生刻苦求学外，又任班学生会主席，热心于公益之事，喜爱吹笛等文体活动，故而在老师、同学中留有深刻影响。现任中山大学哲学系教授的ersonName w:st="on" ProductID="李锦全">李锦全ersonName>先生，当时留校为助教，担任他们的辅导员，从此与ersonName w:st="on" ProductID="黄">黄ersonName>先生结下终生深厚的师友情谊。 1959年，黄生生大学毕业，旋进入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今属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作，跟随著名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侯外庐教授长期从事中国思想史研究。他是外老晚年的主要工作助手。外老晚年卧病在榻，言语不利，黄先生全身心地投入到外老的学术事业之中，协助外老完成了《船山学案》（岳麓书社1982年版）、《中国封建社会史论》（人民出版社1979、1983年版）、《韧的追求》（三联书店1983年版）、《侯外庐史学论文选集》上下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中国近代启蒙思想史》（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又为外老撰写各类文章20余篇。 长期以来，黄先生多参加集体写作，尤以主要精力参加侯外庐学派的集体研究工作，为“侯派”学术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他先后参加的集体撰著之著作有《中国近代哲学史》（外老主编，人民出版社1978年版）人《中国思想史纲》上、下册（外老主编，中国青年出版社1980、81年版），《中国史稿》第六、七册（与刘重日等及何龄修、郭松义、刘永成等合著，人民出版社1987、1995年版），《宋明理学史》上、下卷（侯外庐、邱汉生、张岂之主编，人民出版社1984、87年版）等。 协助外老工作和参加集体科研，占据了黄先生治学生涯的大部分时间。他又很乐于帮助同志，奖掖后学，在担任《中国哲学》主编期间，为培养青年学者做了大量工作，常为修改别人的稿件而通宵达旦，却将自己著书撰文的计划一再延后。黄先生从不为此而后悔。他每以能成为侯外庐学派的一员、尤其是协助外老工作而感荣欣，认为正是这机遇深刻影响了自己的一生。他又常说：“改稿可以和作者一起读书想问题，这也是一种精神生活。” 黄先生治学十分严谨，既重理论、更重史料乃是其治学的重要特点。他勤于读书，善于收集资料，每读书必做札记。他不仅积累下难以计数的资料卡片，而且在其研读过的许多书（如“二十五史”、“十三经注疏”、“皇清经解”、“通志堂经解”、“续通志堂经解”、“百子全书”、“全唐文”、《朱子语类》、《宋元学案》、《明儒学案》等等）中还留下大量颇能反映其学说思想的批语及各种圈点、标记。平日谈话，无论是对理论或史实，他均言之确凿，所论多中肯綮。至于其所撰写的《中国：社会变革与儒学的演变》、《明代平民儒者颜钧的大中哲学》、《蕺山心学与晚明思潮》、《清初的早期启蒙思潮》、《清初理学与汉学述略》、《王柏、金履祥的疑经思想》、《侯外庐对中国历史的探索及其学术体系》等论文，不仅表述了他在深入研究基础上形成的真知卓见，而且他的那些学术见解都建立在坚实的史料基础之上。这充分体现了他不作虚空之论、唯求踏实之言的学风，故而其论文一经发表，即受到学术界普遍关注。 正是在深入扎实的科学研究基础上，黄先生提出了许多富有价值的观点。如其综论中国儒学发生发展史，认为从儒学的发展历程看，先秦的孔子以上古以至三代、尤其是西周礼乐文明为渊源，继承“礼”学而又创造性地提出“仁”学，开创了儒家学派。汉代儒学的特征主要在于其提出的天人之学。到宋代，儒学发展成“圣人之学”即理学。他认为，中国儒学思想理论的高峰在宋明理学，而学术成就的高峰则在清乾嘉汉学。再如，黄先生曾投入很大集力研究前人不甚关注的宋元时代的金华朱学。他发掘金华朱学具有不同于其他朱子学派别的思想特色，一是带有浓厚宗法色彩的道统观，宗派色彩很浓；二是强调“分殊而理一”，注重由传以求经，循此而发展了朱学沉埋于故纸的支离烦琐的笺注学风；三是疑经精神，反映出正处于上升时期的朱学面貌。他还指出，金华朱学开启了明初理学，成为洪武儒学的主流。这些发前人所未发的概括和分析，现在已为学界普遍认同。