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屈指算来，张元济先生离开我们已经整整50年了。 记得10多年前，我曾经向陈原先生请教：“研究现代出版，有什么路径可循？”陈先生说：“抓住两条主线，一个是人，一个是书，思路就会变得清晰。”我知道，陈先生的著作《人和书》、《书和人和我》就是这方面的学术典范。他接着强调：“说到人，我们不能只知道王云五，不知道张元济。” 多年来，我一直铭记陈原先生的话，认真地阅读张元济先生的有关文字。日积月累，张先生的形象在我的头脑中逐渐清晰起来。可是，一旦提起笔，我的思绪却被一个基本问题拦住了，那就是：“张元济先生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为了弄清这一点，我下力量研究一番，期望先迈过这一步，再展开对张先生的深入探讨。结果发现，当我完成“这一步”之后，张元济先生已经活生生地站在我们面前，再做什么“深入研究”，似乎都是多余的。那么，我们就说一说“这一步”吧！ 他是一位跨时代的人。张先生的“跨时代”颇为传奇，不同凡响。他是光绪二十六年（1892年）的进士，选翰林院庶吉士，曾任六品朝官。他的科举朋友中有文廷式、黄绍箕、沈增植、徐世昌、汪康年、梁启超、蔡元培、陈叔通等名流。他曾经参与戊戌变法，与康有为先后得到光绪皇帝的召见。后来，他成为唯一一个见过光绪、孙中山、袁世凯、蒋介石、毛泽东“中国5位第一号人物”的人。尤其是他主持的商务印书馆，更是聚合了一大批“跨时代的才俊”，有陈云、郭沫若、黄炎培、陈叔通、沈雁冰、马叙伦、周建人、胡愈之、郑振铎、叶圣陶、严济慈、陈望道等；周恩来曾对他说，商务培养过三位总理级的人物，郑孝胥、王云五和陈云。 他是一位“喜新厌旧”的人。他说，自己平生宗旨“以喜新厌旧为事”。他说的是对新生事物的追求，尤其是对于引入西学的热情。他大约30岁开始研习英文，在他50岁的时候，沈雁冰先生亲眼见到，张元济先生能用非常流利的英语与人对话。张先生说，光绪皇帝召见他时，曾经对他说：“外交事关重要，翻译必须讲求”。戊戌变法失败后，1898年他在李鸿章推荐下，来到上海交通大学的前身南洋公学，任译书院院长。他率先组织翻译出版了严复译亚当•斯密《原富》，还有巴尔扎克《英国文明史》、松平康国《美国宪法史》、下山宽一《万国政治历史》，以及《万国通商史》、《政群源流考》、《格致读本》、《日本近政史》、《欧洲全史》、《欧洲商业史》、《社会统计学》、《英国会典考》等。此时的商务印书馆，还只是一个由几位印刷工人集资合办的小型手工印刷工场。 1902年，张元济先生进入商务印书馆，第二年接替蔡元培先生任编译所所长，从此展开他介绍西方学术的伟业。其中最有名的是出版严复与林纾二位先生的译著。康有为有言道：“译才并世称严林”，张先生重点推出严复先生8部著作，有亚当•斯密《原富》、赫胥黎《天演论》、斯宾塞《群学肆言》（即《社会学研究》）、穆勒《论自由》和《逻辑学系》、甄克思《社会学史》、孟德斯鸠《论法》、杰方斯《形式逻辑》。当时这些书非常畅销，1921年《天演论》印到20次，1919年《群学肆言》印到10次。还有林纾先生，他从1897年翻译《茶花女》起步，到1921年搁笔，一生翻译184种欧美10多个国家的小说（其中有8种非小说）。张先生在任期间，推出“林译小说”145种，几乎包揽了林纾先生译著的全部版权。张先生建立的“译书”传统，后来一直在商务印书馆延续。 他是一位“敢为天下者先”的人。在出版领域，张元济先生创造了许多“天下第一”。1904年，开始推出我国第一部小学教科书《最新初小国文教科书》；同年，编写《最新修身教科书》及教法；1915年，他主持出版了我国第一部新型词书《辞源》，也是我国现代第一部规模最大的语文词书；1920年，应“五四”之时而动，编辑出版白话文《新体国语教科书》。还有，《东方杂志》、《小说月报》、《妇女杂志》等19种杂志，《中国人名大辞典》、《中国古今地名大辞典》、《中国医学大辞典》等一大批工具书，建立图书馆（涵芬楼、东方图书馆）、电影厂、玩具厂、若干学校等。还拍了中国第一部电影—梅兰芳主演《天女散花》。 关于教科书，张先生的工作开辟了中国新式学校用书的新纪元。据顾廷龙先生回忆，当时编辑初等和高等小学各科课本包括《格致》、《算术》、《修身》、《笔算》、《珠算》、《历史》、《地理》，还有中学、大学、师范、职业学校、补习学校等教科书，“不下千数百种”，占到当时商务印书馆出书总数量的三分之一。取得了极好的经济效益，更是实践了他“以扶助教育为己任”的平生志愿。 他是一位自称版本学“天下第一”的人。