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本源先生是我国著名史学理论专家、陕西省文史馆馆员、民主同盟盟员、陕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他于２００６年１２月４日因病不幸去世。朱本源先生从事史学理论研究六十余年，为我国史学的发展做出了突出的贡献。先生虽已驾鹤西去，但留给我们的却是无尽的思念。
    朱本源先生１９１６年１０月出生于湖北省武汉市，１９４２年毕业于国立中央大学政治学系，１９４２至１９４５年在重庆国立中央大学研究生院文科研究所哲学部学习，师从当时以研究中国和西方文化及其哲学而名震全国的方东美教授和享有国际声誉的希腊哲学专家陈康教授，１９４５年，获得文学硕士。１９４７年初，到南京国立编译馆任副编审。１９４７年底，考取公费赴美留学，在纽约大学学习政治学。１９４９年夏，响应中国共产党的号召，中断在美国的学习，返回祖国。１９５３年春，服从国家分配到西安师范学院（后改称陕西师范大学）历史系（今历史文化学院）任教授，直到１９８９年离休。１９９１年被国家人事部确认为“早期回国定居专家”。
    在学术研究领域，朱先生兼通文史哲，融经史子集与当代学术于一体；又借助于精通的英语和俄语，学贯中西，再加之又可参阅德语和法语的独有优势，因之在多个研究领域纵横驰骋，成就大家，卓然不群，非常人可望其项背。从１９５３年任陕西师大历史系教授以后，朱本源先生即以历史学理论和方法作为自己主要的研究对象，因而他的史学成就也最集中地体现在这一学术领域。他孜孜不倦，探颐钩深。锲而不舍，正本清源。坚实的语言功底，深厚的国学积淀，精深的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修养，严格的西方哲学思维方式的训练与熏染，使他具有渊博的学识和广阔的学术视野，并对中外政治制度、思想文化的历史演变及现状变化具有深邃的洞察力，因而能够及时掌握当代马克思主义历史理论的研究现状以及西方各国历史理论的发展趋势。由此而形成了他的基本的研究风格：既重视将经典作家的立论置于西方国家具体的历史场景中作探源溯流的分析，又能以解释学的方法通过不同文体的对比揭示经典著作中的微言大义，并指出中译本中的失当之处。功力深厚，硕果累累，受到学术界的广泛推重。
    朱本源先生不仅是我国著名的历史理论家，而且是我校的资深教授。在长达４０年的执教生涯中，为教书育人耗费了全部心血。上世纪７０年代至８０年代，朱先生担任陕西师范大学历史系世界古代史和苏联史专业硕士研究生导师组组长，兼任世界史教研室主任，与其他教师共同培养了６届研究生，先后给研究生和本科生讲授《世界古代史》、《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选读》、《史学理论与方法论》等５门课基础课与专门课。在耄耋之年，他不顾年老体衰，还亲自为研究生讲授史学理论。朱先生学识渊博，授课内容博大精深，在授课中，因材施教，既注意由浅入深，又刻意深入浅出，既注意辩析原由，疏凿源流，又注意扶隐钩沉，探幽索微，具有丰富的教学经验和高超的授课水平。特别是朱先生注意理论联系实际，注意运用中西比较的方法来阐明西方思想文化和历史学的特点和方法，深受历届学生的尊敬的爱戴。
    朱本源先生离休后仍然关心国家大事，关心学院和学校事业的发展，先生对我校一直怀有深深的感情，并一直为壮大我校的历史学科做出了不懈的努力。他对陕西师大历史学科的不断进步而由衷高兴，他用“长江后浪推前浪，一代更比一代强”一词来肯定我校历史学科同仁所做出的成绩，并鼓励陕师大历史文化学院的全体教工，“百尺竿头，更进一步。”需要指出的是，由于历史的变故，先生在公开场合已不善言辞以表达自己内心的感受，但先生在其人生的最后阶段在回顾人生历程时也时时流露出自己的切身体会。总是强调了自己与陕师大命运相联系，同呼吸共患难，他的人生是陕西师大历史发展的一个缩影；总是念念不忘学校领导，同仁对他亲切的关怀，总是感激学校和学院的多任领导对他的许多帮助和支持。先生文集的出版和《史学理论和方法论》著作的即将出版就是学校和历史文化学院对他人生的最好的肯定和褒奖，这也给他带来了许多的欢乐和感动……这一切都使他的晚年，即使在同病魔的抗争中，也生活在阳光中，感觉分外温暖。
    欣慰的是，先生晚年得师母刘启秀先生之精心照料，而墨香不绝，华章迭出，特别是在先生的最后历程，刘启秀先生祖孙三代不分内外，全力呵护，感人至深，也可谓好人有好报。
    朱本源先生早在１９８６年就被陕西省政府聘为陕西省文史馆馆员。他非常珍惜省政府给予他的这一荣誉，并把这一荣誉转化对陕西文史事业的积极投入。他热心陕西地方文史资料的搜集和整理，对陕西文史事业的发展积极献言献策，尤其是，他不顾自己年迈体弱，积极配合文史馆的工作计划，对一些重大课题进行针对性的深入研究，并发表了多篇有重大影响的文章。他的努力和成果得到文史馆的广泛赞誉。朱本源先生为陕西的文史事业也做出了自己的贡献。
    先生培养的弟子多人，开门弟子为国杰王兄，我个人则忝列其中，国杰兄的《哭恩师》诗篇，刻骨铭心，情真意切，令人为之动容。因受先生学术研究思想的影响，自己从１９９４年始也从事史学理论和中西史学的比较研究，有此机缘，虽然毕业留校多年，却常常得到先生的教诲和指点，因而收获颇丰，感受颇多，也常怀感激之心。但因才质鲁钝，以未能弘扬和光大先生的事业而为憾事，故不敢妄言，在此仅对先生的人品加以素描。
    先生为人朴素，心胸坦荡，若与先生闲谈，先生则讷然也似不能语，有问才答，颇为拘谨，若讨论学术问题，先生则口惹悬河，滔滔雄辩，旁若无人，前后迥然不同，令人感慨时代造化的魔力；然若有事烦劳，先生则有求必应，不遗余力，古道热肠，尽善尽美，其童真般的赤子之心又令人为之感动不已。
    先生之内心，如其文章一般，大气纵横，万马奔腾，先生之外表，则静如秋水，了然无痕。所以，先生的生平简介中有这样的评价：“先生志行高洁，宽厚平和，淡泊名利，荣辱不惊，有恂恂儒者之风。他学而不厌，诲人不倦，奖掖后学，甘为人梯，有仁者风范。”著名史学家刘家和先生在唁电中称赞朱先生：“先生为人真挚而谦和，不轻易推崇权威，而待后学则平等如朋友，实为难能可贵。”
    先生的离去是我国学术界的一大损失，如复旦大学张广智先生所说的：“象本源先生那样，深谙马克思主义经典文献、深知西方学术源流，又有深厚的国学根底，集三者于一身的学人，在当今也确实是凤毛麟角了。”杨存堂先生为朱先生撰写挽联：“勤劳伴终生，学贯中西，豁达对诸事，德高望重”。这正是朱先生一生的真实写照。
    先生一生，追求真理，上下求索，穷且益坚，不坠青云之志，心系国家，忧在民族，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为我国的历史学做出了突出的成就，为我校历史学科的发展做出了突出的贡献。太史公赞美孔子曰：“《诗》有之：‘高山仰止，景行行止。’虽不能至，然心向往之。”合我的心情。
    范仲淹曾在颂扬严子陵先生时这样写到：“云山苍苍，江水泱泱，先生之风，山高水长”。谨以此献给先生的在天之灵。