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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上主席台：学术会议不请官员捧场。 不给别人写序：“人之患在好为人序”，“挟名人以自重”。 不多招研究生：“多必滥！” 不作空头主编：当主编就得事必躬亲，全力以赴。 不慕名逐利：“务虚名而受实祸”，“蜗角名蝇头利”。 年逾80岁的中国社会科学院荣誉学部委员ersonName w:st="on" ProductID="蔡美彪">蔡美彪ersonName>先生，十几年前就曾获得过中国社会科学院优秀党员、中央国家机关优秀党员称号，今年再次荣获中国社会科学院优秀党员的称号，对于了解他的人，并不感到惊奇。他的“五不境界”，尤其值得我们学习。 不上主席台 蔡先生曾到外地参加一个国际学术会议，会议研讨的主题是有关蒙古史同题。由于他是国际蒙古史学会执行委员，又是中国蒙卉史学会理事长、中国元史研究会会长，德高望重，因此名正言顺地被推举为大会组委会主任。有蔡先生出面，国内外著名专家学者与会者颇多。会议开得很顺利，但闭幕式时却发生了一件事情，使与会学者对蔡先生有了更多的了解与尊敬。 大会闭幕式开始后，主席台上坐满了会议所在地的政府官员，桌签显示留给学者的仅有两个席位：一位是ersonName w:st="on" ProductID="蔡">蔡ersonName>先生，另一位是南开大学著名教授杨志玖。ersonName w:st="on" ProductID="杨">杨ersonName>先生是ersonName w:st="on" ProductID="蔡">蔡ersonName>先生南开求学时的恩师，但这次排序被排在ersonName w:st="on" ProductID="蔡">蔡ersonName>先生后面。而其他国内外与会学者，均无在主席台上落座的资格。闭幕式主持人一再请蔡先生上台就座，蔡先生执意不上。直到闭幕式结束，给学者留的两个座位也一直空置在那儿。学术会议的闭幕式在主席台上却无学者身影，我生平还是第一次遇到。蔡先生不上主席台的举动，台下的学者暗暗喝彩。蔡先生抵制不良风气、维护学术尊严之举，赢得了与会中外学者的尊敬。蔡先生不止一次说过：学术会议不请官员捧场。他担任理事长和会长的学术团体中国蒙古史学会、中国元史研究会，其会员及理事一律是研究蒙元史的学者。 不给别人写序 时下，常见当红学术名流为他人新作写序。更有甚者，为他人作序成癖，并结集出版。据说，不少序言为书作者自己所写，不过是借用名流之名添彩增色。蔡先生大名在学术界如雷贯耳，是为《中国大百科全书·中国历史卷》撰著的历史学家。l992年3月《中国大百科全书》第一版面世，距今不足20年，但榜上有名的中国史学家在世的已寥寥无几，蔡先生完全可以凭借其身份地位，在为他人作序上捞取名利。然而，我们几乎见不到蔡先生的墨宝。不少熟悉的学人，请蔡先生作序而被拒绝。甚至连他的博士生出版的博士论文，亦未索得只言片语。他不止一次说过：“人之患在好为人序”，“挟名人以自重”，以此为对社会上不知自重者的蔑视。 但有一次，他破了遵守多年的戒律，即为内蒙古大学时年70岁的周清澍教授所著《元蒙史札》作序。在这篇序言中，蔡先生在开篇第一句话就说：“明儒顾炎武有言：人之患在好为人序。”随后，蔡先生道出了他为何不给人写序言以及唯一一次破例的原因。他说：“要为别人的著作序言，就必须对著作的趋旨有深切的了解，对著作中研究的问题也做过相当的研究。否则只说些浮泛的空谈，言不及义，便不免令方家见笑，读者生厌。”之所以破一回例，他说：“老友周清澍兄把他的蒙元史论文结集出版，要我在卷首写几句话。这回破了我的例。这并不是因为我对文集的内容有多少研究，而是由于与著者结识四十年，相交无间。他的处世治学，每令我心服，说几句我的亲身感受，或许有助于读者了解著者。”(《元蒙史札·序言》，内蒙古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周教授是国内著名蒙元史专家，20世纪50年代初期，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毕业并留校任教，后为支援边疆民族地区文化教育发展，他调至内蒙古大学任教。70年代中期，周教授曾被借调近代史所《中国通史》编写组，参加蔡先生主持的《中国通史》的编写工作。 蔡、周二位先生既是北大校友，又合作编写过几部著作。基于这一原因，蔡先生才破例写了这篇序言。通过蔡先生这篇序言我们看到，蔡先生在与周教授多年相交中，不仅对其治学方法和特点了如指掌，而且在写序言时，对周教授论文集收录的成果，“其中绝大部分我此前就曾拜读，也有一些是这次才看到。”