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闻唐德刚先生逝世，一位对于百年中国史具有同情理解、温情敬意的一代良史离开我们，这让刚刚启蒙的晚辈，叹惋不已。 曾几何时，笔者不才，习中共党史，胡绳的《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一纸风行，很自然就接受了胡绳所灌输的史观。曾国藩、李鸿章、洪秀全都已经定型，在我的大脑中，甚至已经到了不能容忍胡绳以外第二个曾国藩、李鸿章、洪秀全的形象。 百年中国史，实乃三千年历史之大变局，唐德刚先生认为，中国历史存在三种社会生态：封建、帝制、民治。从封建到帝制，大概有二三百年的过渡期，晚清开启了从帝制到民治的社会转型，这次转型依然有两百年左右的过渡期，中间经过晚清太平天国、自强运动、戊戌变法、辛亥革命、北洋政府、国民政府、抗日战争、国共决战、中华人民共和国，可说是千回百转、九曲回肠、一波三折，但唐先生具有历史的大视野：“这第二次大转型是被迫的，也是死人如麻，极其痛苦的。这次惊涛骇浪的大转型，笔者试名之曰‘历史三峡’。我们要通过这个可怕的三峡，大致也要历时两百年，自1840年开始，我们能在2040年通过三峡，享受点风平浪静的清福，就算是很幸运的了。如果历史出了偏差，政治军事走火入魔，则这条‘历史三峡’还会无限期地延长下去，那我民族的苦日子就过不尽了。不过不论时间长短，历史三峡终必有通过的一日，这是个历史的必然。到那时‘晴川历历汉阳树，芳草萋萋鹦鹉洲’，我们在喝彩声中，就可扬帆直下，随大江东去，进入海阔天空的太平之洋了。” 时贤对于社会改革的眷眷之意，殷殷之情，每每感动着我，自己有时候，不免产生急躁情绪，甚而偶尔流露悲观情绪。鄙意也许要在唐德刚先生所说的2040年，还要往后推五十年。其实，北京大学朱孝远先生论述资本主义何以在西欧率先产生的时候，就曾经阐释过这个问题，现代社会的产生具有很长时间的过渡期。 唐德刚先生何以对中国历史的走向具有宏大的视野和理性的清明？ 唐先生的简历，很能说明问题：唐德刚1920年生于安徽省合肥县西乡山南馆唐家圩，德刚幼时在私塾念书，旧学邃密，十多岁即已圈点过一遍《资治通鉴》。1939年秋考入重庆国立中央大学，此一时期的中大历史系有“沙坪坝的黄金时代”之说，柳诒徵、朱希祖、缪凤林、郭廷以、向达、沈刚伯、贺昌群、白寿彝、韩儒林诸位先生设坛执教，1943年毕业后，1944年在安徽学院史地系讲授《西洋通史》。1948年，赴美留学，获哥伦比亚大学博士，留校任教，曾讲授《汉学概论》、《中国史》、《亚洲史》、《西洋文化史》等课程，并兼任哥伦比亚大学中文图书馆馆长7年。1972年受聘为纽约市立大学教授，后兼任系主任12年。 百年中国学术史上，唐德刚属于第四代学人，这一代学人，正好赶上世事的巨变。 唐德刚先生接受《三联生活周刊》记者采访时说：口述历史，并不是我要搞，by accident（偶然地）！我在哥伦比亚大学历史系读书时是40年代，我们当年读的是国民党的中央大学，最难考的！我们是拿了政府的官费出来留学的，结果念出来后才发现改朝换代了。我当时是学历史的、传统历史学，同马克思主义史学相差太远了，我们要改学马克思，不是一年可以改的。所以我在哥伦比亚大学改学了一年多的建筑。既不能回去，我就想学建筑改行。我学了一年多的建筑，但我学历史是因为兴趣，後来学校招呼我回来，让我替教授做历史系助教，我把原来扔的书又找回来了。 第四代学问人，在百年中国是最不容易的，他们没有第一代罗振玉、王国维、梁启超、章太炎的痛快淋漓，没有第二代学人胡适、陈寅恪、金岳霖、冯友兰的大气磅礴，没有第三代学人金克木、季羡林、钱钟书、费孝通的意气风发，甚至比起第五代学人，在学术的质地上，都有不小的差距。 不幸中的万幸，唐德刚先生旧学邃密，新学深沉，比较文化的宽广视野，陶冶了一代史家。唐先生不仅具有深厚的学术素养，同时，由于岳丈是国民党大老吴开先，对于民国史事，自然别具一种感慨和心情，再加上长期的口述史学的历练，所以，《晚清七十年》、《袁氏当国》自然另具只眼，别开生面。 夏志清先生赞许唐德刚的文笔，称誉为“唐氏文体”，就连恃才傲物的李敖，也回答龚鹏程的采访时说：唐德刚有的文章比我写得好。可见，唐德刚先生的才情。唐先生能够成为历史说书人，岂偶然哉？ 素养、才情、眼光、见识，历史性的清明，人文的关怀，集聚在唐德刚先生一身，想不出活都难。在我看来，唐先生秉承司马迁史学传统，历史活在唐德刚先生心中。这样，老先生的论述，才能够不仅出活，而且好玩。有理、有趣、有情、有思，纵横捭阖，嬉笑怒骂，这是一种境界，可不是时俗所说“通俗史学”。 大陆史学界，张鸣先生的文笔，具有唐德刚先生神韵，当然，张鸣先生自己说法，接触唐德刚先生之前，就已经是这种路数，张鸣真有点无师自通，鄙人就喜欢这种神聊的“野狐禅”。 张鸣先生进一步说，黄仁宇比较在乎自己在美国史学界非主流的地位，唐德刚先生比较通达，不大在乎。其实，文化传播实在是有意思的事体，美国史学界不大进入主流的文章，对于大陆学术界的贡献，影响既深且远。内中的原因，其实再简单不过：《万历十五年》、《晚清七十年》，不仅在史观上颠覆了流行多年的史学教条，而且，写法上如此不拘一格，妙趣横生。黄仁宇、唐德刚去国多年，身上流淌的中华文化血脉，自然并不甘心与美国史学家一较短长，华人历史学者进入美国主流学术界，必须改变他的中国心，而这，又是万分艰难的。 在美国生活了那么长时间，影响却不大；去国多年，却影响深远，洛阳纸贵。造化就是如此弄人。 黄仁宇、唐德刚“出口转内销”，为大陆学术界打开了一扇窗口，无数大陆学者看到了奇异而美丽的天空，实在具有文化启蒙的巨大意义。如若不然，不知道还有多少学者坐井观天，夜郎自大。 一般认为，唐德刚作品中，最受推崇的是口述史著作，唐先生具有开创性的贡献。《胡适口述自传》、《李宗仁回忆录》享誉史林。这里禁不住说一些“坏话”：口述史自然具有不可替代的价值，但是，也没有必要捧到天上。口述史对于整理者的要求极高，没有唐德刚先生的天时、地利、人和，恐怕不要说没有那么大的价值，就是基本的历史都有可能被口述作者所篡改，谈何容易！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