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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昨天去了一趟图书馆，为的是借何炳棣先生的《读史阅世六十年》第二版（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但找寻了一番却没找到。为了不白跑一趟，我便借了严耕望先生的《治史三书》（世纪出版集团、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这本书汇集了严耕望先生的三本小书《治史经验谈》、《治史答问》和《钱宾四先生与我》。之前曾和张建锋轮换着翻阅唐德刚的《书缘与人缘》（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和罗尔纲的《师门五年记•胡适琐记》增补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6年版）这两本小书，但并未留下任何只言片语的札记式文字——对于积累和训练来说，这算是一个不小的缺憾吧？为了保持一种警醒与自觉，我希望每读毕一本有价值的书都尽可能地留下点文字，不拘形式，不论体系，不讲篇幅，只求记录阅读过程中的些许感触。 严耕望先生的《治史经验谈》论及九个论题，各成一篇。置于第一篇的是，“原则性的基本方法”。严耕望先生认为，“治史不能机械的拘守某一类固定的方法，但也不能不注意一些大原则大方向。”（页6）在此篇中，他列举了五条原则性的基本方法问题，四条一般原则性的方法问题。其中，他所列举的第一条原则性的基本方法便是：要“专精”，也要相当“博通”。实际上，“专”与“博”的问题，已经被讲烂了，但讨论的结果并不见得总是令人满意——人们往往在流于形式的对话中，忽视了对这种界分的终极意义的追求或关注。在某种意义上，“专”与“博”本身只能代表一种状态或取向，至于这种状态或取向最终能够在多大程度上释放其意义，还须通过其他东西来说明。 当提及“专精”与“博通”这两个概念时，严耕望先生尤着重“精”与“通”两字。“专不一定能精，能精则一定有相当的专；博不一定能通，能通就一定有相当的博。”“其实，为要专精，就必须有相当博通。各种学问都当如此，尤其治史。”（页6）此外，治史的博通可分从两方面谈。“第一，史学本身的博通。……第二，史学以外的博通，也可以说是旁通，主要的是指社会科学。”（页6-7）清楚了这一点，即可发现单纯地讨论“专”与“博”的问题是乏善可陈的，因为“专”必须达致“精”方能体现其意义，“博”也只有实现了“通”才能称得上真境界。由此可见，“专而不精”、“博而不通”都不是真正的治学之道。严耕望先生关于“专精”与“博通”的论述，不仅是治史的一条方法论，而且实际上也是其他领域的研究活动（如法学研究）可资借鉴的一条方法论。 治史的第二条原则性的基本方法是：断代研究，不要把时间限制得太短促。在此节的论述中，严耕望先生指出，“我们不得已研究一个时代，或说研究一个朝代，要对于上一个朝代有极深刻的认识，对于下一个朝代也要有相当的认识。”（页12）历史的演进具有联贯性、延续性，所以，这条方法的意义是显而易见的。 治史的第三条原则性的基本方法是：集中心力与时间作“面”的研究，不要作孤立“点”的研究；建立自己的研究重心，不要跟风抢进。严耕望先生指出，“我所谓作‘面’的研究，就是研究问题，目标要大些，范围要广些，也就是大题目，里面包括许多小的问题。如此研究，似慢实快，能产生大而且精的成绩。”（页15）在这一节的篇末，严耕望先生转移到了另一论点，“就是要划定自己研究范围，建立自己的研究重心，不要跟风好胜。”（页17）现在的硕博论文的选题，都讲求“小题大作”、“以小见大”，这种导向容易让人产生误解，即认为研究的范围也是讲求一个“小”字。这种理解显然是有失偏颇的，第三条原则性方法的前半部分已经阐明了“作‘面’的研究”的重要意义，因为不存在绝对意义上的孤立的“点”，再小的“点”也是面中的点。在这种意义上，选题可以着眼于“点”，但研究必须立基于“面”。 此外，至于“跟风抢进”，这显然是学术事业目标不够明确，心力不够笃定的缘故。这种浮躁的心态，应当极力避免，否则，收获的只能是事倍功半。 （二） 上述阅读札记讨论了严耕望先生总结出来的三条治史的原则性的基本方法：（1）要“专精”，也要相当“博通”；（2）断代研究，不要把时间限制得太短促；（3）集中心力与时间作“面”的研究，不要作孤立“点”的研究；建立自己的研究重心，不要跟风抢进。第二篇阅读札记，主要还是接着讨论“原则性的基本方法”，即第四条“要看书，不要只抱个题目去翻材料”和第五条“看人人所能看得到的书，说人人所未说过的话”，此外，还将简单提及四条一般原则性的方法问题。 严耕望先生在《治史经验谈》第一篇“原则性的基本方法”中，论及了治史的五条原则性的基本方法问题，第一篇阅读札记讨论了三条，现在接着讨论第四条和第五条。 治史的第四条原则性的基本方法是：要看书，不要只抱个题目去翻材料。我想，这条治史经验，适用于绝大多数的社会科学研究活动。这里的“要看书”实际上是在讲如何在专精的基础上实现博通。就此，严耕望先生指出，“当然除了研究专题之外要多看些非自己研究范围的各种史学论著……”（页17）但同时他也表明，“最好一方面多看这些书，更重要的是就基本材料书从头到尾的看，尤其在初入门阶段。”（页17-18）在这里，“所谓基本材料书，最主要的是指专题研究所属时代的正史，不管它写得好不好，它总是比较包罗万象，什么东西都有，这是正史体裁的好处。”（页18）之所以要读“基本材料书”，严耕望先生在第二篇“几条具体规律”中为此提供了一条理由，“何以引用史料要避免用后期改编过的呢？因为史料每经改编一次，价值就减低一次。”（页35） 讲到具体的方法，严耕望先生认为，“看某一正史时，固然不妨先有个研究题目放在心中，但第一次看某部正史时则要从头到尾、从第一个字看到最后一个字，一方面寻觅研究题目的材料，随时摘录，一方面广泛注意题目以外的各种问题。”（页18） 近段时间读到这条基本方法，对我而言是非常适时的。自从学位论文开题答辩之后，我就开始为写作论文初稿作准备，其中一种做法即围绕着论文选题研读参考文献，尽管这种做法目标明确，但也很容易将重要的素材遗漏，也不容易把握素材所处的具体语境——毕竟许多论断都须结合前后文的阐述才能准确把握。所以，论文写作应当戒除“只抱个题目去翻材料”的心态和做法。最好的尝试是，以论文选题为导向，先把基础理论过一遍，建立一种全盘观念，然后再在此基础上，就论文所涉的各个小的论题逐一加以研究。 治史的第五条原则性的基本方法是：看人人所能看得到的书，说人人所未说过的话。在某种意义上，史料的运用能力就是史学家的治史能力。由于新史料极其难得，而且运用新史料容易获得新的结论、新的成果，所以，很多人总希望能够掌握新史料，并将其据为己有。就此现象，严耕望先生指出，“其实不然，我的想法，新史料固然要尽量利用，但基本功夫仍然要放在研究旧的普通史料上。”（页21）对于大部分史学家来说，他们主要是在普通史料的基础上开展研究活动的，所以，那种总是希望借助于新史料来创造新成绩的想法不应成为史学研究的惯常心态。 这条方法的可贵之处在于后半部分，因为“看人人所能看得到的书”相对容易，而“说人人所未说过的话”就是一种真挑战了。就这后半句话，严耕望先生有一段非常精辟的论述，“真正高明的研究者，是要能从人人能看得到、人人已阅读过的旧的普通史料中研究出新的成果，这就不是人人所能做得到了。不过我所谓‘说人人所未说过的话’，决不是标新立异，务以新奇取胜，更非必欲推翻前人旧说，别立新说。最主要的是把前人未明白述说记载的重要历史事实用平实的方法表明出来，意在沉钩，非必标新立异！至于旧说不当，必须另提新的看法，尤当谨慎从事，因为破旧立新，极易流于偏激，可能愈新异，离开事实愈遥远。这是一个严谨的史学家要特别警戒的！”（页21-22）当下的知识生产，存在着严重的低级重复，围绕着现成的材料不断地炒冷饭，少有新结论或所谓的新结论毫无意义，难以实现知识增量。面对这种状况，严耕望先生的这条方法的精义便显现出来了。 此外，严耕望先生除了谈论五条“原则性的基本方法”，还在第一篇中简单地谈了几点一般原则性的方法问题：（1）慎作概括性的结论；（2）注意普通史事，即历史上一般现象，不要专注意特殊现象；（3）概括叙述性证据与例证性证据；（4）注意时间性与空间性。（页23-24）这几条方法在此不再详述，但并不是说它们的借鉴意义不大。 （感谢郑谷晨先生惠寄）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