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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4年3月13日，陈翰笙以108岁高龄在北京逝世，走完了跨越三个世纪的传奇人生。 1897年2月，陈翰笙出生在江苏无锡一个书香门第之家。1915年，18岁的他赴美留学。1921年，他获波莫纳大学硕士学位，毕业后，又到哈佛大学进修。不久，他又到德国柏林大学东欧史地研究所任研究员，并于1924年获柏林大学博士学位，同年应蔡元培之邀回国在北大历史系任教。 在北大期间与中国共产党创始人之一李大钊的相识，可说影响了陈翰笙的一生。1926年3月18日，他与夫人一起参加了反对军阀政府的示威游行。而数百名荷枪实弹的士兵，竟突然向手无寸铁的群众开枪，造成47人死亡，史称“三·一八”惨案。陈翰笙愤怒地写下了《三月十八日惨案目击记》公开发表，以示抗议。不久，在李大钊和苏联驻华大使加拉罕的介绍下，他秘密加入了“第三国际”。1927年，陈翰笙在武汉任国民政府外交部顾问，就收回汉口、九江租界问题参与对英谈判，谈判进行当中，他突然接到正在苏联驻华使馆避难的李大钊要他回京的急电，于是借口“母病”赶回北京，秘密担任李大钊与外界的联络员。 李大钊牺牲后，处境危急的陈翰笙于1927年春辗转来到苏联，在第三国际农民运动研究所当研究员，开始了对中国农民运动和农村问题的研究。在此期间，他自感并不了解中国农村，因而决心早日返国对中国农村做一番全面的调查研究。 1929年春，返国不久的陈翰笙被时任中央研究院院长的蔡元培延至中研院社会科学研究所任副所长，实际主持所务，用现代社会学方法对中国农村社会开展广泛细致的调查。他聘用了王寅生、钱俊瑞、张锡昌、张稼夫、孙冶方、姜君辰、薛暮桥、秦柳方等多人参加调查工作。此后这一群体一直被称为“中国农村派”，其中不少人后来渐渐成长为在中共内极有影响、对经济建设起过重要作用的经济理论工作者。 “中国农村派”的调研结果引起理论界、思想界的高度重视，引发了关于“中国农村性质”的激烈论战。正是他们，以现代社会学的“科学”语言和方法，以大量详细的调查数据，公开论证了中国社会的“半殖民地、半封建”性质。他们努力的成果，实际上成为“新民主主义”理论的重要基础，因为“新民主主义”理论是以中国社会的性质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为其前提的。 在公开主持农村调查、参加“中国人权保障同盟”等重要工作的同时，陈翰笙依旧为共产国际和中共做地下工作。1929年，他成为著名的“左尔格”小组第二名成员。左尔格是德国共产党党员、第三国际的情报人员，1929年受国际指派来到中国建立情报网。从1929年到1932年，他们多次把国民党对“井冈山革命根据地”进行军事“围剿”的重要情报通过共产国际转给中共，对中国红军反“围剿”的胜利起了重要作用。不久，左尔格被派往日本，又邀请陈翰笙到日本协助他工作。以后陈翰笙多次出生入死，来往国内外。其间，他却能不改学者本色，发表了不少学术论文和论著。或许是出于长期养成的职业习惯，对于曾参加过的秘密工作的具体情况，几十年他一直守口如瓶，无论什么人问及，总以“记不得了”应之。随着他的去世，这些都令人遗憾地成为了永久的历史秘密。 1946年，美国成为影响中国政局的重要因素，陈翰笙受周恩来委托担任“中共在美工作小组领导小组”顾问，展开对美工作。同时，他认识到人才对新中国的重要，指导成立了“留美科学工作者协会”，动员大批留学生回到新中国。 1951年初，陈翰笙绕道欧洲回到国内。以他的经历和才干，周恩来总理力邀他当外交部副部长。然而他辞谢了周恩来总理的邀请；同时，也辞谢了陆定一要他到北京大学当副校长的邀请。他表示，自己还是希望做研究工作。 由于不愿“从政”，他以后一直从事“民间外交”和学术研究，同时参加了外交部国际关系研究所和中国科学院世界史所的创办工作。由于曾在会议上对“反右”公开表示不满，他险被打成“右派”，是老友宋庆龄通过周总理干预，才使他躲过这一“劫”。 不过，“文革”这一劫他终未能躲过。“文革”中他家几次被抄，他也被关进“牛棚”数载，多次被戴高帽、挂黑牌游街，被殴打、“揪斗”。但最使他心痛的，还是身处“牛棚”，妻子在家被迫害致死后，他才在“专政组”人员的解押下处理后事。1971年，他被“解放”，赋闲在家。从来闲不住的他开始在家义务教一些青年人学英语、德语，他的学生中不少是“黑帮子弟”，其中有“头号走资派”刘少奇的两个女儿。在“血统论”盛行的“文革”，这是非常危险的，许多人为他担心，他却处之泰然，认为老子有问题罪及妻孥是早该废除的封建株连。 “文革”结束，他终于能做理想的学术研究工作。他在“秋日抒怀”中写道：“求知当宏硕，无心争显赫。”这确是他的人生写照。 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研究员 财经 2004年第7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