说明他在通读了论文集之后，才执笔写就此序言。序言概括著者在蒙元史研究的由博返约、求真求实、赋有新义等特征，也是恰如其分。这一序作，堪称序言领域的经典之作，足以令好序者汗颜。 不多招研究生 蔡先生是中国社会科学院首批可以招收博士研究生的博士生导峨，但是至今一共仅招收了4名研究生。蔡先生有句名言：“多必滥!”目前研究生数量过多过滥、质量下降，为学界所诟病，这足见蔡先生有先见之明。蔡先生所带的4个博士研究生，均已成为栋梁之才。大弟子刘小萌目前已是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所学术委员。刘小萌考入蔡先生门下之后，蔡先生不仅传授史学知识及治学方法，并亲授音韵学，为其今后的学术发展开拓了广阔的视野。刘小萌最初自选的博士论文题目为有关清代八旗的研究，因为其硕士论文作的也是满族八旗方面的研究，这样可以驾轻就熟。但是，蔡先生高屋建瓴帮他选定了《满族从部落到国家的形成》。由于这是清史学界一直未被开垦的处女地，解决了早期满族演变问题，等于起到执清史牛耳之功效。论文完成后，受到清史学界广泛赞誉，已先后三次出版，从而奠定了刘小萌在清史学术领域的地位。另一位学生田澍，是从甘肃考到蔡先生门下攻读博士学位的研究生。田澍毕业后，本打算留在北京发展，但是蔡先生极力规劝其回母校两北师范大学就业，理由有二：一是田澍为西北师范大学委培生，回校复命符合道义；二是田澍的专业为明史。在两北更有利于自身的学术发展。于是，田澍遵从师命，欣然返校任职。后来果不其然，田澍在两北师范大学如鱼得水，学业精进，事业有成。目前，田澍业已成为西北师范大学文史学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及甘肃省跨世纪学科带头人，并当选为中国明史学会副会长，还曾多次获得教育部和甘肃省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另两位元史专业博士生毕业后，进入国家行政单位，目前已成为局级领导干部，业余时间还不断有元史论著发表。蔡先生少而精远胜于多而杂的带学生原则，值得提倡。 不作空头主编 目前，学术界存在着某些不劳而获担任挂名主编的所谓专家。蔡先生从不当挂名的、空头主编。蔡先生说过，当主编就得从头到尾、一字一句地编写。他以此为理由拒绝了不少请他当主编的上门者。据我所知，蔡先生名列主编的只有三部著作：《中国地震历史资料汇编》、《中国历史大辞典·辽夏金元史卷》和《范文澜全集》。编地震历史资料时，蔡先生的办公室就搬到鼓楼两大街的编纂委员会，每天与编者们共同辛勤工作。直到七卷资料书出版后，蔡先生才回到近代史所的办公室。编《中国历史大辞典，辽夏金元史卷》时，从拟条目到写稿、审稿及定稿等，每一个环节，他均参与其间。主编《范文澜全集》，蔡先生更是事必躬亲，与出版社联系签约、与家属商谈版权翠宜、拟定编辑体例二组织编辑队伍、找寻散见各处的文稿、审定书稿等工作，无一不全力以赴。经蔡先生主编的上述三部著作，以其高质量、高水准至今仍被学术界称誉。 不慕名逐利 常听蔡先生说：“务虚名而受实祸”，“蜗角名蝇头利”。蔡先生多次拒绝新闻媒体采访，理由是不想当“演员”，尤其是不能容忍采访者曲解原意或任意拔高。他在国内外学术机构和团体兼职很多，但他的名片上始终只有“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研究员”几个字，生活简朴，对钱看得很淡，每天中午都在单位食堂吃一份4元钱的份饭。据他所说，一个月的生活费300元就够了。他极少主动申请课题经费和参与评奖。他几乎用毕生精力为之奋斗的十二卷本《中国通史》，总共仅申请了两万元科研经费。教育部曾将《中国通史》作为大学教材，拟给他一笔钱，却被他坚拒。当《中国通史》获得国家图书奖一万元奖金时，他将奖金平分给所有作者和参与者。他将国外学术界朋友为他80寿辰寄赠的5000元钱转参加学术会议的路费。主编《范文澜全集》，出版社每于字给编者30元，他将其中的27元作为版权费送给了范老家属。他一次住院手术自费花了十几万元，却将社科院补助的两万元钱退回院里，请求转给更需要的人。这样的事例还有很多。他的一些做法，看似不合时宜，却折射出高尚的风范。 尽管蔡美彪先生年事已高，但似乎仍不知老之已至，每天清晨风雨无阻地行走在办公的路上，继续一如既往地著书立说。荀子说：“不积跬步无以至千里”，蔡先生就是这样一步一步地走向学术事业的巅峰。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韩志远／撰稿)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