又如，黄先生对于明代恩想有较为广泛而又深刻地研究。他认为，从朱学到王学，从王学到反正宗儒学的“异端”思想，最后到明清之际的早期启蒙思潮，这是明代思想发展的主脉，王学则是明代思想学术的巅峰。他对王艮及泰州学派、对刘宗周（蕺山）与晚明社会思潮等的研究、均很有特色。此外，黄先生早年即已从事于中国近代思想史的研究，对戊戌以前的王韬、郑观应等早期维新派，戊戌时期的变法维新派，辛亥革命准备时期的民主派，“五四”时期的民主与科学思潮等等都进行过深入探讨，并有自己的评价。 黄先生多年来特别注重探求中国早期启蒙与近代启蒙思想的连接。他认为，早在明清之际的社会进步思想之中，已经出现民主思想与科学思想的萌芽，这是从中国传统文化土壤中生长出来的近代思想因素，如早期启蒙者的公天下观念、公仆观念、公是非主张、法律平等要求和平均地权的思想等等就都是近代民主思想的萌芽。他的这种研究和分析，对于厘清中国思想文化近代化历程并进而探析中国思想文化现代化问题极有裨益。 侯外庐学派是中国史学界、哲学界一个很有特色的学派，素以实事求是的笃实学风和独立自得的开拓精神而独树一帜，在海内外学术、恩想界享有盛誉并有着持久性的影响。黄先生承继了侯外庐学派的治学特点，如注重思想史与社会史的整合研究，强调从社会历史的发展中动态地把握不同时代的恩潮、学派及其代表人物；注重对第一手材料的充分占有，对新史料的搜罗（他晚年发掘整理了《颜山农遗集》，即使这一长期散失于民间的重要典籍得以重新面世）；注重从人类世界历史的进程中去把握中国历史的民族特色，认为社会现代化是历史的必然，但现代化不应脱离民族的历史文化传统。 黄先生很喜欢明清之际的大学者、大思想家方以智的一段活：“古今以智相积，而我生其后，……承诸圣之表章，经群英之辨难，我得以坐集千古之智，折中其间，岂不幸乎！”黄先生认为：“人类共同创造的智慧，又成为其自身发展的重要条件。我们要以‘坐集千古之智’的恢宏气度充分吸取前人的智慧，丰富、发展与提高我们本身，然后将自己所有的知识与能力奉献于社会，造福于人类。这是学术工作者的使命和天职。”他本此宏愿而工作到生命的最后一刻。惜乎其过早地离开了人世，许多学术计划如主编一部《中国儒学发展史》、《理学与中国社会生活》，整理一套《泰州学派历史文献》，独立完成泰州学派、金华朱学以及唐仲友其人其学、鹿善继与燕南王学等的研究专著，均未能完成。学界同仁无不为之深感痛惜！ 我1981年初立志自学中国思想史时，曾致函侯外庐先生求教，外老时因病住院，特嘱黄先生以思想史室名义给我复信，热情鼓励外，又详列从马列经典到史学理论著作以及经、史、子、集应读的基本书目。不久，黄先生又将姜广辉先生介绍给我，要姜先生与我保持经常性联系。此后，我即受到黄、姜二先生的指导和奖掖，不仅从中感受到侯外庐先生人格的伟大及其学术思想体系的博大精深，而且学会了治学、为人及将这二者有机结合。 多年来，我追随黄先生治学。他对我期望甚殷，我则受益良多。他的高尚人格和学术更直接给我以深刻影响。如其治学谨严，每着手做一课题，必阅遍所能看到的全部资料，详尽了解国内外学术界与之相关的研究状况，然后加以深入研究，努力提炼出自己独到的心得之见；每临文，精心构思，字斟句酌，反复推敲，力求使之既能经受当下乃至未来学术界的检验，又能经受既往历史的验证，不仅要尽可能使史学论文能够比较真实地再现历史，而且还要具有一定的思想性和可读性；责己严而待人宽，视学术如生命。黄先生晚年迭遭不幸，又被日益严重的肺心病折磨着，但他以顽强的毅力发掘整理出湮没已久的《颜山农遗集》，为表彰颜钧这位明代中后叶卓越的平民，他不仅亲赴江西永新考察颜氏故里，而且在标点出版《颜钧集》的同时，完成首部《颜山农年表》，撰成长篇论文《平民儒者颜钧的大中哲学》，还在日本“传统与东亚现代化”国际学术会议上发表有关颜氏其人其学的学术演讲，从而在海内外学术界引起广泛而又深刻的影响。及至临终之际，他还对我说：“我不畏死，但‘儒学史’尚未做完。我还有许多工作要做啊！”从这里，不难感受到黄先生对学术事业的执着。如此等等，实在难以用语言、文字表达。先生弃世，我心悲怆！数年来，我在完成了专著《中国理想社会探求史略》上、下卷（延边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并发表多篇学术论文的同时，承续先生未竟之业，勉力做着《中国儒学发展史》等。我想，尚生存于斯世的我辈，唯孜孜以求，不懈努力，方能不辜负先生生前的期勉。 2004年6月16日，为纪念先师黄宣民先生诞辰七十周年而作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