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图：担任过张闻天秘书的何方（图中）自承不爱串门，但对陈乐民（图右）、资中筠一家却是例外。摄于2004年8月。 中国社会科学院荣誉学部委员、欧洲研究所前所长，著名国际问题专家陈乐民研究员，不幸于2008年12月27日驾鹤归西，享年78岁。他的辞世，我并不感到特别意外，因为他患肾衰竭进行血液透析长达十余年，已经被认为是创造了奇迹。前些天我和老伴去医院探望，看他仍旧头脑清醒、能正常对谈，还开玩笑，但身体已极度虚弱。我们在回家的路上就议论说，陈乐民大概出不了院了。虽然早有精神准备，但是当噩耗真的传来时，还是感到万分沉痛，这使我个人失去了一位真心尊敬又很要好的朋友，中国学界失去了一位很有才华也很有作为的学者。因而不觉悲从中来，不能自已，只得立即放下手头上正在干的活，先写点纪念文字，以寄托我和家人的哀思。 从外交部到社科院 我和陈乐民相识并不太久，也就是上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的事儿，在这以前并不认识，也没有共事过。他从北大毕业后长期供职于“和大”（全称为“中国人民保卫世界和平委员会”），在欧洲住了好些年。也就是在那里，他和资中筠相知相爱，后来结为伉俪。“文革”过后不久，两人一同调入外交部国际问题研究所，从事研究工作。但他不喜欢那种紧跟形势为当前服务的“短平快”研究和写作，而希望能深钻学问，用他的话说就是“写书”，把“欧洲何以为欧洲，中国何以为中国”弄出个究竟。 正好这时社科院决定将筹建了两三年的世界政治研究所的业务移交世界经济研究所（改称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原世政所改建西欧研究所（后改为欧洲研究所），人员一大半随其业务分到国际片其他所，西欧所只留下了一少半，所以不得不大量招兵买马。主持其事的是我在驻苏联大使馆时的老同事、老朋友施谷。他是通过他清华的同班同学、时任社科院院长胡乔木的关系，于1978年调来筹建世政所的。宦乡调任副院长后，又主张分地区和国别设立研究所，所以施谷筹建的世政所就被“三家分晋”了。他再次受命筹建西欧研究所，听说陈乐民学贯中西，精通英文法文、在欧洲工作多年，他就登门敦请。这正合陈乐民之意，双方一拍即合。 但在干部单位所有制的条件下，陈乐民很难调离外交部。也真是无巧不成书，正在这当儿，西欧所的领导起了变化。时任社科院副院长的邓力群，把曾经和他一同当过张闻天秘书而于1959年因受牵连而被下放宁夏的徐达深调回了北京，安排在社科院研究生院工作。徐达深下放前曾当过一阵外交部西欧司司长，所以宦乡就商邓力群，让徐达深改任西欧所所长。施谷不知何故，只给安排了个顾问，直到1985年离休。 徐达深因和外交部主管干部工作的姚广副部长熟识，1983年上任后，就把陈乐民调出了外交部，在西欧所给了个室主任的名义，但说可以不管事，只埋头写一本《战后西欧国际关系》。这使陈乐民如鱼得水。施谷对于他有引荐之功，也确实是个大好人，但却“李广难封”，始终没有得到过所长的正式任命，只以“负责人”的名义，勤勤恳恳作了五六年两个所的“筹建”工作。所以陈乐民似有不平，在带有自传性的著作《在中西之间》里面，为施谷讲了一大段好意的介绍，虽然有些并不确切。 访美轶事 还在1988年陈乐民出任西欧所所长前，我们就一同去了趟美国，从此也就相识相熟，成了朋友。那是由于对台工作的需要（以学术交流为名到美国同台湾官方半官方学者会谈）。同行的有陈乐民、李慎之和我三人，名义上是代表中国社科院去参加美国亚洲学会年会，实际上只参加了一次关于中国问题的讨论会，由我作了一个发言就算完事，此后就与亚洲学会无关，自己进行另外的活动了。其间曾免费去了一次大西洋城，“赌博”过一回。按赌城规矩，从纽约来回乘车免费，每人先发15美元，赌不赌、赌多少，一概由己。李慎之先赢了好几十美元，但因贪心大，最后输光。陈乐民怕麻烦，三下五除二就输掉完事。只有我见好就收，最后留下14元，供三人午餐。 除此以外，没去别的地方游览，主要是因为陈乐民没兴趣。我和李慎之多次去美，而他却是头次。动员他出去参观，他一概拒绝，说不如留在旅馆看看书。这就不免同喜好活动的李慎之发生矛盾以至冲突，陈乐民的脾气又特倔，寸步不让，有时就得我去给和稀泥。 此行和以后交往，他留给我的一个主要印象是学而不厌。正像他在《书巢漫笔》中所说，“无书便觉心慌，无书便觉无聊，是以嗜书如命，养成了手不离书的习惯。”不管处于什么环境，你总会看到他在读书，即使和人谈话，手里也拿着一本书。