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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谢唐致卿先生惠寄！） 我久闻王阁森先生的盛名，认识先生却是在1981年“山东省纪念辛亥革命70周年学术讨论会”上，当时王先生任会议执行主席，我被推荐在大会上宣读论文。他威严的神态，温文尔雅的学者风度，抑扬清越的谈话，都显示出他的卓越的学识，岿然一位儒师。其后，由于山东历史学会设在山东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我们每年要筹办学会活动，为了开会和评奖，又同先生有过一些接触。我敬他、爱他，因为他是一位令人可亲的长者，是一位学识渊博的学者。当时只知先生主持曲阜师范学院历史系，其余了解不多。 1987年在山东历史学会年会上，与先生同桌进餐。先生突然我今后有什么打算，我说：为了改善家属的工作环境和照顾年老的父母，准备返回烟台。烟台大学要我，只可惜该校没有历史系，我想再等三年，写出一部书再说。先生告诉我：青岛大学委托他组建历史系，他正在搜罗人才，欢迎我到青岛大学历史系共同干一番事业，他还告诉我说近代史专家胡滨先生也要调青岛大学历史系。王、胡二位先生是我素所敬仰的前辈学者，我觉得能有两位教授在身边随时请教，就是放下科研工作从事教学也是值得的。于是，我便不顾好友的劝告与挽留，毅然凋至青岛大学。 在组建历史系的过程中，无生爱才惜才、求贤若渴，给了我很深刻的印象。我记得他曾很兴奋地对我说，他选中了两位硕士生，都是研究中国史的，可以与我讲授的部分连接起来。言谈中，仿佛父亲马上要见到久别的儿女似的喜不白胜。还有一次，他告诉我庞卓恒先生介绍来一位搞史学理论的硕士生，此人发表了几十篇论文和两本专著，他说这样的人是可以破格提副教授的。接着他问我：“你怕不怕他挤了你?”我说：“我不会妒忌什么人，如果将来历史系只给一个高职名额，我愿意让他先上”。事后先生告诉我，那位硕士生已被别的系争去了。说话时，婉惜之情，溢于言表。我感受到先生对青年发自至诚的一片爱心。 先生对青年如此挚爱，以至放下自己积累多年而准备作为传世之作的《古罗马共和国史》和《古罗马制度史》两部书的写作，带领学生编写科普读物。正是这些编著，成为一些学生登上学术殿堂的台阶，而先生充当人梯和铺路石子，甘之如饴。到先生重病不起，还念念不忘他未能写完的两部书，并引为终生遗憾时，我们才懂得先生为青年后学付出的代价有多么沉重。先生是一位勤奋、诚实的历史学家，为学术奋斗，至死不辍，确如顾炎武所说，是“君子之学，死而后已”。 清代儒学大师戴震说;“学有三难，淹博难，识断难，精审难”。先生兼此三长，学风谨严，刻意求新。先生青年时代师事著名史学家林志纯(日知)先生，攻读世界上古史硕士学位。 1955年毕业后，分配到山东曲阜师范学院任教,翌年任讲师。“文革”中先生深受迫害，倍受凌辱，但先生坚志守节，敬业爱国，弥著坚贞。1978年先生升任副教授，并任曲阜师范学院历史系主任和校学术委员会副主任；1980年升任教授，先后指导五届世界史硕士研究生。先极参与史学界的学术活动和组织工作。曾任中国世界史研究会第三届副理事长，山东历史学会二、三届副理事长，青岛史学教学研究会理事长。 先生在高校执教36年，曾讲授《世界上古史》、《世界中古史》、《古希腊罗马史》、《原始社会史》、《经典著作研读》等课。把讲课和谈话变成艺术，在我见过的学者中，只有童书业师和王阁先生二人可以互相媲美。先生曾发表论著多部，主要有《世界史-古代史》、《<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讲稿》《中国大百科全书》之欧洲史卷、经济学卷主要条目；译著有《古代罗马》、《加图农业志》、《古代城邦问题译文集》等；论文有《论恺撒》》等四十余篇。其鸿文巨著，规摹宏远，道前人所不能道。每有论著，则抉奥勾玄，包罗通贯，然后精心结撰，于中可见无生筚路蓝缕开创之功，所著已风行海内，自成一家之言。 先生一生从事历史教学和研究上作，十分重视史学的作用。 他认为历史是民族精神的支柱，是子孙万代鉴往知来的指南。当我们提出《齐国史》的课题后，先生很支持，并出任主编。在《齐国史》的开题会上，先生对全书的体例统筹规划，厘订规章，事无巨细，都作了精心安排。他主张“探源”，要求尽量搜索利用大量原始材料，同时要作者注重应用“综合法”，体现先秦史的世界性，通过国别史之间的比较，来概括历史的统一性与多样性，采用“典型剖析法”以突出重点，适当引用“计量法”、“系统法”等自然科学方法，先生还特别提出了据实直书、多闻阙疑的编写原则。先生高瞻远瞩，史识腾卓高跻，使我们这些专门研究中国史而对齐国史懵无所知的人茅塞顿开。 《齐国史》第一稿写出后，先生象批改小学生作文一样，为青年作者批改文稿，并针对文稿中的问题提出一些史著编写原则和方法。