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吕叔湘（1904—1998），江苏丹阳人。1926年，毕业于东南大学。1936年至1937年，留学英国牛津大学和伦敦大学。1938年后，曾在云南大学、中央大学等高校任教。新中国成立后，担任中国科学院语言所所长、哲学社会科学学部委员，中国语言学会会长，《中国语文》主编等职。 20世纪中国语言学的发展，是和吕叔湘分不开的。数十年间，吕叔湘用他宏富的著述和卓远的思想，深刻地影响了汉语语言学研究和中国语文教育事业的发展。同时，他严谨求实的学风、朴实自然的文风、克己奉公的作风，形成了独特的人格魅力。 语言学界的大家 早在20世纪40年代，吕叔湘的著作《中国文法要略》以及他关于近代汉语语法研究的一系列重要论文，就已经是具有里程碑意义的著述。新中国成立以后，吕叔湘长期担任语言学界重要领导职务，在中国语言学从传统走向现代的历程中，发挥了最为重要的引领作用， 50年代初期，汉语语法学界展开了一场关于汉语词类问题的大讨沦，吕叔湘发表的《关于汉语词类的一些原则性问题》一文；成为那场讨论中最重要的指导性文章，文中提出的“词类是根据词的语法特点来分的”、“词有定类，类有定词，跨类不能太多”、“结构关系宜于用来做主要的分类标准”等原则，成为此后数十年间汉语学界的共识。 60年代美国描写主义语言学方法引入汉语学界，又引起一场方法沦的讨论。吕叔湘的《关于“语言单位的同一性”等等》对“同一性原则”在汉语语素、词、结构各级语法单位中的技术性应用作了全面深入的研讨成为中国语法学界探讨结构主义方法最具理论深度的论文。 “文革”结束以后，吕叔湘发表了他积数十年经验的《汉语语法分析问题》，从单位、分类、结构三大方面全面评议汉语语法各个层面存在的问题，讨论可能的处理方案，指出人们很少考虑过的若干新的思路和研究课题，直至今日仍然是纲领性的著作。 1980年，在中国语言学会成立大会上，吕叔湘作为学会的首任会长，论述了语言研究领域里中和外、虚和实、动和静、通和专四方面的关系，吕叔湘本人数十年的研究也正是用自己开阔的视野、严肃的科学精神作出了最好的示范。早在1963年他就专门研究了汉语音节对语法的制约问题，那时学界还不太理解这一课题的价值。1977年发表的《通过对比研究语法}强调了语言之间、方言之间、古今之间以及语体之间的对比研究意义，也没有马上引起足够的重视。到了世纪之交。中国语言学界全面与国际接轨，衍生了立足于汉语而具有国际意义的韵律句法学、语言类型学、功能语法学等比较成熟的新的学科，学界才深刻意识到，吕叔湘数十年前的独特工作，正是这些研究取向的汉语源头。 热心语文教育事业 作为一位语言学家，呂叔湘认为，语文是工具。是人生日用不可缺少的工具，语文教学的任务就是帮助学生养成使用语文的良好习惯。他深深体验到低效率的语文教育对全民文化水平的消极影响，早年间他就写过大量普及性论著，试图打破文言和白话之间的壁垒。新中国成立以后，他更是直接介入中小学语文教材的编写工作中，并多次在语文教学研讨场合讲述他的教学主张。对语文教学中存在的种种弊端，比如过分着重文章内容而忽略语文自身规律的倾向，过于强调笔头能力而忽略口头表达训练的倾向，过于强调写作而忽视阅读的倾向，以及不恰当地过多选用文言文教学的倾向等等，都有深刻的讨论和批评。“文革”结束以后，他更是为语文教学遭到的破坏痛心疾首，多次切中时弊地针对中学语文教学的目的任务、教材教法以及作文教学发表意见，提出语文教学要做到科学化和艺术化的要求。 吕叔湘既是一位学贯中丙的学者，也是一位对社会文明进步与发展有独到见解的思想者。他指出，语文学习在儿童教育中占有特殊重要的地位，既是增进知识的工具，又是开发智力的钥匙。中国的儿童在掌握文字这一关上，遇到其他国家的儿童所没有的困难，因为汉字并不直接表音，难认、难写、字数多、形音义关系复杂，上干年的识字教学法效率既低也不利于培养学生全面的语言能力发展，20世纪80年代初，部分省市在小学里试行“注音识字，提前读写”的教学法，吕叔湘为此大声喝彩，积极肯定这种新教学法的现实意义。他认为这种看似大胆的尝试是汉语文教学的正确出路，而且在语文教育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和面向未来的意义上都有重要价值。正是在吕叔湘等学术大家的推动下，这种教学法才得以全面推广。 关注全民语文生活 深重的社会责任感伴随着吕叔湘的学术生涯，新中国刚刚成立的时候，社会语言使用状况混乱，语言规范化工作成了当务之急。吕叔湘和朱德熙合写的《语法修辞讲话》在全国掀起了学习语法的热潮，成为年轻的共和国文化事业的奠基工程之一。紧接着，中国科学院在北京召开的“现代汉语规范问题学术会议”上，吕叔湘宣读了由他执笔的主题报告。也就是在那次会议之后，国务院正式责成中国科学院语言研究所编写《现代汉语词典》，由吕叔湘担任主编。 《现代汉语词典》是一项前无古人的事业，以前的汉语辞书都是以文言为主的，从来没有人做过这样的收普通话词汇、用普通话解释、举普通话例子的新型汉语辞书工作。“不但要学习近代的科学的词典编纂法，吸收先进经验，还要解决编纂汉语词典时所遇到的一些特殊问题。”从选词的原则，到如何处理词的语法信息，直到字头与词目的排列以及标音方法等等，都没有现成的办法可资参照，吕叔湘以语言学家的卓识首创性地确定了这些基本原则。那几年，他全身心投入《现代汉语词典》的编写中，不仅拟订了详备的“编写细则”，精心组织材料的收集和整理分析，而且亲自编写、审定条目，可以说在这部词典里，吕叔湘不仅贡献了他作为语言学家的全部聪明智慧，更多的是倾洒了汗水和心血。 吕叔湘宁愿牺牲自己的专题研究而如此投入一部词典的编纂，完全是出于他作为一名语言学家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全社会的语言文字应用问题都在他的关注之内，早在新中国成立初期，他就是我国第一部宪法起草委员会的顾问，全程参与了宪法的文字工作。六届人大召开之前，年近八旬的吕叔湘又为新中国成立以来宪法最重要的一次修改不辞劳苦，推敲字句。他一生都没有中断过普及性语文著述的撰写，一方面通俗而风趣地向读者全面讲述语文常识，另一方面又常常不厌其烦地纠正报刊上的错字和语病，还不断地指出报章上种种文风问题。 吕叔湘活到老，工作到老。他在遗言中说：“我的骨灰可在允许买一席之地种一棵树的地方，撒入穴中，种树一棵，不加封识。……多年以来我没有尽植树的义务，这是最后一个机会，千万不要到什么地方买地立碑安葬。”这座丰碑，立在今天人们的心里。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