那次去美国，他就常手握一本线装书，一有空就开卷展读。我是土包子出身，没上过什么学，自知文化低，所以对他们夫妇一直心存景仰，也愿意经常来往，结果也就成为通家之好。 书情画意 我能和陈乐民相提并论的，就是都不用电脑，写文章一直爬格子。但也有不同，他除了有时用圆珠笔外，还经常用小楷毛笔，令人联想起鲁迅的“金不换”。而他的毛笔字也真写得不错，已经可以称得上书法家了。因为他出身名门世家，从小就学习书法绘画，而且几乎坚持了一辈子。在填写组织上要的表格时，他也会在个人兴趣栏中写上“书画”二字。在我85岁生日时，他送了我一轴横幅，上写“仁者寿”三字，很为我们的客厅生辉，来人莫不赞赏。另送了一卷“学沈瓒笔意”的条幅，刚劲有力，画如其人，我一直悬挂在卧室。此外还为我写和画了一个扇面，我也是藏而不用。 应该说，他的书画是有相当深厚的基础的，这也影响到他的为人和为文。耿直的性格，干练的文风，总会透露出一点书情画意。可惜我对书画完全外行，只是很喜欢读他的文章，行云流水，简单明了，文字虽短，却含义深远，令人读后回味无穷。即使一些长篇大论、成本著作，也是言之有物，陈言务去。我也算是一辈子舞文弄墨的人，陈乐民从李一氓那里悟出来的一条作文之道：“删繁就简难于锦上添花”，我实有同感。 当然，这有个学术素养问题，包括陈乐民所说李慎之和他谈的，国际问题研究者应该是通才。其实，从事其他学科研究的又何尝不是。从我的体会中，连做外交工作也应如是。但这又谈何容易。我由于文化低，各方面知识都想学一点，于是就如同陈乐民在《学海岸边》一篇文章中说的，“读书皆不专”，“庞杂无定法”，1951年在驻苏使馆的生活会上就被张闻天批评为“摆杂货摊”。至今仍是驳杂、肤浅，做不到陈乐民要求的“要在杂中求专，专中求博”。他当然算得通才，不过从他的治学来看，他的通才似乎更偏向于文史哲方面，因此谈起国际问题来，他不一定能讲得十分具体，像有些学者那样做到大事有数据，小事有来历。但他总是能抓住事物的本质，看得深远，讲得透彻。在他谈论国际问题的文章里，可以经常看到不同史实的排比，还可以品出一点哲学的滋味。所以有一次我同他开玩笑说，“你是不是已经成了康德迷。” 著书立说 学而不厌 陈乐民进入学界时已经年逾半百。虽然前半生为他后来做学问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但却没机会研究问题和著书立说。他的著作几乎完全出于上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由于他有深厚的基础，再加上勤奋，20年间竟出版了20本内容丰富、观点新颖的学术专著（内有4本与人合写，两部主编）。特别令人敬佩和感动的是，陈乐民的这些著作，有一大半是在他得了肾衰竭需要进行血液透析（他自己在《在中西之间》一书中说，1992年出院后就开始一周透析三次，也就是隔一天上一次医院）之后完成的。其坚强毅力和所受的痛苦，可以想见。 在这期间，他还读了大量中外古今的著作。例如老友赵复三翻译的长达741页、砖头一样的《欧洲思想史》，2003年分送我们一家一册，当我还没胆量下决心翻阅时，他已读完一遍。他坚持学习和刻苦著述的精神，每每感动医护人员。由于我们国家实行严格的等级制，他多次住院，但不能住单人独间。我几次探视，看到他挤在一间三张病床的病房里，加上陪住的、探视的，人来人往，颇为热闹。但除最后一次外，他每次都要带上“功课”，借助病床上的小桌，在嘈杂声中，旁若无人地阅读或写作。看到此情此景，我往往会感到心酸，并联想到因在医院住大通间，无法休息、病情加重，直到不治的著名文人唐弢和诗人严辰。读者也许不大了解，陈乐民那些珠玉般的学术论著，竟是在身患大病，甚至在嘈杂的医院病房中完成的。但他不改其乐，真是贤哉此公！ 我行我素 书生本色 陈乐民的为人、性格和作风，和我当年的两位领导张闻天、李一氓有点相似：不攀领导、不傍名人，惮于交际，处世乏术，视钱财如粪土，视名位若浮云，只是学而不厌，钻研不辍，我行我素，默默无闻，知之者谓为书生本色，一般人则批评为清高。有的为此倒霉，有的得不到升迁，但他们还是依然故我。陈乐民也有点这种脾气，所以我们谈得来，也愿多谈。 我是不大喜欢串门的人，但跟他们家属于例外。他待人直率、热忱、友善，讲话不多，总是笑眯眯的。表面上看来，他好像与世无争，逍遥自在，但接触多了，你会感到他心中有一团火在燃烧。他关心人民，关心国家，时刻想着世界的发展，人类的前途。这大概也是促使他热衷于研究哲学、研究中西文化交流的一个原因。有时看到他，我不由得想到《四进士》中宋士杰的一句台词：“办事有点傲上。”这纯属乱想，可能张冠李戴。但说他“不为五斗米折腰”，恐怕是不会错的。