此语见于王云五先生1979年7月25日为《涉园序跋集录》所写的“跋”，其中回忆道：“菊老平素撝谦逾恒，一日笑语余曰：‘余平素对版本学不愿以第二人自居，……’即此一语，可知其对版本学自信之造诣。”说明一下，写此文字时，王先生92岁。20天之后（8月14日），王先生病逝于台北。恰好同一天，也是张元济先生逝世20周年的忌日。 张先生说这样的话，始于他60岁退休以后编印古籍的工作。其4大工程包括《四部丛刊》、《续古逸丛书》、《百衲本二十四史》和《丛书集成》。后人对此项工作评价极高，说它们可与《永乐大典》、《古今图书集成》和《四库全书》媲美。说张先生是以私家身份，而明、清那些都是皇家敕修。王绍曾先生说：张是“继乾嘉校勘大师王、钱之后，在史学上贡献最大的一个人。”顾廷龙先生说：张先生在古籍版本、校勘学上的成就，即使清代何焯、卢文弨、黄丕烈和顾广圻等校勘学名家，亦有所不及。说得最厉害的是周汝昌先生，他写道：“可见无拘秦、梁，不限明、清，凡所厚积，皆帝王之意旨，举国之材力，始能成彼鸿业。自兹而后，继者罕闻。而于是乃有菊生先生，乃有商务印书馆，乃有《四部丛刊》……而如斯盛业钜任，已非复出于帝王之意，国家之力，唯有一私家、一个人之张氏于举世不为之际，倡导经营，艰辛奋勉，而成就之者也！” 他是一位高尚的人。因为张先生主持的商务印书馆主张“多出高尚的书，略牺牲商业主义”。1902年曾有人将著书的人分为四等，第一等是专为传播学问的人；第二等是欲以学问出名的人；第三等是欲以学问获利的人；第四等是首先为了赚钱，而后才考虑学问的人。张先生在日记中写道，应该将第四等人从书业商会开除出去。他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有一段时间，鸳鸯蝴蝶派占领《小说月报》，宣扬“趣味第一”，引起读者不满；张先生当机立断，由沈雁冰代替王西神主编《小说月报》。在大量引进西方学术名著的时候，张先生确定的原则是“不必赚钱，但求不亏本”。在与蔡元培先生合作出版《北京大学月刊》的时候，合同规定，印数不足2000册，亏损由商务承担；如赢利，则按照北大6、商务4分成。对于这个案例，后来商务的老总陈原先生叹道：“这也是中国近代出版史上罕见的‘买卖’，张元济精于经营，却如此‘迁就’北大，可见此老对‘开发民智’事业所持的积极支持态度。” 其实资助学术、广揽人才，是张元济先生一贯的作风。张先生以月薪500元聘请英文专家邝富灼博士到商务工作，这个标准比张先生编译所所长的职薪还高出150元。张先生拟以月薪600元聘请陈独秀先生，陈不肯入馆，只取300元做名誉编辑，张先生答应了他的要求，只要他每年为商务写一本小册子即可。张先生拟以月薪300元聘请胡适先生做编译所所长，胡不肯，他说：“我是三十岁的人，不应该放弃自己的事，去办那完全为人的事。”却推荐了王云五先生。张先生为严复译著支付高达40﹪的版税，为林纾译小说支付高出一般作品三倍的稿费，还资助过困境中的郭沫若先生。张先生支持梁启超先生邀请西方学者来华讲学的建议，后来确定每年拨款5000元作为招待费，人所共知的英国罗素来华讲学，就是用这笔款项实现的。写到这里，我想起张先生的另一段故事。在张先生退休后，全力辑印古籍，王云五等人希望每年付给张先生4000元酬资，张先生却分文不取，自称“以此报殉商务之故人”。让人感动的是，张先生生活并不富裕，他的《年表》上写着：“77岁，开始鬻字”。 最后，我还想说，张先生又是一位充满矛盾的人。其一是在表面上对于政治的回避，或曰强调政治与文化的界分。比如，他在商务接待了孙中山先生，却未能出版《孙文学说》。其实在骨子里，他当年作为戊戌维新的核心人物，怎么会脱离政治呢？你看他网罗的那些时代精英人物，就会知道“人以群分，物以类聚”的道理。他支持梁启超先生出版“共学社丛书”，介绍了考茨基《马克思经济学说》；他还出版了瞿秋白《新俄国游记》（即《俄乡记程》）；当年胡适先生为商务开列了一个“常识小丛书”书目，张先生在审阅时，竟然将其中的《袁世凯》划去，添上《布尔斯维克》或曰《过激主义》一册。 其二是“名不入公门”的人生信条，这也是青年时代戊戌变法惨痛经历，影响了张先生后来的人生轨迹。据说在他91岁的时候，有一次顾廷龙、蔡尚思和方行去拜见卧病中的张元济先生，请他鉴定谭嗣同先生的一份手稿。张先生一面鉴定，一面用手在颈间比划，表示谭氏是被戮就义，忽然又气急难言，老泪纵横。可见那一段经历，让他如此刻骨铭心，终生难忘。但是，这一段时代的变迁，却造就了一位根植于民间的出版大师，于国于民于中华文明，实在是一件天大的幸事。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