我当时想赶决写出自己承担的部分，好腾出手写自己的书，不愿多过问《齐国史》的事。先生前后五次找谈话，要我充任《齐国史》的主编，我都以“齐国史需要权威，我没有权威，不能胜此重任”为由，婉拒不就。 不幸，先生干1990年4月身体出现险象，但他全然不顾，从医院检查完身体回家，仍忙着写他的《古罗马制度史》，还四处求人借阅资料。7月,先生被确诊为肝癌，这对我们写作组简直是五雷轰顶，我们从感情上不能接受这个结论。我为了安慰先生，也平生第一次撒谎作弊，在给先生看的诊断结论书上，将“癌肿瘤”改写为“血管瘤”。我们总希望出现奇迹。 9月下旬，我陪同李维周教授到医院看望先生，并向先生汇报山东省规划办公室检查《齐国史》结题的事。先生忍痛坐起，对我说：“《齐国史》很重要.大家一定要写好，要使它能成为传之久远的一部好书。我原想看完全部书稿后写一篇《导论》，对国别史的研究的理论问题提出一些意见。现在还不行，你全权负责通稿定稿，先如期结题，待我病好转后，再写出《导论》”。先生说这些话时，双目含着泪花，声音颤抖。事后先生又专门给课题组全体同志写了一封信，指定我为通稿定稿人。他从医院回家治疗后，又在病床上召集全体作者开会，要求大家支持我的工作。 同年10月底，我把杨向奎先生为《齐国史》写的《序言》拿给王先生看，他躺在床上，要我念给他听。我读完《序言》后，他显得很高兴。我想解释为什么要请杨先生写序言，他说“这是不言而喻的，杨先生是造诣极深的前辈学者，就是同辈，我们也无法与杨先生比。杨先生的序言，提出了很重要的理论问题，给我们的书增色不少。我原想杨先生能给我们写几百字，没想到写了二千多字，就是我在曲师,也不敢请杨先生写《序》”。 12月10日，我去看先生，告诉他全部书稿已初步定稿，他对此表示满意，接着他对我说：“我要推荐一个人，请您记下我的口授意见”。他字斟句酌地说；“《齐国史》己初步告成，感谢大家的努力和领导的支持。我所做工作很少，挂我之名，实感惭愧。如大家坚持，则十分感激大家的信任。我郑重提议：将唐致卿列为主编之一。因为这样做，名副其实。馀不赘言，望予支持，并报校科研处和省规划办”。我没有思想准备，连忙说我只要帮先生通稿定稿，不宜当主编。先生说；“不要说了，你不当主编我会不安，你别惹我着急!”接着先生让夫人周广勤拿笔给他，颤颤巍巍地签上他的名字，以示郑重。我也只好答应下来。离开先生家，想到先生先前那么健壮的人，如今竟瘫痪了，写过上百万字论著的人，如今竟无力写一篇简短的文字，我痛感我们要失去先生了。我这个不论碰到什么事从不掉泪，甚至在机场一片哭声中见到40年生离死别从海外归来的父亲，也能挺得住的人，再也抑制不住自己的感情，一离开王宅，便在校园里失声痛哭起来。 先生临终前一个月，又口授了《齐国史导论提要》，让他的小儿子京生送给我。先生高蹈太虚，学贯中西,而我没有先生那么渊博的知识，没有先生深厚的理论素养，没有先生深邃的思想和论辨能力，他所列的六条提纲,我只写了四条，这是我深以为憾的。我将以此为训，作为自己终生兢兢业业穷究诣极的鞭策。 先生不幸于他60岁生日那天溘然长逝。向遗体告别那天，校内外认识与不认识先生的人，都前来吊唁，好多人都泣不成声。先生逝世，留下了许多书籍、许多著作，也留下了三千多元的债务，清贫成了先生的遗产。先生一生严于律己、宽以待人，一身正气，铮铮铁骨，是先进的中国知识分子的杰出代表。 先生终于倒下了，在新时期十年探索、徘徊的一个终结点上。定完全部书稿，不禁掷笔仰天，喟然长叹。几十年来，漫漫行程，一个又一个站在中国学术界前沿的才华横溢的师友，怀抱理想，欲以所学报国，却在雷霆风雨明枪暗箭中倍受磨难，壮志未酬，抱终天之恨倒在期待的路上。一次次哀乐盘桓，萦绕在我的脑际，使我难以喘息。然而，倒下的巨人不是倒塌的宫殿，哲人的学说和思想仍活在生者的心中，他们以其生命与学问给学术界树立起一座丰碑，教人忠于祖国，忠于理想，忠于事业,给人执着追求真理、真境与真义的信念，这是他们在悄然无息中留给我们的财富。 学术界在痛失泰斗之后，依然在艰难中奋力开拓前进，向往明天。在先贤身后，不应再有求全责备之辞和庸俗纠缠，他和他的同志给我们中国学术界留下的是一片至诚之心，一个真实的明净天地。十年艰辛，尽管如有人所言，中国学术界没有得到什么“实惠”，哀乐连绵，巨星接踵殒落，蒙受了无可挽回的损失；然而逝者来者，有慰于怀而可笑对未来的是，尽管前途坎坷，魔障犹在，但中国命运之光、希望之光，如初升的太阳，磅礴于天海之间，这是谁也改变不了的。坚信未来，是我们不可剥夺的权力。 先生尚论古今，以哺后学，以道德作人伦师表，以治史树民族精神，忽归道山，悲怆曷胜,哲人其萎，士林安仰！先生学理，先生所系，日月同辉，江河共缅。 后学 唐致卿 谨记 1991年10月28日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