他不攀领导，但却喜欢置身于青年学子之中，和他们谈学问、交朋友。加上他带过几年研究生，不时有人向他请教。所以他们家经常有一批青年出入，他也是“有教无类”、“诲人不倦”，深得青年爱戴。大家都亲切地唤他“陈老师”，甘愿在工作和写作上做他的助手。他这次去世后，据说欧洲所就准备组织人整理他的遗作、笔记以及书画。这也是中国人常说的善有善报。 总而言之，根据我们20年的交往，我对他的印象是：一个心胸开阔的大好人，一个没有染上低级趣味的人。我的同乡张载说了四句话：“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陈乐民的立身和治学，倒是多少有那么点味道。 研究的是欧洲胸怀的是中国 照我看来，陈乐民做学问的最大兴趣，倒不一定是人们一般了解的国际问题，而是在于中西文化和中西文化交流，说白了，就是要探讨西方（欧洲）何以先进，中国何以落后，又怎样使欧洲文明早日把中国“化”成文明社会和文明国家。可见他作学问是完全出于促使祖国现代化的一片拳拳之心。所以人们都说处处可以看出：他研究的是欧洲，胸怀的是中国。但这还是会引起一些盲目反“西化”的人的误解和反对。 记得2002年春节前的一天，于光远倡议召开一次年终国际问题座谈会，我也在被邀之列。会上陈乐民发表了一通被视为“西化”的意见。他说，历史上特别是当代，只能是大西洋（西方）影响太平洋（东方），而不是相反，因为西方文明是成体系的，在世界上占主导地位，东方文明则不成体系。言罢即引起一些人指着鼻子的批评反对。但他本着会议主持人于光远鼓励争论的说法“政治可以妥协，理论是不可以妥协的”，当仁不让，进行了一场颇为激烈的争论。后来他干脆把这一意见写成长文《西方文明和世界历史》，让李慎之发表在《太平洋学报》上。他的结论是：“人类历史的发展必然是西方文明通向世界历史（现代化和全球化）”；“‘世界历史’只能站在欧洲向外看，是欧洲经验走向世界。”而且在这之前，他已出版了一本《欧洲文明扩张史》。中国自然也是它的扩张对象，只是现在“拿来”的还不多。中国要成为现代化的文明国家，这种“拿来主义”还是要多多益善，被“化”得越快越好。 为弄清给自己设定的课题，陈乐民数十年孜孜以求，带病趱行，边读边写，翻阅了大量中西哲学和中西历史材料，出版了十多本高质量的学术论著。正像他所说，“经过反复的思索，很系统的思索，肯定西方文明或欧洲文明的历史发展，是最符合人类社会的发展规律的。”至于中国传统和越来越吃香的儒学，当然应该发扬光大，取其精华，弃其糟粕，但是不管你怎么解释，怎么提倡，设多少研究机构，修多少孔子学院，他只引用谭其骧的一句话就给否了：中国传统文化与现代化扯不上关系。 在我看来，也确实如此。中国传统或者国学的主要组成甚至核心恐怕就是儒学，而儒学的纲常伦理恰恰是现代化的反面。如果儒学有利于促进现代化，那自然是我们中国得风气之先，应该从西汉的董仲舒起就开始沾光了，而不至于酿成两千年生产能力水平没大变化，最后沦为长期受到列强压迫的落后国家。由此可见，无论叫文明也好，叫现代化也好，主要还得靠“五四”时期开始从西方引进来的科学、民主（自然包括自由、平等、宪政、法治等在内），而绝对不能靠中国传统中的三纲五常。对这些更不宜到处宣扬，免得误己害人。 未竟之业 他在晚年写了一篇《假如我能活到八十岁……》，说剩下的时间干什么呢？本想以主要精力搞《欧洲文明》，写一部《中西文化史》。但怕来不及，就缩小成三个小题目：“（1）中国晚明时期的科学家徐光启和西方传教士在中国的影响；（2）17世纪日耳曼哲学家莱布尼茨的思想和这个时期的中西文化交流情况；（3）18世纪欧洲启蒙时期的思想家及其社会背景。”他说，这些都是有了一些积累的，“并非从零开始”。不知他的计划有多大，进度如何，不过每个问题他都已有了“开篇”。如《中西文化交流史上的一位开篇人物——徐光启》，就对徐光启开创的事业有简单叙述，还曾到上海参观过这位中国最早的天主教徒的墓。对莱布尼茨，他也以《从一滴水窥万象》为题作了简介，特别是断定“二进位制”不是一些人所说是从《易经》中来，受“八卦图”的影响。第三个小分题是《启蒙——理性的解放》，这正是他可以大谈康德和伏尔泰，以及以狄德罗为首的法国百科全书派的题目。因为他对“启蒙”情有独钟，说是他“不断横据胸中的问题，因为它更加切近我们今日之所须（需）。” 不知他这三个课题完成到什么程度，反正他还差两年没能活到80岁。实在可惜！不过他完全做到了在这篇文章结尾所说的话：“一个人总要不停地做事情，不停地想问题，生命才有意义。”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